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院長江宜樺多次深談後，前政大校長吳思華確定出任教育部長，這位以「管理學」著稱的新任教長，要如何面對逐漸敗壞的教育政策？外界都在觀察。

吳思華日前接受周玉蔻訪問時，表達了支持調高學費的立場，不過他說，學費調整要在合理的範圍，並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漲的學費要透明、可檢驗，清楚讓學生和家長了解；其次，要經過一定程序且取得校內共識。他認為，增加高教資源是大家共同的責任，因此「政府要投資，企業要幫忙，但是學生也要付出」，他也說，「如果今天高教資源不增加，最後直接受害的是學生」。

吳思華的這番談話獲得不少私立大學管理階層的支持，但引起了不少反彈，特別是這些年薪資結構未能提升，物價卻是不斷調漲的情況下，提高學費不僅會讓部分學生受害，社會的弱勢階層也將陷入難以流動的階級迴圈中。

若只把學費的調漲當作「供應者」（校方）與「客戶」（學生）之間的關係，以為只要把產品的類型、價格列出，和客戶有良好溝通就可以調漲學費，是一種典型把教育商品化的思維。學費該不該調整不單是學校和學生之間的問題，更要考量社會結構，以及教育作為基本公民權及促成社會流動的關鍵角色。

許多研究都指出，私立大學或技職體院校的學生，他們的家庭能夠提供的資源並不如國立大學，例如，駱明慶在〈誰是台大學生？〉的研究中就發現，相較於全國平均的0.89%，3.06%的臺北市人口和6.10%的大安區人口會成為臺大學生，但臺東縣的比例則只有0.19%。而有82%，台大學生來自前二十名的明星高中，台北市的家庭所得與父母親教育程度又較其他縣市來得高。

這樣的情形不只發生在台大，周祝瑛教授在2005年所做的研究中也指出，根據教育部數據顯示，就讀私校者以弱勢家庭子弟為多，弱勢學生只佔國立大學全體學生人數8.88％，但在私立大學則占12.19％，在私立技專學校更達22.78％。

當時，國立大學學生的生活費及學雜費加起來平均是167,881元，佔每年家庭總收入之22.38%；私立大學的生活費及學雜費平均則為219,972元，佔家庭總收入之33.84%。到了2010年，國立大學的學雜費從2005的44,477元提高到59,490元，私立大學則從91,914元上升到109,806元，對於就讀私立大學的學生及家庭更是承重的負擔。

學生付不起學費，除了打工，大多是透過助學貸款。而得向政府借錢唸書，才有機會出人頭地的，大部分是私立大學學生。

行政院主計處曾以2009年家庭收入較低且申請學雜費助學貸款的學生分析，他們發現，這些學生讀國立大學者所佔比率僅20.1％，但卻有8成都是唸私立大學。而根據私立世新大學2011年的統計，該校申請就學貸款的比率平均為24.5%，申請金額高達約3億元左右。

「青年要好野」組織也在2011年調查發現，申請助學貸款的學生主要來自經濟弱勢的家庭，四成的受訪者家庭月收入不到三萬元，另有四成不到六萬元。其中有將近八成的人必須在就學期間打工以獲得生活費。這樣的結果自然影響學生在上課，整體教學品質也會因此下降。

出身弱勢家庭的學生並非不努力，只是原有的家庭環境早已成了向上流動的篩選機制，若考上私立大學，還要遭到高學費的懲罰，求學期間更得必須拚命打工以賺取生活費及還債基金，畢業後早已欠國家一屁股債，工作賺的錢還得還給政府，再加上低薪資、高房價、高物價，再有為、再肯拼的弱勢青年早已陷入萬劫不復的輪迴，難以脫離貧窮的網羅。

教育品質的提升，當然需要投入更多的資源，但提高學費未必能提升教育品質，相反的，是在懲罰弱勢學生，擴大現有的階級差距，反而成了台灣教育品質日漸下降的原因。

不過，也許還可以期待的是，除了要求學生付出，吳部長還說「政府要投資，企業要幫忙」，他也說，「現今教育亂象是資源分配錯誤造成的，而他的專業是管理，便是將資源做最好的分配。」作為一個想解決問題部長，不該是在學生的身上動腦筋，相反的，如何提高政府在教育經費的比例，廢除五年五百億的不當政策，重新分配教育資源，並向企業徵收教育捐，要企業承擔公共責任，抒緩財政壓力，這才是政府該作的事。

（本文正式授權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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