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國界與階級的計謀全書：戰國策
戰國時代，強秦崛起，天下震動。列國君王求才若渴，盡其可能尋求富國強兵、救亡圖存之策。在儒家的傳統解答之外，墨、道、法、農、陰陽、縱橫……諸子百家各有所見；大局底定之日，最終收束於揚棄貴族階序、擁護專制王權的法家。
策士、遊士與說客，是這個特殊時代的產物，回過頭來又成為這個特殊時代的推動者。他們無視國界障礙、超越階級限制，憑藉詭思奇謀與言辯之能，出入各國宮廷獻計求榮。這些人不見得真心相信自己的說詞，只言其利而避談其害，但求君王動心採納，為自己搏取財富與名聲。
《戰國策》不只是這群特殊人物的言行記錄，這部千古奇書採擷編織了戰國時期兩百多年間的史實與想像，完全呈現出那段走向大一統結局之前，動盪無序的時代氣氛。
內文選摘（節錄）
第一章 異於道統的奇書
縱橫策士全記錄
《戰國策》是一部來歷不明的書。書中記錄的是發生在「戰國」時期的事，然而此書流傳的版本，頂多只能追溯至西漢的劉向。
劉向在西元前第一世紀末校錄《戰國策》後，寫了一篇〈序〉，那其實就是他將校好的書呈給皇帝，附帶的奏議說明。〈序〉中說：「……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遊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
從這段話我們知道，劉向在漢代皇室藏書之處（「中書」），找到了好幾個版本，內容大致相同，卻有許多不同的書名，劉向費了大功夫，將這些不同版本內容按照國別編輯，同一國中發生的，再大略依所記錄的事情發生先後排列次序，訂為三十三篇，並將之重新命名為《戰國策》。
取名《戰國策》，牽涉到劉向對這些文章性質的判斷。他認為主要記錄的是戰國遊士獲得國君任用時，所給予的策略謀劃，因而採納了原有的《國策》，再針對其特定時代，增一字成《戰國策》。
劉向〈序〉接著清楚描述《戰國策》的時代範圍：「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劉向所說的這個範圍，跨到秦統一之後，然而考察現有版本，書中記錄的幾乎都是秦滅六國之前的事，符合一般認定的「戰國」時代。
《漢書．藝文志》將《戰國策》列入「史部」，然而宋代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改將《戰國策》放到「子部縱橫家」類別裡。《郡齋讀書志》是現存最早的中國私家藏書目錄，將所收藏之書依照「經」、「史」、「子」、「集」的方式，予以分類排列。宋代以下，對於《戰國策》究竟應該當作「史書」，或當作縱橫家言論記錄的「子書」來看待，有許多討論。
我們今天可以不需計較堅持一定要在「史」、「子」兩部中找出一個固定分類答案，不過值得思考、理解的，是《郡齋讀書志》為何要改變傳統分類習慣，將《戰國策》挪入「子」部？
其中一個理由是《戰國策》的體例，顯然不是為了讓讀者能明瞭、掌握歷史變化而設計的。劉向編校整理之後，《戰國策》基本上以國別分篇，接著在每一篇中大致按事件發生先後順序排列。然而一來絕大部分的史事牽涉到不只一國，國與國的篇章無法容易地聯繫在一起；二來對於這件事和那件事之間的因果關係，乃至於一國之中比較長遠的歷史發展脈絡，書中全無關照、全無整理。
對照看《戰國策》和《史記．世家》中對於東周各國歷史傳承變化的描述，就能得到清楚的印象─ ─《史記》是為理解歷史服務的「史書」，《戰國策》不是。
那《戰國策》是什麼？形式上，《戰國策》是戰國中紛紜事件的片段片段記錄；內容精神上，《戰國策》選擇記錄的，不見得是對這個國那個國有重大變化意義的事件，而是縱橫策士對各國政治、軍事的遊說、影響。
在這一點上，《郡齋讀書志》是對的。《戰國策》的主角，不是國與國君，不是歷史變化發展，而是縱橫策士。《戰國策》的重點，在於保留當時有名的縱橫家的言談、行為，凸顯在那個時代，這些人曾經如此有勢力、如此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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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統之外的奇詭雄辯
「唐宋八大家」之一，宋代的曾鞏，寫過一篇〈戰國策．序〉，序中將此書內容和「孔孟」之教拿來對比。曾鞏認為，孔孟所主張的是「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是「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他們整理西周禮樂制度，因應東周的變化，延續舊制度的精神，來創建新制度。
相對地，《戰國策》裡記錄的則是：「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或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這些「謀士」，也就是縱橫遊士，他們揣測國君的心理與態度，提出迎合國君想法的主張，換來國君對他們的信任，採納他們的意見，別看這些遊士表面上好像口若懸河，實際上他們缺乏像孔孟那樣的內在自信精神，不斷觀察別人臉色，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
曾鞏又說：「戰國之遊士……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避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這些戰國遊士，心中沒有絕對的價值信念，其所選擇的主張，不是依照是非標準，而是著眼於容易說服國君。因此他們表達的方式，很自然傾向於片面，凸顯計謀有利的一面，刻意掩蔽可能帶來的後遺症。結果，按照戰國遊士的意見去做，往往計謀的後遺症代價，還高過表面上帶來的好處。
曾鞏的意見，源自儒家「道統」的立場，然而不失為今天讀《戰國策》時可以放在心上的提醒。《戰國策》最精采的部分，在這些謀士、遊士的雄辯言談。光看他們所談所論，我們很容易覺得真有道理。不過仔細想想，這樣的道理，建立在兩項不那麼穩固的基礎上。
其一，如果其他人都依照正常的道理思考、判斷，那麼謀士、遊士的奇詭之計就能得逞。但如果所有人，或至少大部分的人，都有同樣的奇詭想法，奇詭對奇詭，就不見得能發揮想像中的作用了。
其二，謀士、遊士的基本雄辯技巧，就是一方面放大好處，一方面掩藏相應可能帶來的壞處。如果持平評估，將利害得失都攤在眼前，那麼其利不見得高過其害，所得不見得能彌補所失。眩於其雄辯言詞而忽略了具體的現實條件，往往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換另一個角度看，曾鞏的序文，也代表了傳統上給予《戰國策》的定位。東周變化的核心，是西周的封建秩序，及其連帶的文化價值，逐漸瓦解崩壞。而《戰國策》所記錄的，就是最糟糕的時代、最深的墮落。那個時代，封建秩序及其文化價值被破壞殆盡、蕩然無存，新的一統帝國原則又尚未成形。於是一群沒有絕對是非信念的人，靠著高度發展的語言辯論技巧，一時風靡，成了那個時代的明星、英雄。他們的事蹟、他們的傳奇遭遇，也就進一步誘使一般人遠離舊秩序，甚至不再相信一切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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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時代的特殊夢想
戰國遊士、謀士，既是封建身分制崩壞的象徵，也是封建身分制瓦解的產物。不具備「士」以上貴族身分的人，在孔子之後，有了受教育的機會，能夠學得一身理解、干預國政的本事。不具備「大夫」以上貴族身分的人，也都能見到國君，提供國君意見，進而獲得最高的職位。
遊士、謀士經歷、彰顯了從春秋到戰國，社會的翻天覆地變化。這個時候，一個聰明、有能力、口才好的人，在短短一生中，就有機會戲劇性地從一介平民翻轉占有國內最高的「相」位。甚至還有更誇張、更不可思議的，像蘇秦，竟然能佩帶不只一國的「相印」，得到了過去「卿」、「大夫」貴族成員都到達不了的高位。
戰國縱橫家的最高目標，就是「封相」。他們唯一突破不了的，是依然按照血緣傳承的國君地位，所以就追求爬到一國之中僅次於國君的最高地位。蘇秦可以在不只一個國「封相」，也就說明了這樣的政治野心，不受國界限制。出生在這國，很容易就可以到其他國去追求「封相」的夢想，是這個時代給予一般人的另外一項特殊機會、特殊自由。
《戰國策》記錄了這樣一個混亂的時代，記錄了只有這個時代才有可能發生的極端事例。《戰國策》提供的不是戰國時代的全貌，我們不能將《戰國策》的內容設想為當時各國政治的常態，但《戰國策》具體且凸出地表現了只可能出現在那個時代的人與事。
透過《戰國策》，我們明瞭這兩百多年在中國歷史上有多麼特別。中國歷史上有許多亂世，但沒有任何一段亂世像「戰國」那麼長，也沒有任何一段亂世像「戰國」那樣將政治機會向廣大眾人開放，更沒有任何一段亂世在語言與文字的表達上，有如此驚人的變化、發展。
讀《戰國策》，我們需要不斷意識到各國相持互爭一、兩百年的時間背景，在這個背景下，每個當國君的都不得不處於高度的競存焦慮中，生怕漏失了什麼最新、最好的富國強兵之計，如此而鼓勵了「處士橫議」的風氣，創造了廣大、活躍的言論市場，刺激了人們不但要去想出不同的國政方針，還要找到足可以在激烈言論競爭中脫穎而出的新說法。人人都有機會見到國君，但也因此見到國君、讓國君留下印象的機會，在搶奪中變得如此短暫，稍縱即逝，會說話不會說話、能辯不能辯，就成了和想法本身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更關鍵的決定性因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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