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三星皇帝」李健熙（Lee Kun-Hee）被人控告，而告他的人正是他的哥哥。這對兄弟的哥哥李孟熙（Lee Maeng-Hee），曾經被他父親逐出家門，此後兄弟兩人的恩怨便持續了40 多年。哥哥李孟熙說：「我要他(李健熙) 交出從父親那裡偷偷承繼的股票」。

三星的李健熙會長是當今全球知名的企業家。他繼承前會長的職位執掌公司25 年，是將三星打造成全球性跨國企業的最大功臣。三星集團旗下約有80 家公司，在手機、電視機、半導體等領域已經躍升為世界頂級製造商；三星集團的銷售額占韓國GDP 的2 成多，對政界有巨大的影響力，以至於被韓國媒體稱為「第二政府」。

然而，圍繞著李健熙的財產，如今卻上演了一齣宛如韓劇般曲折糾結的官司。年2 月，李健熙的哥哥和姐姐對其提起訴訟，要求他把從父親那裡偷偷承繼的股票交出來。這場訴訟金額超過1 兆韓元的官司，已於5 月30 日在首爾的地方法院開庭。

李健熙對哥哥李孟熙按鈴控告的行為感到怒不可遏。4 月17 日時，李健熙還曾在三星總部說：「他真是連一般人都不如！我一毛錢也不會分給他！」

三兒子繼承家業

6 天後，李孟熙透過代理人展開反擊，他說：「健熙只知道追求他自己的個人慾望。」第二天，李健熙便回應說：「大約40 年前，他為了把父親送進監獄，向當時的朴正熙(Park Chung-hee) 總統密告。這個被逐出家門的人，根本沒有資格喊我『健熙』。」於是，兩人之間的情感糾葛就此引爆。

話說回來，這個李孟熙到底是什麼樣的人呢？ 已故的三星創始人李秉喆（Lee Byung-chull）會長膝下有3 男5女，長子是李孟熙，而隨後加入這場訴訟的李淑熙（現年76 歲）是二女兒；至於次子李昌熙則已病故，李昌熙的次子亦於2010 年自殺身亡，此次是由李昌熙次子的妻子參與這場訴訟。三星的現任會長李健熙是三子，在所有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七。

此外，前會長李秉喆還與一位日本女性生下一兒一女。李秉喆非常疼愛這個兒子泰輝，晚年還讓他在三星公司擔任要職。泰輝母子的舊居至今仍在東京都內的高級住宅區裡。

《三星帝國的光與影》一書的作者裴淵弘說：「李前會長於1987 年去世，幾年後泰輝便離開了三星，一直在東京都內經營自己的生意。目前泰輝母子的舊居由李秉喆的正妻、李健熙會長以及住在韓國的兄弟姊妹們共同繼承，現在土地產權則歸三星日本公司所有。此外不僅是土地，據說泰輝母子以及其他4 個私生女都被排除在遺產繼承人之外。」

巨額遺產不予長子

李健熙的長子身為三星電子的社長，目前正在準備繼承家業執掌整個三星集團。長女是三星旗下「新羅飯店(Shilla Hotel)」的社長，而次女則是廣告公司的副社長。李秉喆的八個孩子中，長女從他的遺產中繼承了醫院和高爾夫球場等資產，並另外成立了新的集團企業；而五女也一樣，於繼承了百貨公司等資產後成立了「新世界集團」，並擔任該集團的會長。

然而，李秉喆的遺產並沒有分給李孟熙。李孟熙的長子李在賢，是大型娛樂企業「CJ 集團」的會長。由於該公司前身是李在賢從三星公司那裡得到的，因此與李孟熙毫無關係。其實，整件事情要追溯到朴正熙政權時代，即1966年發生在三星的「糖精走私事件」。該事件迫使李秉喆前會長辭職，其次子則被捕入獄，於是李孟熙便成為父親的事實上的「代理人」。 前文中提到的裴淵弘說：「當時的李孟熙，就像是個剛打下天下的皇帝，排擠他父親的親信。最倒霉的是跟他父親關係最密切的中央日報社會長，他是李健熙的岳父。」

其後於1969年發生了「青瓦台上書事件」。 李秉喆的次子向總統府寫信告發剛剛重新接手經營的父親，說他「在海外有非法儲蓄」。李秉喆對此大為震怒並開始打壓次子，據說他還懷疑長子李孟熙才是事件幕後的黑手。 1971 年，李秉喆暗中立下了「遺書」，指定三子李健熙為接班人。由於次子李昌熙曾哭著向李秉喆請罪，因此得到了一家小公司，至於長子李孟熙，李秉喆則是到最後也不肯原諒他。

1993 年，李孟熙出了一本書，其中提到了他跟父親的恩怨。當時，他在採訪中談到：「弟弟健熙從小就在我後面當跟屁蟲。」只是李健熙卻在別的採訪當中說：「最近關於我的各種謡言滿天飛，有的說我曾出車禍差點變成植物人，有的又說我染上毒癮。我的確曾經於1982 年因為出車禍而受重傷，所以當時打了很多止痛針，至於那些謡言則全部都是胡說八道。是誰散佈謡言我都知道，這一切不過是為了爭財產罷了。」而當訪談中提到哥哥李孟熙出的書時，李健熙一臉不悅地說：「我沒有興趣。5年前我曾跟他見了10 分鐘的面，那是我們最後的來往了。」

人頭持股惹出糾紛

李秉喆的次女李淑熙表示：「三星對大哥的不公平待遇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她說這是她加入這場官司的理由，她還說自己沒有分到任何遺產。李淑熙在50 年代嫁給了當時韓國最大的家電公司幸運金星（即現在的LG）創始人的三子。雖然這起婚事是兩家企業的創始人在打高爾夫球時決定的，但70 年代時三星進軍家電產業的舉動，卻讓LG創始人大動肝火。為了這件事，李淑熙向父親李秉喆哭訴抗議，李秉喆卻說：「你還是我的女兒嗎？三星的股票我一股都不會給你！」結果，連李淑熙在三星擔任要職的丈夫也被迫離開了三星。

李孟熙等人主張「自己也有繼承權」的那些股票，實際上是李秉喆生前為了穩固經營權而利用員工人頭所持有的關係企業股票。這為數龐大的人頭持股，在李秉喆死後改由李健熙管理，因此李孟熙說：「這件事我們被蒙在鼓裡。」

人頭持股的問題是在4 年前浮出水面。2007 年秋天，曾於三星擔任管理職的離職員工向檢察署舉發三星集團造假帳隱藏獲利，於是檢方對三星集團展開調查。到了2008 年4 月，檢方在公開偵查結果的記者會上表示，名義上為三星集團董監事所持有且市價超過4 兆韓元的股票，實際上是李健熙會長的個人資產，而根據李健熙本人的說明，那些股票都是前會長留下的遺產。李健熙雖然被判處緩刑並辭去了會長的職務，但隨後便獲得李明博（Lee Myung-bak）總統的特赦，於是在2010 年3 月重掌三星會長一職。至於那些借用人頭持有的票，李健熙則早在2008 年12 月便將之過戶到自己名下。

去年6 月，李孟熙等人收到了來自國稅廳的公文，詢問其是否已拋棄了這些股票的繼承權，緊接著又收到了來自三星的通知，要求他們拋棄對於這些股票的繼承權。由於韓國的民法規定，繼承權回復請求權，於繼承起始後10 年內，或繼承權人得知其繼承權被侵害後之3 年內未行使者，將喪失請求權，因此李孟熙等人都主張收到通知時才知道有人頭持股這回事。

三星員工涉嫌跟蹤

5 月30 日，李孟熙等人在法庭上表示，前會長去世後，由於那些股票仍然是人頭持有，李健熙在這段期間只是代為管理遺產，而尚未繼承那些股票，因此，繼承的起始應從2008 年12 月李健熙將股票過戶到自己名下時算起，藉以主張繼承權回復請求的有效性。

李健熙方面則強調，大家都知道前會長指定李健熙為三星的繼任者，因此把主要企業的股票轉給新會長乃是理所當然的事。再說，人頭持股的事檢方早在2008 年4 月便已公佈，原告理當於那個時間點上就已知道人頭持股的事情，因此原告的請求權已罹於時效。

針對這場官司，韓國甲南大學的高龍秀教授表示：「李孟熙等人請求回復繼承三星生命及三星電子股票的原因，不僅在於這些是最賺錢的股票。會長一族之所以能夠主宰整個三星集團，持有這些三星集團主要企業的股票乃是最重要的關鍵。因此，三星集團是不會輕易讓步的。」

這起官司開始後，便有5 名三星集團的員工，因為涉嫌使用他人名義手機跟監李孟熙的長子、CJ 集團會長長達一週而被警方調查，但這5 名員工均對此予以否認。此外，李孟熙等人的訴訟代理人，則是一家人稱「三星殺手」的大型律師事務所。這家事務所過去曾經參與三星離職員工和遺屬們提起的工作傷害認定訴訟，當時員工及遺屬們主張，員工在三星的半導體工廠裡工作導致罹患了白血病和癌症。

李秉喆的次女李淑熙說：「審判的過程中，相信李氏家族內部的諸多問題，都會逐漸地攤開在世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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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市場機制滲入了社會的各個角落，道德和價值觀的爭議在市場機制的理論前似乎不堪一擊，但桑德爾對這樣的現狀提出質疑。時值歐債危機愈演愈烈，全球陷入混沌之際，我們更該好好思索今後的「市場」問題。

問: 歐債危機中，我們可以發現市場似乎左右了國家政治。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希臘人民卻在日前的大選中爆發出累積的不滿，大力反對符合市場需求的緊縮政策。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呢？

桑德爾: 此次選舉當中, 反對緊縮政策的政黨挾著希臘的民意支持發展壯大起來。不過，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卻希望希臘執行符合市場需求的緊縮政策。市場的力量如今已成長到能夠壓制希臘的民主主義，而希臘國民則透過大選這樣的民主程序表達對市場的不滿。我對希臘國民的做法表示認同，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讓毫無限度的財政支出合理化。

我肯定市場經濟的存在，市場可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工具。但現在，市場經濟的機制理論卻侵入了太多社會層面，甚至擁有了定義、裁決整體社會價值的影響力。我們可以說，這30 年來，已形成了一個「市場社會」，這一點在歐洲和美國尤為顯著。我認同市場經濟的存在，但這跟「市場社會」完全是兩回事。

問: 在日本，針對是否透過調漲稅率來解決龐大的國家債務以及高齡化社會問題，也引起了熱烈的爭論。在這樣的情況下，市場的動向是否又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呢？

桑德爾: 我認為這些討論或許有些過於偏重金錢問題了。我們的未來應該追求什麼樣的社會價值觀？而我們又該以什麼樣的社會為目標呢？政府一旦忽略這些問題，便會找不到施政方向。

問: 或許只要將一切交付市場機制，問題就會迎刃而解。您的看法如何？

桑德爾: 目前市場經濟的機制原理已經開始介入許多道德層面的問題了。比如說，為了讓成績不好的學生進步而祭出了金錢獎勵，用錢誘惑學生讀書；還有黑市票劵市場高價出售醫院候診券，可以讓患者免去排隊的時間。我身邊還有很多市場機制介入了攸關個人的生死或名譽的例子。在我看來，這些不是金錢應該介入的領域。對這些情況，我在我的新書《What money Can'tBuy：The Moral Limits of Marlets》中做了詳細說明。

問: 您可以明確地劃分出市場經濟機制應該及不該介入的領域嗎？

桑德爾: 這很難一概而論。我想強調的是，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該多花些時間來討論。但可惜的是現實不是這樣，在不知不覺中市場機制已經被各式各樣的問題當成了萬靈丹。

問: 為什麼市場機制原理能在全世界獲得優勢呢？

桑德爾: 我們不能忘記在這之中，政治因素是一個相當大的理由。從歷史來看，市場社會開始浮上檯面的契機可以追溯到80 年代，當時美英兩國分別誕生了雷根政權和柴契爾政權，孕育出視「市場」為一切解答的「市場信仰」，也就是所謂的新自由主義。

新自由主義理論認為我們的社會和共同體所應追求的「普遍善良」，可以透過市場機制落實，而沒有討論人類道德和共同體的存在與理想。

問: 是那樣的嗎？我記得當時人們在重視市場機制的同時，也強調了家庭和道德的重要性。

桑德爾: 當時的確也討論了愛國情感和信仰的重要性，但卻忽視了它們與市場機制間的緊張關係。市場機制也許會破壞道德和共同體的價值，而當時的人們卻沒有想過這個可能性。

問: 不過，80 年代至今，政權並不全是掌握在保守政黨手上吧？

桑德爾: 就算是中間偏左的政權其實也半斤八兩。的確，他們批判了新自由主義，而且從經濟不平等與公正的觀點出發，強調放任市場機制運作只會擴大貧富差距。他們提出的觀點是正確的，但我認為他們忽略了一項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市場機制會如何改變共同體、以及我們保護著的價值觀與所謂的「道德」呢？同時，這種改變是良性的嗎？這才是他們更該提出的質疑。

問: 雖說如此，貧富差距的擴大仍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啊？

桑德爾: 說到頭來，他們提出的批判只不過是一種市場機制的補充說明罷了。他們的論點換句話說就是「從經濟效率性的角度來看，過大的貧富差距沒有任何好處」。我也承認中間偏左的政黨很重視政治議論和公民社會的價值，但關於市場問題，他們則選擇了迎合社會現況。對於市場機制可能重創共同體之間的聯結與社會道德這點，中間偏左政黨相當缺乏危機意識，他們十分厭惡社會構成中不可或缺的共同體及傳統等政治詞彙。

問: 為什麼會厭惡呢？

桑德爾: 因為中間偏左勢力對於將道德與價值觀的爭論帶進公領域十分感冒，他們認為這是宗教性右派勢力的方式。因此，所有的政黨都沒辦法觸及市場機制帶來的道德困境，時代就這樣走到了今日。

問: 直到現在，狀況也沒有任何起色嗎？

桑德爾: 雷曼危機發生後，我原本以為會引發更多一些關於市場機制與道德的討論，但對於市場機制的議論，卻僅止於是否需加以管制及應如何管制等等，並沒有重新省視市場機制的角色與存在等根本問題。

問: 我明白道德的重要性，不過一旦開始討論價值觀問題，是否會陷入沒完沒了的困境？

桑德爾: 極端來說或許真是如此。但是，正是因為我們的議論桌上缺少了關於道德的討論，才帶來了政治上的空洞，進而催生了今日在政治領域出現的「基本教義派」。

問: 可以具體說說這是怎麼一回事嗎？

桑德爾: 我將基本教義派從廣義的角度擴大解釋，它不僅指宗教層面上的「基本教義派」，還包括一種思維方式，相信某種解決方案或萬能理論可以讓各式複雜困難的問題迎刃而解。

比如，在歐洲主張反移民的勢力就是如此，他們認為只要趕走移民就可以解決所有問題，這樣的想法跟「不需議論、盲目相信市場機制是萬靈丹」的想法簡直如出一轍。

問: 不過，無論怎麼討論也得不出結論，不也是讓人頭疼的問題嗎？在我看來，現在的日本人很希望擁有一個能果斷裁決的政治。

桑德爾:「deliberative」一詞的意思是反覆討論、商議。這個詞的構成也包含了「目標明確，態度積極」以及「花上時間」的意思。人們聚在一起用充分的時間討論問題，即便討論結果與自己的想法不同，人們也能從參與的過程獲得滿足，並擁有受到尊重的感受。

這正是政治的重要關鍵──也就是身為公民的尊嚴。但現在的情況並非如此，因此我認為創造一個能進行議論的共同體，亦即一個公共的平台至關重要。

問: 中東的阿拉伯之春和美國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中，大眾媒體發揮了很大的效用。您怎麼看？

桑德爾: 您言下之意指的是「網路言論或許能成為上述議論的平台」，那麼我的想法是：只能達到部分效果，因為網路言論缺乏責任承擔。民主主義的「議論」可以允許意見不同，但不管對方的身分是誰，參與討論的人都必須對自己的言論負責，承擔解釋說明的責任。

最近我常常想到，或許所謂的議論和教育很相似。您可以試著回想以前在課堂上上課的情景，提出問題何在並且告訴我們討論目標是教師的工作，若少了這項過程，適當的討論是不會自動展開的。

問: 如果從現在開始實行民主主義式的議論，那麼您所說的市場社會能有所改變嗎？

桑德爾: 對於此點，請姑且讓我回答：綜觀歷史，民主主義式的運作從來不是易事。

問: 您早在30 年前，市場社會剛現出雛形時，就對從自由主義立場出發並提出了「正義論」的政治哲學家約翰• 羅爾斯(John Rawls) 強烈批判，且因而一舉成名。當時您就隱約預測到了現在的社會情況嗎？

桑德爾: 當時社會上關注的焦點在於「政治是否真能保持中立」。約翰•羅爾斯認為道德是個人問題，政治在道德問題上應保持中立。而我提出的質疑是：「我們的社會真能接受道德中立的政治嗎？」最後，我的結論是既無法接受，也不可能落實。當時的我並不能預料到30 年後的社會，但如果一味尋求道德中立的政治正是今日市場社會的元凶，那麼我認為當年我的結論或許終究是正確的。

採訪後記

老實說，「重視道德和共同體的價值觀」這樣的主張或許聽來了無新意。不過，就像那場談論正義的課程吸引了萬眾關注一樣，和桑德爾教授討論的過程相當有趣。在採訪中，他總是以認真謹慎的措辭回答問題。透過意見交換的過程，讓我似乎漸漸釐清了自己的道德觀。

這到底是議論的效果呢，還是教授的功勞？如果答案是前者，那麼議論成為抵抗市場機制的力量，或許並非不可行呢。

人物簡介

麥可• 桑德爾（Michael J.Sandel）: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1953 年生於美國，研究領域為政治哲學。日本NHK 電視台播出了一系列他在哈佛大學的授課實況影片。著有《正義：一場思辨之旅（Justice: What'sthe Right Thing to Do？） 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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