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黃文鈴台北報導】「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草案」7日於立院審查初審通過。未來就讀大專院校或私校的經濟弱勢學生，可望透過「教育儲蓄戶」獲得外界善款，順利就學。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7日下午逐條審查教育部擬定的「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草案」，在多項修正動議後，初審通過22項條文。

目前「教育儲蓄戶」剩餘款依照《公益勸募條例》規定，3年得使用完畢，否則將退還給原捐款人。教育部希望辛苦募來的善款，剩餘款能轉給其他經濟弱勢學生使用，隨著學生升學，轉到其下一階段就讀學校，提出針對就學勸募而擬定的「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草案」。

草案規定，學校需成立教育儲蓄戶管理小組，負責善款收支、審查、運用、清算等業務。明定勸募所得金錢與其孳息得不斷滾存，專用於補助經濟弱勢學生學雜費、代收代辦費、餐費、教育相關生活費。次長陳益興接受立委林佳龍質詢時強調，後者指的是校外教學、畢業旅行、出國比賽費用，不含補習費。

考量到部分學校可能勸募不易，可透過數校聯合、區域或縣市聯合勸募。一旦原先善款指定補助對象該教育階段畢業後，剩餘款項可用於補助其他學生，或捐助人有特殊用途時，可重新指定，讓募集款項運用更彈性。

目前針對經濟弱勢學生，學校可設立指定專戶或仁愛基金協助，立委陳亭妃質疑，一旦「各級學校扶助學生就學勸募條例」通過，會有學校怕麻煩，拒絕替學生成立指定專戶，陳益興表示，將於條例中明確規範避免此種情形發生。

逐條審查前，多位立委質疑該條例與母法《公益勸募條例》有疊床架屋之虞，未來學校究竟要依據哪個法源？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社區發展科科長王燕琴明確指出，對學校而言，《就學勸募條例》比《公益勸募條例》更簡便使用，因為勸募需提出勸募活動計劃書，若每年重複提計劃書對學校會造成很大的行政負擔。

我們新移民姊妹嫁來台灣，常被人看不起，認為我們是為了錢才來的。

其實，我們跟台灣人一樣，也需要幸福，只是誰能保證，我們一定能碰到好的伴侶呢──《失婚記》

■陳曉雯

社會公義獎入圍影片《失婚記》從導演阮金紅親身經驗出發，紀錄4位異國姐妹在台灣所經歷的破碎婚姻。片中的4位主角：玉蘭、金玲、阿詩、美麗，與所有的新移民姐妹一樣，懷抱追求幸福的夢想來到台灣，但是不能如願，而新移民的身分更容易受到社會污名：把跨國婚姻的破裂歸咎給她們。阮金紅藉著影像紀錄，訴說她們的故事，也告訴大家：她們也如同一般女人一樣，渴望幸福、懷抱夢想。特別的是，本片導演阮金紅也是越南配偶，成就了台灣第一部以新移民角度來觀看並詮釋異國婚姻的紀錄片。

（上圖）拍攝紀錄片期間，蔡崇隆認為由阮金紅自己掌鏡很重要。（圖／蔡崇隆提供）

阮金紅嫁來台灣12年，經歷過一段破碎的婚姻：她受不了前夫一再賭博家暴而選擇離婚。那時女兒才國小一年級，她承受婚變，又要保護女兒，歷盡艱辛走過來，後來嫁給紀錄片導演蔡崇隆。蔡崇隆教導她拍攝，她在學習過程中感受到影像的實在，於是開始對紀錄片產生興趣，試圖以影像記錄身邊的人、事、物。她原本想拍攝自己的家族故事，因為她與辛苦撫養9個小孩長大的母親感情甚篤，所以拍了很多跟母親有關的素材，她也因此發現家族中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實際執行之後，她發現這個題材很難短期內竟全功，又因為她在嘉義縣扶緣服務協會認識了一群新移民姊妹，互動中發現她們都有類似遭遇，讓阮金紅有了新的想法：以她失婚姊妹為拍攝題材，把她和這群姊妹的故事記錄下來。蔡崇隆對阮金紅的這個想法非常支持，於是開始了拍攝計劃。

往返台越 拍攝經費多自籌 

不過，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了籌措拍攝資金，他們申請兩項計劃補助：一是雲門舞集的流浪者計劃，本片是第一個新移民入選流浪者計劃的企劃案，申請到10萬元；後來又申請國藝會對紀錄片的常態性補助50萬元；另外還有一筆捐款10萬元：是嘉義縣碧潭國小校長介紹的一位熱心人士，他在台北是個事業有成的會計師，雖然在台北工作，常常回饋嘉義鄉親。蔡崇隆說，這些經費絕對不夠，光是台灣、越南間的交通費就很驚人，更不用說其他，很多支出都得自籌。而且，蔡崇隆認為由阮金紅自己掌鏡很重要，但他們的攝影技術無論如何比不過專業攝影師，所以犧牲了攝影的品質，其他後製要更強。蔡崇隆動用自己的人脈找來專業剪接師林楷博，還找溫子捷和黎立語配樂；其他包括調光、混音等，所有專業紀錄片後製該有的他們都儘量做到，這些都是成本。

專業技術拍不出親密情感

本片製片蔡崇隆說，雖說本片是非專業攝影，但是整場由阮金紅來拍攝、執導，對這部紀錄片的風格有很大的影響，由別人操刀未必適合。拍攝基本上都由阮金紅與蔡崇隆完成，大概2／3是阮金紅、1／3是蔡崇隆在阮金紅沒辦法拍的時候協助掌鏡。蔡崇隆說，他以前也拍過類似的題材，像是《我的強娜威》，感覺還是有距離，畢竟蔡崇隆和他那時的攝影師都是男性；但是阮金紅拍攝時，因為阮金紅跟姐妹們很親密，姊妹們的小孩跟她也很要好，這個關係是男性攝影師無法取代的。因為和阮金紅的親密關係，姊妹們在拍攝過程中都很放鬆，片中有一場戲，是一位姊妹和她的小孩躺在床上聊天、唱兒歌，那場是阮金紅跟她們在房間互動一段時間後，在適當時機拍下的，自然而不刻意。蔡崇隆認為，這是過去拍攝《我的強娜威》，作為男性的他和他的攝影師搭檔做不到的。

姊妹退出 拍攝一度受挫

拍攝過程中遇到比較大的挫折，是一位姊妹在拍攝過程中，忽然告訴阮金紅，她不想繼續被拍了，但是理由交代不清，讓阮金紅感到非常沮喪，因為她一直認為她在關係上，該顧到的都有注意，也講好在片子發表前，會與姊妹們確認故事如何呈現才會發表。蔡崇隆只能安慰阮金紅，紀錄片本來就很容易碰到這種狀況，願意拍就拍，不願意就算了，不必想太多。

▲金玲（左）是《失婚記》中4位主角的其中之一。（圖／蔡崇隆提供）

此外，在越南的純樸地區，很多人對紀錄片毫無認識，看到攝影機容易小題大作，有一回，阮金紅在越南偏鄉的小學拍攝一位姐妹的小孩，當場已取得老師和小孩阿嬤同意，校長卻跑來要求他們停止拍攝，事後還找警察來盤問，讓阮金紅感到很不舒服。

悉心剪接配樂 成就越式風情

在後製工作上，阮金紅對很多剪接技術不了解，剪接師林楷博與另一位製片黃琇怡在指導阮金紅的剪接概念上幫了很多忙。而且片子中越南話對白很多，工作人員聽不懂，阮金紅必須先把拍攝素材中的越南話翻譯成中文，再交給剪接師過濾、挑出想要的話，然後剪接。最後一定都要阮金紅覺得滿意了、有傳達到她要的意思，才會決定片子的樣子。

配樂上，阮金紅跟蔡崇隆都覺得片裡的音樂要有越南元素，他們讓配樂人員做了很多功課，最後專為做出越南風的原創音樂，片尾曲是阮金紅自己寫詞，由黎立語配樂。

強勢帶領 能給的幫助有限

「拍片」過程也讓阮金紅成長很多，蔡崇隆說，其他姊妹多半沒有像阮金紅這樣的條件來拍片，因為她們不是白天上班、就是有很多小孩，雖然她們可能有興趣拍紀錄片，但是她們比較不能像阮金紅這樣：只有一個女兒，而且女兒也大了、獨立了，讓阮金紅可以花比較多時間投入其他事。蔡崇隆表示，如果其他姊妹有意願和條件，他願意開影像工作坊，建議姊妹們可以先從拍照開始，不一定要馬上拿攝影機，可以先從家裡的東西開始拍起，比較容易上手。

▲嘉雯畫爸爸媽媽的圖像。（圖／蔡崇隆提供）

阮金紅覺得，台灣服務新移民女性的社福團體對待新移民姊妹們的方式很傳統，用一種不尊重的、強勢領導的方式對待新移民姊妹們，好像在做業績。她曾在扶緣協會認識一名社工林詩涵，她帶姊妹們的方式比較平等民主，林詩涵後來離開扶緣到台灣國際家庭互助協會工作，常常回嘉義探望姊妹、和她們一起辦活動。阮金紅覺得自己的個人成長，很多都是來自社福團體認識和她處境類似的姊妹，在人與人的互動中學習、拓展視野，社福團體本身做的其實有限，帶給她成長的是「人」而不是「組織」。

【編譯謝雯 整理報導】在達卡容納了350萬人的擁擠貧民窟中，許多兒童必須要出外討生活。有些志願者發展出一項計畫，要幫助其他童工存下辛苦賺來的錢。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拯救兒童」孟加拉分部主任朗貝克（Birgit Lundbak）表示：「在達卡的貧民窟中，人們擠在過小的錫頂房間中，又吵又臭，幾乎沒有家具。」

在這個臨時拼湊成的貧民窟城市中，蜿蜒的街道上黑市興盛，迷你工廠、茶鋪及裁縫店毗鄰。「拯救兒童」孟加拉分部專門負責兒童福利的阿蘭（Shamsul Alam）表示，當地幫派就像非法地主，會使用「打手」來控制當地居民。

勞動條件惡劣 薪資遭扣留

他表示，年輕人占了在這個貧民窟中一大部分的勞動力，因為僱用他們非常便宜。他們在富裕的家庭中擔任家務工，或在機車行擔任車床工，薪資從20塔卡（約新台幣7.5元）到較專業勞工所領的130塔卡（約新台幣49元）。

「這裡沒有法規或規範，沒有法定上下班時間，也沒有薪資制度。」阿蘭表示：「他們無法請假，無法期待受教育和娛樂。」

大多數人也無法存下他們所賺來的錢。「如果他們請雇主幫他們收好，雇主經常會扣住其中一部分，以避免這些童工離職。」阿蘭說。如果手邊有現金會帶來更大的風險。大多數的孩子就睡在街頭，偷竊是司空見慣的事。

阿富汗現行的規定是，18歲以下的兒童在申請銀行帳號時，需要一名成人共同簽署文件。「但這些兒童通常不和父母住在一起。」朗貝克表示：「有些人被家人趕出門，住在街上；這種法規對他們來說毫無用處。」

面對這個問題，「拯救兒童」在2007年成立了幫助童工存錢的計畫《Chayabrikhkho》，而且計畫管理者就是志願服務的童工。

「我認為他們把這當成一個學習機會，他們也可以幫助他們的朋友，所以他們對於能在這裡工作感到驕傲。」朗貝克說。

現在，約有750名街童透過該計畫開設帳號，孟加拉各地的類似計畫總共為1萬3千名處境類似的年輕人留住存款。

NGO力薄 盼正規銀行介入

然而，朗貝克希望《Chayabrikhkho》在一年內關門大吉。雖然這個志工計畫大為成功，但他們對於躋身主流銀行體系不抱持希望。「拯救兒童」正在游說孟加拉政府，要政府移除正規銀行開設帳戶的年齡限制，希望這項志願計畫能被更大的組織吸收進去。

朗貝克表示，孟加拉有7千萬名兒童，當中有7百萬人為長期童工。「從這種觀點來看，非政府組織所能提供的幫助如同滄海一粟。我們認為這應該成為正規銀行的業務。」

然而，目前還不清楚孟加拉政府是否會回應這項請求，不過街童儲蓄系統對孩子們的好處顯而易見。

「當他們開始存錢後，也會開始規劃未來。」阿蘭說。該計畫讓兒童擁有某種程度的安全感，其中有許多人存到一定數目時，會把他們的錢拿去投資自己的未來。

「有些加入計畫的兒童幫助在達卡外的父母購買牛隻，有些人則幫弟妹負擔學費。」他表示：「他們變得越來越有自信，因為他們有錢來處理自己的問題。」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10月7日是聯合國的世界人居日，反迫遷連線與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分別前往行政院抗議，遭迫遷的社區居民組成反迫遷連線，抗議人民居住權遭受侵害。社會住宅推動聯盟批判政府社會住宅政策的不正義，資源分配嚴重不均。

（上圖）10月7日為聯合國訂定之世界人居日，當日上午由十數個反迫遷團體與人權團體共同組成的反迫遷連線前往行政院大門前，針對近年國內多起迫遷事件中政府對人民居住權的漠視表達強烈抗議。（圖文／楊子磊）

反迫遷連線代表、兩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副召集人高榮志表示，居住權是人權，而非財產權，政府必須改變思維，不只是財產、土地、房子問題，重要是人與土地的情感，集體迫遷人群，是對居住權最嚴重的侵害，尤其聯合國人居署的「適足住房權」，不只保障有產權住民，更包括「違建」住民的居住權。

徵地賣財團 掠奪人民財產

高榮志指出，落實程序正義必須舉行聽證會，但是從苗栗大埔、竹南崎頂、台北士林文林苑、華光社區、紹興社區、淡海二期、台南鐵路東移到桃園機場捷運A7站合宜住宅，都沒有達到「讓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過程」的程序保障最低標準，只會依法行政強拆。

內湖遭迫遷居民田明達表示，原本有私有地的家園，20幾年前被台北市政府徵收，一部分土地變成南港大坑溪整治工程，另外的土地被市府徵收成為誠正國中校地，當時土地徵收價碼非常低，是市價的1／10，還要繳交土地增值稅、印花稅，他抗議也無效。他提到，現在國中學生人數減少，加上學校裁併，應該發還他60％被徵收土地。

田明達憂心，政府還想BOT，將土地賣給財團使用，政府使用人民土地要有正確原則，政府不可徵收人民土地轉賣財團，吃掉人民的財產，轉賣背後也可能牽涉貪污舞弊。

反迫遷連線將持續針對居住議題開課，推出「居住權戰鬥教室」，討論圈地與土地抗爭議題，也作為分享組織經驗與各界對話的平台。

▲內湖居民田明達的私人土地於戒嚴時期遭政府徵收，當時的徵收補償僅有市價的一成，還須繳土地增值稅與印花稅，他表示政府徵收民地後若非作為公共建設之用途，一旦轉賣便如同貪污。（圖文／楊子磊）

無障礙住宅太貴 身障住不起

殘障聯盟代表張彥逸表示，身心障礙分為有形障礙與無形障礙，有形障礙例如坐輪椅的朋友出入口一定要平順，才有辦法進去，有階梯就無法跨過門檻，但要找到合適障礙者的無障礙住宅，機會非常少，而且租金昂貴，無法跟一般人一樣享有居住的權利。

張彥逸說明，無形障礙是身障朋友進駐社區時，常會被附近居民反對，就算有能力付租金，居民不能理解身障，身障就無法有居住權利。一個良好的制度，可以讓弱勢者跳脫出被幫助的角色，如果有完善社會住宅機制，身障朋友就更有能力貢獻社會。

▲殘障聯盟代表張彥逸表示，住宅設計鮮少為身障者安排無障礙結構，即便有此設置，租金也高於一般住宅。（圖文／楊子磊）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發言人彭揚凱呼籲，政府須將住宅資源優先分配在照顧弱勢的租屋補貼，以及社會住宅投資，提高社會住宅弱勢入住保障比例，檢討台北市、新北市歧視年長者的入住資格規定，並針對弱勢家庭設定合理租金。租金補貼制度要根據家庭狀況及居住地區，設定不同額度的補貼，住宅法必須改革，落實照顧弱勢的責任。

【記者李宜霖台北報導】北市文化局推動「老房子文化運動」，推動9棟具有文化資產的老房子，結合民間資源修復，其中「一號糧倉」老屋修整後，將做為農業市集，呈現嶄新風貌。不過，老房子記者會場外，台北邢務所文資護育聯盟卻廣發傳單，凸顯華光社區文化資產「演武場」已遭剷平，文資失守的事實。

（上圖）位於台北市八德路2段巷弄中的「一號糧倉」原為日據時期戰備糧倉，在台北市文化局的「老房子文化運動」計畫下將由立偕生活文化有限公司接手，修繕後轉變為一個結合菜園、市集與藝術展演等多向機能的場域，延續建築的生命與現代人對糧食的思考。（圖文／楊子磊）

「一號糧倉」計畫主持人胡朝聖表示，「一號糧倉」是日據時期放糧食的地方，透過民間資源導入，修復老房子，政府不必出錢，讓更多文化創意工作者進入場域，使用空間。目前老房子需要一年內部裝潢，整修成文化局認可標準，才開始經營文創市集，並對外開放。

胡朝聖說，社會如何盡責，創造更多工作機會，讓文化創意、農業人才，有機會共同參與，展開對於土地、食品安全、社區經營的關注。他希望創造平台，結合楊儒門農學市集對在地農業的關懷基礎上，在「一號糧倉」開設市集，讓全台好農民優良、安心的食材，提供全北市的市民共同享用。另外也希望透過社區共同參與，將廚餘變成肥料、肥皂，將做成的成果送給社區居民。

文化局長劉維公表示，除了這9間老房子，還有80幾件待處理，民間的老房子如果不願意修，或者市場化，可與文化局討論，未來清單只會越來越多，沒有底限。未來將不只搶救具文資身分的老房子，也計畫搶修沒有文資身分的老房子，例如民國60年代具有意義的老房子、集合住宅，透過結合民間力量達成。

針對華光社區古蹟保存，劉維公說明，華光社區已指定的歷史建築，會在政府有機的操作上，呈現豐富的一面，保存有非常多可能性，目前先將機制建立起，因為文化資產修復必須通過文資審議，一步步進行修復計畫。

關於華光「演武場」的保存，劉維公表示，他曾跟中央開會，提出華光部分建築雖沒被列入文化資產，中央應知道意義，可以不去拆，不要動它，但「演武場」沒被列入古蹟，因為已被破壞。

台北邢務所文資護育聯盟在記者會外發傳單，指出8月時文資審查決議演武場局部基座與門柱，以都市設計方式保留，再現場所精神，但文化局保存態度消極，10月5日法務部已將演武場基座與門柱拆除抹淨。聯盟呼籲文化局與法務部儘快召開工作協調會議，在工程期間保護現有文資空間，以免遭不可逆的傷害。

▲「一號糧倉」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遭受美軍軍機空襲，目前建築體內部牆面上仍可見到248個遭機砲射擊留下的彈孔。（圖文／楊子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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