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菊要如何為陳水扁送暖，自有她的考量。但是，拿一個享盡特權的人，當成失智、退化者的代表，恐怕太貶抑那些真正的病患。陳菊和賴清德長期以來一直主張特赦陳水扁，如今賴揆已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要推促赦扁更為容易；那麼，陳菊何必還要用這種拐彎抹角的方式，來汙染公眾視聽？

同日，賴清德訪視宜蘭文創園區，突然有青年農友拉布條嗆聲，要求「撤換陳金德」。代理縣長陳金德也是陳菊一路提拔，經過新潮流系成員強力護送，一夕當上中油董事長；大停電出事後又立刻送回宜蘭卡位，不必競選就先進駐縣府。遺憾的是，陳金德身為農業縣首長卻不護農田，而專護豪宅，也難怪青農惱怒。

老實說，新潮流系這種橫掃千軍的姿態，要取便取，要奪就奪，不僅民眾看不下去，民進黨其他派系也恨得牙癢癢。問題是，新潮流系卻似乎沒有自覺，還在恃驕硬幹。政黨輪替後，高雄市府有廿多人順勢搶占到政務體系、公營企業高層；慶富案引發聯貸銀行的洗牌，也是高雄幫立刻接手。對此，蔡政府真的不以為忤嗎？

過去，新潮流系以「紀律」受到矚目；如今，它卻以無止境的「胃口」受人側目。

《促轉條例》所表現的「民進黨史觀」，只能以「弔詭」二字形容。《促轉條例》界定的「威權時期」，是從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開始，到八十一年十一月六日為止。字面上看，時間是起於二次大戰日本投降日，結束於金門、馬祖的戰地政務中止；實際上，這段時期的歷史時空犬牙交錯，絕非「國民黨威權時期」一語所能囊括。

首先，日本雖在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投降，但國民政府正式接收台灣，卻是在當年十月二十五日。換言之，《促轉條例》界定的威權時期，整整有兩個多月的時間是屬於「日本統治」時期。這段期間，台灣地區的人權若遭受侵害，要算誰的責任？理論上，應是日本殖民政府負責，但民進黨一手主導的條例卻刻意排除「日本統治時期」。試問，促轉條例既涵括日本統治的最後兩個多月，又為何要完全規避整個日治時期？

其次，中華民國憲法之施行，是在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但促轉條例第五、六兩條卻出現了「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威權時期違反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等內容。其間落差，便產生了一個問題：所謂「自由民主憲政秩序」到底意指為何？

民國三十四年抗日戰爭結束後，隨之而來的就是國共內戰。嚴格而論，這一內戰狀態一直持續了數十年；即以最嚴格的標準，將國共內戰期限界定為至民國三十八年底國府遷台為止，兩岸仍有四年的時間是在中華民國政府主政下兵連禍結。這段動盪時期，國府在大陸對共黨或異議人士的人權「侵害」，恐亦不在少數。試問，這些人或其家屬及後人，能否向中華民國政府求償、並要求道歉？

在憲法頒行後，仍歷經了民國三十七年頒布實施《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民國三十八年的《戒嚴令》、民國七十六年的解嚴、民國八十年的廢除《臨時條款》，以及民國八十一年的「終止戰地政務」。這些法令，各有其背景和適用範圍，如金門、馬祖的戰地政務，比台灣的解嚴晚了足足五年，在認定這段時間的「威權受難」時，不必加上地理因素嗎？

《促轉條例》的特異史觀，最大的問題就是導致「主體不明」。若是以「地」為主體，當以國府接收台灣起算；若是以「憲政秩序」為主體，當以行憲日起算；若以民進黨認為的「威權統治」侵害主體，則應從《臨時條款》或《戒嚴令》之頒布日起算。民進黨一心想把這些威權相關法令炒成一鍋大雜燴，卻不知，這樣的大雜燴讓人難以下嚥。

類似的問題，也存在於《黨產條例》中。但黨產條例主要鎖定國民黨，所涉及對象比較有限；而《促轉條例》的規範對象包括威權受難者、加害者、相關資料證物持有者等，牽涉不可謂不大。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促轉條例》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就擁有極大的行政裁量空間，甚至可以轉型正義之名剝奪被認定為「威權資料與證物」的私人財產，如此集行政、立法與司法大權於一身，全民皆可能受其侵害。「促轉會」勢將變成一頭「促轉怪獸」。

民進黨內出身法界者不少，竟寫出這樣一部悖離法學常識的法律，令人駭異。而且，對這樣一部攸關重大的法案，行政部門卻毫無對案。這凸顯的，其實不是蔡政府的無知，而是民進黨的貪得與忘形，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將民主法治全拋在腦後。民進黨近期這種違反民主、法治的例子比比皆是，它除被譏為「資進黨」，也該稱為「民退黨」。

從外商投資來看，近來外人直接投資（FDI）迭創新低，今年前十個月減幅達46%；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最新報告，截至2016年，台灣累計外人直接投資占GDP比重僅14.2％，遠低於35％的各國平均值。另一方面，外商在台灣的金融投資卻大幅攀升，尤其這兩年大幅買超台股，將台股拉抬至萬點以上。外資在台灣熱中短線金融投資，而不進行事業性投資，這種結構對國內經濟也帶來很大不確定性。

追根究柢，這些相對落差極大的經濟數據，反映的正是多年來國內經濟的「雙元結構」，也是台灣陷入低成長、低薪困境的最關鍵原因，惟有面對並致力改善「雙元結構」問題，才能打破長期的經濟困局。

所謂「雙元結構」，簡單來講，主要是指和全球供應鏈連結的產業部門，以及和國內經濟連結的產業部門，形成兩個各自發展、卻又彼此相關的經濟結構，也影響到國內資源配置及國民所得的分配。

自1960年代開始，台灣即啟動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成長模式，並在20世紀後半締造出「台灣經濟奇蹟」。這個近半世紀的奇蹟是以出口帶動「台灣製造」，再從製造業發展帶動以服務業為主的內需擴張，成功地將台灣轉化為工業化國家，進而漸次提升為後工業化的服務經濟。

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出口和國內生產部門包括製造業和服務業緊密連結，出口成長帶動GDP及就業的同步成長，也帶動勞工薪資與國民所得同步提升。而外資在此一過程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很多重量級跨國企業紛紛到台灣投資設廠，引進資金及生產製造技術，並在台灣內需市場擴大後，又進軍服務業市場，引進高品質的經營管理經驗和服務技術，激發另一波成長動能。「台灣經濟奇蹟」就是出口產業、國內經濟部門和來台外商彼此交互影響、良性循環、整合發展的成果呈現，也正是過去很多開發中國家來台汲取的台灣經驗。

然而，從1990年中期之後，台商藉由兩岸分工發展出「以大陸為工廠」的代工出口模式，雖然造就出很多國際級代工製造大廠，但出口產業因為海外生產比重愈來愈高，和國內經濟部門日益脫節，出口成長帶動GDP成長的幅度每下愈況，國內廉價外勞愈用愈多，國人就業機會及薪資成長停滯；出口產業雖造就很多富豪及科技新貴，卻益加凸顯所得分配不均及和內需發展連結不足的問題。

外商及外資扮演的角色也快速轉變，外人直接投資明顯縮水，而且大量轉向併購或股權取得；另方面，外資尤其是國際熱錢進入台灣炒作股匯情況反日益加劇，尤其熱中買賣以代工出口為主業的權值股，甚至將之當成提款機，從而不時造成股市波動。

這種雙元結構正是台灣出口暢旺、股市逾萬點，但經濟低成長、內需停滯、勞工低薪及人力資源加速外流的病根所在。要解台灣經濟困局，必須打破這種雙元結構，目前政府各項經濟政策多數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不治本做法，尤其近來針對「五缺」、促進民間及外商投資的各項對策，仍是鼓勵製造及出口的傳統思維，這不僅解決不了眼前問題，反可能加深結構性失衡。

我們要提醒政府，台灣經濟發展問題不僅是在執行力，更在於正確的診斷和處方，惟有致力規劃並推出強有力的結構改革措施，化解雙元結構的矛盾，台灣經濟才看得見明天。

由共機遠海長航訓練已成為其常態的軍事行為觀之，中共是想藉此充分展現其逐漸強大的戰略威懾能力，但歸納分析其各次飛行路徑、機型配置、武器掛載、飛行往返模式等又大同小異。且由其跨第一島鏈遠訓飛航模式研析，中共遠海長航目的並非完全衝著台灣而來，而是兼有對周邊國家產生軍事壓力，並對其進行相關軍事武器參數蒐集、空中動態處置模式、各國應對方式的分析，這些反而是中共實施遠海長航所考量的重點，有一舉數得的軍事著眼。

當中共軍機飛越琉球群島南面的宮古水域時，日本即經常派出戰機緊急升空攔截並伴飛，這是國際間各方每於存在爭議的海域、空域時，雙方的軍機經常有近距離的伴飛動作，來展現維權的作為。尤其這幾年中共戰機偶有出現在較具爭議的釣魚台列嶼附近海空域時，日本也會派機升空相應警戒，而且日本除了強化西南島嶼的戰機部署數量外，也無其他具體做法，也只有待後續雙方簽訂「海空聯絡機制」之後，才可能降低對峙態勢。

中共自二○一三年單方面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後，對美國經常性對中國大陸進行抵近偵察的軍機亦有積極反應，其間也曾發生過數次空中接近事件。但雙方基於飛航安全考量，中共與美國已於二○一五年針對重大軍事行動，考量雙方要有相互通報機制，因此新增「軍事危機通報附件」及「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文件，並對「空中相遇附件」已完成簽署，藉此增進戰略互信、降低臨場敵意，並避免誤解、誤判及防範海空意外事件。

再者，中共與日本同樣為防止海空軍事動態誤判，今年亦就「海洋事務高級別磋商」，將「海空聯絡機制」設置草案達成基本共識，預計這項新的風險管控機制也將於近期正式啟用。由此不難得知，中共想和美、日取得默契，避免因海空擦槍走火的意外衍生更多、更棘手的外交問題，並防止各自民意的對立與嫌隙產生。

針對中共軍機頻頻出海接近我方防空識別區，國軍都有全程監控與警戒，對於緊急升空執行任務之戰鬥機，除保持高度監控，也嚴守空中接戰規則，本著不挑釁、不退避、不鬆懈原則，對於接近我方防空識別區之共機，採取空中攔截、警戒及示意飛離該空域，並保持安全距離避免雙方飛行員產生誤判。而針對國軍作為，共機編隊群通常在我機接近之後，亦都能循著預定航路飛離，繼續執行其訓練。

至於日前偶發性之空中叫陣，筆者認為不必刻意擴大解讀，反而必須注意中共內部之政治動向及軍事擴張意圖走向，並持續強化國軍戰力，才是國防安全有力的屏障。

蔡總統認為學生十八歲畢業後不一定要急忙考大學，可以先去工作或到非政府組織當志工體驗。教育部為落實總統政策，今年初立即展開工作，二月宣導，四月提出「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五月高三應屆畢業生開始提出申請，方案包括兩個計畫，其中之一「青年就業領航計畫」必須在八月底之前，將申請學生與職缺媒合完成。

此方案已執行一年，目前已邁入第二年，根據立委柯志恩質詢的數據，今年申請「青年就業領航計畫」人數為二三八三人，媒合工作成功者七四四人；雖然職缺數有五五一二個，製造業占三分之二，且多集中在北部，學生想投入的是文創、設計與網路工作，沒有相對應職缺。筆者認為，「青年就業領航計畫」仍有數項待討論之處。

一、時間倉促，遑論配套：以往教育部政策的推動，皆在公告之後一年開始執行，以有效傳達方案至利害關係人。然此方案竟在二月公告後，五月一日欲申請的學生便需上線填報，完成申請作業。

因為方案倉促上路，在學生申請前，職缺與就學兩大重要配套措施均未公告。

首先，教育部與勞動部僅公布規畫的職缺產業類別，分別是傳統技藝、農業、文創、工業、商業，以及五加二創新產業，然學生在考量是否提出申請時，完全不知道實際職缺為何，教育部僅保證職缺必定多於五千個；但如果不是申請者有意從事的職缺，再多也是枉然。今年九月起繼續推行第二屆，十二月起學生必須上網填寫參加意願，至今不僅仍未見職缺訊息，即使去年已開出的職缺清單，也未釋出以供學生參考，試問：訊息缺乏，學生如何做出理性與適性的選擇？

其次，就學配套措施僅述必須完成兩年方案者，方可提出經由特殊選才、甄選入學或個人申請，以及彈性選系三種就學方式，重新選擇校系（若不重新選擇，則向原錄取校系辦理入學）。

然而，計畫已邁入第二年，至今仍未見就學配套的規畫，例如彈性選系的次數、願意提供外加機會的校系等，再問：訊息缺乏，學生如何做出理性與適性的選擇？

二、疊床架屋，有損效率：教育部與勞動部針對技職體系學生，已設有「產學攜手合作計畫」、「雙軌訓練旗艦計畫」與「產學訓合作訓練」，其目的也在於提供學生職場經驗，與理論相互驗證，同時也提供經濟弱勢學生一個籌措就學經費的管道。「青年就業領航計畫」目的與這三者相似，且又提供高於這三者一萬元津貼，既然如此，三問：何不在原有架構下，納入有意願職場體驗的應屆高中生參與，而非疊床架屋，造成人力與經費的浪費？

解決大學生滿街跑、失業率未減少、產業人力又供給失衡的問題，並非區區就業領航計畫所能處理，政府必須真正願意面對廣設高中大學的惡果後，便可跨出邁向光明前景的下一步。

我是消防員。畢業後便參加四等特考，在經過筆試與體試後順利進入竹山消防署訓練中心受訓。我的同學們來自各行各業，有替代役、軍官、老師、民間公司。受訓前高雄發生了氣爆轟碎五位警消的家庭，沒多久又發生新屋大火燒去六名年輕新血的性命。那時的我，初生之犢不怕虎，認為這就是消防員的宿命，也相信長官對我們說的「消防不是職業，而是一種志業。」

然而政府對於警消的貢獻都視為理所當然，甚至還強加了許多勤業務到基層以達執行政令的功能。

消防署原則上尊重各縣市消防局自治，這就造成各縣市消防員福利、待遇、休假的差異。

雖然是地方自治，但評比成果還是要上繳給消防署，使得各縣市消防局無所不用其極地壓榨基層警消，完成一件又一件消防署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成果、資料、績效統統化為數字，完全不顧基層在執行案件所遭遇的困難。

甚至聽聞將火災發生次數列為評比項目之一，導致各縣市消防局對於火災成災的標準提高，為的就是要讓次數減 ，績效更好。

在民意高漲、長官不挺的情況下，更是讓基層消防員心寒，醫界已經有所謂的防衛性醫療，將來防衛性救災、防衛性執勤或許會成為常態。

人力不足、裝備過舊、超長工時、工作危險、工資過低早已不是消防體系的新鮮事，但這些議題卻是政府一再漠視的問題，這些問題正在使警消體系面臨崩潰，超時過勞、裝備不良的消防員只會成為公共安全的重大隱患。

選擇加入消防，除了對於消防工作的熱情，有更多的人是為了這一份相較其他公職較高的薪水，而願意承擔消防工作的高危險性，政府不應只是呼籲大家做功德，提高合理待遇、補足人力、換發裝備、業務專責才是維護公共安全的治本之道。

多年前，我任某雜誌主管時曾邀請胡耀恆、司馬中原和柏楊「談鬼」；胡耀恆談外國鬼，司馬中原談中國鬼，柏楊談「雖是人卻是鬼」。從現場反映看，柏楊的「人鬼論」最為動聽。

柏楊的人鬼分際，是指世上有人以正義者自居，做的卻是傷天害理之事，這些人就是鬼。鬼為惡大小，和他「人」的權勢有關，而是他們總說自己永遠是對的。

行為模式之一，是他們過去反對之事，現在堂而皇之做了，他們會說「時代不同，環境不同」。他們狡辯能力一流，柏楊舉例說，譬如他們說不可隨地吐痰，但他們卻隨地小便，問他們為何如此？他們說：「我是指你們，不是指我。」

如果他們是官，「只准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是另一種行為模式。國家經濟倒退，百姓日子難過，他們依然領高薪、享富貴；災難來了，能避則避，避不掉便說這是別人造成的錯。要大家忍耐，吃苦當吃補。賴清德說，薪水少把它當作在做功德，即是此意。

民進黨大力推動「轉型正義」，正義怎能反對？而且唯有好人、好官、好政府才會有此好政策，但正義何物？定義在它心中，它說出來的「人話」，大義凜然，行為卻處處鬼頭鬼腦。和它敵對的，也須「轉型」到它的「正義」之中，「正義」是它的武器，是它懶惰和沒能力的藉口，更是保護權力的避風港。

蔣介石曾做過一些不正不義的事，但何嘗沒做過正義之事？但在民進黨轉型正義要求下，蔣介石是萬惡元凶，他是鬼，不是人。根據胡佛教授研究，「二二八」事件中許多外省人同樣受害，但事情到了民進黨手□，受害的都是台灣人。被民進黨承認的受害者，恢復名譽，獲得賠償，外省人因錯判錯害者，除厚顏投入民進黨懷抱者外，其餘雖然都是人，卻被視為鬼。

蔡英文是以中華民國總統身分推動「轉型正義」，使用憲法賦予的國家權力，那麼，凡為中華民國國民，即使是在她所畫定的平反時間中，也須一視同仁，白色恐怖時蒙難受害者，恢復名譽、金錢賠償，應比照「二二八」處理辦法處理，也使用國家的錢賠償。自李登輝以降，對「二二八」本省受害人做的是「人」事，對不應和民進黨政治利益要求者者玩的是鬼勾當，把中華民國國庫視為他們的私房錢。

柯文哲說：「民進黨的轉型正義是勝利者的正義。」古時戰爭中勝利的一方，將佔領地的人民當作奴隸，財產充公，軍人胡作非為，這就是「勝利者正義」的寫照，由而，民進黨所稱「政黨輪替」與獨裁體制下的改朝換代有何區別？

政黨輪替若是勝利者的耀武揚威，視國家權力為己物，失敗者難消心頭之恨，積極的想復仇，消極的對國家失去向心力。但不論積極或消極，他們對掌權者是仇視的，這個國家便是分裂的。

好在民主政治權力不是世襲，所以正義云云絕不是掌權者說了算，花言巧語說人話做鬼事，一定難逃人民「人的檢驗」。

選舉是「雖是人卻是鬼」的政客與政黨大難關，游錫堃任行政院長時在立院答詢時說：「民主政治，是人民自作自受。」權力給人還是給鬼，國家由人統治還鬼統治，使自己是人還是鬼？又是一次取捨的時候了。

在民間團體的積極發聲運作下，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PM2.5）對健康的影響，成為國人的注目焦點。PM2.5很容易經呼吸系統進入肺部、穿過肺泡進入血管，對心血管及肺部的影響最大。二○一六年國人十大死因中有七項與空汙有關。

處於空汙災區民眾的日常是：友人學齡的稚子，早上起床枕頭有著一灘鼻血漬；筆者始終好不了的氣管炎，半夜咳到喘不過氣，思忖著要不要去醫院掛急診；因為呼吸不順暢，若沒開空氣清淨機無法入眠；騎機車在路上，即便戴了眼鏡，明顯感覺飛沙進入眼睛的刺痛感；已成年的兒子要吃抗組織胺、看耳鼻喉科吃藥治療，女兒眼睛過敏得要看眼科，婆婆咳嗽、哽痰不止。值得思考的是：這些症狀，只要一出國，就不藥而癒。

不只碳排、排汙世界第一的台中火力發電廠，台中還有鋼鐵廠、台中工業園區、以及分散各區的工廠。空汙無地界，往南還有六輕、麥寮電廠…有人說，交通造成的行動汙染源才是空汙的主要原因，但又要如何解釋中部地區深夜不時的紫爆空品？中部地區肺癌罹患率始終居高不下，號稱宜居的台中市還宜居嗎？

選舉將屆，空汙問題成為在野黨質詢執政黨的重要議題。我們可以選擇飲食，但呼吸卻一刻不能或缺，空氣汙染不只是政治議題，更是民生、人權、健康、經濟與能源議題，甚至是資本主義追求資本累積不追求永續的議題。

台灣地小人稠，高密度的工業區造成的環境成本是台灣長久來以工業為經濟發展龍頭的歷史共業，不能說難以解決，就把它歸為「選舉操弄」的政治議題。

選舉將屆，市井小民誠心期待能夠選出一位誠心面對問題、解決問題的民選父母官。

都說大陸做事有魄力，尤其是北京，此話一點不假。北京整頓違建、群租戶，限令數十萬人兩天內搬家；再是為了空氣品質要達標，周遭廿六個城市三百多萬戶今冬停止燃煤取暖。

或許真不是巧合，北京與周遭的河北天津等地停止燃煤取暖後，北京入冬來已連續十多天「天天天藍」，每天空氣指數都達標，這在往年是很罕見的。

大陸華北、東北地區冬天很冷，古時用炕取暖，如今有城市供暖。多年來的城市供暖都以燃煤為主，但煤的汙染十分嚴重，以致每到冬天華北普遍出現霧霾天。

多年來的霧霾已嚴重影響大陸形象和居民生活健康，大陸下大決心，即使天然氣供暖要比燃煤供暖成本多二、三倍，仍決定全部關停燃煤機組，新建燃氣發電廠。

今年二月更進一步，由環保部等多個部委及二市四省聯合下發「京津冀及周邊地區二○一七年大氣汙染防治工作方案」，要求「二＋廿六」城市列為北方冬季清潔取暖規劃首批實施範圍。

簡單說，就是這些城市得全部變成禁煤區，誰都不准燃煤，各種文革式的標語「賣煤就抓人、冒煙就拆房」紛紛出籠。所有城市都要以電代煤、以氣代煤，經統計共有三百萬戶，其中光是河北就有一百八十萬戶。

這項政策有助環境保護，但工程太過浩大，不僅多處管線沒建完，後方的氣也沒跟上，導致上百萬戶居民凍得半死，最後連官方媒體都多方批評「冷了百姓的房，寒了群眾的心」，民間更是直罵搞「大躍進」。

自十九大結束一個多月來，北京一直處在風口浪尖上，從大火後趕走數十萬的「低端人口」，到近來的全面拆牌匾，煤改氣與煤改電（雖北京僅是其中一部分）等，每一件事都引發強烈批評：一刀切、沒有人性、操之過急，好事辦砸等。

尤其「煤改氣、煤改電」重挫政府威信，受影響的人太多，不再僅限「低端人口」被趕，一般住家、醫院、機關、學校全都受害，逼得當局不得不回頭，除緊急調動「三桶油」（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擠出更多天然氣輸往華北；還宣布原有住戶可以再使用燃煤取暖，不再恐嚇抓人；連已停用半年多的華能北京熱電廠也重新啟動燃煤發電，等於回到原點。

在具有特色的社會主義下，大陸很多政策是雷厲風行、劍及履及，為達目的，不惜一切代價。過去幾年為了治空汙，多個省市首長還下「軍令狀」，誰沒做好誰丟烏紗帽，甚至違反公平法治，不擇手段，競相比賽，只為達到目的。這次「煤改氣（電）」遇到的挫折，正好有機會檢視今後再面對重要措施時的穩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