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曾向我提出這樣的問題：「藝術家通常被認為是感性的，但是你一路走來，做了許多工作計畫，是否因為你的理性大過於感性，才能做這麼多事？」針對這個有趣的提問，我的答案剛好相反，如果一切都以理性計算，我就不會做這麼多事，實在是因為內心有股強烈的感受驅使我去追求夢想，讓我在面對諸多的懷疑、挑戰和挫折時，能夠勇於相信自己，堅持追求夢想。
對藝術工作者而言，選擇拋開安逸、選擇挑戰，是因為內心仍有一股不能滿足的渴望，以及不願原地踏步的頑強意念；這在多數人眼中，會被看成一種不計代價、不切實際的做法；但對我來說，其實在追求藝術的過程中，還是要以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來達成目的，包括前瞻性的工作計畫、尋求各方資源的挹注⋯⋯等，這與一般所謂的「理性計算」，只根據現有的資源去設定目標、規劃資源的分配和運用來增加利潤的策略，完全相反。
為了實現心中的抱負以及實質作品，藝術工作者需要克服的困難實在不少，但在我看來，這就是一個從感性驅動到理性承擔的過程，以我來說，20幾歲就進入大學教書，同時有許多獨奏、合奏的演出機會，此外，教學和演講的邀約也非常多，所以我很早就知道，自己可以過著很不錯的生活，但我卻選擇了一條最困難的路，那就是創立打擊樂團。
打擊樂團起步難 人才、觀眾悉心培養
我當時的想法是，既然我喜歡打擊樂，就應該要分享給大家，所以在我自維也納返國前，就已經給自己訂了一個30年的短、中、長程計畫，並且在1986年創立打擊樂團時，列出了演奏、教學、研究、推廣4個工作目標。起初，演奏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後來加入教學工作，一方面培養人才，同時也在培養觀眾，至於研究工作則是作為演奏與教學的重要基礎根據，有了這個基礎根據後，我們才能再去做推廣工作。
說得容易做起來難，記得打擊樂團剛成立時，當時我是校長兼撞鐘，既要演出也要企劃節目、同時還要做行銷。很難想像當時每張音樂會的票印出來後，還要去稅捐處蓋章，有3,000張票我就得蓋3,000個章，後來覺得像這樣校長兼敲鐘、廚師兼跑堂，一面上台又一面下台服務，全部一手包辦實在很累。後來，基金會於1989年成立，專門負責行政工作，樂團只要認真做演奏的工作就好。而我的角色也漸漸地從舞台上的演出者，轉變成如何去帶領演奏分析、指導團員的藝術總監。如今，不論是年輕有活力的藝術行政工作者，還是很專業又敬業的打擊樂團演奏家，我很開心有這麼多人與我一起工作。
環台教學 掀起打擊樂風潮
至於教學系統的成立推廣，當初也經過一番努力，還記得1982年，我剛從維也納回國，為了推廣打擊樂，我連續好幾年展開環島教學，在全台各地舉辦了50多場講座，並一口氣教了11所學校，每個禮拜繞台灣一圈，這樣足足繞了7年之久。我原本認為，注重專業人才的教學與培育，再利用假日協助指導一些對打擊樂有興趣的人就已經夠了，但沒多久我就發現，喜歡打擊樂的人遠遠超乎想像，於是想到何不在音樂班、音樂系等體制外創辦一個打擊教學系統，才有了今天大家熟知的「朱宗慶打擊樂教學系統」。而這樣的努力也沒有白費，根據台灣幼兒教育調查，從2008年開始起打擊樂已經躍居第2名，其中第1名是鋼琴、第3名是小提琴，第4名則是長笛，很難想像在20、30年前，打擊樂根本無法進入排行榜。
國際打擊樂節 串起世界與台灣
打擊樂在台灣發展得越來越好，當大家把朱宗慶與打擊樂劃上等號時，我一方面感到榮幸，另一方面也覺得有些負擔，因為我認為，這是許多人共同努力才有的結果，並且應該要讓更多人有機會一起來分享與交流。於是我創辦TIPC臺灣國際打擊樂節，希望讓台灣走出去、世界走進來，希望能夠拓展打擊樂在台灣的國際視野。所以在1993年，我就找了世界各國的好手來台灣，一方面想告訴大家打擊樂的演出型態是很多元化的，另一方面也在告訴自己，絕對不能安逸，更不能被保護，因為當自己被過度保護的時候，很快地就會被取代。
記得第一屆TIPC，我找了2個世界一流的團體來台灣，當他們來台演出得到觀眾的肯定之後，開始吸引國際打擊樂壇的關注和看重，越來越多的知名打擊樂家和一流的打擊樂團都視TIPC為重要的平台，並且以曾受邀來台參加TIPC演出為榮，因此，TIPC最後成為了國際上很重要的一個打擊音樂藝術節。算一算TIPC臺灣國際打擊樂節已經辦了9屆，時間已經過了24、25年了，在全世界也成為數一數二的藝術節。其實，我在第1屆辦完之後，就告訴自己不要再辦第2屆了，因為實在太累了，但是辦完後又繼續辦了第2屆，因為來台的演出者真的很棒，同時觀眾也給予熱烈迴響，讓台上演出的音樂家得到很大的回饋，所以，即便過程是很辛苦的，最後還是繼續辦下去。
改造兩廳院組織 行政法人化
從演奏到教學、推廣，從打擊樂到藝術教育和劇場經營，接到新的任務挑戰時，我總會想，連打擊樂這麼冷門，都可以做這麼多事了，其他領域應該也是如此才對。話雖如此，真正去做，還真是相當辛苦。
因緣際會，我曾3度進出國家兩廳院，其中，到兩廳院擔任中心主任，到擔任改制後行政法人首任的藝術總監3年半之間，我主要的工作目標，是要推動兩廳院成為以追求表演藝術專業為發展導向的體制，使其成為國際一流的劇場以及全民共享的文化園區，因而進行了組織改造以及法人化的變革工作。改制行政法人後最大的差別，包括人事和財會的鬆綁，以及經營的彈性化。舉例來說，兩廳院的人員聘用以專業取向為主，給薪標準則是以貢獻度多寡來決定，讓這個機構能夠合乎專業需求、達成效率，不必受到公務機關過度約束。
我至今還記得，當時在推動變革時遇到困難或阻礙，就會去「走動、叨擾」時任主管機關教育部的黃榮村部長，很慶幸的是，黃部長即使公務再忙，只要我有事情找他，他都會抽空接見我，並找相關人士共同解決，傾全力支持。
擊樂劇場《木蘭》 莫斯科大放異彩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擊樂劇場《木蘭》在今年6月首度到莫斯科莫索維特劇院演出，俄羅斯「第一電視台」跟拍全程，從進場、彩排、化妝以及演出，不但播出新聞，甚至還做了個專題報導，電視台評論標語指出：「《木蘭》結合了京劇和現代歐洲戲劇的風格。正象徵著新舊融合的亞洲現實藝術誕生了。」這句話真的讓我感到非常欣慰。嚴格說來，擊樂劇場《木蘭》，並不是一齣劇，主要呈現的還是打擊樂的演出，我們希望藉由這個製作，把打擊樂的特色展現出來。奇妙的是，當2個不同的東西融在一起，表面上看似會有衝突，但經過不斷地磨合、融合，再經過創新手法呈現，反而變成很吸引人的跨界藝術。
我在莫斯科看了3場《木蘭》演出，眼淚也掉了3場，而我旁邊的朋友更是一直啜泣。我想這個作品之所以感人，主要是木蘭的故事道出了一個女人代父從軍的心路歷程，木蘭她會有思鄉、思親、想念朋友的心理轉折，甚至中間過程還做夢要嫁人的樣子，在種種過程中，勇敢與害怕、堅強與脆弱、渴望與猶疑、不捨與思念⋯⋯等一連串木蘭個人心境的演繹，實在觸動了我的心。
在我看來，木蘭最困難的地方，就是即使面對衝突也要忍得住，因為自己要有所累積就必須懂得容忍，甚至還要容忍對自己的懷疑。就像我擔任藝術總監的工作，剛開始的時候，我強烈地知道要走的方向，但大家可能還不能清楚體會，然而，基於對彼此的信任，我們總是能一起找辦法去克服困難。逐漸地，這樣的過程就成為一個非常美麗的融合，並且有所累積，再經過不斷地追求突破和創新表現，最後就會有很好的作品出現。
60歲心境：惜福與感恩
60歲生日時，回顧這一路走來，我發現：自己在20歲時，開始要對自己人生負責；30歲時則是告訴自己要有企圖心，往專業領域努力；40歲時，則是告訴自己要追求卓越；當50歲時，特別在意社會和他人對我的看法；而到了60歲時，我發現這一切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惜福與感恩」。我很幸運，雖然一路走來很辛苦、很努力，但還是有做出一點成績出來，相較於很多人跟我一樣很努力與辛苦，甚至比我更努力、辛苦，但還是不一定能夠成功做出事情來，所以我要感恩，想想當年從零到現在是誰幫我？又是如何幫我的？我要用同樣的態度與同理心去幫助別人，讓年輕人能有更多成功的機會。
一分鐘 認識朱宗慶
早年遠赴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學院深造，1982年獲打擊樂演奏家文憑，為華人世界首位獲該文憑者。1986年1月正式成立朱宗慶打擊樂團，為台灣首見的專業打擊樂團；1993年創辦「TIPC臺灣國際打擊樂節」，增加台灣打擊樂與國際交流的機會；曾獲國際打擊樂藝術協會(Percussive Arts Society, PAS)所頒的「傑出貢獻獎」、「終身教育成就獎」，並於2016年成為華人世界首位獲選PAS名人堂之風雲人物。
現任朱宗慶打擊樂團藝術總監、國家表演藝術中心董事長、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講座教授、國立臺灣藝術大學榮譽教授。
【本文出自《能力雜誌》2017年8月號；訂能力電子雜誌；非經同意不得轉載、刊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