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問題，都可以從政治尋找答案。王祿仔場無法禁絕，是因為政治上「需要」他們；包括賣藥的、買藥的，不少是民進黨的草根支持者，所以不能去破壞這個市場。至於當年為何要廢省，答案則相反，是因為政治上「不需要」它了。廢省是從「獨」的立場出發，是為了「去中國」，而不是為了提升行政效率。

這樣的對照，便顯示出台灣民主的可嘆和可悲。大家都知道，台灣賣偽劣藥或偽營養品最猖獗的，就屬這類「王祿仔場」和「地下電台」，他們透過電台和鄰里的人際網路販售不合格藥物，已導致台灣出現大量的洗腎人口。扁執政時曾一度取締地下電台，結果卻讓他們由地下轉為地上；原因無他，這些賣藥人會在節目中推銷台獨理念，這和民進黨的利益基本上是合拍的，當然不能斷絕其生路。

至於台灣省從「廢」到「凍」，則更是說不盡的政治算計和恩怨情仇。對李登輝而言，這是「一石三鳥」之計：一是除掉宋楚瑜這個眼中釘，二是往台獨邁進一大步，三是可以提升政府行政效率之名哄騙群眾。

當初凍省，誇稱可以年省千億，如今錢在哪裡？所以，執政者為確保民眾繼續失憶，不能輕言掃蕩江湖郎中賣藥場。

根據中國大陸人力資源供應商「智聯招聘」的一項統計，北京第三季平均薪酬排名居大陸城市之冠，為九千九百元人民幣，約合新台幣四萬六千元。此一數字，已超過台北市四萬三千五百元的平均薪資。而大陸排名第二的上海，則以四萬三千元緊追在後，或許第四季就能超越。

這項薪資變化，正是兩岸之間廿年來「龜兔賽跑」的大縮影。廿年前，台灣深信自己在政治、經濟和社會上絕對深具「優越性」，從不認為有被趕上、甚或超越的可能。也因此，許多人蔑視中共的政治體制，看不起大陸製造的產品，嘲笑陸客的公民素質，柯文哲甚至說出「大陸人上廁所會關門再來談統一」的狂言。當人們越是沉浸在「台灣好」的迷湯裡，我們就越容易關在自我感覺良好的世界裡，也就越看不清楚現實世界的變化，也就迷失了對自己相對處境的認知。

於是，廿年一覺夢醒，烏龜已遠遠跑到兔子前面去了。事實上，兩岸形勢的逆轉不是一夕發生的，廿年來迭有軌跡可循，但台灣政治人物卻裝作若無其事。二○○七年，廣東省的ＧＤＰ首度超越台灣，當時的民進黨政府不以為意；次年，江蘇和山東兩省的ＧＤＰ也超越了台灣，然後浙江、河南也後來居上。更令人驚愕的是，去年台灣的ＧＤＰ退縮到僅及廣東的四二％，十年的變化，只能以一句「不進則退」形容。

如果覺得這些衰退的故事太感傷，那麼，不妨回頭看看我們的光榮年代。一九九○年，台灣的ＧＤＰ是一七○○億美元，大陸的ＧＤＰ是三八七八億美元，台灣的經濟量體約達大陸全國的四成四。而當時的廣東，ＧＤＰ不過一八八億美元，約僅台灣的十分之一。那個年代，台灣因為外銷暢旺，享有世界第一的外匯存底，連年突破紀錄，何其風光。

但曾幾何時，那些締造台灣從無到有的輝煌歲月，卻被新世代當成是理所當然的歷史，甚至被扭曲成「罪惡的繁榮」。尤其，在民進黨的惡意誣衊下，台灣過去的安定和繁榮，卻變成了威權統治、黨國不分的歷史罪孽，以致今天不斷要以「轉型正義」為名加以追討清算。但回頭檢視民進黨從在野到兩度執政，除了「愛台灣」的口號喊得震天價響，究竟留下什麼幫助台灣成長壯大的功績？除了阻滯及削弱台灣的發展，又幫台灣開闢了什麼新的出路？

台北的平均薪資輸給北京，發生在蔡英文總統全力推動「新南向」之際，不能不說是一記當頭棒喝。從國家發展的策略看，分散發展市場和區域以避免風險過度集中，當然是正確的考量。但是，所謂分散發展或多管齊下，並不是要封閉自己經濟仰賴供輸的大動脈，轉靠繞道手術創建的人工血管來輸送血液。何況，蔡英文的新南向，更是繞道手術尚未完成，即急急去切斷兩岸的主動脈。而且，除了在當地撒錢，根本不見足以扎根的耕耘可言，這真是愚不可及！

當然，蔡政府還有最後一個阿Ｑ的機會。民進黨可以辯稱，台北市平均薪資並不是台灣最高的縣市，新竹市的五萬四、新竹縣的四萬九，都還超過北京的平均薪資；所以，我們仍然保有「台灣之光」的冠冕。問題是，在一例一休吵得翻天覆地、在新世代反「功德院」風起雲湧之際，那些話要說給誰聽？

一邊擋著兩岸和平交流之門，一邊捂著眼睛拒看世界，一邊又對內高喊拚經濟，這樣的民進黨能幫台灣找到出路嗎？

民進黨看到的是日本政局安定，引為參考依據，但安倍政權上台以來跟工會的關係，和諧得像度蜜月，而眼前的民進黨跟勞工團體的關係卻劍拔弩張。

安倍政權為何可以跟工會的關係如此和諧？原因很簡單，安倍首相從2012年底第二次上台以來，就一直爭取勞工權益。舉例來說，安倍上任不久，就呼籲企業幫員工加薪，然後對於表示加薪的代表企業，親自打電話給社長道謝。即使到了今年，安倍還是持續要求企業加薪，並且加碼喊出，企業加薪幅度夠大就減稅的政策。幫勞工加薪劇連續演了五年，就算是假的，日本勞工也「揪感心」。

此次勞基法修法重大爭議之一的加班時間問題，安倍這兩年也再演出一場讓日本勞工「揪感心」的大戲。在安倍政權之前，日本勞工的加班時間，只要經過勞資協議，基本上可以無上限。這也是日本為過勞死大國的一個重要原因。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安倍政權去年起就主導了「勞動方式改革實現會議」，經過政府、資方、工會與學者專家，進行一連串的討論後，決議今後日本勞工的加班時間，以每個月45小時，每年360小時為上限。經過勞資協議後，企業旺季最多一個月為100小時，一年不可超過720小時。

日本勞工一個月最多加班時間為100小時，相較之下，台灣這次的修法，單月限制從46小時放寬到54小時，是小巫見大巫。然而，日本是從無上限降至100小時以下，台灣是增加8小時，勞工的感受完全不同。

那到底勞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在多少時間以內，才能讓勞工維持基本身心健康呢？根據日本厚生勞働省的準則，勞工的單月加班時間超過100小時，或者過去兩個月或六個月的平均月加班時間超過80小時，身體健康的風險就會極高。

在實務上，勞工加班時間符合上述兩條件之一，勞工若是發生突發性心血管疾病，或者因為憂鬱症而自殺，幾乎都會被法院認定為過勞死，企業必須承擔起責任。若是勞工每個月的加班時間沒超過45小時，則對身體健康的影響極低；隨著加班時間的增加，對身體健康的風險就逐漸增加。

若以日本政府的準則來看，勞基法修法的結果，單月限制從46小時放寬到54小時，確實會提高勞工身體健康的風險。雖然有三個月總合不得高於138小時的限制，但根據立委蔣萬安的質詢，實際上勞工還是有可能連續四個月，每個月加班54小時。換句話說，勞基法修法之後，勞工可能在較高的身體健康風險情況下，連續工作四個月。勞工的工作條件變糟了，然而政府高官只有兩種回應：1. 這是極端例子；2. 透過勞資協商可以保護勞工。這種說法，讓民眾感覺到官員們不懂做工人的辛酸，沒有考慮到勞工在勞資關係中的弱勢地位。

事實上，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台灣智庫在11月的民調，贊成修改勞基法讓一例一休更有彈性的民眾近七成。儘管有多數民意支持，為何會搞到許多勞團大罵民進黨、總統選前選後兩張臉？政府首長不知勞工疾苦是關鍵。

我們建議政府必須正視修法之後，勞工工作條件更彈性，但也可能惡化的問題，必須建立明確配套措施。在勞團與國民黨以及部分民進黨立委的抗爭下，行政院已經答應，未來爭議性高的鬆綁七休一及輪班間隔的行業，都須主管機關同意。這顯示政府已經不再傲慢地以「勞資協商」為幌子，無視勞工意見。經過勞團嚴重的抗議，執政黨才想起要疼惜勞工，這次的修法實在失分。

你身邊有沒有這樣的人：凡事追求完美，無法忍受一點瑕疵或不確定。因而給自己和別人，極大的壓力。最後弄巧成拙，反而把事情搞砸？

這樣的人，可能是父母、老闆、客戶。他們最大的「受害者」是自己，但也連帶影響了孩子和員工。

我曾是這樣的老闆。但後來發現，其實有更好的方法。

首先要澄清，「追求完美」是美德。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蘋果，因為「追求完美」而成功。它把產品的每一個細節，做到「最好」。

但蘋果有巨大的資源，能把「最好」，當成大、小事的目標。一般公司或個人，沒有這些資源。

沒這些資源，卻又不問優先順序，大的、小的、相干的、不相干的事都做，而且都要做到「最好」，結果就是老闆累得半死、員工天天加班、眾人怨聲載道，什麼事都沒做好。

我在紐約參觀了「Away」這家新創公司。他們走跟蘋果截然不同的路線，在「剛好」和「最好」之間，有意識地做了平衡。

「Away」賣硬殼的行李箱，外型跟高檔行李箱很像，但價格比較親民。他們的策略是，在硬體上不求「最好」，只求「夠好」和「剛好」（他們的行李箱可以為手機充電）。這樣才能壓低價格、拉高ＣＰ值，吸引到年輕人。

但只求「剛好」更重要的原因，還不是成本，而是把資源，移到能發揮自己專長、建立自己特色的地方。

他們專長是說故事。所以「Away」的定位不是行李箱公司，而是旅行生活情調公司。他們精心打造的，不是行李箱的外殼，而是年輕人喜歡的關於旅行的內容。

所以他們出實體和線上雜誌，報導名人最感動的一次旅行。經營社群媒體，分享顧客彩繪行李箱的照片。做錄音節目，請來賓談在尼泊爾跟雪巴人相識的故事。他們的實體店，只有百分之卅的空間陳列行李箱，其他空間，讓顧客喝咖啡、看旅遊書、想像一場美好的旅行。

把某些事情做到「剛好」，並不是偷懶或擺爛，而是策略性地割捨和專注。這樣才能把顧客最在意的、最能發揮自己專長的事，做到「最好」。

賣行李箱，表面上看起來是製造業。但本質上，這是一家行銷公司。成立不到兩年，已募到三千一百萬美元的資金。投資人看上的，是他們抓到了「旅行」，這個符合時代氛圍和目標客群需求的主題。

走出「Away」在格林威治村的店面，我想起台灣。這半年，我離家去旅行。無法像從前一樣，密集地跟台灣同事溝通，幫他們做到「最好」。但奇妙的是，他們反而做得更好。最重要的，他們和我都因此而更快樂。

所以對待員工和子女，我們都需要適時地go away。想清楚哪些事要「最好」，哪些只要「剛好」。選對了比例，一切會更好。

（作者是作家、網路媒體《創新拿鐵》創辦人）

各方對台中火力發電廠製造空汙的批評，林佳龍回應：「不要製造口水，口水也是空汙的一種。」我幫大家複習一下過去的「林佳龍委員」，對於台中空汙是抱持著什麼樣的態度呢？

二○一二年，立法委員林佳龍參觀台中火力發電廠後表示：「林佳龍強調，燃煤電廠占台灣的發電量約卅八％，台中火力發電廠燃煤發電量更占全國廿％以上，全國享受用電時，中部居民卻承受空氣汙染」、「我們拒絕以中部的國人健康、生命來燃燒全台的電力！」「台電地方協助金或回饋金並不代表可以用金錢來買汙染權，台中電廠所造成的PM2.5增加全台年均值二點一九微克／立方公尺，若參考Pope et al.（2002）研究的係數，台中電廠每年分別增加台灣全死因約五百人，每年造成一一七億元的社會成本。」

當時林佳龍義正詞嚴，今日的林佳龍卻將各方對空汙的防範呼籲視作「口水」？

林佳龍說，他制定了管制生煤自治條例，好像非常不容易。可是一開始林佳龍怎麼「管制生煤」的呢？是對年使用量一八四○萬噸的台中火力發電廠，給予二一○○萬噸的許可量。對生煤許可量「要五毛，給一塊」，這不就是打假球放水嗎？

林佳龍辯說，「許可量沒有用完，就代表不是火力全開」，這邏輯比小學生還差，是林佳龍給了比「火力全開」還寬鬆的許可量，才導致今天台中空汙嚴重結果。

今年九月，中火九號機組申請展延，獲得台中市府的無條件換照，林佳龍對於空汙管制的敷衍消極，所有人看在眼裡。等到民怨沸騰後，為了連任，才趕緊將生煤許可量砍至一千六百萬噸。

但根據台電資料，中火的年發電量將因此從四四四億度減為三九九億度，減少約四十五億度電。但也有不同的新聞資料指出，中火去年的發電量是四二一億度電，若減三九九億度電，則為廿二億度電。然而，台灣電力如此吃緊，中火不發的四十五億或廿二億度電，必然得由其他火力發電廠供應。請問，下一個倒楣鬼是誰？

事實上，不管是台中人或台灣其他地方的民眾，還可以吸更少PM2.5的，因為若非民進黨掀起的反核四海嘯。核四本來可以上線運轉，核四的年發電量約是二百億度電，台中火力發電廠的供電負擔就會大減，民眾其實可以少吸更多的PM2.5。

我想到當初綠營反核者最常用來攻擊馬政府的一句話：「我是人，我反核」。今天台中人可不可以怒吼：「我是人，我反霾」？台中人失去的健康，找誰索討？

凍省廿年，姑且不論相關硬體（廳舍）浪費的議題，單從許多人對凍省政策或制度的「痛苦回憶」，就有很多可討論之處；而這些回憶反映在整體行政效能的四大後遺症是明確的：

第一，造成中央更為集權：理論上應讓地方政府更為彈性、活絡，所以凍省理當將權力與資源「向下紮根」或「往下發展」。但因凍省時程太短，加以地方政府在體制上無法承受省府資源（含人力、職等與預算），只好「向上整合」；但因中央政府缺乏政策執行經驗，使得中央更為集權，並與地方政府的距離更為遙遠。也使得原本十二萬人的省府和中央政府組織整併，造成中央組織過度龐大；然而造成後續的中央政府必須進行組織精簡，以及六都成立的體制議題出現，卻無助凍省後遺症的解決，更麻煩的是下列問題的出現，影響深遠。

第二，地方政策執行更為僵化：中央原只負責政策形成與部分規劃，眾多政策規劃與執行均由省府負責。而省府所以有能力負責，主要因為省府與地方政府經常有人事交流且互動密切，所以省府官員知道「地方疾苦」，也知道可行的政策執行藥方在哪！凍省的結果是，中央「不知民間疾苦」，經常以「天龍國」的方式作行政指導。不過，也不能怪中央官員，因為體制改變，多數官員沒有地方歷練；也就是由一群不是很懂地方生態的官員，指導地方政府作政策執行，導致政策執行充滿障礙。

第三，地方政府協調整合更難：凍省前，省府位居地理中心，加以組織文化和地方政府相近，很多跨域治理的問題，經常一位省府科員就可以「搞定」。凍省後，所有縣市長直接對應行政院，協調整合變得相當困難。雖然凍省後立即發現區域整合問題，所以分別成立行政院中部辦公室、南部辦公室、雲嘉南辦公室、東部辦公室，但因為體制問題、授權不足、功能不足、預算不足等，使得區域治理仍屬空中閣樓。雖然六都成立，希望能帶動區域治理，問題在於，六都職權不及鄰近縣市，加以沒有行政組織配合執行區域政策，因此也很難著力。

第四，跨政府協調整合人力斷層：省府原本存在一批擅長溝通協調的菁英，凍省讓他們失去舞台；這些菁英所累積的政策執行協調與整合經驗，也在一夕之間瓦解。此外，在凍省前，中央與省府、省府與地方，均有經常性的互動與人事交流。凍省後，由於人力斷層，加上中央地方官員交流不易，當然影響政策執行成效。

回顧或檢討過去凍省目的在策勵未來，除了不再發生類似錯誤，也在思考解決之道。即便凍省效應與問題已經顯現，也回不去廿年前的省府時代了。我們還是得好好思考如何解決目前的困境，或如何在既有框架下提升行政效能。例如，如何讓行政院直屬的「辦公室」擔負區域治理與整合的功能，是可以思考的方向。只是，以目前政治文化與行政組織設計，還有許多困境要解決。

慶富案從詐貸、延燒到進總統府喬事情、到政府採購是否有弊端，成為眾矢之的時，慶富造船董事長陳慶男上電視接受專訪，談他為國家作過多少貢獻，不禁讓人想到汪傳浦。

四年前爭取到第一次讓汪傳浦同意出面採受的機會，在倫敦距肯辛頓宮不遠的一家旅館裡，連續兩天下午專訪汪傳浦的過程中，汪傳浦也不時感歎，他過去曾為國家作過多少事、提供多少官員協助，怎麼會最後落得全家人被迫得長居海外、不敢回台灣的結果。

不管是獵雷艦案還是拉法葉艦案，陳慶男與汪傳浦能取得、參與軍方這種大標案，陳慶男在電視上坦承，與公司內部有海軍退役者任職有關；雖然未明指是那些人，但相關單位、人員了然於心。

汪傳浦當年受訪時，曾透露在軍方有不少舊識、好友，在拉法葉艦前，已跟軍方作了多年生意；包括當初送給郭力恆的一千七百多萬美金鉅款，都是想拉攏郭退役後加入公司，只因看好拉法葉艦抵台後，後續數十年的維修、零件更換生意。

檢方目前偵辦富慶案的行動引發諸多質疑，回顧當年陳水扁以總統之尊，親自下令檢察總長盧仁發組成特別調查小組、不惜動搖國本也要查到底的尹清楓命案；即使拿總統令箭，由盧仁發召集一、二審檢察官組成的特調小組，一開始調閱軍方資料仍受到不少干擾。

問題是，特調小組內部當初為了證據是否足以起訴海軍前將領雷學明等人有過一番激烈爭辯，最後以更換檢察長、檢察官方式，在高層意志下起訴，卻在纏訟逾九年後，雷學明等多位將官最後以無罪確定收場。

目前高雄地檢署偵辦慶富案，是否窮盡所有投入辦案、最後能提出多少證據，提出的證據是否足以定人於罪，終究得接受檢視。

至於國庫因這些軍購案所受的損失，軍方在拉法葉艦案與幻象兩千案與法國企業的仲裁都獲勝，拿回數百億的回扣款；另一方面，汪傳浦家族海外相關佣金帳戶早被凍結，未來也有可能交還給台灣。相較之下，慶富案因獵雷艦詐貸等一連串公股銀行宛如開門讓慶富搬錢的損失，又該找誰索賠？

立法院委員會四日舉行聯席會議，審查勞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除了會場內，國、民兩黨立委打成一片外，會場外也有勞團不斷用大聲公，集體呼喊訴求，並與員警發生好幾波的衝突！

由於賴清德內閣上任以來，偏頗性的施政思維，如稅改利富、勞改傾資，早已積累了許多民怨，而最近的「功德說」，更點燃了青年與勞工的怒火，又特別是「一例一休」要給資方更大彈性的說法與修正作為，連前總統李登輝都跳出來批判，說民進黨不太照顧勞工！

依行政院主計總處十一月下旬甫完成的統計顯示，去年國人創造了十七點一兆元的ＧＤＰ，受僱人員所獲得的報酬是七點五兆元，占ＧＤＰ比率四十三點八一％，比民國八十四年之五十點一％，民國九十四年之四十五點四％，降低了許多。至於企業盈餘占ＧＤＰ比率，其在民國八十五年以前，多在卅％上下，但到今年已高達卅五％，以致國發會副主委高仙桂也坦言，勞資分配不均，經濟成長果實多落到資本家手上！

為什麼會如此？這是因為現行《公司法》的很多管制規定都是擺設、玩假的，沒有被執行，以致「公」司幾已淪為「私」司！最明顯的是，《公司法》第一九六條第一項：「董事之報酬，未經章程訂明者，應由股東會議議定，不得事後追認」之規定。

此一規定是典型的惡法，因為相反的只要章程明訂，就不必由股東會議定，或事後追認。這就造成永豐金控明訂了章程第廿八條之一規定：「董事長、副董事長及董事之報酬，參酌同業通常水準，授權由董事會議定之」，以致該公司董事之報酬高達近億元，這種自相授受的作法，嚴重傷害了多數股東與員工的權益！

又更惡質的是，去年公司經營虧損，但仍發放董事酬勞的上市櫃公司高達三一九家，其中一九○家更實發逾百萬元年薪。尤其有公司股價在票面以下的五元左右，去年虧損卅三億元，但董事總酬金卻高達二點三億元，平均每位領取二五八五萬元。企業經理人這種漠視勞工權益，利用公司法制漏洞自肥的「企業肥鼠」行徑，實應立即遏止！

另外，民國一○四年五月增修《公司法》第二三五之一條第一項前段條文時，規定「公司應於章程訂明以當年度獲利狀況之定額或比率，分派員工酬勞」，強制公司於年度終了獲利時，應優先提撥員工酬勞為員工加薪，以解決勞工低薪問題，但因此「應」行條文，沒有罰則，等於是對資方放水，以至今日並沒很多公司依據此一條文，修改章程，給員工定額或比率的加薪。

賴清德內閣應有全局性的施政思維，以解決所得分配不公問題。特別是要從公司法制層面下手，取消公司董事與高階經理人的過度不義報償，轉而嘉惠勞工，才不會引爆更大的勞資矛盾！

行政院長「功德說」，有人批評，有人緩頰。筆者提出一個對映，看賴清德該褒該貶。

半年前「一例一休」剛上路，許多非營利組織（ＮＧＯ）負責人出面表示，應以彈性特例規範ＮＧＯ工作者的工時，以因應組織（資方）可能造成人事成本的增加。後續引發了ＮＧＯ工作者的勞工權益議題的討論，該問題至今尚且千絲萬縷，莫衷一是。

ＮＧＯ算是「做功德」大戶了，ＮＧＯ工作者面對的是低薪、低福利、低發展性、高工時的工作環境，況且不應因ＮＧＯ工作者其為「理想」、「公益」付出的初衷，就以道德高帽剝奪其維護自身勞動權益的權利。

ＮＧＯ工作者與照顧工作者的勞動環境有雷同之處，薪資偏低、社會地位不高等等問題，這是一個需要透過有效、可執行的公共政策改善的問題，不應回歸照顧工作者個人以「做功德」一筆帶過。

想像老闆給低薪要你「做功德」，做何感想？老闆不思改善工作環境、提升專業形象、提高待遇，卻要員工做功德，真是情何以堪，行政院長榮登「幹話王」實至名歸。

昨天聯合報報導了「王祿仔場」的亂象。其實在民國四十幾年，「王祿仔」就在鄉村到處流竄，賣的東西五花八門，舉凡吃的、喝的、擦的、用的、各種仿品、偽藥等，包羅萬象。

當時活動地點多以農村為主，晚飯後，利用曬穀場敲鑼打鼓吸引大人小孩圍觀，接著幾位穿著清涼的少女歌舞助興，等人潮聚集後，主持人鼓如簧之舌，展開推銷戰術，把阿公阿嬤哄得暈頭轉向，加上串通好的臨時演員，糊裡糊塗被拐騙，買了一大堆來路不明的成藥。

現在醫學資訊發達，改打出「健康講座」來號召，其實是換湯不換藥，目的是引誘銀髮族上鉤。我的母親也被鄰居伯母半拉半拖的去「健康講座」，抱回來一堆贈品，都是劣質的日用品，如臉盆、塑膠杯、洗衣粉等，多到必須分送給親友。「這些都是送的，你們放心，我不會被騙的」，母親信誓旦旦說著。

我勸她不要再去，可是母親像吃了迷魂藥似的，天天去報到，最後動搖了「堅持不買」的意志。從她朋友口中得知，母親花了幾萬元買了一張能治百病的「健康床墊」。請人鑑定，只是一般床墊，完全沒醫療效果。

事後母親清醒了，很後悔，主辦人已逃之夭夭，只能安慰她，幸好買的不是藥品，否則失財又傷身。為了全民健康，打擊不法詐騙，衛生局稽查單位絕不能姑息。

「王祿仔場」反映的是台灣特殊的銷售生態，甚且可稱之為「詐騙文化」的始作俑者。

俗話說：「賊仔狀元才，騙子尚厲害」。能當「王祿仔」，口才佳、反應快，只是基本條件；最必須具備的，就是要有頭腦，心臟夠大顆。

其實王祿仔們有辦法的，已不再到處流竄，早就悄悄提升至「2.0進階版」。

打開有線電視，從地方台到全國台，總有他們的影子。不再侷限販售保健食品，吃的用的無所不包。王祿仔既是歌唱節目主持人，也陪叩應觀眾聊天，甚至講故事解俚語，十八般武藝盡出。

節目的「賣」點不在販售的東西，而是那布置得五光十色、排場絲毫不遜正統歌唱節目的舞台。只要你向他們訂購東西，累積一定點數，就能夠打扮得美美的，憑券上電視高歌幾曲，滿足當歌星夢。

最貼心的是，他們還幫你錄成光碟，讓你帶回家風光炫耀、自我陶醉。這種「以買（貨）換唱（歌）」的銷售模式，與卡拉ＯＫ風潮相契合，吸引熱愛此道的中老年人，在王祿仔如催眠般的舌粲蓮花鼓動下，紛紛掏腰包，論打計箱的買。

這是王祿仔高明之處，人亮相了，歌也唱了，東西用不著或不滿意，好意思退換貨嗎？連「售後服務」都省了。相較於仍在鄉間打游擊且不時要面對警察盤問或衛生局稽查的同行，既高明又少風險。

聽過一個開業藥師感嘆：「有執照的，講不過無牌的；在店的，拚不過擺攤的。」確實，這個社會，敢的拿去吃。王祿仔永遠有生存空間。

台大代理校長、研發長、副教務長三位火力全開，語帶威脅，但明眼人皆知，還不就是為了頂大經費。

代理校長表示，頂大面臨崩解，這一崩解，「將造成若干年後，台灣經濟、社會、教育等等各方面的崩解。」只是崩解不知所指何意？

如果指的是台大曾培養三三三位上市、上櫃及興櫃企業董事長或總經理、四十一位大學校長、一三六位中研院院士、五十五點六％的政務委員、六十六點七％的大法官、廿二點二％的立法委員、卅八點九％的監察委員，一旦頂大經費斷炊，台大崩解，連帶培養不出卓越的校友，台灣接著崩解！

只是令人費解的是：代理校長列出來的這些校友，那些是頂大經費出現前培養的？那些是頂大經費培養出來的？

副教務長表示，國際排名要注意，因為「國際生選擇就讀台大的兩大誘因正為國際排名和獎學金。」當然，要追求排名，經費自不能省。

但十一月九日《評鑑》雙月刊，詹盛如教授針對十國高中職學生及大學生留學因素所進行的研究，馬來西亞、韓國與台灣總計五七二位學生的資料顯示，他們比較重視就業前景、求學費用、留學國安全，及課程與教學方面的優質服務，反而「學術聲望與研究資源並非學生最主要的期待與需求，點出當前以學術表現為主導的世界大學排行榜，並無法充分反映學生的需求與觀點。」

研發長又指出「台大主要負責培育國家將來五年至十年所需的人才。」台灣若只看現在，而忽視未來，「那麼就要辛苦的每日做代工的工作了。」

研發長的意思會讓人解讀成，只有台大在培養未來的人才，其他學校只為了現在，所以要為台灣代工的現狀負責。但筆者倒想追問，要培育五年至十年所需的人才，需要中長程的策略規劃，史丹佛大學有「Stanford 2025」，台大每年拿了那麼多經費，讓人亮眼、願意戮力學習的策略規劃又何在？

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界前輩，曾告訴筆者，他最看不慣全國校長會議時，有些校長爭錢的嘴臉。其實他的深意在於：要錢可以，但先端出卓越而具理念的計畫！不知台大能體會這位前輩語重心長的話語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