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當高希均教授問他對核四公投的看法時，他的第一個反應是：這是一個技術性的問題，應該由專家決定。他說技術性的東西不宜公投，因為人民未必有完整的知識來做決定。我一聽就暗自叫好，隔行如隔山，不是這個領域的，常常連專有名詞都看不懂，如何去作判斷？

他接著說，人是情緒的動物，常受好惡的影響，他舉神經學上的證據：大腦中，管理智的前額葉到管情緒的邊緣系統是條小路，但從情緒到理智是條大路，神經迴路的大小不同，訊息傳達的速度也不同，所以人氣起來會失去理智。

民主政治是選賢與能，領導者最主要的責任就是為全民做出正確選擇，並說服老百姓他是對的。我們問：若是老百姓不能被說服呢？他意味深長的微笑說：「時間會給他公道」（Truth is the daughter of time）。是的，在歷史上留名的偉人都是能站在時代的尖端，看得遠，看得真，更敢獨排眾議，勇往直前的人。

這時，早餐端上來了，但是大家都顧不得吃，專心聽他講。我突然發現，這就是我在譯書時的感覺，覺得他的每一個字都深得我心。我大三時，修了「經濟學原理」這門課，授課老師是郭婉容教授，早期的學生不敢挑戰老師，郭老師上課第一天，便在黑板上寫下經濟學的第一個假設—人是理性的動物。但是我心中一直不以為然，人如果是理性的，那些無厘頭、匪夷所思的犯罪行為是怎麼出現的？後來走入心理學領域，發現實驗的證據都顯現人無法作理性的判斷，但是沒有人整合這兩個領域，直到這本書出來。

康納曼教授認為資訊的透明度代表了這個國家的文明度。羅素說「改變是科學的，因為它可以被測量，進步是倫理的，因為它充斥著主觀的價值判斷。改變不容置疑，進步卻充滿了爭議」。所以關鍵性的大事不宜公投，而且公投提案的寫法非常重要，它可以左右成敗，比如說，把一個新的癌症治療法寫成成功率是百分之八十，這時醫生和病人都會願意去試，但是把它寫成死亡率百分之廿，意願就低很多了。

陳述事實的方式的確會影響人民的判斷，銀行在推銷信用卡時，打出的廣告是日利率萬分之五，這看起來好像很低，大家就放膽去用信用卡消費，其實日利率乘以三六五天，它的年利率是百分之十九，那就很高，等人們發覺時，他已成為卡奴了。

公投有這麼多可操弄的變項時，我就了解為什麼他一聽說是技術性的議題，便提出警告了。看著他臉上充滿智慧的皺紋，我在想：年老有什麼關係呢？時間過去，換來智慧，能「優雅的老去」（aged gracefully）又何妨呢？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