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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城內最後一個山城聚落,位在公館夜市旁的蟾蜍山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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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眷與城鄉移民混居在蟾蜍山,眷村戶去年已遷離,徒留拆掉一半的房子,與老榮民悠遠的回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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煥民新村人去樓空,藝術家們展出居民遺留的物件,呼籲保留老房子的歷史與記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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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山保有郊山之美,常可見到小動物的身影。 被劃為台科大校地之後,「非列管」的眷戶,是蟾蜍山上主要的違建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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蟾蜍山是台北公館附近的一座小山,山腰上的聚落已有60年的歷史,榮民、鄉村移民、租屋學生在這混居,形成台北城內特殊的人文景觀。但由於位在校園開發用地上,山城未來的去留令人關切。
以《悲情城市》、《戀戀風塵》等電影享譽國際的導演侯孝賢,今年最大的願望,就是帶領年輕一輩的導演,回到蟾蜍山拍電影。
蟾蜍山是侯孝賢1987年的電影《尼羅河女兒》的主要拍攝地,位在台北公館圓環附近,多年來保持著山城聚落的樸實樣貌。山腰上的屋舍錯落在林木之間,在人車喧囂的商圈周邊,格外顯得安靜。
然而,這個已有60年歷史的聚落,目前正因土地被劃為大學校地,面臨隨時可能會被剷平的命運。
為此,侯孝賢9月回到蟾蜍山,召開記者會,呼籲保留山城風貌。
日據時期農業基地,瑠公圳流過山腳
清朝時代,蟾蜍山是新店、景美一帶往來台北必經的通道,也是「公館」地名的由來。早年為了灌溉開墾台北而開鑿的瑠公圳,其中一條分支,就從蟾蜍山山腳流過。
包括現今的台大農場在內,日據時代日本人把大半個公館劃為農業試驗的基地,並在蟾蜍山旁成立高等農林學校,培育農業人才。日本人離開後,農試所由政府接收,1977年搬至台中霧峰,目前蟾蜍山上還留有十多戶眷舍。
1949年政府播遷來台,把空軍作戰司令部設在蟾蜍山旁,附近就是後來在此設校的台灣科技大學。為了安置軍眷,空軍在山腳設立「煥民新村」,配舍39戶,由軍方列管。這是蟾蜍山聚落最早的雛形。
之後,透過軍眷親朋好友口耳相傳,越來越多人在煥民新村周邊蓋屋入住,算是被政府「默許」的違建戶,蟾蜍山聚落的規模因此逐步擴大。
加上農試所眷戶,以及日後從外地到台北工作而居住在此者,共有一百多戶;房子沿山勢往上興建,居民出入都靠階梯銜接。
「這是台北僅存的山城眷村,」現年30歲出頭,因喜愛親近大自然,而在5年前搬進蟾蜍山違建區的林鼎傑說。
先安置,後開發
2000年公告的都市計畫,把煥民新村等一百多戶所在的土地變更為台科大的用地,但要求校方必須先將居民安置,才能提出開發使用的計畫。
最先得到安置的,是煥民新村3、4排房子共39戶住家。2011年年底,國防部安排他們搬到附近的國宅,今年並針對空出的屋舍,開始進行清除,準備移交給台科大。
煥民新村所在的山腳入口處,是蟾蜍山聚落居民生活起居、寒暄串門子的重心。早在前一年居民搬出眷村時,林鼎傑從事文字工作的女友馮忠恬,就已把煥民新村老榮民「人離心不離」的生活點滴拍成影片《今天友沒友》,紀錄3位已經搬離的八十多歲老伯,即使住得再遠或行動不便,每天都要定時回到蟾蜍山,與仍住在違建區的老朋友敘舊憶往、話家常。
然而,計畫趕不上變化,4月看到眷村開始被拆,林鼎傑趕緊聯繫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康旻杰到場現勘,康旻杰建議先做屋舍的量測與圖繪。於是他們成立「好蟾蜍俱樂部」,舉辦營隊,報名參與測繪者,還有來自香港、日本的外籍人士。
由於都市計畫要求蟾蜍山聚落必須「先安置、後開發」,好蟾蜍俱樂部認為,既然針對違建區與農業試驗所眷舍共約七十多戶還沒有安置計畫,台科大與國防部實在沒有理由迫拆煥民新村。
根據台科大的擴校規劃,煥民新村拆除後,將在該地興建校舍大樓。對此,林鼎傑擔心,未來在大樓的遮蔽下,就算山腰上的房子不拆,已有六十多年歷史的山城聚落文化也將因此消失。
侯導帶頭,電影界發聲促保留
26年前在蟾蜍山拍攝《尼羅河女兒》的侯孝賢導演,9月重回蟾蜍山,呼籲山城空間的歷史價值應加以保存。
看到已被拆掉大半的煥民新村老屋,侯孝賢有信心可藉由打造電影拍攝場景的方式加以重建。他已向台北市文化局所屬的電影委員會申請協助拍攝,通過後,將帶領金馬電影學院來自兩岸三地的年輕導演,在蟾蜍山山城拍片。
當年參與《尼羅河女兒》拍攝的工作人員,日前也都回到了蟾蜍山。資深電影人王耿瑜是當年的副導,她找來幾位藝術家朋友進駐,在半拆的房子裡,用居民的老照片、老家具創作裝置藝術,重現煥民新村往日的生活情調。
透過王耿瑜的牽線,台灣電影資料館也讓《尼羅河女兒》首度回娘家,在蟾蜍山下的廣場放映35釐米影片。蟾蜍山居民幾乎都是頭一次觀看這部電影,放映過程中驚呼連連,邊看邊指認電影裡的場景。
其實,當年的拍攝場景並不在已劃入台科大校地的範圍,但蟾蜍山的居民不分你的、我的,大家都是山城聚落的一分子。
「現代性的土地規劃,往往是對土地的強制分割,忽略了歷史的脈絡,」台大城鄉所副教授康旻杰點出蟾蜍山聚落因土地歸屬劃分而衍生的問題癥結。
也就是說,在一部分的蟾蜍山被劃為台科大校地之前,整座蟾蜍山早有整體的歷史縱深,但都市計畫卻將其切割,生活在同一個聚落的居民,卻有不同的命運。
既然都市計畫已經「依法」為蟾蜍山套上了緊箍咒,康旻杰認為,蟾蜍山的未來,很難依循寶藏巖歷史聚落的模式解套。
想像一個蟾蜍山的未來
公館寶藏巖聚落隔著羅斯福路與蟾蜍山斜角對望,它在2011年被台北市政府登錄為「歷史聚落」,被認定是戰後台灣城市裡,由榮民、城鄉移民與都市原住民等社會弱勢者,在都市邊緣山坡地上自力造屋的代表,具歷史特色。
寶藏巖在2007年被規劃朝「社區住家」、「藝術村」及「國際青年旅館」三位一體的共生聚落發展之前,整個寶藏巖地區都是屬於台北市的公園用地。
但蟾蜍山的問題之所以複雜,就在於它被分割成不同的土地使用區塊,台科大校地只是其中一部分。
此時,在煥民新村已經搬走,但台科大還無法提出其他聚落居民的安置方案之前,蟾蜍山聚落的下一步怎麼走?
支持保留山城聚落的人士認為,至少針對煥民新村的部分,如果校方可朝「共生」的方向規劃,讓具有眷村歷史紋理的老房子,成為校園生活空間的延伸,會是較好的結果。侯孝賢也期待未來可以回到這裡,坐在充滿老屋餘味的房子裡,一邊喝咖啡,一邊創作電影劇本。
康旻杰則建議先把煥民新村的部分申請指定為歷史建築,讓修復於法有據,否則未來使用時,恐怕會面臨建築法規的問題。
此刻,前途未明的蟾蜍山也已成為國際藝文界的焦點,今年底即將舉辦的香港建築雙年展以「城市邊緣」為主題,把蟾蜍山列為4個海外衛星展場之一。
山城居民住居的意願應予尊重,安置方案須先妥善規劃。往前看,如果我們給它多一點歷史、文化的想像,蟾蜍山聚落空間未來的規劃,是值得期待的。
(本文節錄自台灣光華雜誌2013年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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