由於前年公民一九八五成功造勢，而後有了去年金主出資及群眾募資成立的「沃草」媒體，柳林瑋正是連結前一個社運團體與後一個獨立媒體的靈魂人物；現在，他卻同時遭到兩個組織的指控及解職。沃草指控柳林瑋，「未經授權將兩百萬公款匯進私人帳戶」；公民一九八五則稱，他私下向金主募得卅萬元捐款，未入公帳，兩年後卻向承辦活動的廠商索取發票企圖蒙混。

對於沃草的兩百萬進入私帳，柳林瑋辯稱自己只是「便宜行事」，款項也已歸還；但公民一九八五的卅萬捐款入了私囊，柳林瑋則無從辯解。事實上，柳林瑋出包的問題還不僅如此，他擔任沃草執行長期間，對員工薪資交代不清，有員工被短報勞保，他甚至擅改聘雇契約，企圖將所有員工改為約聘。這樣公私不分、剋扣員工的行徑，簡直是惡質雇主，公民運動之初衷何在？

更令人遺憾的是，本來「沃草」及「公民一九八五」無意將全部醜事攤開來，只稱因「財務管理之重大錯誤」將柳林瑋解職。然而，柳林瑋卻向對他至為倚重的柯文哲說，「沃草團隊出狀況，他基於保護團隊，目前不能多說」云云，謊言連篇；為此，柯文哲一度還護著他。也因此，沃草才忍無可忍，公開其挪用公款之真相。

回想柯文哲的ＭＧ一四九帳戶，也是公帳私帳混淆，最後卻能過關，還高票當選。有其師必有其徒，柳林瑋將公款納入私囊，莫非也是有樣學樣，有恃無恐？

美中及東協六國相繼在南海擴軍，已有數年。廣大興號事件前，中菲就為了南沙群島數個島礁的所有權發生衝突，菲國甚至向國際海洋法庭提出南海爭端仲裁。美國軍事力量介入後，大陸則加緊在當地建設，並強調事涉領土與權益問題，不接受仲裁，抵制菲國將南海爭端國際化。

大陸抵制美國介入的法理依據，就是中華民國政府在一九四七年公布的「十一段線」，這個Ｕ型的國界線明確主張我國在南海水域的管轄範圍及島嶼主權。近年美國一直希望國民黨政府能捨棄十一段線，縮小為主張實質管轄的太平島主權或者完全棄島，以迫使大陸接受聯合國根據海洋法公約處理爭端。

美國最近高調處理南海問題，並非單一事件，這是美中在亞洲爭霸的必然發展。中國經濟實力已威脅美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華府的亞洲再平衡政策決定強調軍事與區域安全，以牽制中國一帶一路、亞投行等經濟同盟戰略。幾件事可作為觀察美中交鋒指標：一是今年初美日著手修正防衛合作指針，將安保合作推向全球，包括敏感的釣魚台；二是習近平訪俄，陪同普丁檢閱現代史上最大規模的閱兵，中國攏俄劍指美日，今年八月兩國將在日本海再次舉行聯合軍演。

美中在亞洲過招，因應中國近年積極在海洋擴展國力，美國仍循著冷戰時的第一島鏈布局攻防，東北亞形成美日對中俄的格局；在東南亞，美國則以台、菲、越等國為棋子，切入南海問題。今年初，美方兩度要求我國安高層首長赴美，討論南海十一段線處理，華府態度後來透過智庫學者釋出，從放棄主張到參與各聲索國的對話，各種建議都企圖透過台灣對大陸發揮阻力。

馬總統最後決定以「南海和平倡議」回應，在美中之間選擇折衷，強調擱置主權爭議，但尊重國際法精神維護該區海空航行自由與安全。這番宣示，和美國派出偵察機飛經大陸人造島礁上空一樣，都是美方在五月底的「香格里拉對話」前的預先籌謀；而安排此時讓蔡英文赴美訪問，自然不是巧合。中美從東海到南海連番叫陣，鎮逼封斷只為擴己抑彼，這都還是布局階段，九月中美峰會習近平與歐巴馬才會在這棋枰上進一步緊氣征子。

南海爭端再次凸顯台灣的戰略地位。和釣魚台不同的是，太平島是我方實質管轄，移交海巡署接管後，軍事色彩降低，發展也受到預算限制。直至附近探勘到天然油氣，政府才再度重視此地，恢復軍事部署。馬政府的南海行動受到美方相當壓制，最近一次重申主權是在二○○九年，面對這兩年各國激烈的對峙奪礁，我國反而噤聲低調。大陸深知美方要從台灣下手削弱中國在南海的主權聲張根據，乾脆自己動手提升戰力。美方無法藉馬英九提子，只好改從民進黨下手，這便是南海爭端為蔡英文製造的轉機。然而，台灣戰略地位提升，對國家發展是轉機還是風險呢？

民進黨稱，馬英九的南海和平倡議是與中國「唱和」，但民進黨自己的南海政策是什麼，卻是始終沒說清楚的事。尤其蔡英文在華府數場與美方的閉門會議，究竟對南海爭端表達何種立場，是否有交換美方支持的密室承諾？民進黨僅聲明不放棄太平島，但中華民國對南海的主權不只此島，蔡英文對於十一段線的立場是迎合美方期待棄海就島，還是延續我國一九四七年以來的一貫主張呢？選前模糊以討好各方，選後仍必須清楚表態：民進黨政府是「聯美制中」以加強戰略夥伴關係，還是「延續馬規」在美中之間保持等距，不捲入爭端？

中美的競爭正在改變亞洲現況，日本媒體則形容，以中俄對抗美日的格局正為新冷戰時代揭開序幕。無論此說是否誇大，我們應該知道兩岸已走上和解之路，不能也不該走回頭路。有意問鼎大位的政治人物，無論藍綠都有責任向人民清楚交代如何處理涉及主權爭議的問題，更不能將此當成個人政治利益之籌碼。除了兩岸問題的曖昧，蔡英文對南海問題的立場也必須更透明才行！

依照經濟部規劃，預定明年開徵的耗水費，徵收對象是每月用水量超過1,000度的用水大戶，一般民生、醫院、學校及農業用戶，幾乎不受影響。耗水費採階梯費率，用水愈多者，水費負擔愈大，若是業者自主投資設備節水有成，還可享有最高六成的費率抵扣。

台灣能源不豐，但是水、電價格卻是長期偏低，平均每度水價是9.23元，約是各國單位平均水價的五分之一；每度平均電價更是不到3元，位居全球低電價國家之林。水電價未能真正反映成本，表面上雖是民生與企業一體受惠，但實際上是全民補貼，且容易造成資源浪費。

水電價改革，牽連甚廣，任何一個民選政府都不敢一步到位推動激烈變革。但是，從耗水費開徵，再到發展再生水，卻可讓台灣社會在溫和的漸進改革中，慢慢調整體質，步入永續的節水型社會。從改革的觀點來看，至少台灣跨出了第一步。

直言之，不論是開徵耗水費，或是強制缺水區的地方政府，要想辦法開發並要求企業新投資案必須使用再生水，這些都是台灣應對當前危機，必定實踐的結構改革。今天不做，隨著氣候變遷加劇，日後要支付的改革成本將數倍於今日，難道台灣非得等到水龍頭一滴水都流不出來時，才是改革的好時機嗎？

結構改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現行體制，已找不到其他外部改善或激勵之道，不得已要經由體制改造，來優化體質、釋放新活力。正如梭羅所言，「與其一千人揮斧砍向邪惡的枝幹，不如一人對著樹根砍下致命一擊」，結構改革對準的，正是長期、根本問題。

事實上，台灣必須面對的結構改革，又豈止是水資源變革，其他已來到十字路口的難題，還包括核四封存後，台灣如何找到未來的電；現行的電業法又應如何調整，以便引進更多市場力量與新業者，讓台灣的電力市場變得更加創新、有效率。

此外，台灣一方面是全球租稅負擔率最低的國家，但是多年來在政治人物層層加碼下，卻逐步邁向最高等級的社會福利國家，這當中牽涉到的稅制改革，自然不能停下腳步。又或者，台灣工作人口愈來愈少，未來如何維持生產力與經濟表現，也牽涉到今天要推動哪些變革、採取哪些行動。

推動結構改革，過程必然是痛苦的，也一定會招致各種既得利益者反對。試問，有誰喜歡多繳稅或是多付水電費？但是基於台灣社會要永續發展，兼顧世代公平正義，現在就必須有勇氣做對的事。況且，經過結構改革後，往往因資源分配更加合理，也能形成新的經濟動能，誕生許多創新模式解決眼前危機。

例如，在耗水費、再生水條例上路後，企業將更有誘因投資各類節水設備，甚至投入再生水開發。這些在痛苦中找到的最佳解決方案，日後有相當高的機會可形成新產業、新商機。

今日的台灣政壇，不乏手拿分配正義大旗，即興起舞慷他人之慨、大拔企業鵝毛者，加上隨著明年大選將屆，民進黨執政有望，藍綠情勢起了微妙的變化，在立法院占多數的藍委已不急於艱難的改革工程，免得當了壞人，又讓民進黨執政時收割，因此凡是會造成陣痛、反彈的結構改革，往往無人勇於承擔。寄望政治人物：不以政治風向衡量，凡對的事，就該堅持到底；晚一天做，對台灣的永續發展都是傷害。

這恐是中共面對民進黨可能再度執政，催索「九二共識」而發的第一道金牌；未來是否中斷兩岸協商，阻止台灣進入亞投行，或奪取台灣邦交國等手段要不要使出，都端看北京冀索「九二共識」的意志與韌性究有多高，及蔡英文那些曲折迴繞的說法是否真能說服北京。

除了擲出官方斷線這道金牌，馬曉光直接問民進黨和蔡英文：「兩岸之間是什麼關係？」也顯示北京不願再忍受模糊的修辭。

北京當然觀察到蔡英文的美國談話，和以往有些變化，她提到依據「中華民國憲政秩序」是進步的，與借殼上市的台灣前途決議文相較也有些質變。但北京顯然認為，蔡英文還沒說到實處，這些話還不夠撐起一個「可持續的」兩岸關係。於是，得再進一步施壓，把可能還拽在蔡的腰兜裡的東西逼出來。

譬如，蔡英文解釋何為憲政秩序時，是以「蔡教授」的身分說明它包括憲法本文、增修條文、釋憲法令等，這種刻意作出的身分轉換，北京亦可當成是蔡預先布置的金蟬脫殼之計。因此，就直白地問，兩岸到底「什麼關係」？答明白了，一切就都好談了。

北京不想釋出錯誤的訊號，讓人以為不談「九二共識」、虛虛實實不做半點承諾，就可以把馬英九建造的「現狀」整碗捧去。蔡英文的兩岸測驗，或許過了華府那關，但在北京這邊，還交不了卷。

當初提出「文化工業」一詞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大多都是菁英文化主義者，彼時的「文化工業」是個具貶意的字眼，其標準化與強制化的特徵，遭受強烈的批判，且擔心其成為統治者強加給大眾的控制文化。因為在工業化的社會中，生產商品的目的是為了交易，而不是基於真正的需求，在大量、一體化的生產過程中，「文化工業」變成「社會水泥」。

台灣以政府主導的方式，將文創產業列入國家發展計畫，制定《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法》，成就的卻是台灣目前無處不文創，卻又無處不惹爭議的現象，一一命中當年對「文化工業」的批判。

近日侯孝賢導演進總統府領完勳章，不忘補一記回馬槍，直言「文創產業到底是什麼？我到現在還搞不清楚」。

這句話可能是大導演對官員質疑為何他的作品不與文創產業結合的回敬，但也不禁讓人想問，除了官方之外，台灣普羅大眾所感受到的「文創」，是消費價格，抑或是文化內涵？

將文化價值轉換成市場價格，最重要的驅動元素是「創意」，如果僅是大量複製藝術形式或者文化符碼，以如同打造加工出口區或科學園區的思維，豎起一棟棟的文化館、文化園區，卻沒有掌握「文化資本」必須憑藉創意的引動，才能創造利潤的特質，那麼發展這個產業註定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根據文化部所編製的二○一四年台灣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年報，台灣文創業在二○一三年的總營業額約七八六○億台幣，這個金額的九成來自於內銷，我們外銷市場上自二○一一年開始逐年衰退的同時，人均收入只有台灣三分之一的泰國，其文創產業的外銷總額已經達到一千六百億台幣，是台灣的十倍之多！

侯孝賢導演似乎不太喜歡「文創」這兩個字，說「那是騙人的啦」，文化是存在生活中，是創作的根本，無需被特定的詞彙綁死。不過這□的數據沒有說謊，在產業的發展上我們的確是略遜一籌的。

是的，「文創」如果還停留在膚淺的「文化商品化」、「產業文化化」，甚或謬誤的認為一切文化皆可商品化，那就不只被文創騙，也被自己騙了。

他企圖清理前朝遺留的種種弊案，竟涉及如此繁複的法律與實務難題，只好儘早擺脫戰場，將責任推給不具行政調查權的廉委會。廉委會調閱權限過大，洪智坤案已還原真相；弊案的調查涉及被調查人的人權，由一個不具法定地位的黑機關行使，自然是違法行政，此點已屬社會共識，勿庸多言。

副市長鄧家基的總結發言，強調建立透明廉能政府與資訊公開透明的重要性，但公開、廉潔只是市政治理者的消極要件，最重要的還是推動市政的專業素養與施政願景，而這正是柯市府團隊的最大弱點。

先從專業素養不足來看，五大案是何其複雜的財務工程？其所涉及的委外機制，一言以蔽之，就是聯合開發、ＢＯＴ與設定地上權；然這三者之間的意義、運作方式、適用法規與推動原則均有不同，有沒有好好去瞭解其不同？

從柯市長種種發言與行政作為來看，顯然將三種委外方式，視為同一件事情而混為一談，難怪他判斷五大案為弊案的關鍵，竟然是一切往「錢」看，念茲在茲者也只有權利金、盈餘等利潤分配機制而已。

林懷民先生最近針對ＢＯＴ的問題提出「談文創，不能只會算帳」，可謂一語中的。林先生剴切指出：文創園區ＢＯＴ案爭議，政府、企業統統在算帳，談的是金錢數字，很多人希望文創園區一步到位，只要求一個功利結果，在文化上沒有這種事！這樣的看法，不僅掌握住ＢＯＴ精神，而且也符合文化人的期望。

不過，柯市長並不關心文化政策上的願景，執政以來關心的是，如何以小錢圖利市民，他為松山文創談判成功，順利取得誠品回饋六百萬元而沾沾自喜，卻絲毫不關心，如何將它發展成為台灣文創產業的基地？對於醫師出身的柯市長而言，一向嫻熟於錢與人的處理，卻不習慣告訴市民他想往哪裡去？未來該怎麼走？

鄧家基副市長強調，廉委會將持續接受市民檢舉，堅持「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的原則，實現廉政透明的政府。但廉委會是一個政治立場大於專業知識的清談之所，他們針對大巨蛋弊案，做出近乎人身攻擊的違法調查報告並予以公布，是否為不依法、不依義與不依智的違法行政？

真正的潘朵拉的盒子，其實是柯市長充分信任的廉委會，揭開它的真貌，才能建立透明市府。

柯文哲市長所設立的台北市廉政透明委員會，乃脫胎至郝龍斌市長時代的廉政肅貪中心，不同的是，肅貪中心的委員有超過一半為市府官員，廉委會則僅有三分之一。故若從組織結構來看，目前的廉委會似較具他律性，只是這些外部委員仍是由市府所聘任，能否免於首長的恣意決定，實也屬未知。

由於廉委會的設立並無法律授權，就僅屬臨時性、任務性的編組。惟不管是台北市過去的肅貪中心，還是現在的廉委會，皆已將之當成是常設性組織，甚至在北市府頒布的設置要點裡，還規定委員的任期，實已嚴重違反機關法定之原則。

又廉委會設置要點，雖有準用行政程序法的迴避規定，期保持委員會運作的獨立與中立性，亦要求委員對於會議事項與決議內容應負保密義務，以免在案件尚未終結前，因資訊的過早曝光致侵害個人隱私，甚或讓有心者去隱匿或湮滅證據。惟因廉委會本就是體制外機關，此等要求就僅具有宣示作用，致難以拘束委員將相關資料與調查進度，向媒體提前放送。這就難免於公正性之質疑，致易落入政治鬥爭的口實。

更值關注的是，台北市政府本就有政風處，來為機關內公務員貪瀆不法之發掘，廉委會的設立會與之衝突，卻因市長為召集人之故，致使政風處得完全聽命於廉委會。如此結果，使得原本該主動出擊的政風機構反趨於被動，明明是法律所規定的防貪機關，卻得受制於非法定機關，也使廉委會反成法制外的違章建築，相當諷刺。

在廉委會的調查報告出爐後，因其不具法定地位，就算查有不法事證，仍須向廉政署、調查局、檢察官，或監察院等機關舉發，才能啟動刑事偵查或行政調查，與一般檢舉無異。

此正凸顯，我國明明已有諸多反貪機制，行政首長卻又於法律之外設立廉政機構，不僅造成多頭馬車，無形中也暴露出對現有肅貪機關的不信任，這絕非法治國家該有的現象。

西方本無道德教育，西方的道德教育俱存於基督教的文化傳統中。教改人士只知盲目模倣西方教育，卻無視於國內並無基督教的文化傳統，又將固有的儒家文化傳統連根拔除，以致今日的學生已不復知「四維」、「四端」為何物。遑論古人念茲在茲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等修養工夫，今皆一舉而掃除之。今日即便有學生想修養其道德，恐怕也早已無人可問津了。

教改以「學生本位」，取代固有的「尊師重道」，主張：學生才是教育的主體。殊不知，只有道德才可以作為主體，「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學生正須學校師長教導，怎可作為主體？以學生為主體，無異「問道於盲」。如此「翻轉」教育的結果，是非對錯的價值觀也被「翻轉」。

學生考不好，是考題出太難了。學生學不會，是課程太深了。學生不上課，是老師不會教。學生不遵守校規，是校規太落伍。學生髮型怪異、染髮，就廢除髮禁。學生行為偏差，是學生有創意。學生頂撞老師，是老師被檢討。……今日的年輕世代，長期以來，就是在這樣的「教育」下長大，從來不曾有過「反省」的機會，如何懂得「日省吾身」、「反求諸己」的道理？以致大都養成「目無法紀」、「自我中心」的性格。

於是，校園內開始出現成群結黨霸凌、聚賭、販毒的學生；街頭上開始出現呼朋引伴叫囂、鬥毆、鬧事的年輕人。有的把「殺人」當成「做大事」，就在北捷殺人。有的只因「對社會不滿」，就在北投的國小將學童割喉。

「天下有大災」，這些還只是開始而已，還有更多人散布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而這才是這個社會更深更遠的危機。

這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是ＱＥ所增加的貨幣供給如何退場，以及退場後的衝擊還讓人猜疑；二是其他國家仿效ＱＥ所採取的類似政策，效果並不顯著。

在一九三○年代大蕭條之後，凱因斯開創了總體經濟學的新思維，加強了政府貨幣政策，對於市場經濟的影響，雖然讓國家總體經濟的問題與景氣循環，可以透過政策得到緩解，不過也引起了刺激景氣的政策所引起代價的顧慮，其中之一就是國際間的資金流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如果各國都採取寬鬆的貨幣政策，而又不見明顯成效，那麼過多的資金在各國之間流竄，反而會成為更大的問題。

昨天，南韓與紐西蘭都宣布調降利息。在此之前，日本、歐洲央行與中國大陸都已經進行了擴大貨幣供給的政策。ＱＥ之後的這些模仿跟進政策的效果如何，已經愈來愈受到懷疑。

其實，依據理論，政府政策若要產生顯著影響，必須達到產生「驚人」的程度。ＱＥ之後的各種增加貨幣供給方式，都愈來愈無法驚人，顯露效果遞減的疲態。

即使在凱因斯的時代，貨幣與資金的國際影響，就是相當嚴重的問題。不過，當時遭遇的通貨緊縮問題，因為金本位制度的限制，所以解決之道朝向政府積極增加貨幣供給。如今，寬鬆的貨幣供給已經成為常態，各國的利率水準都降得很低，卻還發生通貨緊縮，看來問題的根源不在貨幣與資金的缺乏，而是投資機會或報酬率太低。

投資的機會缺乏或報酬率太低，還要區分實質投資與金融投資，當實值投資不樂觀時，貨幣供給所注入的資金，很容易流向金融投資，而形成資產泡沫。前一段時間，各國股市輪番上漲，更加吸引資金在這些市場之間流動，然而金融投資泡沫，因為沒有足夠的實質生產支撐，終會有破裂的時候，那就會產生更嚴重的經濟問題。

如今美國的ＱＥ還未退場，何時升息還未確定，各國的貨幣供給已經大量加碼，而股市的上漲力道也已經減緩，看來經濟危機漸漸成形，再想用政府政策刺激景氣會愈來愈難，偏偏此時我們的許多經濟指標都不很樂觀，問題一旦發生將很棘手。出口方面，台幣匯率在競爭對手的貨幣貶值壓力之下是個問題，不過更重要的關鍵還是整體的出口競爭力。

台灣能夠參與蘋果供應鏈的廠商，仍然表現不錯，另外一些具有創新技術的企業也仍然看好，會受到威脅的還是競爭力不夠，怕被他國搶走訂單的企業。

這時候，政策的思考應該放到提升企業競爭力的根本問題上。

長久以來台灣都仰賴商品貿易出口作為經濟成長動能，但全球化後，製造業獲利模式已經不同了，更低的成本、關鍵性的技術、銷行全球的品牌及創新的idea，成為企業獲利的關鍵，同時也讓台灣製造業成為「毛三到四」的產業，造成台灣經濟大瓶頸。

觀察全球經濟發展的轉變，除了製造生產，大家對於服務的要求愈來愈高，服務業成為與製造業並駕齊驅的經濟雙引擎。但可惜的是，台灣服務業沒有跟上趨勢。

事實上，服務業輸出，除了目前政策著重的「直接投資出口」模式外，觀察我們及國際的服務業出口案例，包括台灣外包迪士尼動畫、印度外包顧客諮詢、澳門賭場觀光、新加坡的高等教育輸出，都是可擴大服務業輸出的方式。

因此，建議未來服務業出口政策可朝幾個大方向調整。

第一，加強與進口國當地經濟的連結。一般服務業的直接投資，多是廠商到國外投資，但之後就地取材，對國內經濟成長的提攜相對有限。未來發展策略應以「國際化帶動對內投資與各種形式出口為主，協助廠商對外投資展店為輔。」

第二，著重打造國際化環境。國內發展重點服務業，大多習慣採取個案輔導的方式，重視廠商能力的提升，對於與國際市場的連結、法規的突破與創新著墨有限。雖然可以短期造就國際化企業，但也造成差異化的競爭，取有代原有的服務，對於整體經濟的提振不一定十分明顯。

第三，不要排斥服務業進口。從提升ＧＤＰ、投資的角度來看，「服務業出口不必然是好事，服務業進口也不必然是壞事」。即便是國外服務業進口帶來了市場競爭，但不見得是全民皆輸，廿四小時的便利商店的進口就是最好例證，它讓傳統雜貨店倒閉，但確實也提升了整體經濟發展。

第四，加強服務業軟、硬體建設與配套。對照其他國家服務業國際化的發展，我國服務業缺乏指標性軟硬體的基礎建設，或是明確的政策指引，例如：南韓東大門微型聚落與「韓流」文化的國際行銷，成功推動了南韓快速時尚零售服務業的輸出。

不幸事件發生後，北投警察分局在七分鐘內趕赴現場，逮捕嫌犯及緊急處置，警政署亦即刻通令各警察機關，務必加強轄內校園安全維護工作，並主動與學校聯繫，協調校方加派人力巡視校園，如有狀況應即與警察機關聯繫。

行政院隨即在六月一日召開校園安全跨部會會議，並指示內政部、教育部、衛福部等單位，應有效維護校園安全，在各級學校及場所提高見警率，避免引發模仿效應，也請各地方警察局，秉持維護治安之專業，協助檢查校園環境的安全，並將檢查結果告知家長，讓家長及學生安心。

維護校園安全一直是警政署治安工作重點，面對校園暴力事件，警察機關迅速反應及妥適處置可遏止危害擴大。然而事前預防更為重要，在警力有限的情況下，有賴教育機關更積極配合改善校園軟硬體設施，以及社會大眾的關注與投入，共同防制校園治安事件發生，建立友善校園環境。

警政署刻正規劃，由分局與學校共同評估，校園內部及周邊安全狀況，辨識高風險之時空環境，予以分級列管，並依此指導學校結合民力，達到校園安全自主管理目標。

校園應是充滿歡樂與笑聲的學習環境，守護學童安全是政府職責，也是全民期待，警察機關將持續與教育機關密切合作，全面加強維護校園安全，偵破刑案是警察的責任，但期盼各界勿因個案，抹煞警察改善治安的成果。

這天，我又來到這個水果攤，我自顧自的挑芭樂，聽到一個孩童的聲音，從來沒有聽過，就是爸爸長、爸爸短的，聽他們的對話，他應該是老闆的兒子。即便老闆忙得不可開交，總一定會心平氣和的回答兒子，聽似無關緊要的問題。就在老闆拿芭樂去秤的同時，我抬頭看到這個小孩，是個身障的孩子。但父親給他的，想必是滿滿的愛。

相較於這個父親對孩子耐心的對待，虐童事件一直未從我們的社會消失過，也有很多孩子還來不及長大，就跟世界說再見。當大人有不如意時，無還手能力的孩童，似乎成了最好的出氣筒。在這樣環境下生長的孩子，重則生命沒有了，輕的話也是遍體鱗傷，對其往後人格的養成，更是一大隱憂。

面對層出不窮的虐童事件，為了讓每個孩子都快樂成長，我們的法律是不是有修改的必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