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的變動，其實永遠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局面。概括地說，常聽到的講法是貶值有利出口；但往往被忽略掉的，卻是因為貶值，所有進口的成本都會提高，例如石油、機器設備，以及多項民生消費物品等，貶值後帶動的物價上漲，自然對國內投資、消費，都造成傷害。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匯率政策，往往不是「對錯」之間的選擇，而反倒成為不同立場之間的政治角力；但也因為出口廠商聲音大，又常占據媒體版面，所以討論匯率升貶問題時，常聽到的都是一面倒，要求貶值的聲浪。

使問題更加複雜化的，還有因行業不同而衍生出來的差異。例如有的產業，自日本進口技術或零組件，經各種生產過程後，出口最終產品至中國大陸；這一類的出口廠商，最近因日圓及人民幣的變化，而「兩頭受惠」。因為，若自日本進口，日圓貶值造成進口成本下降；而出口到大陸，人民幣升值又造成台灣業者競爭力加強；因此，廣泛而過於簡化的評論，說「日圓貶值造成台灣出口壓力」，是太籠統，也太以偏概全了。尤其在台灣對日本長期逆差，對中國大陸又長期順差的貿易結構下，日圓貶值所造成的壓力，並不是對所有的台灣出口廠商，而比較是針對一些「與日本競爭歐美市場」的台灣出口企業；這陣子以來，聽到聲音最大的，自然也是這些對歐美出口的企業。

這些聲音，我們當然不能忽略，就像我們當然不能忽略歐美市場，是一樣的道理；但不容否認，這不該是唯一的聲音。台灣的出口與ＧＤＰ比例超過七十％，很多人因此誤以為「台灣經濟七成靠出口」（最近還有許多出口企業如是說），這其實是很大的誤解。

因為，台灣的出口與ＧＤＰ的比例一般雖都超過七十％，但台灣每年進口與ＧＤＰ比例，也大致在六二％至六八％之間；而ＧＤＰ的組成，也就是真正創造出ＧＤＰ的，是來自於出口減去進口之後的「淨出口」，而這個「淨出口占比」，其實在台灣幾乎每年都是小於十％的。

ＧＤＰ另外九十％的組成，其實就是比較不受到重視的「內需」，包括民間消費（約六十％）、民間投資和政府支出合計的三十％。（嚴格說起來，進口中當然也含有內需成分產品，這個部分亦可扣除計算，可得到更精確的淨出口比例；但國際組織，包括亞洲開發銀行等，都是以出口直接減除進口之方式計算）

這個占ＧＤＰ九十％以上的內需，在台灣經濟結構長期扭曲之下，一直得不到應有的重視，也因此比例雖大，卻成長緩慢，間接造成國人薪資所得提升不易的困境；經濟結構的調整，也因此是台灣必行之路。在當前再度面臨台灣匯率政策抉擇時，希望在考慮貶值幫助某些出口廠商之時，也不要忽略更多沒有聲音的內需。

（作者為台大兼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