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東京寒冷的一天，丸井美穗（Miho Marui）記不清楚自己是如何激動地站上一架巴士的頂部。但她站上去了，對著KDDI公司35層樓的總部，她雙手顫抖，透過擴音器向她的老闆呼喊。同事擠在窗前，看著她就KDDI一間子公司的僱傭做法挑戰這間日本第二大電話公司。「我想我當時是瘋了，」丸井說道。畢業於東京大學的丸井是一名訓練有素的海洋生物學家，她與一名朋友共同成立了日本第一個代表臨時和兼職員工的工會，日本的臨時工以女性為主，丸井為這些臨時工的待遇吸引到了應得的關注。今年4月，東京法院針對她與其他人2010年尾控告KDDI子公司KDDI Evolva工資歧視的官司，建議雙方和解。
在美國，有關不平等的議論集中在最富有的1％與其他人的財富差距上。在日本，關注焦點在於正職勞工與總數估計達2000萬人的臨時工之待遇差別。日本的正職勞工（所謂「正社員」）有點像西方大學裡的終身教職，或多或少意味著終身的職業保障，通常還享有公司飯堂獲補貼的午餐，以及房屋和交通津貼。正職的最大好處在於法律保障，這源自數十年來大部份官司中法院對企業解僱員工的不利判決。
數十年來，日本的終身職位持續減少。日本政府的數據顯示，兼職工作如今佔用近40％的勞動力。相對於正職，這些工作的時薪平均少38％。日本近五年的就業增長全部來自臨時工和兼職工作（每周工時往往長達40小時），今年3月的就業機會有60％是臨時職位。
兼職經濟的興起，解釋了日本為何是唯一一個平均工資持續下跌（自1997年以來跌15％）的發達國家。在日本僵化的勞工市場，臨時工很少能找到更好的工作。這是永久的低薪工作。慶應義塾大學經濟學教授、政府勞動力市場改革小組負責人樋口美雄說：「這是日本最大的問題。」他表示，日本高薪正職工作的比例下降，與該國諸多經濟弊病關係密切，包括通縮、貧困率升高、經濟生產力降低，甚至是低迷的生育率。日本家長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與臨時工結婚，銀行不會貸款給他們買樓，僱主也不願意花錢培訓他們。
丸井之所以成為一名臨時工，主要是因為她生不逢時。她1995年大學畢業時，日本過熱的經濟已經崩潰，日經指數較1989年的高峰跌去一半以上，而喜歡直接聘請大學剛畢業學生的企業幾乎停止了招聘。因為深愛童年時與父親一起釣魚的時光，丸井選擇在東京大學攻讀海洋科學博士學位。她獲得碩士學位後發現學術工作不適合自己。2000年，她在報紙上看到招聘廣告。KDDI Evolva
的國際客戶服務中心正在招聘接線生。丸井和她之前的女同事Yoko Mitome表示，招聘廣告聲稱，這些職位將有機會轉為正職。
在戰後初期的日本，接線生被視為女性的好差事，與做空姐相若。完美的措辭和掌握日語中複雜的敬語被視為珍貴的技能。「旅遊巴士停在KDDI總部前面，導遊會說，『日本待遇最好的女性在這裡工作，』」Mitome說。
但是，當她和丸井成為KDDI員工時，手機和互聯網的時代已經來臨，曾經是日本唯一國際長途電話服務商的KDDI（K代表國際）正調整業務。接線生這一行陷入了困境。僱用她們的KDDI Evolva是KDDI的全資子公司，丸井和Mitome僅獲得短期合約，逐年續簽。接線生很少能轉為正職員工。KDDI網站資料顯示，這個部門1.5萬名員工中，只有8％是正職員工。KDDI Evolva以訴訟進行中為由拒絕評論。母公司女發言人Mariko Ara同樣拒絕採訪要求，她在電子郵件中寫道：「KDDI無法回答有關KDDI Evolva僱傭做法的問題，因為兩間公司是獨立的法人。」
在KDDI工作初期，丸井和Mitome下班後相聚時開始思考，為什麼一些接線生會被迫在三年後重新申請自己的職位？丸井和Mitome說，KDDI Evolva想將員工待遇重新調到新人水平，藉此來節省成本。讓她們同樣惱火的是，臨時接線生被要求在早上7點工作開始前5分鐘便必須坐到自己座位上。
2005年11月， 丸井帶著她的不滿和工資單，到東京勞動局新宿辦公室申訴。兩個月內，KDDI Evolva被要求補齊丸井每日無償工作五分鐘的工資，兩年的總金額是5萬日圓（492美元）。幾個月後，所有接線生都得到了這筆補償。
丸井稱，KDDI Evolva完全不解釋便將她的時薪調低10日圓至1450日圓，雖然她曾數十次獲選為當月最佳員工。丸井稱， 一個月後（2006年8月），KDDI在員工網站上宣佈，早班、晚班和周末班的臨時工補貼將減半，同時停付交通津貼。在上一財政年度，KDDI盈利下跌5％，但在此之前的四年中，公司盈利增加了15倍。正職員工並未損失他們的福利。
丸井、Mitome及另外21名臨時工同年11月成立工會，抗議公司的措施。在接下來的18個月中，他們向政界請願，向國會議員解釋女性兼職勞工的情況。他們遊行示威，在火車站發出成千上萬份傳單。2008年5月6日， 熱門新聞節目Gaia No Yoake播出丸井的故事。日本Video Research估計有超過400萬戶東京家庭收看了該集故事。
KDDI Evolva於2010年10月關閉東京的客戶服務中心，將它搬到日本工資最低的沖繩。丸井和Mitome失去了工作。這一年12月24日，她們和另外7名女工對KDDI Evolva提起訴訟。「有點像是送他們一份聖誕禮物，」她們的律師Mami Nakano說。丸井等人要求復職，並補發她們與正職員工之間的工資差額。Nakano認為KDDI Evolva採用臨時工作合約是為了限制這些女工的權利，而不是因為她們的工作是臨時性質的。KDDI和Evolva的律師拒絕置評。KDDIE Evolva向法庭提交了文件反駁指控。
今年4月3日，在提出訴訟三年又四個月後，東京地方法院建議雙方和解，條件是公司發給每名原告相當於一年工資的遣散費。就丸井而言，這大約是她要求的約5萬美元的一半。日本女子大學婦女和職業研究所主任大澤真知子說，法院比較不會保護非正職員工（其中68％是女性），因為他們被視為有助保護正職勞工的緩衝階層。她表示，很多臨時工是其家庭主要經濟的支柱，但法律並未跟上這一現實。
今年日本也有其他工資歧視訴訟出現。5月1日，四名兼職女工控告東京地鐵公司，要求補發42.5萬美元的拖欠工資及賠償金。一星期後，三名臨時工控告日本郵政違反同工同酬法律，指他們的工資比做同樣工作的正職員工低三分之一。
離開KDDI Evolva後，丸井先後做過三份臨時工，然後在美國人壽保險公司Aflac找到工作。這是另一份客戶服務中心的合約工作，但比以前好一些，因為工資是按月計而非逐小時計。這意味著遇到假期或生病時，她的工資不會減少。今年2月，Aflac與她續約一年。「今時今日，這算是超長期合約了，」丸井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