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呂和靜泰國美拉報導】6月份世界各地為了620難民日的活動四起，緬甸民主鬥士翁山蘇姬直接以行動提醒國際社會。這是翁山蘇姬經過長達24年來首次離開緬甸，選擇出訪的首站就在大量緬甸難民與移工生活的泰國。泰國政府受到緬甸軍政府的壓力，想盡辦法將翁山蘇姬在曼谷參加世界經濟論壇後參訪泰緬邊境美索（Mae Sot）的消息保密，拒絕發給國際記者採訪證，最後更取消翁山蘇姬大部分在美索的行程，包括與緬甸境內各族團體代表會面、參訪梅道診所和辛西雅醫師以及在美拉難民營裡的公開演說，只剩下參訪美拉難民營。

▲美拉難民營裡的緬甸難民等待翁山蘇姬的來訪。（圖／Brennan O'Connor）

2日清晨，從美索前往美拉難民營的路上，泰國軍方設下重重關卡，嚴密防備。另一端，難民營裡的難民陸續走向廣場，耐心排隊等待翁山蘇姬。翁山蘇姬抵達美索機場後，直接探訪美拉難民營，並與難民營委員會舉行秘密會議，參觀營裡的醫院。雖然翁山蘇姬只在抵達與離開時，公開露面短短10分鐘，但群眾熱烈歡呼、獻花、大喊口號、推擠追隨，只為了親眼目睹緬甸民主希望的代表。大家希望翁山蘇姬瞭解難民的處境，真心期盼緬甸的民主改革，能夠早日回家。

成千上萬緬甸難民因為逃避緬甸軍事獨裁、政治壓迫與生命威脅，逃難到泰國境內，緬甸難民沒有身分與自由，只能在營裡用生命等待。美拉難民營裡大部分是逃難的克倫族（Karen）。國際社會對於緬甸民主改革開放局勢一面倒的樂觀看法，難民也有話想說。

SHAH LER MOO，21歲，緬甸軍攻擊他的村莊，殺了他的哥哥與祖父。因為家鄉只有小學，2009年他為了尋求更好的教育而來到美拉難民營。SHAH LER MOO說，「緬甸民主之母翁山蘇姬能過來難民營裡看我們，我感到開心。雖然我不太確定她可以改變我們未來的命運，可是我依然保持一絲希望，回家是我們唯一的夢。但我知道我們還會在難民營裡待上很久的時間。」

November Paw，18歲，在美拉難民營裡出生長大。她媽媽懷孕時，因為緬甸軍燒了他們的房子而逃到泰國邊境。「如果緬甸成為一個真正的民主國家，我才想要回家，我不太相信現在的狀況。有機會的話，我想要參加美國的庇護計畫，繼續讀書。」

Bee Htoo，Hilton，在營裡就讀教會學校的兩位青年，他們感到興奮，尊敬翁山蘇姬。「我們必須等待，直到緬甸做出真正的改變後，才會完全信任她。」Bee Htoo和Hilton靦腆地說出心聲。Bee Htoo在克倫邦境內的村莊全毀，全村的人都已離開，5年前與全家逃來，Hilton因為緬甸的教育資源嚴重不足而與家人來到邊境，他們相信教育可以帶來全面改變，以後想要為自己族人盡一份心力。

Kennedy，教會學校牧師，2007年獨自前來美拉難民營，他的家人去年也來到這裡，牧師期望翁山蘇姬為緬甸各族群與克倫族發聲。也因為在家鄉找不到任何工作，軍政府奪取了大部分的土地，沒有真正的自由，就沒有回家的一天。

在大家迎接翁山蘇姬的同時，難民們舉起回家五大前提的大型海報，期待將真正的聲音傳達給民主之母。五大訴求為：「緬甸政府需要有安置難民回家後重新生活的完整計畫」、「所有難民在被遣返以前，有權力被清楚告知」、「難民應該全程參與遣返計畫」、「緬甸政府應承認所有難民在難民營裡的教育學歷」、「軍隊須完全撤離各地，並且村民可以保有自己的土地與財產。」

▲美拉難民營裡的緬甸難民引頸期盼，只為了親眼目睹翁山蘇姬。（圖／呂和靜）

泰國軍方希望在3年之內關閉難民營，遣返所有緬甸難民。但是在緬甸還沒改善人權狀況之前，流亡難民回家之路困難重重，依然在各國利益角逐之下被犧牲最基本的權利。

2015緬甸大選之前，翁山蘇姬與她代表的全國民主聯盟黨（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of Burma，NLD）需要面對緬甸內外各種挑戰。緬甸境內戰亂不斷，軍政府武力攻擊各族群，最近一年尤以克欽邦（Kachin State）內衝突最為嚴重，根據世界人權組織（Human Right Watch）調查報告，已經造成75,000難民流離失所。近日緬甸各地勞工紛紛抗議勞動環境與條件苛刻，而各國大型企業龍頭卻已虎視眈眈，準備前進緬甸，瓜分豐富的天然資源與利用廉價勞力。而國際媒體所遺漏的事實是，仍有約1,000名的政治犯（緬甸政治受害者組織Assistance Association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Burma)，AAPP）還在緬甸的監獄大牢裡。 

或許就像翁山蘇姬在世界經濟論壇演講中強調：「緬甸不需要只會加深貪污與貧富不均的投資，提醒國際社會應對緬甸抱持審慎樂觀、合理懷疑的態度。」 

緬甸的民主之路，其實早就在難民的午夜夢迴裡、對於家鄉的思念中起程出發，一步步渴望邁向自由。

【記者張舒涵台北報導】教師團體投書媒體，投訴南門國中某老師因遲到被校長具名發公文，指稱她某年某月某堂課，上課鈴響5分鐘內未進到教室，依照「台北市各級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規定，學校人事室將該師登記「遲到」。台灣教師聯盟執行秘書曾守一指出，這規定徹底改變「遲到」的定義，等同台北市政府明文容許每位老師可遲到5分鐘。不過，各級學校並無設置「打卡鐘」，遲到是否有精準依據？誰來監督老師有無遲到？遲到是否會成為人為操作的懲處理由？他們憂心會衍生出更多爭議。

依「台北市各級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第4條規定，教師上課鈴響5分鐘後進教室者，以遲到1次計；下課鈴響前離開教室者，以早退一次計。曾守一指出，南門國中劉姓教師曾向台教盟求助。今年1月學校以「上課遲到」經輔導未改進為由，將劉師資遣案送至教育局審核；學校為監督劉師上課有無遲到，校長幾度親自帶職員到班監督。不過學校如何客觀公正認定教師遲到與否，以上課鐘響結束，仍未進教室，即屬遲到。這個標準清楚明白，共見共聞，也能解決爭議。

劉姓教師接受專案輔導期間，100年有5次上課未到課，分別因為交通事故、生病因素而請假，也獲學校批准，事後也替學生補課，卻在教評會上被學校認定「經常遲到」。101年1月份，校方召開教評會，教評會認為輔導無效，決議資遣並送教育局審議。不過，在教育局審議尚未有結果之前，校方即在一月份的教務會議上對全校教師公布資遣劉姓教師一事，並將會議記錄發信通知全校老師。

台灣教師聯盟執行秘書曾守一指出，教育局101年4月駁回劉師資遣案，學校沒通知劉姓教師，也沒在校務會議上公告；然而，學校並未停止關注劉姓教師「遲到」狀況。

5月份開始，劉姓教師遭學校緊迫盯人，劉姓教師進入教室，常有學生向她報時，告知老師鐘響後遲到幾分、甚至數秒數，並向學校教務處報告。再者，劉姓教師2次分別因走錯教室、誤以為空堂而未準時到課，事後都有替學生補課，校長仍具名發函告知，通知人事室登記遲到。

台灣教師聯盟執行秘書曾守一指出，「每間教室的時鐘和教師的錶絕對有所差異，校方如此緊迫盯人僅針對劉姓老師，校長如果如此勤於校務，應要求全校老師一體適用。」

學校如何認定「遲到」？南門國中校方指出，教務處和校長會在各班巡堂，學校特別關注劉姓教師，是因為她常請假未到課，教學不力也有過體罰，家長提出反映，教評會特別召開劉師資遣案；不過，經6個月的專案輔導，「上課時遲到」仍無改善。不過，教育局今年4月發文通知此案未通過。對於是否贊成設置「打卡鐘」解決遲到認定問題，校方認為，老師下課後還要關心學生或家長，並不適用於一般勞工「打卡制」。

記者進一步求證，學生家長張媽媽坦承，劉姓老師怕學生程度趕不上，對學生要求比較嚴厲，希望學生至少能達到一定水平，放學後會留學生加強功課，連補救教學的學生也不曾放棄。過去老師半強迫留校加強，被家長反映之後，老師也調整為不勉強。過去家長座談時，劉老師雖是科任，但也參加，並向家長說明她的教學方式，當時家長提出的問題，劉老師都樂意解答；平常劉老師也鼓勵學生參加英文檢定、英文閱讀，或寫英文作文給她批改。

張媽媽說，劉老師寒暑假都會出國看展覽，回國也會與學生們分享，增廣見聞；此外，耶誕節、復活節特定節日，劉老師會特別辦理跟課程相關的活動。她認為，老師可能比較像「外國人」，與學生互動有時會捏肩膀、叮嚀學生，有些學生覺得老師嚴厲、不喜歡老師的學生可能會反感，但對她和孩子而言，這些舉動都可以接受。她發現劉老師花很多心力在學生身上，也有一定的教學成效。起初孩子反映在劉姓老師教導下，學習比較緊張，後來慢慢適應老師的教學模式，孩子也說平常只需花一些些時間複習英語就夠了。

至於學校認為劉老師「經常遲到」。張媽媽坦言，孩子抱怨其他科老師更常遲到，劉老師不算嚴重。她認為，科任老師平常要跑班上課、準備教材，晚個幾分鐘就認定遲到，有哪個老師敢教書？

至於劉姓教師教過的學生也寫信聲援老師。七年級的邱同學在信件中指出：「劉老師請假一次也還好，而且還抱著生命危險來上課；雖然老師把我們留下來輔導有點討厭，很多家長不同意老師的作法，但我的家長很同意，還謝謝老師一番用心。」

八年級的張同學指出：「劉老師教我們英文，讓我們熱愛英文，聖誕節時會帶相關物品與我們分享；萬聖節打扮成海盜和大家共度節日，為跟不上進度的同學加強輔導，有很多不喜歡老師的人對老師嗆聲，沒有一絲尊重。」

曾同學在信中表示：「劉老師對我們很好，上課很有趣，講話也很幽默；老師只會對不交作業和不守秩序的生氣，我很喜歡老師上課的方式，老師每次講解課文都非常詳細。」七年級張同學則指出：「雖然我不喜歡英文，但劉老師有趣的教學方式，讓我發現英文非常好玩；老師的一次請假並沒有帶給我們困擾，補課也非常有趣，老師是個好老師。」

▲學生在信中提到，老師活潑的教學方式，讓他可以專注在課業上。（圖片提供／南門國中）

對於其他教師的看法，記者進一步想向其他教師求證，但劉姓教師事件已起寒蟬效應，其餘老師不願接受採訪。

劉姓教師質疑，當學校要求她的授課班級學生紀錄到堂時間，卻沒要求紀錄全校所有教師上課到堂時間；此外，她上課遲到超過5分鐘，校長具名發函告通知人事室登記遲到，其他教師卻沒比照辦理、更沒有發函告知遲到，她強烈懷疑學校行政偏頗，應受社會公評。

劉姓老師自認對學生要求嚴格，她坦承自己求好心切，一向嚴格要求學生訂正作業、重交作業，甚至請少數學生留校，私下替他們加強功課；促使不少學生英語科表現明顯進步。不過，1年來，遇到家長與她的教學理念相左而向學校反映時，校方卻未擔任「協調」角色，往往將這些反映提送教育局作為有利的資遣證據。

台北市教師會理事長楊益風說明，教師解聘或不續聘規範在《教師法》第14條，並無明確規定「遲到」問題，僅被放在「有損師道」、「不能勝任工作」的項目。他認為南門國中處理劉姓教師的方式有爭議，很多主管機關便宜行事，以行政命令懲處老師。按理來說，教師只需要遵守法律及聘約內容即可，校方拿雞毛當令箭並不合理；若校方要求老師遵守，應該先與老師協商。

楊益風說，許多教師在校服務時間和休息時間，早已超乎《勞工基準法》規定的工作時數，主管機關視而不見。然而，校方卻要求教師遵守「台北市各級教師出勤出差管理要點」規定「教師不得遲到5分鐘」，老師即便願意遵守，但規範卻沒將老師的跑班時間、班級距離、步行時間等實際狀況納入考量。

此外，他說，校長整肅老師的案例並不少見，但以「遲到」為由提送資遣，確實未曾聽聞，如同變相的白色恐怖。是否在學校設置「打卡鐘」可解決遲到認定爭議？他認為，若學校與老師在聘約達成協商，就可進一步考慮。楊益風呼籲，教育單位應重視對每位老師的輔導協助，不應以挑錯為樂，應以輔導為重，才是教育之道。

【編譯謝雯 整理報導】當富裕的產油國投入全球教育計畫，很容易陷入犬儒主義的陳窠，僅期靠待慈善事業，或贊助名氣極大的商學院等方式來贏得美名。但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阿拉伯灣區國家卡達卻提供一種更為實際的教育。

卡達對教育領域投注甚多，以至目前成為教育創新領域的佼佼者，從支持許多草根性基礎識字計畫的發展，到發展高端大學研究都成就斐然。

除了試圖要讓該國教育體系快速提升，卡達也支持許多在最艱困環境中的教育計畫。阿布杜拉（Sheikh Abdulla bin Ali Al-Thani）是卡達教育創新的核心人物，他是統治卡達的家族成員之一，過去曾任大學教授。

以目前卡達投資於教育部門的浩大規模來看，他可能是全球最有野心的一名前教師。他表示，之所以會投資教育，是策略性思考的結果。石油資源枯竭之後，卡達希望建立起可養活自身且發展健全的經濟體。他認為，這就像是樂透得主會提供子女最好的教育一樣，這樣才能夠保障多年後的生活。

此外，這就像是將石油和天然氣的礦產回收，再製為知識，透過興建大學、改革學校體制、改進職業訓練和舉辦國際論壇等方式，找出最有效的創新形式。「上天庇佑我們，賜給我們石油和天然氣，但這些物資並不會永久存在；所以更重要的是，要創造能永續存在的體制。」阿布杜拉表示。

然而，高品質的教育體制並非一蹴可幾。他表示，卡達決定要用跟海外大學結盟的方式來起步。在卡達的國際教育城校區中，已有8所國際性大學設置基地，其中主要來自美國。

卡達的國際教育城耗資數十億美金，企圖能在短期內，加速卡達作為區域研究中心的發展。然而，阿布杜拉表示，卡達所面臨更為艱難的長期目標，也就是要發展本土的高科技研究機構。「要前進，一定要將教育視為第一優先，在阿拉伯世界特別是如此。」他表示。

阿拉伯之春顯示出，在失業率飆高且年輕畢業生缺乏就業機會的雙重壓力下，阿拉伯世界年輕人普遍對局勢不滿。「我們需要找出能符合年輕人需求的教育體制。」他表示。

為了刺激創新，卡達舉辦全球教育創新高峰會（World Innovation Summit for Education, WISE），今年已是該活動舉辦的第4年，全球教育領袖齊聚，討論如何改善學校教育。「我們希望高峰會能夠討論出行動。在這3天中，我們需要能夠落實的行動，而非只是空談。」他表示。

在高峰會中，表彰了教育創新的幾個例子；而隨後的WISE獎也對非洲、南亞、南美和歐洲等地區的教育計畫提供支持。WISE峰會也幫助海地震後學校和衛生服務的重建。

諾貝爾獎沒有設置教育領域獎項，卡達WISE峰會去年開始所設置的WISE獎項，相當於是教育界的諾貝爾獎，獎金高達50萬美元。「我們談論了教育的重要性。然而，過去全球卻沒有一個獎項來彰顯此領域的特殊地位。」阿布杜拉表示。

該獎項的第1個得主是孟加拉的哈珊 阿貝德（Sir Fazle Hasan Abed），他終身投入基礎小學教育普及計畫，造福包括阿富汗及南蘇丹，部分全球最窮困社群的人因此受惠。

卡達於教育領域有多方發展，統整單位為卡達基金會（Qatar Foundation），該基金會負責教育和科學領域的資金補助。卡達基金會在國際上最知名的一點，應該是印在巴塞隆納足球隊隊服上的贊助商標。卡達扮演了阿拉伯世界和西方之間的文化橋樑，其所有國際行動都有其文化意義。

阿布杜拉表示，人際接觸是文化接觸的一大部分；他對卡達國際大學城的學生來自全世界85國這件事感到非常驕傲。然而，對於是否應該公開提及外界對中東地區的「無知」，他也有所遲疑。

「我們必須要讓不同文化和不同學生間產生交流，因為目前不同文化間的對話仍不足夠。我們相信，教育能夠提供交流的橋樑。」他表示。文化差異絕對存在，他表示。「要克服的唯一方式就是公開對話。」

阿布杜拉對教育計畫投入許多私人情感，他曾經是一名工程教授，在訪談中他流露自己懷念的講課生活。「這是何以我終其一生如此投注於教育領域的理由。」「我個人所獲得的回報很大，和學生相處讓人很滿意。當你看到學生有所成長時，真的沒有其他樂趣能比。」「但我認為教育能夠發生在生命中的任何階段。教育不一定要侷限在課堂上，每個人都能夠參與，不論是家長或是教師。」

阿布杜拉對卡達教育的轉型力量有極大信心。「既然已蒙上天賜福給我們財富，沒有比投資於教育更好的一個用錢方式了。」他表示。

儘管國民生產毛額是全世界最高，處於動盪地區仍為卡達帶來隱憂。日前，英國前教育部長暨前家庭部長克拉克（Charles Clarke）在埃及開羅表示，他相信高品質的高等教育絕對是「阿拉伯世界發展至關重大的一環」。

他表示，年輕人有被社會排擠的風險；他認為，只要靠著學術獨立，才能夠達到頂尖學術成就。世界銀行也強調，在阿拉伯地區設置現代化教育體制，培養年輕人具備現代勞動市場所需技能的重要性。世銀強調，滿足阿拉伯世界對於大學教育的持續需求有其重要性，同時也應滿足畢業生的職缺需求。

卡達正在利用石油和天然氣的收入來保持其領先地位。一方面，卡達投資人像是在玩大富翁遊戲般，一棟接一棟買下世界各地知名地標性建築。然而，尋求長期發展策略的解決之道應該就像是卡達基金會的象徵－錫達爾樹一樣。這棵樹一反大眾對中東世界的奢華想像，而是堅韌、頑強的樹種，能在沙漠的艱困環境中成長。

【記者許純鳳台北報導】根據衛生署統計，65歲以上的老人自殺死亡率一直位居所有年齡層之冠，然而，自殺前夕，老人鮮少主動對外求援。衛生署4日公佈100年自殺防治熱線統計結果，安心專線的服務量高達6萬8千人次，但是老年族群在安心專線的來電量僅1千6百通，佔整體的2.3%，台北市生命線協會暨衛生署安心專線主任江文賢憂慮，先前曾經作過宣導，但是老人撥打熱線的數量沒有明顯提升，老人倘若有自殺意圖，大多會經過長時間計畫，只要旁人提高警覺發現，很有機會避免憾事發生。

▲衛生署設置的安心專線，透過24小時的專線服務，在民眾在徬徨無助的危急時刻提供協助，拯救自殺悲劇。（圖文／楊萬雲）

衛生署醫事處長石崇良表示，為了推動全面性自殺防治，從95年開始，衛生署設置24小時的安心專線，並在98年委託台北市生命線協會辦理，原先服務量僅有兩萬多人次，去年已經增加到6萬8千人次，台北市生命線的服務量也多達兩萬人次，顯見自殺防治熱線越來越能發揮功用，救回寶貴生命。

從100年自殺防治熱線統計來看，自殺者撥打安心專線以及台北市生命線的數量總共有572人，其中男性多於女性，年齡主要集中在30到50歲，無業者將近5成，患有精神疾病者高達8成4。

江文賢指出，令人訝異的是，往年15歲以上的青少年僅占個位數，但是今年竟然多達13名，更值得注意的是，青少年採取自殺的手段不同於其他族群，採取中低致命性的吞藥或是燒炭，有將近4成青少年選擇跳樓或上吊等高致命性的方法了結生命，半數以上有精神疾病或感情困擾。江文賢表示，青少年輕生前會透露訊息，例如「我要離開了」、「你要好好照顧自己」，此時師長、同儕應當適時介入，挽救年輕生命。

適時一通電話，也可以挽回珍貴的生命。江文賢點出，在100年自殺防治熱線的統計裡發現，有1%為自殺通報，由非當事人撥打專線，並透過專業志工協助評估個案情形，阻止憾事發生，從此顯見親屬或友人扮演防治自殺的重要角色。

自殺防治熱線服務量逐年增加，不過，撥錯電話或是沒有情緒困擾的人佔用專線的次數也提高，最讓江文賢啼笑皆非的便是，台北市生命線（1995）和市民熱線（1999）相似度過高，有些人來電詢問「路燈壞了，怎麼辦？」志工回答不出來，還被臭罵一頓，更讓人擔憂的是，此舉恐導致需要協助的民眾無法打通，他呼籲民眾正確使用自殺防治熱線，以免讓志工們錯失挽救寶貴性命的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