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臉》是韓麗珠繼四年前出版《離心帶》後，蘊釀多時的第四本長篇小說，也可說是香港人近年生存狀態的總結。人們對面臉的認同和更換、社會對面臉的制度化和立法規管，不單揭開了自我挖掘的過程、創傷的迴避，以及與主流論述千差萬別的個體經驗，也展現城市趨向單一化時人們長期的疲憊、麻木以及無所適從。韓麗珠以她一貫冷靜、拉開距離的隱喻系統，切開了香港的沉寂的動脈，猶如在目前政治低氣壓下隧道裡低沉的迴聲。
雨傘運動的影響仍在進行
Q：《空臉》是你雨傘運動後第一本長篇小說。小說到了後半，出現了抗爭的畫面和情節，「臉」也就成為「國界」的隱喻。這個隱喻是否從政治事件開始？
A：我許久以前已在構思這個小說，大概是六、七年前，幾乎是寫完《離心帶》之後就有這樣的構思。稿子也寫得不順利，幾乎是寫一段刪一段，中間不斷修改。因此小說不一定是對應現實的事件，它比較像生活的總和。我們對現實的認知是意識層面上的，但小說其實經過潛意識的處理。小說意念並非由單一特定的政治事件產生，但我也不會說它跟雨傘運動或其他政治事件無關，畢竟這幾年從反高鐵運動、保衛菜園村開始，社會上的事愈來愈多，對小說會有影響。雨傘運動後，關心這件事的人都想找到一種敍述的方式，去嘗試弄清這件事是什麼。它發生的時候大家都很震驚，直至現在也很震驚。但我構思小說時那不是直接的對應，小說像一間房子裡，收在地牢的酒，需要發酵、蘊釀，再拿出來的時候才知道是什麼味道。
小說其實是談表相和內在關係。表相和內在不止是矛盾，關係難以說清楚，例如一個人的外表和他的內在是否一致？面貌是否代表本質？會有哪些衝突？主角在報館作校對員，文字好像表達某些意思，文字的意義是浮動的。其中一個例子是「暴力」。暴力是什麼意思呢？有些人覺得暴力就是擲香蕉、就是示威。有些人覺得暴力是我們看不到的、在日常生活裡習以為常的更大的欺壓，例如我們要用一輩子的薪金去買一所房子。語言有一群人所同意的意思，但對個體來說它也關乎特獨的經驗，而經驗是浮動的。詮譯經驗的方向也會有差異。這是字面意義和它內容的分歧。小說裡的主角想做校對員，是因為她不想理會字的含義。換臉法例成立之後，她也想換臉，但她換臉不是因為支持法例，而是希望找到自己，然而其他人會覺得她就是支持法例的人，這是表相和內在。她後來把家族記憶寫成可演的劇本，但劇本和原來的記憶也有差異，這也是另一個層次的表相和內在。
Q：你如何參與反高鐵運動、雨傘運動等不同的政治事件？ 能否談談這些政治事件對你的影響？
很認真地說，我其實不知道雨傘運動對我的影響很具體的是什麼。我不想說我們愈來愈無力，什麼都做不到。事實上社會上許多朋友都在做不同的事，只是完成了以後大家都會否定它的價值。我們的同代人總是很關心雨傘運動，總是很期望雨傘運動帶來某種影響，但其實影響還沒有完成，沒有固定下來，它還在進行中。
自從二○○八年反高鐵運動的時候，我就想我可以如何介入，最終的方法還是圍繞著文字。我也有遊行和示威，但不知道是否產生了實質的影響。我去了，可以寫下我的經驗，要不什麼都沒有。
小說是要打開經驗的複雜性
Q：故事結尾的「我」，到最後陷入了失語的狀態，她無法向他人敘述自己，在體制裡要因為換臉而重新申請身分證的時候，也無法表露真正的自己，這是你所理解的香港人的狀態嗎？
A：她敘述自己的方式，和被要求的敘述，有愈來愈大的差異──在這層面上，她的確是失去了敍述自己的能力。那個給她電話的人，是她想找的人「慢慢」，她有很多說話要跟她說，但一直找不到她，到「慢慢」找她的時候，她已經無法順利地把事情說出，她自己也經歷了很多改變。我寫的時候也在問，我們所說的話，和心裡想表達的、以至回憶本身，距離有多遠。是否一定是對等？
她要換身分證，而法例規定人們要在表格上填寫關於這張臉的故事，成為執法部門的證明。她的敍述看來是無力的，無法成為制度裡需要的東西。但這和敍述是否能有效表達這個問題有點不一樣，視乎敍述的用途是什麼。小說的主角選擇不去嘗試把自己的故事寫成為制度需要的東西，既不製造衝突，也不特別順服，只是照自己的意思去改造自己。弔詭的是她所做的是合法的，她似乎沒有挑戰任何東西，但也沒有迎合。我寫這小說的時候會想，這種狀態該如何歸類。
當環境變得很單一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把事情簡化，但小說應該呈現裡面的複雜性。
近年社會有很多不同的聲音，好像很撕裂，因為我們所認識的現實是不一樣的。這也是外在和內在的二分。我們可以因為立場、一些字句去爭拗，但我們無法爭拗我們的經驗，經驗是內在而浮動的。當事件成為公共的事件，我們便要去說服人自己的經驗是對的，別人的經驗是錯的。但如果我們認真地感受對方的經驗，當中其實有許多層次。
如果我們不認真去感受，而去做一些事，或制訂一些政策，那就沒有痛苦。所以我覺得沒出路的地方在於，覺得痛苦和認真的人，是很敏銳的人。當他們要爭取公義的時候，如果要達成實際的效果，他們或許要在不同的層面放棄自己種種細微的感覺。
Q：小說裡另一個隱喻「睡眠」， 也很寫實，香港人也是長期睡眠不足。在當初的構思裡這是一個副線嗎？還是在發展的時候，成為了底色？
A：我最初只有「換臉」這個意念，之後才想到小說的角色都進入了嗜睡的狀態。我相信作者寫的東西和他身處的地方有關。我覺得角色必須睡著，如果不是進入了這樣麻木的狀態，就不會對被換臉的事沒有感覺。這也是種生存的策略，特別是面對沒有辦法接受的痛苦的時候，人就會睡去，因為不想面對那些痛苦。
身體對長篇有感應 要連結許多關鍵點
Q：《空臉》情節較明朗，比較像《縫身》。雖然同有幾條人物關係線，但《空臉》結構比《離心帶》完整一點。這個長篇小說的寫作狀態，跟以上哪一本較接近？還是全新的一個狀態？
A：寫《縫身》的時候狀態較簡單、直接一些，那時也有一段長時間無法睡覺，對寫作來說也是好的，因為燃燒了自己的能量，很一氣呵成就寫完了。寫《離心帶》的時候卻有濕疹，有一點點抑鬱，狀態不太好，那是比較內在的經驗。《空臉》寫作的時間則橫跨很長，我開始時還沒有搬進島，而這幾年寫作的環境不斷改變。對我來說寫作環境很重要，雖然很幸運也能專注，但不知道為什麼這小說就是寫了很多次，作了很多修改。小說目前約十萬字，而我刪掉的部分遠比這字數多，人物的名字也改了很多。二○一五年我到了新加坡作駐校作家，那裡的房子很大，有三個很大的窗子，每周只有一課。我每天起床、打坐、做一點瑜伽，就開始進入較安靜的寫作狀態。是那時開始《空臉》有了較固定的、主要的部分，修改比較少，後來回港完成了它。
這幾年也多教了寫作的課程，特別是在香港中文大學。這些寫作課對我來說跟寫作是連在一起的，因為教班的時候就是很具體的呈現我寫作時得到的東西，這些都在影響小說。
不斷修改也因為創作的過程不時被工作打斷，每次重看稿件大概相隔一、兩個月、閱讀的視角較陌生，甚至用了像讀者的批判眼光去看，我會跟自己說是否合格呢？我對自己的小說創作會有要求，再出書的話我不想浪費紙張，我會想這是否真的值得變成小說。
Q：《空臉》之前的作品是短篇小說集《失去洞穴》。長篇和短篇對於你來說， 是怎樣的表達形式？題材和篇幅的關係又是如何？
A: 《失去洞穴》是個寫作時間很長的一個中短篇的結集。我會知道哪個意念可以擴展成哪種篇幅。有些意念只可以是一個短篇，用較小的力氣去完成。有些念頭我會知道是長篇，要花很多時間。倘若那是很重要的念頭，身體會有感覺，好像七個脈輪的點要連結起來。我現在也在寫短篇，較輕鬆，三千字左右，節奏也很不一樣。長篇像是個要發展長久關係的人，即使隨著時日它有很多缺點，無論多麼不想跟他一起，但還是有核心的原因要繼續下去。許多長篇都是寫了一半不想寫，但總有潛意識或某些原因的驅使。短篇像一見鍾情，很快就寫完了。
《空臉》
聯經出版 韓麗珠著
在丟掉舊臉，尚未適應新臉之間，主角站在鏡子前，反而找不到熟悉的舊臉，但其實舊臉仍頑固且清晰地存在於換臉者記憶之中。從舊臉習慣於新臉，誰都需要一段自我建立信任關係的時間。這則深埋在作者韓麗珠心中長遠的意念，歷經多年的書寫孕育，終於找出敘述出口，故事從來不暗指單一事件，而是生活總和的預告揭示，是每個人都有可能察覺到或逃避的事。
羅樂敏
詩人、編輯、文化活動策劃人。曾任《字花》編輯，現為水煮魚文化製作行政總監。曾獲第三屆李聖華現代詩青年獎推薦獎，即將出版詩集《而又彷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