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夫學院的學生每學期有四次正式晚宴演講。學院規定男生西裝革履、女生洋裝高跟鞋，跟演講者一起坐下來吃三道菜的西餐，餐後再聽演講。院長說，服裝的要求是使學生心中尊敬這個場合。人的行為會受到環境的制約，衣冠楚楚時，表現會比較文雅，喧鬧的孩子在進入教堂後會噤聲。

從過去的講者，如李遠哲、楊振寧、費孝通、丘成桐、何炳棣看來，這個講座的確是學院的大事，演講完的發問時間比演講時間還長，使院長有機會當場評估演講的成效。

我問經費的來源，院長說都是香港仕紳捐的，每名學生餐費為一百廿元港幣，出席便不收費，缺席要付一百廿元，因為學生必須養成誠信守諾的習慣，食物也不可浪費。那天講完是晚上十點，學生沒有散去。院長說聽演講是吸取別人智慧最快的方法，他們學生的視野便在這四年三十二場的超級演講中，逐漸打開了。

回顧台灣的企業家，除了少數如溫世仁基金會之外，好像沒有像香港太平紳士這種捐錢作通識講座的習慣，靠公家經費在台灣的大學辦這種高級講座，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台灣的教育經費太少，香港城市大學一年有二百億台幣預算，台大只有七十億，而台大學生比城市大學多了一萬人。城市大學的校長郭位是台灣清華大學的校友，他很自豪的說，法國國家科學院有四名院士在亞洲，這四名全在城市大學。目前他們媒體與傳播系學生就業率是百分之百，聽了令我們羨慕不已。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徒呼奈何。

我也有機會去香港兩所中學演講，老師們的問題不在學生反而在父母身上。一個老師說，他有學生畢業後去當店員，上工第一周，母親天天站在對街看。開店自然要補貨，香港地狹人稠路很擠，下完貨後，車須馬上開走，因此店員得搬貨。這位母親看到兒子在搬貨，衝過馬路，對著老闆大叫：「你怎麼可以叫我兒子搬那麼重的東西？我兒子是來做店員，不是做苦工的」，對兒子說：「回家，媽甘願養你一輩子」，拉了孩子便走人。這位老師說：不是孩子不想長大，是家長不肯放手。她問：如何使家長不依賴孩子？

好個「依賴」，竟不是孩子依賴媽媽，而是大人不能接受孩子長大要離巢。當大人保護太過時，孩子沒有機會去嘗試新經驗，一個從來沒有試過新東西的人會安於現狀，老地圖找不到新航線，目光自然如豆了。

歌德說：「Know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apply; Willing is not enough, we must do.」光知道是不夠的，必須會用；光願意是不夠的，必須力行。要打開孩子的視野，除了給他新知，還得放手讓他去體驗才行。大人放不了手，小孩就沒機會探知外面不熟悉的世界，墨守成規的小孩，是不會有創意的！

（作者為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研究所所長）

「為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是明代學者呂坤所說的格言。陶百川曾自述他之所以不斷為民洗冤，就是受此格言影響，「從我監察委員任內多年中收到的信件和接見的老百姓，我幾乎天天接觸到一些冤獄或不平，懍於職責和天理，我常想盡我棉薄，助其洗雪」。

他曾經替雷震、孫立人等大人物洗冤，也曾替無數升斗小民翻案，其中對「武漢大旅社兇殺案」，他更鍥而不舍追查，從案發時的民國四十八年到七○年代，從一審到更六審，從被告被判八次死刑到改判無期，陶百川幾度調查、約談並且提出糾正，不但指控檢警調違法羈押且刑求取供，更舉證歷歷質疑法院之鑑定與證據，「違反經驗法則，殊難令人信服」。

這件當年轟動一時的兇殺案，在纏訟四十七年後，於二○○六年底因已超過追訴時效，更九審時判決免訴定讞。陶百川雖已於定讞前四年過世，未及見到他為民洗冤的結果，但若不是他以監委身分為民辨冤，被告黃學文等人可能早已成了槍下亡魂。

但自陶百川後，監院卻已久不聞辨冤白謗呼聲，以至於司法冤案雖多，但監委卻乏人聞問，如果不是李復甸最近提出的鄭性澤案調查報告，監院為民洗冤的傳統，可能就此絕跡。

鄭性澤涉嫌殺警案，發生於十二年前。從一審到更二審，鄭性澤都被判死刑，他的律師曾四度聲請非常上訴，四度被最高檢駁回；兩度聲請再審，兩度被台中高分院駁回；三度提起抗告，三度被最高法院駁回；也一度聲請釋憲，但大法官未予受理。

聲援團體之所以一再替鄭案奔走呼號，理由包括：被告被刑求取供，現場未重建，彈道未比對，兇槍被移動，未驗指紋與ＤＮＡ等等。但就像所有重大案件審理一樣，鄭案審理也是上級審照抄下級審判決，非常上訴與再審大門緊閉；更離譜的是，駁回再審的法官竟然是曾經判決鄭性澤死刑的法官，違背了「任何人都不得擔任跟自己有關事務的法官」這項程序正義原則。

但就在聲援團體求救無門的時刻，李復甸的調查報告出爐。他花了十九個月時間，調閱無數偵辦筆錄與偵審卷證，並且約談多位相關當事人，最後提出了一分長達九十九頁、六萬多字的報告，調查結論是：「函請法務部轉請最高法院檢察署研提非常上訴，並為受判決人鄭性澤之利益研提再審之訴」。

李復甸的結論來自於他調查發現的六大疑點，其中包括：「刑求取供，違反自白任意性法則」，「原確定判決對事實之認定，係建立在無證據基礎之假設上」，「對於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未依職權調查即認定被告有罪」，更重要的調查發現是：被聲援團體認為應是殺警兇手的羅武雄，在一分鑑驗報告中被驗出體內含有利度卡因等，但這分報告卻未經存卷，法院與當事人一無知悉，已構成再審之條件。

李復甸的鄭案調查報告，與陶百川當年的黃學文案調查意見，前後五十年相互輝映。但他的六萬字調查報告，能否挽救鄭性澤一命？即將下台的黃世銘與可能接任的顏大和，是否會依監院決議替他提起非常上訴？這是監察權與司法權的共同試煉。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