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檢大戰外，承審頂新案的法官在長達近三百頁的判決書結尾，也寫了一段以「末此一敘」為名的文字，強調法院不能因媚於輿論，而作出討好民眾的判決；這段非關認事用法，而且明顯是以社會大眾為對象的訴外感性喊話文字，在司法史上也屬罕見。

這兩個罕見，其中之一是因彰化地檢雖在三十二頁的起訴書中，提出了六十一項供述性證據，以及五十七項非供述性證據，並且對被告求處十八年到三十年重刑不等，但一百多項證據最後卻仍未能說服法院，三位合議庭法官不但未如地檢所預期作出重刑判決，反而是以地檢舉證不足的理由，對所有被告均作出無罪宣告；判決與起訴如此天差地別，難堪至極的地檢不反擊才怪。

另一個罕見則是因頂新案爆發時，民憤猶如決堤洪水，「滅頂」呼聲也響徹雲霄，魏應充等人涉嫌的黑心罪行，雖不至於已到國人皆曰可殺的地步，亦庶幾近矣。但地院出人意料的無罪判決，卻讓民眾期待從雲端跌落谷底；法意與民意如此迥然不同，民眾不反彈也難。

但這兩個罕見，卻也對社會大眾提供了一次罕見的法律學習機會，其中該學習的幾個重要法律課題包括：

其一，法官判決受制於證據裁判主義的規範，判決須以證據為本，無證據或證據證明力不足，則不得認定犯罪事實，這是法官審判應恪守的原則，不能以死守法條的法匠視之。

其二，彰檢雖提出一百多項證據，但檢察官在提出證據後，必須進而以證據說服法院，亦即「提出的責任」與「說服的責任」不同，「查明事實」也與「證明事實」有異。彰檢因舉證不足，讓追訴犯罪未竟其功，正如同去年高雄地檢在日月光案中，也因舉證不足，而讓被告被判無罪或緩刑一樣，責在地檢，非因法官心證使然。

其三，法律思維不同於大眾思維，法律理性有別於大眾情緒，都是造成判決與民意有落差甚至衝突的原因。但法官不是民意代表，不必對民意如響斯應，也不能以大眾思維決定判決，民憤即使再激烈，也不能依民憤而判決。而且民眾期待實質正義，但法官卻必須兼顧程序正義，否則其結果就如同湯瑪斯傑佛遜所說「不按法律程序懲罰罪人，比他逃脫法網更危險」。

其四，許多人批評恐龍法官，不是「違背國民法感情」、「與民眾合理期待有距離」，就是「難以向社會交待」。但法官審判在擺脫了黨意與上意後，若又受制於民意，而且很可能還是被不當建構形塑的民意，其結果看報判決的法官，與看報治國的官員何異？法官如果做不到美國已故首席大法官柏格所說「法官裁決的基礎應當是法律，而非公眾意見」，這樣的法官才是恐龍。

頂新案判決與民意有嚴重落差，確屬事實，但若落差是因法官恪守證據裁判原則、無罪推定原則以及程序正義而造成，這樣的判決在情理上雖難令人滿意，但法理上卻應該接受，否則又何以要求並且批判那些審理類似死刑等重大案件，卻嚴重違背無罪推定與證據裁判等原則的恐怖法官？

恐龍法官應該批判，恐怖法官更該聲討，但批判與聲討的標準，卻應一體適用，不能因案因人而有差異。

（作者為世新大學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