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雨航和村上春樹一樣出生於1949年，1976和1980年時分別出了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與《天下第一捕快》，其中〈策馬入林〉更是在1985年被拍成電影。然而此後的陳雨航卻停筆多年，全力專注於出版事業，期間將蘇童、余華、王安憶等重要的大陸作家引介到台灣。退休之後，陳雨航決定重拾寫作熱情，並在今年交出了這本描繪台灣六○年代風華的作品《小鎮生活指南》。其中筆鋒清淡，卻成功用純樸的花蓮小鎮承載了整個時代的失落與蛻變。
Q.您曾提到《小鎮生活指南》其實是一本「無用的指南」，那麼當初為何選擇「指南」這個詞彙？有任何指導或引路的意味嗎？
A.一開始的書名其實是「小鎮軼事」，但後來覺得我曾居住的小鎮沒那麼多「傳奇」，所以改成了「小鎮生活」，但又覺得有點平淡。然後有一天，我腦中突然出現了「指南」這個詞。我覺得這個詞不錯，有點搞怪，有點逆向操作意味。畢竟這本書談的是過去，所以儘管名為「指南」，但現實場景早已改變，你也不能真正靠這本書去遊歷。然而這名稱也有正面意涵，因為它能帶你穿越時間，引領你去窺看六○年代的樣貌。
Q.雖然本書主要談的是您所居住過的花蓮，但除了「台北」或「高雄」等地名外，您刻意用「小鎮」來描述這個地方。如此刻意避開故事主要背景的實際地名是否有其考量？
A.我想寫的是六○年代風貌，但不是特定細節，所以許多事件的時間地點都有所更動，那樣讓我寫作起來更自由。的確有人問我為什麼不直接點出「花蓮」這個地名，甚至問我是否在逃避什麼。我其實沒有。我並不在乎別人知道我把花蓮當成寫作原型，只是不點明能讓我擁有更大的自由度。例如故事中的軍用機場在我描寫的六○年代並不存在，佳山計畫是到七○、八○年代之後才開始的。《傳奇海女紅短褲》的電影也是真有其事，但我改了片名（《海女紅短褲》，1966），主演的日本性感女星的名字也改了一個字。不過小鎮中主要地點的相對位置仍是真實的，我甚至不需要畫地圖，因為地圖就在我腦中了。另外還有一個有趣的橋段，故事中有一位攝影師的作品在台灣沒有得獎，寄去日本參賽卻得了銀牌獎，那其實是參考我一位初中國文老師的真人真事，只不過他的參賽作品是小說。我還記得那年是1964年，日本負責承辦奧運，也是亞洲第一次承辦夏季奧運比賽。他們辦了一個徵文比賽，而我老師投稿小說並得了第二名。那篇小說名叫〈稻草球〉，是在台灣被退稿的作品，我想是因為內容比較偏意識流。
Q.在創造書中角色時，您除了自己之外一定也參考了許多童年玩伴，在情節方面勢必也借用了屬於他們的故事。然而在這些角色當中，您覺得哪個角色最像自己？
A.我當時實際居住的地點是故事中「洪達光」的家，對應到現實地點就是「吉安」，並非花蓮市區。雖然後來也有搬家，但我在吉安住了差不多十年，所以對我而言，那裡是小鎮最重要的原點。儘管如此，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重心仍在花蓮市區，無論上學、上班還是賣菜，大家都得先坐客運到花蓮舊火車站，再各自依照自己情況前往目的地。不過我家中狀況比較接近「李永明」，是父親管教比較嚴的家庭，而李永明對「成為籃球選手」的渴望影射的其實就是我對「文學」的渴望。但因為我並不想寫自傳，所以才用一個我很喜歡、熟悉的嗜好來取代「文學」的部分。我一直到最近都還常和作家羅位育去北一女中打球，也會去現場看SBL（台灣的「超級籃球聯賽」，Super Basketball League）。當然，籃球之所以在故事中這麼重要，也因為它是我青春歲月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我就是書中描述的那種「球痞」。反正打球不花錢，只要一顆球就行。當時家裡沒電視，看電影又太花錢，於是這項運動為我及身邊的朋友消耗掉不少年輕的精力。故事中向海平愛讀的書籍也都是我當年讀的作品，例如《最長的一日》，另外《西線無戰事》也是我非常喜愛的作品。
Q.您有小說書寫的典範嗎？曾試圖師法某位作家的技巧？故事中提到的雷馬克（Erich Maria Remarque）正是其中一例嗎？
A.還是雷馬克吧，雷馬克是我的初戀。就像蘇童喜歡《麥田捕手》的沙林傑一樣。我想初戀就是這樣，當時你的心還是打開的，所以誰出現在你面前，你喜歡，就讓他進來了。我小時候在花蓮就看了他的《流亡曲》和《凱旋門》，《西線無戰事》則是到了台北才讀的。我後來做編輯時也出了雷馬克的重譯本。
在華文方面，我後來也喜歡過不少作家，但如果要回到初戀的感覺，我記得自己初中時非常喜歡郭良蕙。我覺得她真的走在時代的尖端，對於人性及人情世故的觀察非常獨到。我最早讀的一本是《琲琲的故事》，後來因為主編《心鎖》也見過她。不過我對小說不偏食，尤其在當了這麼久的編輯之後，你可以在任何作品裡看到好處。
Q.書中有三個長輩：向士官長、春元老人、彭三郎，三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故事。向士官長最後向兒子訴說了一部分，春元老人放棄訴說，彭三郎雖然沒有親口談論，但留下的照片卻訴說了一切。負責談論歷史傳承的角色則是彭景坪，他說「我想拍出我們這個時代……我們這個時代的藝術，我們這個時代的活動……然後那些影像有一天會變成我們的記憶、我們的歷史。」接著一位大學生問他，「那就是什麼都可以拍囉？」彭景坪同意他的說法，但心中並不肯定，這是否也反映了您對創作的想法與疑問？最後在「醫生與牧師的對話」中，醫生與牧師兩人談到了「人心」：「我說的是人心，人們的想法，那是我們永遠需要努力的地方，沒有終點。」那是否也可以看做對彭景坪心中疑惑的解答？
A.我對於「工作」是很尊敬的。我認為所有工作都沒有高下之分，所以在故事中也一直強調這件事。我父親一輩子都做中階主管，雖然不是多麼了不起的工作，但他也穩定地做了一輩子，養活我們全家。我認為他的貢獻很大，所以特別寫了彭三郎這個角色。他兒子彭景坪一直在想著如何留下屬於這個時代的記憶，但在無意之中發現：他父親其實已經用攝影這份工作為後代留下了歷史。或許他只把攝影當作一份工作，沒考慮過什麼藝術性，但光是把自己的工作好好完成，其實就已經做到彭景坪想做的事了。
另外談到故事中的余老師、醫生和牧師這些角色，他們也是在這個遙遠偏鄉努力工作的人。此外，醫生和牧師是所謂的典型角色，他們一個代表身體，一個代表心靈，但都在此地工作、共同努力。
春元老人則是我對自己的調侃。身為一位寫作者，我有時也會質疑寫作的意義，懷疑這件事是否會流於虛無。畢竟無論是誰，死了就是死了。
Q.六○年代花蓮的人口組成非常複雜，有原住民、日本人、客家人、閩南人，這會讓你在寫作語言上遇到問題嗎？
A.身為花蓮人，我從小住在日式的房子中，高中之前睡的都是榻榻米。我父母最熟習的語言是客家話和日語，他們也會用日語交談。我雖然不會說日文，但聽久了也大概懂一些。在寫這部作品時，我確實有遇到一些問題。雖然我是客家人，但北部或南部的客家人無論說話或用字也不同。至於閩南話的部分，我也有注意到林俊穎用比較華麗的方式去處理，但我自己無法這麼做。無法這麼做的原因並非說不會閩南語，我從小生長在客家庄，不過大家都講閩南語，所以我也會講，但那畢竟是一種口語的語言，不是書寫的語言。如果想要把這些語言轉為文字，現在很流行的是去讀一些史料，但我還沒有這方面的打算。另外我的觀念是，我的語言中或許有些部分摻雜了閩南話，但不是全部，所以你就算不懂那些部分，還是能了解我在寫什麼，而且讀起來流暢，不會有太大的障礙，這就夠了。我會把溝通這個目標擺在最前面。當然也有人會去做很多研究，希望把語言的部分做得更完美，但除非做得很好，不然可能會讓溝通方面有些困難。
Q.故事最後結束在美國登陸月球的1969年，也就是六○年代尾聲，對您和同代人而言，這個年份是否具有特殊意義？成功登陸月球這件事當時令你們感到震撼嗎？
A.我當時並沒有特別感到震撼，但這件事確實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小鎮生活指南》橫跨的時間剛好為一年，故事中所有學生也剛好經歷了一整個學年。為了標記出這段時間，當中有兩個事件可以看出確切的時間點，其中一個在故事開頭，學期剛開始，當時所謂的「國中」出現了。那是1968年，也就是民國四十五年出生的人率先享受「國民教育」的那一年；另外一個就是1969年的登陸月球。登陸月球那天是7月20日，我身邊的同學都在等大學放榜，或許正因為如此，所以沒有人在談論這件事，只是埋頭打籃球。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雖然當時是悸動的六○年代，美國登陸月球也已經是非常突破性的進展，但台灣卻彷彿在時代脈動之外，花蓮更是其中彷彿與世隔絕的化外之地，一個激流中的島嶼。所以我雖然寫了這個大事件，卻沒有描述故事中幾個主角對此的反應，一方面是凸顯這種落差，此外也想強調幾位主角在當時渴望自由又不可得的壓抑與苦悶。那就是我當時深刻感受到的苦悶。故事最後的墜機確實也有一部分象徵了那個時代的終結。
Q.這幾年有許多本關於花蓮的作品，像郭強生的《惑鄉之人》和方梓的《來去花蓮港》，甘耀明之後即將出版的作品主題也是花蓮的林場工人。您又如何看待這些探討花蓮不同風貌的作品？
A.因為東華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的創立，這十年來確實讓文學界對花蓮更加關注。郭強生的作品和我一樣使用到「拍電影」的主題，不過他的故事背景在吉安那一帶的移民村，而且把電影作為整部小說的主軸，不但深入探討這件事對當地人的影響，也用電影來反思自己的生活。我曾當過影劇版主編，所以對台灣的電影史也很熟悉，但他是對整個台灣與中國電影史有更通盤的理解，所以這方面寫得比我深入許多。方梓的作品我則注意到了語言，我發現她花了更多心思在處理花蓮各種族群所使用的語言。甘耀明是非常優秀的小說家，文字很厲害，我也很期待能看到他的作品。
Q.編輯和創作者的雙重身分對您有什麼影響？您喜歡編輯的身分勝過創作者嗎？兩者帶給您的樂趣又有何不同？
A.我從小就喜歡文學，小時候作文比賽常得第一名，但家裡並不希望我走文學這條路。雖然後來出了兩本短篇小說集，又拍電影，但這種情況並沒有改變。而且相對於比較自由的創作環境，我更喜歡規律的工作，感覺生活比較充實。在1985年進入出版業之前，我曾在中國時報編副刊，所以平面出版界的工作經驗算是完整。當了編輯之後，我也覺得自己很幸運，發揮空間一直都很大。雖然日本有些作家是先做編輯，再當作家，像白石一文，因為他們認為作家的地位比編輯高，所以不可能做了作家後再當編輯，但我並沒有這種高下的認定，所以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此外，創作者的身分也讓我在當編輯時得到一些好處，因為作家比較容易信任我，願意把作品交給我，溝通上也比較容易。我一直都喜歡做後台的工作，所以對我來說並不感覺委屈。不過儘管在編輯工作上有所發揮，但現在看來，似乎已經過了寫作最好的年歲。
Q.在終於交出這部作品之後，有什麼題材會挑起您繼續創作的慾望？
A.林宜澐曾提過想寫《玫瑰玫瑰我愛你》的續集，我則想過要寫另一個相關的故事：一個美軍的黑人逃兵，和台灣當地女子生了孩子後被抓回去了，二十年後，這個混血兒當兵，因為越戰之後美國把許多軍艦都給了台灣，所以又坐上了父親坐過的那艘船。這會是個很有意思的故事。我也想過用《小鎮生活指南》的小鎮背景繼續延伸，去寫不同軍人的故事：美國的軍人、日本的軍人、中國的軍人、台灣的軍人。另外台灣曾有軍人去讀日本的「海軍兵學校」，我也去廣島參觀過。這些軍人到了六○年代時境遇都不同，有些屬於勝利的一方，有些則是敗將，他們都可以延伸出許多故事。
另外我還見過「四行倉庫」事件中的楊惠敏，當時我在台北的建國補習班補習，在一個補習班的學生宿舍見到了她，矮矮的，穿著旗袍，我還和她聊了幾句。此外，我有一個同學曾住宿在一位美軍高階將領的家中，而那位美軍的姑姑就是曾獲普立茲文學獎的凱瑟琳．安．波特（Katherine Anne Porter），她有一本著名的長篇小說《愚人船》（Ship of Fools），主要場景是一艘德國船艦，而船上各個種族的人之間都發生了不同故事。這部小說在1965年拍成電影，年老的費雯麗（Vivien Leigh）也有參與演出。這些都是在我身邊發生的事，雖然現在都成了歷史，但更是可以寫成故事的好素材。
不過如果可以的話，我還是想繼續寫小鎮的故事。我想繼續描寫那個時代，或許可以寫出第二部、第三部。例如花蓮的「慕古慕魚」有一個發電廠，我父親就在那裡擔任過廠長。我四歲時去過，那裡是我最初擁有記憶的地方，所以我也想過把相關的經驗寫成小說。我在花蓮有太多回憶了，那裡是我的原點，可以寫的故事真的還很多。
◎受訪作家簡介
陳雨航
高雄美濃人，1949年生於花蓮。台師大歷史系、文化藝術研究所畢業。曾任報紙副刊、雜誌、出版編輯多年。七○年代從事小說寫作，著有短篇小說集《策馬入林》和《天下第一捕快》。2012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鎮生活指南》。
◎本文作者簡介
葉佳怡
台北人，畢業於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作品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及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在從事翻譯、寫作、影像及編劇等工作同時，繼續積極準備遠行。著有小說集《溢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