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還發生司機幫腔罵衛兵「吃狗屎」，司機立刻被調職了。有人評論，駕駛是「看主人」的；由此，整件事的來龍去脈就更清楚了。林國演本沒沒無聞公務員，是否受到部長葉俊榮大發威風的影響，才有樣學樣起來。

話說葉部長近來表現令人刮目，「學而優則仕」之後，風采果然不同。葉部長處理婦聯會事件，出手凌厲，完全不存在法治思考的障礙，對「轉型正義」政策配合度百分百。

葉部長的威風，外界早有見識。世大運後台北市警察局長忽然換人，據稱，乃中央「不循慣例」強力主導所致。柯文哲為此氣得拒出席交接典禮，事後並吐苦水，稱自己在這宗人事案中「被通知」、「被偷襲」。柯文哲明言，葉俊榮到他辦公室談換人，他表達不同意見，但部長「出去就發布新聞了」。能讓柯文哲也無可奈何，可見葉俊榮的威力，而新局長也果然在日昨驅離勞團事件中立功。

有部長帶頭示範官威，難怪署長敢自詡「我比你指揮官還大」。有學者批說，「自以為當官了不起」，呼籲蔡政府「把他轉型正義掉吧」。學者之見果然淺薄，轉型正義是對付在野黨和老百姓用的；只有當官的，才有本錢「自以為了不起」啊！

勞團和青年學生周末的「反勞基法修惡大遊行」，一路衝突不斷，群眾屢驅不散，並與警方多次發生衝突，甚至傳出律師控訴被捕及「丟包」事件。示威群眾一句「不甘心」，訴說的不只是修法反覆之惡，更是遭到背叛之怨。這場行動，一方面反映勞團無力回天的掙扎，另一方面也隱隱看出社運和民進黨分道揚鑣的線索。

這次反勞基法修法大遊行，由一百多個工會團體發起，原本聲稱要號召萬人上街；但依警方估計，實際僅有五千多人參加。其中，還有不少是自發前來聲援的學生和一般民眾。由此可見，不論是勞工團體的動員能力不足，或是「反修惡」的號召力不夠，都無法激出廣大勞工上街行動。也因此，遊行甫結束，民進黨立委立刻對這場示威迎頭痛擊，耀武揚威地宣稱「修法不變」。一向把民進黨當「盟友」的勞工團體，這次只能眼睜睜看著政治力顯威，自己卻無力回天。

然而，這次抗議最受矚目之處，卻不在遊行活動的主場，而在場外的狂飆。尤其，主辦單位在下午六點宣布活動「解散」之後，一些激情群眾仍然不肯散去，繼續在街頭流竄、突擊，甚至占據街道，阻止車輛通行。後來台北市長柯文哲下令，警方才分批將示威者隔離、管束、驅散，甚至帶到郊區「丟包」；直至深夜，才將活動現場「清理」完畢。這批群眾以大學生、研究生及社運青年為主，他們明顯缺乏組織與指揮，卻表現出更強烈的不滿，不滿勞團「把上街當上工」的運作。這些具有「綠色抗體」的憤青，極可能成為下一代社運的新元素，為「只反國民黨、不反民進黨」的台灣社運帶來質變。

社運團體「反藍不反綠」，有其歷史因素。早年在國民黨一黨獨大的態勢下，不同的反對運動往往因應形勢與民進黨結盟，以擴大自身的活動能量，久而久之便形成盟友關係。然而，在民進黨首次執政後，這樣的關係立刻面臨考驗；許多社運團體監督政府的能量迅即弱化，甚至幾淪為民進黨的「附隨組織」。也因此，扁執政時，民進黨仍發起不少街頭遊行，社運團體只能跟隨在後，完全失去了主體性。馬英九時代，社運團體再度「復活」，戰得有聲有色，卻忘了要「自我轉型」；而今蔡英文一執政，不少社運團體又重新面對了自己色厲內荏及一面倒的窘境。

這次「反修惡」大遊行，正是一面照妖鏡。表面上，勞團聲嘶力竭反對，甚至連工運出身的台北市勞動局長賴香伶都上街表態；實質上，許多工會只是做做樣子，並非具有抗爭決心。最後，只剩下一些經太陽花洗禮的學生，還殘留著「公民不服從」的憤怒，在街頭作最後的奮鬥。值得玩味的是，有清大研究生在網路上慨嘆，三年前一起參加太陽花學運的同志，如今多位同學已進入政府工作；言下，對這次「反修惡」遊行的失敗不勝唏噓。無論如何，如果抗爭運動只能在「今日造反，明朝為官」、「今天憤青、明天文青」之間擺盪，社運如何維持自己的獨立體質？

那些坐在政府辦公室裡撰寫講稿的文青，今天究竟如何看待他們還在街頭遊走的同學和同志，讓人感到好奇。那些根本叫不動勞工上街的工會團體，是否意識到自己抗爭的對象已經不同而必須調整戰略和目標，也同樣讓人感到好奇。更令人好奇的是，面對當初把自己送進政府的青年學生和勞工，蔡英文和柯文哲今天卻只能以一波波警力和一層層拒馬來對付他們，這又是什麼感受？

政黨已經三度輪替，不論是工運、社運或環運，都應該揚棄「反藍不反綠」的僵固思維，重新找回自主性；否則，將注定成為政治擺布的工具。事實上，從「功德院」貼紙事件，已看到具有「反綠抗體」的一代在冒芽。

首先，幾乎可以斷言，此項稅改可望帶動美國及全球經濟成長。美國是全球最大經濟體，其經濟表現左右全球經濟走勢。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 （OECD）11月上修了2018年美國與全球經濟成長率，主因之一即為預期川普提出的財政政策可望落實。此外，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11月也預估2018年美國經濟成長率提升0.44%，未來十年每年GDP平均增加0.29%；但也值得注意的是，租稅政策中心 （Tax Policy Center, TPC）近日發布的總體經濟評估報告則指出，稅改法案雖可促進美國2018年經濟成長率提升0.8個百分點，惟效果將會隨著時間逐年遞減。

其次，隨著美國的企業所得稅將從35%下調至21%，將有利於企業轉往美國投資，對美國的投資磁吸效應將會加速。中國大陸近年雖大量吸引外人投資，尤以製造業投資為大宗，但企業稅費負擔水準偏高，根據世界銀行（World Bank）公布的資料，2016年中國大陸企業租稅負擔占利潤比率約67.3%，遠高於美國的43.8%，因此受到美國稅改的衝擊將最為顯著。此外，企業在歐盟面對的平均有效稅率為20.9%，其中德國更高達28.2%，美國稅改案通過勢必激發美歐間的租稅競爭，對投資的競逐也更加激烈，預計歐洲與美國間的外人直接投資將有顯著位移，尤其德國對美投資預估會增加四分之一。

因此，美國稅改將進一步使全球租稅競爭壓力升高。OECD指出全球各國隨著財政改善，已更有能力採取以成長為導向的租稅改革。今年已經有許多國家投入降稅的行列，如英國、日本、義大利、斯洛伐克等國均修法降低企業租稅負擔以吸引國際資本。美國現行企業所得稅以35%的稅率高居OECD首位，此次大幅減稅將使未來排名降至第13名，也必迫使其他國家競相推出類似措施，形成國際降稅競賽，長期恐導致各國財政狀況惡化與所得分配更形不均的結果。

再者，美國稅改也將使全球貿易保護主義增溫。隨著美國景氣復甦，美元走強與利率上漲已是趨勢，此次稅改著眼於吸引企業將海外營運資金與盈餘匯回，將促使美元更進一步升值。雖然如此，依據雷根總統減稅的經驗，稅改對促進進口的效果更為顯著，且美元走強也將不利美國出口，因而Ifo經濟研究所所長Clemens Fuest認為，美國的貿易經常帳逆差問題可能因減稅而惡化。果若如此，這波川普政府主導的貿易保護主義風潮可能更為高張。

事實上，英、法、德、義及西班牙等歐洲五大經濟體的財政部長已公開致函美國財長，指出美國稅改方案中有關「稅基侵蝕和反濫用稅」（Base Erosion and Anti-Abuse Tax, BEAT）、無形資產海外銷售所得稅 （Foreign-Derived Intangible Income, FDII）等條款，試圖防止企業將利潤移往海外，有補貼出口之虞，也將影響國際供應鏈，恐違反WTO協議，可能在國際社會掀起爭端。

綜合而言，美國除了此次稅改方案外，包含頁岩氣帶來的低廉成本、退出巴黎協定及智慧生產的長足發展等，均已為美國發展強大製造業奠定基礎。日前川普發布的《國家戰略安全報告》中，更強調將「藉由智慧財產權被竊盜，以及避免自由社會創新被不公平運用來保護國家安全創新基礎」，看來川普確已朝向建構新而強大的美國逐步邁進。然而，新而強大的美國很可能將以全球投資貿易的失衡為代價，這對全球經濟與人類未來是福是禍，目前實難逆料，卻不容輕忽。

台灣最低工資水準究竟應落在哪裡？蔡政府執政後還沒給過數額，競選政見之一的最低工資法草案也遲未出爐。就在勞基法一例一休重修草案爭議之際，蔡英文總統前天喊出最低工資的夢想數字是三萬元。

這個卅Ｋ的夢想價，和下周即將上路的最新基本工資兩萬二相比，有八千元的大段差距。勞動部官員昨回應，夢想價暫無確定的時間表，會在蒐集各方意見後做更確切的規畫，被勞團指是「空談」。

基本最低工資，算是政府干預勞動薪資市場，各國企業主普遍對該制度感冒；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才剛說，薪資屬於自由人力市場，政府不必介入加薪。張忠謀沒說錯，但即便是崇尚自由經濟的西方國家，包括美國在內也設有最低工資制度，主因就如同央行總裁彭淮南日前所說，企業未充分將經濟成長的果實分配給勞工，政府宜有作為、合理調整最低工資。

勞動部統計也發現，台灣勞動生產力近十年有明顯成長，但單位勞動成本卻倒退，也就是說，企業盈餘確實未合理回饋到勞工身上。

調高基本工資，絕對有利於底層勞工分配到較多的經濟成長果實，從照顧底層勞工的角度來看，當然要漲，三萬元也不嫌多。

但低薪問題千絲萬縷，從產業轉型到分配正義，得一步一步拆解，絕不是單靠做基本工資的夢就能解決。從歷年調漲經驗來看，近年基本工資雖逐年小幅成長，但對推升國內整體薪資的成長，幫助非常有限。

再說，夢想價可能還要付出其他代價。根據主計總處今年最新統計，全台受雇就業者中有逾三成、約三○五萬人的月收在三萬元的「夢幻線」以下，若要圓夢，除了相當於要幫三百萬人大幅加薪，可能還須因此應付接踵而來的物價大漲、廠商外移、失業率大增等副作用。

而月薪本就三萬元以上者，未來可能更無加薪機會，屆時三萬元恐淪「全民薪資」。

基本工資當然是解決低薪的工具之一，但絕對不是唯一和最佳藥方，蔡政府應也拿出其他從基本面、結構面等更具體有效的「加薪」策略，包括改善國內經濟環境、產業轉型升級，並設法讓賺錢的企業願意把獲利分配給勞工等，否則就算有天最低工資真的圓了三萬元的夢，台灣低薪問題卻依舊是「空笑夢」。

勞工議題不斷升高，從七休一至十四休二、每月加班工時上限由四十六小時變更為五十四小時，到蔡總統喊出最低基本工資三萬的魔幻數字，顯然政府對於勞工政策是盲從的，從勞工休時到最低薪資的問題，主政者模糊問題癥結，民粹陳抗團體漫天喊價，問題到底在哪？標準在哪？除了無良企業主外，政府似乎也有責任。

近來，因與外商工作接觸，對照過往與政府公部門合作計畫案，有感而發。政府習於碰到問題，即便是簡單不過芝麻小事，為了訴諸內外公信力，經常性委外發包，於是「發包」計畫案便為公務機關最主要業務。然而，明明心中已有答案的甲計畫案，不得不委外執行，承辦人員又因長官交辦乙、丙、丁案，順勢要求承商「順便」協助評估。倘業者不從，通常難將母案（甲案）結案，於是產生民不與官鬥，公務系統與專業系統糾結扭曲之結構亂象。

上述問題看似無關緊要，卻反映公務體系沒有人力成本概念。以筆者與外商合作專案為例，每人／天之費率至少單價一千四百美元；若將相同數字換成台幣，仍可聽到承辦人抱怨昂貴或是懷疑專業之心態，試問一個欠缺國際人力成本概念的公務體系，要如何提升蔡總統所期待的勞工薪資？再者，明明招標甲案，卻要求順帶做乙、丙、丁案之行徑，顯不符合廠商原始人力計算之基礎；換言之，廠商只能將多出人力成本吞下，付出更多專業人力，「幫忙」政府評估其他案。

以實質作業言，公務體系承辦人對於甲案早有定見，若廠商研究之結果迥異，勢必又無法結案。可悲的是，公務體系猶如井底之蛙，藐視專業提供之建言，且變相要求提供其他案之專業分析，甚至周末前的突發事件，要求隔周一給答案之情事亦然，此類買一送三層出不窮，難道沒有造成民間專業體系勞工無法做七休一、無止盡加班，又薪資低廉之問題？放大產業鏈觀點，為了降低被公家機關剝削成本，後續產生官商勾結、偷工減料、競爭力低落，無法提振產業創新等問題。

近來勞資爭議濫觴，為勞基法修正為一例一休，去年華航罷工後，陸續有諸多勞團發難，至今已有遍地開花之效應。休時多、薪資高人人稱羨，靜下思考外商對於專業給予高度重視，不吝嗇於人力成本；反觀國內的公務體系，至少該給予專業勞工基本的尊重，以及別再壓榨民間專業體系，讓專業勞工們能獲得應有的酬勞以及休息。

蔡英文總統與媒體茶敘時提到台灣起薪偏低，要從長照著手產生人力需求，拉動薪資，而她的最低工資夢想數字是「三萬元」。

不論是總統的三萬夢，或賴院長的功德說，都體現政府的淺薄無知，也間接說明民進黨執政以來的勞工、產業、長照政策是趨於失敗的。

許多製造業由於比較利益考慮，紛紛在海外設立生產基地，對於在台灣的企業功能積極朝向開發設計或行銷通路發展，有的則是因應全球運籌的需要，轉變成營運總部的型態。換言之，製造業在台灣朝向服務化的發展已成趨勢，產業間界線愈來愈模糊，而各類服務活動與功能的區隔愈來愈精密。毫無疑問，專業性、整合性、全球性兼具之高品質服務，是服務業未來的發展方向。

但遺憾的是，台灣服務貿易整體而言，尚不具有國際競爭力。發展服務業的關鍵，在於提高服務業者的品質，與改善服務發展環境，而非僅靠喊幾句口號，或一朝一夕的爆衝式立法所能簡單解決的。

勞基法修法爭議之一，就是把很多問題都交給工會或勞資會議解決，看似彈性，背後恐有待商榷。

當大家覺得工會代表基層的聲音時，在台鐵有很多人想退出工會，卻無法退出。今年春節，由台鐵運務人員所組成的台鐵產業工會，發起依法休假的抗議行動，就是不滿企業工會長期的不作為（工會高層大多是非運務人員），漠視運務人員過勞以及血汗班表的問題。

現行法令規定企業工會需強制入會，但違反卻沒有規定罰則或退會淘汰機制，反而造成企業工會「只能加入，不能退出」的怪象，也曾向交通部、勞動部陳情這個不合理的現象，卻始終互踢皮球。

台灣勞工參與工會的比例偏低，勞資地位不平等讓大多數的勞資會議徒具形式，再加上不能真正為基層發聲的工會，勞資協商只會讓勞動條件更走回頭路。

二○一三年日本NHK記者佐戶未和，報導東京都選舉加班過勞心臟衰竭而死，事後調查，死前一個月竟加班一五九個小時，被認定是過勞死。日前日本電通新進職員高橋茉莉，也因為長時間加班過勞而罹患憂鬱症，最終選擇結束年輕的生命；電通社長為此引咎辭職，並誓言改善公司加班惡習。

反觀台灣，資方說「台灣哪裡有過勞死」；北醫護理人員連上十三天班後猝死、全聯員工在工作崗位上倒下、客運駕駛過勞頻傳，在這個「資高勞低」的勞動市場，對不合理班表，我們有說不的能力嗎？

在台鐵，出來說不的代價就是還有二○一個人被記大過；我不解的是，只是爭取「勞動條件最低標準」的權利，何過之有！況且，勞基法規定的不是最低標準嗎？政府不去思考如何向上提升，卻反而更偏向資方，當初要跟勞工站在一起的言論，如今聽來，格外刺耳！

高橋過勞死案，東京地方法院最終判罰日本電通約合台幣十三萬元的罰金，也許有人會感嘆一條生命竟如此廉價；但在台灣，如果一再的勞檢或再多的裁罰，慣老闆都不怕的話，我們是否可以師法日本，對屢次違法的雇主課以刑事責任，也許這樣才能有效嚇阻違法！

也許抗議的勞工撼動不了你修法的決心，逝去的生命也改變不了你堅定的意志，但請不要忘記你現在走過的痕跡，未來將變成你最好的助選員，檢視你是否口是心非。

蔡英文為照顧勞工而修法，但做不到的承諾不要掛在嘴邊，請問蔡英文真的懂勞工的苦與訴求嗎？

蔡政府第一次修法，引起資方反彈；而再次修法，引發勞工反彈。此次勞基法修改，當初承諾的「周休二日不變」，但是勞工加班費不增反減；政府想以「基本工時不變」滅火民怨，但台灣勞工早已處於高工時的過勞情況，身心靈俱疲，人民沒有義務「做功德」，政府有義務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與生命。

馬克思曾說：「國家是資產階級的管理委員會」，以現今的勞基法修法來看，此話不假。此時政府成了資產階級的僕人，幫既得利益者奴役人民。現今的勞工苦不堪言，青年不敢作夢，低薪又高壓高工時的生態，誰又看得到未來？

既然修法修到裡外不是人，當初又何必修法呢？最終，所有的改革和政策推動，都不過是為了贏得選票的魚餌。在上位的領導階層勢必得審慎思考，身為領導者，有義務讓所有人民安居樂業，而不是把人民的權利和未來變成政治棋盤上的棋子。

核四廠三年「封存」期限本月底到期，但政府對封存期限後的核四廠處置似乎漠不關心，媒體也不太過問，合理的解讀是「非核家園」入法（電業法）和民進黨完全執政似乎已注定將核四判了死刑，而封存期限到期乃其死刑之執行日，是否理當如此呢？

最近一個月，幾則不太起眼的核四新聞透露些詭譎的訊息：首先，媒體披露立法院上月通過「一○六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中，編列七．五億元「核四資產維護管理費用」，執政黨立委的說法是「預算是維護核四廠區安全，不代表會重啟」，而在野黨立委的立場是要「確保核四價值二八三八億元的國家資產」，兩黨不同的立場卻在預算的編列上達成了「共識」。值得注意的是預算科目為核四資產維護管理費用，巧妙避免了封存期間是否延長的爭議。

十二月十七日又有報導，台電規劃月底前與廠商簽約，將核四燃料棒拆解運送至國外保存，待鈾燃料價格上揚再分解成鈾料出售獲利。台電人員承認，核四燃料棒運出「代表核四不會再重啟」。廿日台電楊董事長接受媒體專訪時提到，核四廠「將先規畫為（綠能優先之）綜合電業園區」。

顯然政府對於核四封存期限後的處置已有定見，且已準備將住入安寧病房的核四抽管，讓它安樂死，但為規避二八三八億元投資由資產轉為虧損，不僅不宣布核四停建，而且編列一筆「核四資產維護管理」預算，等同宣示核四仍屬於資產。不知道將一個判定安樂死的設施仍歸類為資產是否有違背會計法？更重要的是，政府行政機關是否有權決定核四安樂死呢？

核四是立法院通過的國家重大工程，自一九八○年代初期到二○一四年封存之間，包括工程預算和四、五次的預算調整追加都經過立法院的議決，期間在一九八六年立法院曾通過廢核案，同年又通過覆議案，以及二千年十月行政院宣布停建後，立法院又於隔年一月決議立即復工，顯見核四無論停建或續建均須經立法院決議，非行政機關片面所能決定。

民進黨政府在選前選後均不斷灌輸選民「台灣從來不缺電」，但今夏一個颱風吹倒和平電廠鐵塔，就導致限電警戒紅燈，緊接著一個包商的維修失誤，又造成全國大停電。

蔡總統在許多政策上髮夾彎，唯獨緊抱反核神主牌一再保證不會讓人民在「缺電」和「核電」之間二選一，可是「火力全開」以避免缺電的結果卻導致嚴重空汙，被媒體譏為「用肺換電」。網路酸民也說：南部人是用肺當空氣清淨機，幫蔡總統完成非核家園的夢想。另一方面，天然氣第三接收站、離岸風機與屋頂太陽光電計畫的推動均遭遇困難，難道這還不到賴院長指出「核能電廠是最後手段」的檢討時機？

建請政府切勿巧立名目以維護資產之名行核四安樂死之實，從積極面檢討重啟核四來紓解缺電壓力和大幅減少空汙與排碳。從消極面依法論法，行政機關也無權決定核四安樂死，核四未來之決定仍應回歸立法院，以符合程序正義；或亦可根據立法院二○一三年二月的決議，將核四的未來訴諸全民公投決定。

行政院通過國發會提案「二○一八年國家發展計畫：建設台灣、看見執行力」，設定總體經濟目標，成長率二．四至二．六％，失業率三．七至三．八％。國發會主委陳美伶指出，該計畫主要考量國際經濟下行風險、今年基數墊高、政府積極政策作為及政策執行能量等因素，並參考主計總處預估經濟成長率。本文一一澄清，如下所述。

國發會多年來的年度及四年計畫，類似行政院施政報告，缺乏新思維及新作為。主計總處上月發布明年經濟成長率二．二九％，隨後國內外智庫的預測值皆向該處看齊。揆其原因，主要為主計總處除考量國際經貿情勢，並掌握最完整的政府部門收支總額的主觀條件，且從高估計，必然納入積極政策作為，應可視為相當樂觀的經濟成長估計值。

國內主觀條件只有一套數據，主計總處也僅發布單一估計值。國發會何德何能，竟然設定超高目標區間值！豈不與陳主委強調「國際經濟下行、基數墊高」的悲觀（消極）說法自相矛盾。

失業目標設定為三．七至三．八％，與經濟成長目標對照，呈現正比關係，顯然違反經濟邏輯。今年失業率已隨景氣明顯回升而降低，十一月降為三．七一％，明年經濟成長率目標與今年實績相埒，失業率必然進一步降低，為何還維持今年的水準，印證失業率目標顯非從總體模型求得的區間值。

國發會與主計總處皆將明年軍公教加薪二百四十億元同時反映於政府與民間消費，即為重複計算的效果。中央政府明年歲出略有減少，前瞻計畫雖編列一千億元，占總投資比率有限，又基礎建設及公營企業投資有效執行率一向偏低，約為七成餘。陳主委強調「考量政策執行能量」，即為偏低執行率的註解，當然難使庶民有感。

國發計畫主軸明示「建設台灣、看見執行力」，莫非要提醒庶民注意政府執行力只有七成餘！國發計畫充斥政策口號「拼圖」，不受公私部門重視，其理在此。可見國發計畫或專案只是紙上畫畫、牆上掛掛而已，別無實質創意，庶民當然無感。

日治時期的台北城中區，基本上是日本人的活動區域，在廿世紀初的摩登年代裡，日本人引入了許多現代生活的想法與事物，讓台北人來到城中區經常感到驚奇與讚嘆！對於喜歡新事物與前衛文化的人，城中區可說是他們逛街探奇的城市新樂園。

當年的城中區除了有歐洲城市常見的廣場與公會堂，以及典雅宏偉的博物館，戶外音樂廳之外，也有具備電梯設備的百貨公司大樓，甚至裝設冷氣機的銀行大廈等等，「喫茶店」（咖啡店）也是在這個時代，逐漸在台北城中區出現，早期城中區喫茶店與日本相同，有所謂的「名曲喫茶店」，專門播放古典音樂，讓人們一面享受咖啡，同時也聆聽音樂古典音樂；除了古典音樂之外，也有專門播放爵士樂的喫茶店。在那個外國資訊封閉缺乏的年代，喫茶店基本上，滿足了人們對於世界文化資訊的渴望。

這類的名曲喫茶店在東京或京都依舊可以找到，但是在台北城裡，卻早已經不復存在。事實上，咖啡館文化與書香文化是息息相關，城中區在昔日有許多書店，幾乎整條重慶南路就是書店街，咖啡館也散布在附近街巷；可是隨著書店的沒落，城中區的獨立咖啡店也慢慢消失，最後只剩下明星咖啡店等幾間老派咖啡店仍舊硬撐下來。

城中區獨立咖啡館的沒落與消失，見證了整個城市中心區的文化沒落與經濟蕭條，九○年代開始，城中區的老房子也面臨大規模的拆除改建風潮，包括典雅的三葉莊旅店等古典立面建築，都在怪手的暴力之下，一夜之間拆除夷平，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庸俗無趣的商業大樓，使得這個過去台北的精華區，逐漸失去建築的特色與魅力，令人感慨萬千。很長的一段時間，沒落的城中區，只有連鎖咖啡店敢進駐其間，找不到什麼雅緻有特色的獨立咖啡館。

不過最近城中區逐漸有些變化，我在漫步北門附近街道時，發現了原本沉寂的街道竟然開設了獨立的咖啡館，那是一間老街屋改裝的小型咖啡店，名稱叫「京町八號」，似乎是為了呼應昔日的街區名稱。

「京町八號」這座咖啡館，位於博愛路與延平南路之間，因為兩條路都通向北門，所以兩條道路間的建築，越往北門就越窄，形成一個狹長三角形的街區，「京町八號」咖啡館就位於三角形銳角那個方向，因此街屋面積不大，店家乾脆將老房子室內隔間完全打通，成為一家前後都是店面的咖啡館；更難得的是，坐在咖啡館裡往窗外望出去，博愛路方向可以看見歷史建築郵政總局，延平南路方向則可以看見百年的撫臺街洋樓建築，可說是欣賞城中區歷史建築的絕妙場所。

撫台街洋樓、郵政總局，以及北門之間，正好形成一個金三角的關係，而「京町八號」咖啡店正好位於這個金三角內，區位象徵意義十分顯著，更重要的是，這間獨立咖啡館的出現，似乎也象徵著咖啡文化又逐漸在城中街區復活了！

我喜歡到北門邊吃豬腳飯，然後到對面「京町八號」喝咖啡，欣賞歷史建築與北門古蹟，我發現很多外國觀光客也會來到這裡看古蹟喝咖啡，老建築加上咖啡香果然是絕配！盼望咖啡文化在城中區的再生，也可以為台北市中心區文化帶來全面的復興！

（作者為實踐大學建築設計系副教授）

現在的台灣社會，執政黨以多數的優勢執意推動前瞻建設、一例一休、轉型正義等立法及政策，讓議場成戰場，藍綠衝突不斷，朝野互信盡失，社會撕裂，勞資互疑，完全沒有互信的文化，不斷累積互不信任的負向社會資本，經濟困局當然難解。

資本，在一般經濟學中的定義為「在市場中具備預期收益的投資資源」，分為人力資本及物質資本（或財務資本）兩類。但另一種被忽略的資本，就是存在於社會網絡結構之中的社會資本，必須遵循其中的規則、信任才能獲得行動所需的社會資本，社會資本不屬於個人或企業，而是鑲嵌於社會網絡結構中。

二○一三年黑心油食安事件後，味全及義美兩家公司有著截然不同的發展。味全因疑似前負責人的企業倫理及食安議題，讓公司陷入品牌危機造成連三年虧損；義美則因為食品把關的形象，深植於消費者心中，因此在情感上也給予高度認同，在營運上持續受惠。這些都是品牌、口碑及商譽等社會資本所產生的效應。

網路時代造就的Airbnb 和 Uber，透過科技打造出一個社會分享平台，通過高效的社交網絡評論分析供需關係，同時促進雙方責任體系的信任（如房東和客戶互評），快速累積口碑社會資本，帶給酒店和出租車產業極大的衝擊。

經濟學家亞當史密斯認為資本經濟的運行仰賴「一隻看不見的手」，但在現實的環境中，政府會制定法律、制度來規範，而整個市場也會依社會風氣、道德、倫理形成一種隱形的社會制度，建立彼此信任、形成社會資本，因此可以降低社會及政策協商的交易成本，如此一來企業才能放膽投資，經濟才能活絡。

國際上不同民主社會及自由經濟的國家，同樣推動基礎建設及國家戰略，為何成果會不同，其原因就在各國文化、習慣、風氣、倫理所累積的社會資本而有所差別！台灣過去的民主成就及經濟奇蹟成為許多國家學習的對象，何以今日陷入如此困境，或許就是社會資本的消失；期盼執政當局能好好思考，找回並重建台灣「信任」的社會資本，才能在快速多變的國際大環境中重新建立競爭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