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立委又出招，這次管到大學校長頭上。動作看似針對教育部，要求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釐清疑義，否則不得進行後續聘任作業；講白了，選出的校長不合我意，就別想上任。綠委諸公的權力大到這樣無法無天嗎？

管中閔這次通過多位精英候選人競爭，以非台大校友身分當選台大校長，外界雖意外，但難得地給予佳評，認為他提出的「必須改革」政見可挽救台大近年頹勢。新官還未上任，管中閔「老藍男」的身分先成了綠營眼中釘，儘管遴選委員秘密投票根本沒有「誰投票給誰」的議題，卻硬被栽贓莫須有罪名。

立委蹧蹋人成了習慣，眼裡只有藍綠，沒有尊重學術的概念。這次出手挑剔台大校長遴選，正暴露出台灣整體高等教育的悲哀。剛舉行的全國大學校長會議，才聞校長抱怨：政府一手調漲薪資，另手卻凍漲學費，「是要我們去偷去搶嗎」，連出席的蔡總統也無言以對。民進黨一方面讓總統與會以示重視高教，一方面放任立委透過教育部搞「不准你聘校長」的把戲，這個黨斯文掃地的程度還真嚇人！

黨政軍的手進了公共媒體，黨政軍的手也要伸進大學校園。老實說，如果不是還想替台灣做點事，能當大學校長的人誰願意受這種鳥氣？不甘受辱者大不了拂袖走人，只可憐剩下「綠色沆瀣一氣」的台灣還有什麼教育前途？且看高等學府有沒有「自己的校園自己救」的最後一絲自尊心！

蔡英文總統去年底稱習近平是「理性的決策者」，說對台動武應該不是他的選項；時隔不到一個月，她接受綠媒訪問卻改變了說法，稱沒有人能排除中共對台動武的可能性。值得關注的，不是蔡英文對中共動武的判斷或猜測是否準確，而是總統對兩岸在各個場域的交手與競合究竟有無基本的定位與全盤的估計。

近期兩岸交手的熱度明顯升高。M503航路之爭，已影響到六萬台商的春節返鄉，但雙方在僵持中。在更大的畫面上，人們看到的則是中國大陸軍事活動日益頻繁，包括共機繞台，以及美艦在南海等地與共軍的對峙。在外交上，則傳出梵蒂岡在主教派任上對北京低頭，台梵邦交可能動搖；其他許多未浮上枱面的壓力，則在悄悄進行。

更值得關注的，是美國在兩岸關係中的矛盾態度與錯綜影響，使蔡政府的判斷受到影響。一方面，美國國會提出了友我的《國會授權法》與《台灣旅行法》，另一方面，美國務院、貿易代表署、及領事事務局卻屈從中共壓力，陸續將我國國旗從官網上移除。這釋放的是矛盾的訊息，對台灣而言，短多未至，長空已降。川普近日批准對進口太陽能板和洗衣機徵收卅％到五十％的高關稅，開出中美貿易戰的第一槍；此舉，勢將衝擊相關台商的經營，經濟部卻支支吾吾以應。若美中大戰擴大，難道我們只能默默承受變成雙方的夾心餅嗎？

川普總統掀起中美貿易戰，其實並不意外，這是實踐其競選諾言。去年底，川普公布任內第一份國家安全戰略，把對中國的定位從歐巴馬時代的「戰略夥伴」關係翻轉為「戰略對手」，並揚言將大力遏止中國各種形態的經濟擴張與市場不公平競爭，包括中共在南海的擴張。川普此舉看似任性，更被批破壞全球貿易秩序；但在「美國優先」的口號下，這是他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問題是，台灣對此有沒有我們自主的立場？

從上世紀以來，美國對中國大陸的政策一直植基於一項假定：更多的國際交流有助於大陸開放，使其政策和政治體制漸漸向先進國家的「典範」看齊，並接受西方主導的區域及全球秩序。西方國家也認為，中國大陸的經濟成長可帶動中產階級崛起，人民表達意志的力量將會擴大，中共的一黨專政體制將逐步走向民主化。然而，中國大陸崛起了，中產階級也壯大了，但中共的民主化其實並未如預期發生。尤其近期西方國家民主政治失靈的種種現象，更讓大陸內部覺得中國的政治體制優於西方民主，而無須引進失效的西方體制。川普將美中關係從「戰略夥伴」轉變為「戰略對手」，是因為看到了大陸的威脅，也是為了安撫美國內部的失落感。

長期以來，台灣處理兩岸關係多半是跟隨著美國的腳步，而採取模糊論述、消極處理、維持現狀等方式，寄望以拖待變等待更佳契機。蔡英文認為習近平是「理性決策者」，亦由此而來；因此不斷採取「小事挑釁、大事沉默」的模式與其周旋，以為可以保持兩岸關係在一進一退的安全拉鋸範圍內。但是，由於政黨輪替導致的藍綠決策差異，使得台灣在兩岸政策中不斷波動擺盪，而難有進境。另一方面，為了迎合美國的立場，也讓我們自身的兩岸關係策略空間與主動權大幅縮窄，陷於「溫水煮青蛙」的困境。

川普領導的美國已失去了原有的政策穩定和善意，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兩岸策略，亦恐非如蔡英文期望的「冷和」。台灣夾處於兩岸關係與強權爭霸戰中，恐怕沒有「選邊站」這樣的簡單算盤，而必須謹慎思考自己的生存與發展利益；尤其，不能因決策失誤而讓兩岸網民在任性的叫罵中失去彼此的善意。面對爭勝的中國大陸，蔡英文「小事挑釁、大事沉默」的作法已陷於劣勢，她不能再錯看兩岸關係。

這讓我們想起了2017年成立的「全球經濟轉型委員會」，該會由同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史提格里茲與史賓塞共同推動成立，宗旨是解決全球經濟面臨的多項挑戰，包括成長停滯、貧富不均、移民問題與氣候變遷等，為市場經濟失能尋求解決之道。

史提格里茲說，現在需要「第三條路」。全球經濟委員會將於2019年提出最終報告，內容包括研究發現與建議。史提格里茲在聲明中指出，「我們需要新的法則及協同治理，以因應全球經濟體系迅速浮現的毀滅性趨勢」。

如今，金融海嘯爆發十年後，眼見各種經濟指標開始恢復正常，各國經濟專家多對前景作出了樂觀的推測，如U、V、W等型的反彈，但也有較保守的認為是L型的疲滯，我們卻判斷應該是L加V，即L型的實體經濟，伴同V型的資產價格，事實證明如今卡列茲基所謂的「失落的十年」，正是全球經濟十年來始終未見翹尾的L型遲滯；與此同時，全球範圍內的資產市場卻呈現普遍飆漲與泡沫化傾向。

誠如史提格里茲卡列茲基所指出的，後金融海嘯時期至少還面臨了多項麻煩：一、從各國到全球貧富差距的明顯惡化，2014年法國經濟學家皮凱提的《21世紀的資本論》對此作了深入的分析，引發了各方高度關注，但可惜的是，似乎還未充分注意到量化寬鬆政策在各國及全球貧富不均上所產生的負面效應；二、反全球化浪潮的風起雲湧。除了貧富差距惡化外，還有移民問題、恐怖主義、氣候變遷等困擾，都成了反對全球化的理由。自二戰結束以來，給全球帶來巨大紅利與福祉的全球化進程，終於在進入新世紀未久即遭到重大挫折；三、在前兩者現象的交相作用下，又在不同地區激發了前所未見的民粹主義風潮，不僅衝擊社會安定，也影響政治穩定，甚至在不少國家導致政權更迭。所有這三個麻煩，貧富惡化、反全球化、民粹主義，都還在持續發展之中，甚至方興未艾。

在這一段期間，各國為了解決各自的問題，政治人物為了更多的選票，紛紛推出各種「冠名」的經濟政策，如「安倍經濟學」、「莫迪經濟學」、「川普經濟學」、「馬克宏經濟學」等等，蔚為一時之盛，但細觀其中內容，基本上仍不脫兩大範疇，各自在這兩大範疇中變動不同的政策組合，或拿捏不同尺度與分寸。

一大範疇是貨幣政策、財稅政策與基礎建設公共投資政策之間的搭配，普遍的傾向是擴張性的；另一大範疇，則是政府在市場運作中角色與介入力度的拿捏，基本上也仍是在偏左或偏右之間的選擇。

經濟理論、經濟思潮與經濟政策在各國之間呈現如此繽紛多樣、百花齊放的現象並不多見，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的爭鳴之象。

其實，太陽之下無新鮮事，經濟學經過幾百年發展對各國經濟問題早已有一套成熟的理論與政策，不管「○○經濟學」都變不出新花樣。當前全球經濟學家真正的挑戰說到底只有兩個，一為全球化引發的空前貧富差距、移民問題、氣候問題、恐怖主義問題，二為新科技，如金融區塊鏈發展對貨幣政策與金融治理的考驗。任何能有效面對及解決這些新問題的新理論，才能被視為是21世紀的新經濟學。

我的娘家位在花蓮玉里，今年很慶幸自己買到從台北回娘家的火車票，而且去程是普悠瑪，回程是太魯閣，真的讓我深感難得；只是能訂到車票，並不是我運氣好、靠關係，而是我心知春節絕對訂不到車票；只好退而求其次，提早回去，請老公、孩子為了成全我，連請數天假。

絕大多數的人為了生活，加上想要一展自己的專業領域，只能選擇工作機會較多的都市；利用年節假日回鄉團圓，是所有遊子的心願，只是除了往返的交通要花上不少的金錢與時間，加上在異地生活的種種開銷，真的所剩無幾，又如何能提高生育率？如果連那返鄉與家人團聚的權益都要被剝奪，實在是讓人對領導者感到徹底心寒。

年節將近，我選擇「退而求『其日』」，只是我始終期待，這片美麗的後山，能夠成為花東居民、異鄉遊子最踏實的靠山—擁有更多的就業機會、基本福利與更被重視的尊嚴。

台鐵東部幹線春節預售票秒殺，花東地區民眾返鄉路大不易。

交通運輸是整體作業。省政府時期，交通處主管全省鐵公路海運，常整體運作，未聞有返鄉難之言。精省後，所有業務全返歸交通部管轄，卻因組織龐大，運作反而是卡卡。

前陣子蘇花路阻，交通部派出副司長坐鎮，協調客輪輸運，總算發揮協調力。每年春節花東鐵路票搶購已成常態，是否請交通部能如當年省府般，再度發揮協調力道，形成一個常態機制，協調客輪、甚至運輸艦參加輸運。

只要參考鐵路局每年春節售票的大數據，即可提前作業協調客輪、運輸艦，排出班次，透過報紙、電視、網路等媒體公布周知，讓花東民眾多一條返鄉路。

高鐵及台鐵相繼預售春節車票，但都出現嚴重網塞及一票難求現象，依往年經驗，年假首日為除夕，車票更難買。

如果能彈性調整放假，春節連假固定天數，例如九天（年前三天加年後六天）。可以分散返鄉人潮車潮，鐵公路大眾疏運更順暢，民眾有更充裕時間準備年菜、家庭團聚及出遊，促進消費，提升觀光產業發展，皆大歡喜。

俗話說「過了臘八就是年」，對很多被稱為流動人口的中國人來說，意思是過了臘八節，喝了臘八粥，就要打點行李準備回家了。然而最近社交媒體「朋友圈」中熱烈討論著，卻是要不要回家過年，因為回家最怕，不是被「催婚」，就是被「催生」。

這可不是少數人群討論的事。中國官方數據說，流動人口有二億四千多萬，那相當於約每六個中國人有一個在「流動」狀態中，而流動人口中半數以上是年輕人。如果算上那背鄉離井，定居他鄉的「常住人口」，過年回老家的年輕人就更多了。

一年到頭漂在外，好不容易回趟家，年輕人因何要躲，因何會煩？無非就是父母加上七大姑八大姨那要命的「催」字，過去是「催婚」，現在又加了個「催生」。

中國正在結婚和生育適育年齡的，是所謂「八○後」、「九○後」，即上世紀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出生的人。而中國將要進入婚戀年齡的，是所謂「○○後」即二千年生人。近期很多調查都顯示，這三個年齡段的人，對愛情很熱衷但對婚姻沒興趣，對生育就更不接受上輩人的老傳統觀念了，他們喜歡的是說來就來的愛情，說走就走的旅行。

最近一項抽樣調查顯示，按照中國不同年齡育齡婦女的生育水平，計算出總生育率為一點○四七，其中最讓人口學者頗為關注的，是一孩生育率僅為○點五五六。

中國統計局最新人口數據，顯示去年人口出生率和出生人口數都比前年下降，又說北京上海人口首度不增反減。政府為之臉有得色，民間則眉關緊鎖。因為這是放開生育後的不升反降，顯示中國已實進老齡社會，中國「人口紅利」已經收鑼。簡單來說，如今房地產暴炒，未來房子是「拿來沒人住的」了，那是何等光景？如果專家預言「未來十年生育高峰期女性將萎縮超過四成」成真，那怎麼辦？

所以要回過頭來研究，這「八○後」、「九○後」及未來的「○○後」們不婚不生，到底原因何在，又應怎麼辦。一個研究成果說，說年輕人有新觀念是虛的，哪一代人沒新觀念？真實原因是「新三座大山」，壓著他們透不過氣來。

這「新三座大山」，是房地產、醫療產業化、教育產業化。這「新三座大山」如何令中國年輕人才「不敢婚、不敢生」，說來話長。

台大正陷入史上最龐大最密集的恐怖攻擊，一連串假新聞、假議題恐怖攻擊，這是高度政治力在破壞整個社會信任系統。

我們要提醒大家、提醒整個社會，這種仿效民粹選舉層次的恐攻，每天都會有最新的假新聞假議題強力襲擊語持續擴散。

高度政治操作的恐攻對象，不是一個人，是整個台大，是所有大學的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

高度政治操作的恐攻對象、不是一個族群身份，而是挑起整個社會的仇恨、恐懼與不信任，從根摧毀整個台灣社會的信任體系。

面對這場恐攻，我們呼籲教育部勇敢抗拒政治高度介入、捍衛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教育部不應再刻意配合拖延，儘速核定台大校長遴選結果！讓台大新校長如期在二月一日前上任，別讓台大與大學自治從此陷入永劫不復、政治惡鬥不止的浩劫。

就像每場災難，都能爆發台灣人良善能量的社會動員，讓我們這個社會一次次在災難末境，集體創造社會共生的信任新價值，創造新的社會。

台大校長遴選結果於今年一月五日揭曉，根據台灣大上市公司資訊，校長當選人管中閔自去年六月十四日起擔任台灣大獨立董事，到今年一月十二日辭去獨董，而台灣大副董事長蔡明興又是遴選委員之一，這個時間差，讓台大校長遴選可能出現「蔡董投管董」的情況。有人提出「合理懷疑」：管中閔在遴選過程未「主動揭露利益」，必須徹查候選人與遴選委員是否有「程序外接觸」，或其他非正式會議或會晤來往等。

日前立法院協商教育部預算時，民進黨立委因此要求教育部釐清相關問題，隨後時代力量黨團提出主決議，要求「台大校長遴選爭議於釐清前，不得逕行核定校長名單」。

從一九九四年教改啟動以來，在自由派學者「全盤美化」的思想主導之下，台灣的倫理道德已經面臨「全面崩盤」的危機。尤其是前教育部長、中央研究院院長、台大校長相繼因為學術倫理問題而下台，其嚴重性可見一斑。

去年十一月底台大舉行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時，我每次出席，一定要求候選人說明他對學術倫理的看法。十一月卅日，在管中閔說完他的治校理念之後，接著是由周美吟上台。我特別問她：「你現在擔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而遴選委員中又有一位中研院院長，這中間有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是否需要迴避？」

她說：「我看過遴選細則，好像沒有這樣的規定。」

我很不以為然，卻找不到再次發言的機會。事後，我在「民意論壇」發表〈台大校長遴選的自律與他律〉。遴選委員會沒有任何回應，教育部也視若無睹，不發一語。

在我看來，台大校長遴選過程中，如果有任何必須利益迴避的問題，民進黨立委或時代力量黨團在遴選委員投票前就應該提出來。為什麼在遴選過程中，對中研院正副院長明顯的利益衝突裝聾做啞；在遴選結果公布後，才想到要用「人肉搜索」的方式，去清查當選人的歷史背景？這難道不是因人設事嗎？如果今天台大校長的當選人沒有藍色背景，民進黨立委和時代力量還會這樣做嗎？這不是「政治迫害」，又是什麼？

二○一五年蔡英文競選總統時訪問紐約僑社，宣稱「多元才是台灣價值」；二○一六年就職時，她大言不慚地說：台灣價值是「多元、平等、開放、透明、人權」，她上任以來的所為，有哪一點符合這樣的價值？如果大綠小綠對藍軍的追殺已經擴及到大學校園，請問：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找到蔡英文所謂的「台灣價值」？

最近台大準校長管中閔台哥大獨董問題，引發立法院及監察院各種紛擾爭議，我想以台大資深校友提出一些看法。

立委的質疑及社會大眾的眼光，都將焦點集中在管爺未揭露這項職務，然而整件事回歸到制度面，所有的候選人都是被推薦的，根據台大的遴選細則，並沒有要求候選人一一說明和各遴選委員的關係。只要遴選委員和候選人不是配偶或三親等內的血親或姻親，亦或是學位論文指導的師生關係，就無違反規定之實。

有些媒體用似是而非的語句，暗示管中閔對其台哥大獨董身分有隱匿不報之嫌。但事實上，大學教授要出任上市公司獨董，是必須要向學校報備，並取得校方同意的。台哥大甚至和台大簽訂回饋金契約，做為同意管中閔出任的條件。因此對於台大已經知道的事情，就無所謂揭不揭露的問題。台哥大又是上市公司，所有資訊都是公開可查的。既然校方都知道管是台哥大的獨董，亦認為蔡明興擔任遴選委員並無不妥，兩者的關係也未違遴選規定，那麼就不應將莫須有罪名強加在管身上，並進而影響其獲選資格。

這件事最為不妥的是立委的介入。即便對遴選的程序或過程，認為有改進必要，都是台大自己的事，政治力伸入校園，實有違政府一直標榜的大學自治理念。更何況，立委們在審查教育部預算時提出此項要釐清的決議，實有挾預算權以令教育部，以政治力去操作干預大學校務之嫌。

台大這幾年排名下滑，二○一七年更跌至一九八名，創了新低。做為台灣高等校育的首府，台大退步代表的是整體人才競爭力的式微。尤其在亞洲其他地區，如中國大陸、香港、新加坡的頂尖大學排名不斷攀升，我們如不想法改善，後果令人擔憂。身為台大校友，我希望這件事情儘快平息，台大可以在新校長領導之下全心全力在學術上衝刺，重塑椰林的威望，為台灣高教在世界舞台爭取一席之地。

瀏覽環保署「空氣品質監測網」和民間「空氣盒子」空品偵測網，已然成為每日的例行功課，高雄顯示的數據總是令人沮喪又氣惱。人類生存所需的陽光、空氣、水，高雄人想到就想哭。

要往那兒躲呢？附近那裡可以大口大口呼吸新鮮空氣，救一下我們的肺呢？從上述的兩個網站，先生篩選出一個車程兩小時的好地方，墾丁！PM2.5總是在十以下，是高雄的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

冬季不好玩水，玩山總可以，把墾丁森林公園、社頂公園、墾丁牧場當後花園散步，多幸福啊！

唉，駝鳥之計，但是又何奈！於是，我們開始墾丁的躲空汙之旅，三不五時去民宿住個三兩天。淡季房價大有彈性，而且目前墾丁旅遊業蕭條，格外歡迎客人到訪。

那裡的風會唱歌，樹葉會跳舞，雲會流浪，天空白天蔚藍，晚上一閃一閃亮晶晶。

我是高雄人，現在墾丁！

蔡英文總統接受專訪表示，柯文哲市長必須對「台灣價值」再做一次確認，而柯市長則回應「我也很想知道她的台灣價值是什麼」。

或許台灣民眾已習慣政客們務虛清談，勾心鬥角、不亦樂乎；可是我們亦要清楚自身陷於井底之蛙，無法認清外面世界，那將是多麼可怕。

君不見中國以一帶一路，啟動經濟成長引擎時，台灣仍在幻想「新南向」；當聖國與巴拿馬相繼斷交，我們僅能責怪他國罔顧信義或對岸霸道；當共軍機艦多次繞台，國防部仍在堅持「密切關注」，而忽略國軍下降的戰力和相關弊案未決的事實；當對岸啟用M503北向航線時，政府竟以否決對岸航空公司春節加班機申請，阻礙台商、台生返鄉；甚至年金改革、勞基法修正，人民亦僅能被拒馬阻絕，任令立委諸公閉門造車、生殺予奪，他們的「價值」又與庶民貼近多少？

柯市長亦不遑多讓，屢屢失言妄為，卻可以解釋成個人風格而贏得喜愛特立獨行的柯迷采聲。尤其他極愛吹噓台灣民主自由、多元開放，曾在演講中譏笑對方特首官派、失卻靈魂，亦曾在東南亞之旅時表示，台北觀光景點勝過香港等豪語，但旋即遭到網友駁斥。

由此可知，台灣價值早已被政客們玩弄得僅剩空洞的選舉，而沒有更實質的提升與期待，亦無從想像國家或社會究竟為何努力？

大學曰：「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期許人要反躬自省，才能檢討別人。可我們見政客們手指別人，要求別人改進；我們是否該要求政客們不要目光狹隘，只見對手，要看看外面、聽聽人民。

立委黃國昌踢爆彰銀東莞分行，有員工收取鑑價公司回扣，並以影片為證，犯罪事實，似昭然若揭。只是此等行為能否成罪，卻有模糊空間。

二○○六年七月一日後，刑法公務員的定義走向限縮，如公營事業的從業者，不再是公務員身分，只有依政府採購法為承辦採購業務，才屬於刑法規定，依法令從事公務且具有法定職權的授權公務員。而彰化銀行，雖有官股存在，因未超過百分之五十，故連公營事業都不算，致絕非刑法的公務員。

則在彰銀員工非屬公務員，即便因業務關係收受他人金錢，也不可能觸犯法定刑動輒五年有期徒刑起跳的貪汙治罪條例。故就算銀行高層，知悉此事且加以隱瞞，也不會觸犯貪汙治罪條例中，法定刑為一至七年有期徒刑的公務員包庇下屬貪汙罪。

也因此，彰銀員工收取私人利益，就僅能以背信罪論處。而依銀行法規定，銀行負責人或職員，違背職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銀行之財產或利益者，可處三到十年有期徒刑，且若有兩人以上共同實施者，還得加重二分之一。由此看來，就算無法論以貪汙治罪條例之重罪，以銀行法的特別背信罪追究，似也不輕。

惟就受賄罪來說，公務員只要就職務行為接受他人利益，無論之後，是納入私人口袋，抑或用於公共事務，甚至將錢退回或捐出做公益，皆不影響犯罪已然成立之事實。但因背信罪於主觀上，須有為自己或他人不法利益或損害公司財產之意圖，則員工所收受者，不管名為回扣也好、退佣也罷，只要提出是掛於公帳，或者用於銀行之業務，甚或是給所有職員福利之證據等等，就能證明無此意圖存在，致難以成立特別背信罪，而凸顯出現行法制之窮。

根據聯合國二○○三年所通過的反貪腐公約，其規範對象乃涵蓋公、私部門，其中的第十二條，更要求締約國須採行法律措施，來防止日益嚴重的私企業貪汙問題，我國雖非聯合國成員，但於二○一五年，也通過聯合國反貪腐公約施行法。惜至今，仍未見有對私企業貪汙為相對應法制之調整。故所謂施行法，看來就僅具宣示作用。

管中閔因台灣大哥大獨立董事身分而引發的利益衝突及適格性問題，各方意見成了台灣社會最近的「顯學」。我認為此事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其中牽涉到的各方情緒甚至將影響到台灣未來國格的定位，因而有必要做一持平之論。

持平之論在今日台灣難以生存，因為上有利益權力之交爭，下有民眾情緒積壓後的口水遷怒之潮，整個社會已然形成敵我之勢。因此，在進入正題之前，做一個人背景的交代是有必要的，以免論述落入無謂的唇槍舌劍。

我出生於台大醫院，十歲前在台大操場玩到大，父親是傅斯年校長的機要秘書，從小聽遍傅斯年校長的所有軼事，包括他如何以肉身禁止軍警進入校園抓學生、稿費捐助學生以至於連自己吃一籠包子都捨不得，直到他在省議會受到議員羞辱回校後氣得渾身發抖而亡。在這些童年記憶下，我從小就對「國民黨」有著一種當時還說不出道理的厭惡。在新加坡完成初中、高中後，我違背家裡的意思，偷偷買了機票「遛回」台灣，苦背了兩年完全陌生的課本，第一志願考進台大哲學系，也因此碰到了當年台大「哲學系白色恐怖事件」的尾巴。我對台大有了解，有感情，有期望。

說這些，是為了能夠客觀評論管中閔這位被歸屬於「藍營」的人出任台大校長的風波。管先生，我認識，雖無深交，但是我可以負責地說，今天藍綠陣營人士中年齡超過五十歲者，以為人的正直性而言，他落在頭十％之內。

台大校長可以因為資歷或能力不是他，如果用雷達掃描台灣所有人，一定有比他更適格的對象，但是我想對藍綠雙方建議一件事：那些一定要置對方陣營於死地的藍綠人士，當亮劍時，可否捫心自問，你對事務的正直性，是落在正直性光譜的頭十％，還是落在那剩下的九十％間？

我知道有人會說，在台灣玩政治談正直性豈不天真？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以台灣的內外處境，只有正直性才是台灣的出路，才能夠作為台灣的國際名片。中共正用「敵我關係」逼迫台灣分裂，此時此刻，如果台灣內部也與中共隔海唱和，自我以「敵我關係」逼迫台灣內部分裂，那只能擲筆長嘆，天作孽猶可活，自作孽只能是自掘墳。

管中閔的台大校長風波，可分為幾個層次來探討：事實層次，適法性層次，流程正當性層次，當選人的能力層次。除此四層次，其他的討論都屬於利益、權鬥、立場和情緒的範疇。當下，前四項層次已經越談越清楚，相信再過一周時間就能達到公論。然而，利益、立場、情緒層次的唇槍舌劍，想來難以靜止，甚至成為永恆的鬥爭素材。

可否容我就此現象說幾句心底話。台灣這個不幸島國，近代史以來受盡外殖民、內殖民的屈辱，內心深處累積了說不清、道不盡的悲情，在先賢不斷打拚之後才有今日得來不易的些許民主自由；然而積怨難以在短短數十年洗清，遇到公眾事務時走上不同方向的「敵我意識」坦白說也是情有可原。然而，人類近代史已證明冤冤相報是死路一條，唯有加強法治意識、遵從正當程序才能解脫困境，訴諸悲情和梁山泊的習氣只會讓外人乘虛而入，使得台灣回到過去自己最痛恨的狀態，就像一個歷經家暴的孩童但最終成為另一個家暴者。

管中閔事件只是一個案例，但是這樣的案例各界若無靈魂深處的反省，台灣的國格將被定型，使得台灣萬劫不復。（作者為跨界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