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梅英•唐凌】
（1）自開商埠是在世界經濟整體化深入發展的情況下，清朝政府為抵制列強加緊侵略而採取的一種政策。以大機器生產為主要特徵的工業革命的勝利，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得以確立，並以其巨大的威力帶動國際貿易，開拓世界市場。加之1869年蘇伊士運河通航，使歐洲與中國的海上航線縮短了1/4，1871年歐洲與上海海底電纜接通，使上海倫敦間的郵程大大縮短。電力技術的興起、交通的便利把中國市場與世界市場緊密地連到一起了。到十九世紀60年代，一個賦予了新的經濟和物質技術基礎的世界市場形成，「大工業建立了由美洲的發現所準備好的世界市場」。世界市場的形成，促使西方列強加緊了殖民侵略的步伐。 從十九世紀70年代開始，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開始向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過渡，帝國主義的壟斷特徵不僅要求繼續拓展世界市場和原料產地，同時需要投放過剩資本的場所。於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帝國主義國家掀起了一股占領殖民地、爭奪勢力範圍、瓜分世界的狂潮。中國也毫不例外地被捲入了這一世界性的帝國主義殖民體系中。帝國主義列強在強占租界地、分割勢力範圍的同時，繼續要求開放商埠。在這種情況下，清政府官員認為，如不自開，勢必會成為約開商埠，「轉致授柄於人，不如自開口岸，尚可示以限制」。這樣看來，自開商埠可以說是一種阻止列強增開口岸、強占租界地的方法。反對列強謀求擴大侵略，也就成為自開商埠的一個重要原因。
（2）自開商埠是近代發展商務的一種有效實踐。
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沉重打擊了傳統中國的「撤關絕市」，停止一切對外貿易的想法，中國的被迫開放，驚醒了一部分有識之士。他們在外國入侵的過程中，看到中外貿易中中國處於入超的不利局面，逐漸認識到歐洲各國「以通商為大經，以製造為本務」。因此，他們提出發展商務、開埠通商的主張。
魏源闡述了他的開埠通商主張，他的觀點代表當時一部分人的看法。魏源指出，中國必須發展對外經濟聯繫，凡「有益中國之物」，皆「可多運多銷」。洋務運動時期，早期改革派在對時局的思考和對西方的了解過程中，認識到中國貧弱之根源，力圖以扭轉外貿為突破口，尋求抵制列強傾銷商品的有效途徑。開埠通商，發展對外貿易，振興民族工業就成為當務之急。光緒初年，薛福成提出中國應當自謀商務振興之法；鄭觀應提出要戰勝外國侵略「習兵戰不如習商戰」，指出「商務者，國家之元氣也，通商者，疏暢其血脈也」，認識到開埠通商對商業發展的作用。李鴻章也認識到「中國積弱，由於患貧」，擺脫貧困的辦法只有發展商務，同時認為添開通商口岸，「利弊各半」。這時，維新派代表陳熾明確提出自開商埠主張：「凡輪舟、鐵路、電報所通之地，及中國土產、礦金、工藝所萃之區，一律由官提款購買民田，自開市埠。」
統治階級思想由重農到重商的轉變，使中央、地方的督撫也認識到自開商埠是發展商務的有效途徑之一。因而，或由總督奏請，或由地方督撫倡導的自開商埠便應運而生。如總署在奏請開岳州及三都澳時稱：「如於該兩處添開通商口岸，庶可振興商務，擴充利源。」另奏稱，秦皇島若開為通商口岸，「殊於商務有益」。由上觀之，自開商埠是重商思想發展的產物，同時又是發展商務的一條途徑。∼未完，詳見《歷史月刊251期》∼
．中國近代約開商埠與自開商埠的差異性
(一) ．中國近代約開商埠與自開商埠的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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