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職業球團，把經營球隊當作一門特定的區域生意，眾多球團集合起來，則組織成一個聯盟，經營著一個特定的全國性運動市場。落腳於某個城市的球團負責打造球隊的地區認同，而聯盟則維繫全國（甚至「全球」）市場對此一運動的認同。不論球團或聯盟，都以捲進更多的入場球迷或電視機觀眾為目標，唯有如此，才能取得龐大又穩定的收入，以支付卓越運動員天價的年薪和眾多工作人員的酬勞。

簡言之，球團和聯盟都知道：透過賽制和論述的安排，運動是一門「意義創造」的生意。不論是洋基和紅襪的世仇對決、兵工廠與切爾西的同城derby戰，或者是紐約尼克林書豪的Linsanity，都試圖把競技運動和市民的每天日常生活連結起來，經由認同的循環創造，運動員和球隊往往成為某個地域特定精神氣質的象徵，驅使人們願意付費支持此一象徵；進而，許多地方政府樂意給予球團興建場館的租稅補貼，因為球隊的象徵把城市給「全球化」了，從而帶來文化觀光產業豐富的收入，也就是這多重的意義創造機制，運動產業因而得以自力繁榮。

台灣的職棒並沒有這樣的視野，一開始，經營球隊的球團就認定辦球隊是「穩賠不賺」之舉，因而從來便不把它看成是正式的生意，而是其母公司生意的「活動廣告看板」，反正企業每年都需要編列廣告預算，有電視轉播的球隊不就是最划算的廣告投資嗎？也就是這樣的起心動念，每隻球隊的預算和母公司的生意便結合成了函數關係，壞就壞在：一旦母公司事業出現問題，或是產業結構出了變化，球隊的廣告價值終結，它的命運也跟著消逝。這樣的思維下組成的聯盟，當然就更難有進取的想法，畢竟各家母公司的利益遠比運動的繁榮更優先、更重要。

在這樣的歷史裡，我們自然理解：這些南征北討、流轉於電視畫面間的球員，不是什麼偉大意義的化身或值得追隨的現代英雄（例如麥可喬丹或鈴木一朗），相反的，他們全身上下貼滿的廣告logo，暗示著他們血汗勞工的實質辛酸身分；少有精進的球技，則透露著他們發展出一套公務員式的自保策略，和職業運動觀眾期許的超越奮鬥大相逕庭；而一次次的假球風暴更提醒著：運動的神聖意義，在體制中其實是如此地表面化與脆弱不堪。

要解決這根本的難題，關鍵在於是否有經營者把運動看成是一門宏大的生意，而不僅是某個生意的附庸角色而已，換言之，你得深信「興農牛」會比「興農」更會賺錢才行，或者，把中國大陸廿個城市捲進來打中職，變成一組大生意……，不管如何狂想，再怎麼說—都比現在好吧！

（作者為學學文創志業副董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