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夏天，那年我二十八歲，對世界充滿好奇心，也對小島上日復一日面對新聞稿的記者工作開始厭膩。我決定離開報社，暫時拋開一切，到外面去看看。香港從事環境運動的朋友捎來一則訊息──跟著中國大學生綠色營一同探訪雲南藏區。當時兩岸的交流並不如今日頻繁，幾乎沒有大陸朋友的我，遞上了申請，辦理了「台灣居民往來大陸通行證」。不久後隨即上路，前往中國的邊陲省分。
飛機降落在灰色天空籠罩的首都機場，整座城市給我的感覺是滿的，這時我才意識到，原來小島上的人群還算稀疏。抵達新聞發布會的現場，我看見一群來自不同省分的環境青年。他們是一胎化的孩子，心中燃著和我一樣想探索世界、改變社會的熱情。傍晚，發布會結束，我們趕赴北京西站。行色匆匆、你推我擠的乘客圍繞在我們四周。習慣與人保持一些距離的我，身體不由自主地與他人擦過。空氣混濁，是各種人物與食物與其他不知名東西混合在一起的氣味。時時刻刻都有人迎面撞上來，我想我得強迫自己習慣這樣的擦踵摩肩。
我在北京，第一次知道火車要如此明確地分「檔次」──硬座、軟座、硬臥、軟臥，還有更多我不知道的高級空調包廂與特快車。綠色營為培養所謂「艱苦樸素精神」，我與其他二十六名學生，一同搭上了從北京往昆明檔次最差的硬座車廂。車程一共四十小時。我還來不及預期這近兩天的時光會遇上什麼事情，周遭那群年輕的環境鬥士，早已從背包裡祭出了四十小時需要的糧餉──各式各樣的塑膠包裝食物，榨菜、火腿、零食……簡體字的包裝散發著中國食品獨有的味道。他們有備而來，也已習慣於此。
初至北京，我對一切感到既陌生又好奇，我開始專注閱讀四周的人群。車廂裡人滿為患，擁擠至極。火車駛經大小鄉鎮，越往南下，就有越多生活在貧窮線的人上車。不知是第幾小時，我開始感到臭氣蒸騰，一些穿著撿來的破舊西裝的農民，拎著麻袋正在尋找可以占據的地方。他們擠在車廂走道上，或坐或躺，全部的人無分你我地緊挨在一起，身體與身體之間彷彿沒有空隙。混合在空氣中的體味，在悶熱潮濕的車廂中，歷經十多小時開始變成一種令人難忍的臭氣。我想上廁所，但廁所已被扛著大包小包逃難般的逃票農民所占據，他們睡在那裡，直到抵達目的地。友伴勸我打消上廁所的主意。我的腳感覺被什麼拽住，才知道有位逃票的年輕農民正在我的座位底下盡情地睡了。
第一次，我感覺自己離底層社會這麼近……從昆明轉搭火車至大理，再輾轉乘巴士至中甸停留，然後北上至德欽，沿白馬雪山而行。臥鋪巴士在夜裡一路顛簸，擺盪之中我們進入山的深處。海拔越來越高，各種杉樹的香氣從山邊透出來，物質離我們越來越遠，倒是身體越來越活進了自然裡。電子設備不再被需要，因為越往深處越無電力。打扮與化妝也不必了，我們需要做的事情是跋山涉水，一天天趕路。
來到書松村的時候，已是兩星期以後了。按地理位置來看，這裡是雲南省迪慶州的德欽縣，確切的名稱是「德欽縣奔子瀾書松村」。村名裡有個「書」，大部分的人卻不識字；綠樹倒有許多，群山圍繞著這村落，人們居住在自然裡。
綠色營分為環境教育、生態研究與文化考察三組，我屬於文化考察的小組，每人再細分到各家去探訪。關於雲南藏族，我們知道多數居民分布於滇西北一帶，雖與西藏為鄰，但因山高勢險、三江並流，因此與正統衛藏的居民幾乎難以往來，反而在藏族歷史中寫下交惡爭戰的一頁。
但那都過去了。迄今不變的是地勢的險要，使得這裡多數的藏族居民終生也不離開自己的村落。那些出門不歸的，要不是身家背景太好，就是性格特愛探險，一去不回。
格茸區追居住的村莊名喚「車據小隊」，共有十九戶人家。由於天險阻隔，交通不便，居民在生存上特別艱困。一般家庭基本上負擔不起孩子的教育費用，通常讓孩子念完政府資助的小學課程，或到初中，之後就差遣他們農忙去了。格茸區追的皮膚有些黝黑，身材細瘦卻顯出一種強韌。
格茸區追，以及她所屬的書松村，便是屬於貧窮線上的那一群。其實還有更加貧困封閉的村落呢，至少這裡還有三兩家雜貨店。即便缺水、缺電，村民也還能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踩著月光一步步走向深山的家裡去，越過小溪而不迷失、跨過樊籬而不跌落。整座山勢與地形，是村民每日行走必經之路，哪裡高，哪裡險，哪裡好走，他們早已摸清。
格茸區追因此總是腳步敏捷的領著我向前。無論是天晴或者下雨，白天或者夜晚。我望著前方的玉米田，隨著她踏過未經過開發的道路。她的腳程極快，使我往往不小心就落了腳步。
坐在青稞架底下，旁邊是她的家，陽光明媚、天空晴朗，此時她遞來了一塊白色、柔軟的奶渣，我嘗了一口，她開始說話。
「我讀到初二，然後就回家幹活了。」她說。
我問她，怎不繼續讀書？她說，幾年前父親生了一場大病，母親將家裡的牲畜都賣了，讓父親求醫，而父親最後還是病死了。身為獨生女，她必須扛下家裡的生計。在這雲南偏遠的鄉下，獨生女意味著要當家。
格茸區追一直想離開，但她是獨生女，不像都市裡一胎化下的中國孩子，在家獲得各方長輩照料。她的母親後來也病倒了，沒力氣工作，因此格茸區追每天清晨四點，天還沒亮，就必須上山採松茸。
採松茸是一項極其艱苦的工作，這是村民賴以維生的重要經濟來源。在一星期一回的松茸交易市場中，行走的居民、喇嘛、兒童，吆喝著新鮮松茸的價格，期待賣出一個好價錢，好應付接下來的日常生活所需。至於珍貴的松茸，是如何在之後被中盤商哄抬到他們不可想像的價格，那也不是他們所能想及的事情了。格茸區追的名字裡也有一個「茸」，似乎意味著她與這塊生根的地方、與這裡盛產的作物，是再也分不開了。
細瘦的格茸區追常常帶著我在玉米田裡晃，儘管幹活辛苦，但她依舊精神十足充沛。她總是找機會跟我說漢語，透過跟我說話，了解所謂外面的世界。
格茸區追不止一次告訴我，她想讀書。
離開記者的工作崗位，我知道自己還有一點能力可以幫助貧困區的學生。我問她：「學費呢，一個學期多少錢？」她回答，一千元人民幣。我在心裡忖度著，心想其實我可以擔負。但是問題不光是我能不能擔負她就學，而是格茸區追一旦上學去，家裡就沒有人幹活了。
在青稞架底下，格茸區追把玩著玉米糠。她說她十九歲了，過兩年母親打算給她安排嫁人。
「怎麼安排呢？」我問。她說：「聽說會從隔壁村來一位媒人說親。」對方她沒見過，一切依照母親的安排，嫁誰就是誰了。
「到時我出嫁了，妳一定要回來看我，我們會用最盛大的藏族慶典舉行婚禮。」格茸區追說。
我向她要了地址，但是這個深山村落的居民，根本沒有具體地址。即使我寫了信，也幾乎無人能讀懂中文。
也許這麼多年過去，格茸區追早已嫁到了別的村莊。
綠色營在德欽閉幕，一個月在白馬雪山的生活，很快地過去了。蓬頭亂髮的我，一身邋遢，獨自從德欽前往拉薩。
多年後的一個夜晚，我讀到民國時期流浪作家艾蕪書寫的《南行記》。他早年從四川步行至雲南昆明，沿途經歷許多道不盡的風霜。流浪著，到南方。儘管困頓，他說：「人應該像條河一樣，流著，流著，不住地向前流著。」
我在滇藏公路，越過瀾滄江峽谷，山更加高，勢更加險了。公共汽車行走在一條狹窄、從未修好的石子公路，左邊是高山，右邊是深谷。公路沒有雙向道，遇見來車必要憑藉高超的技術克服。我猜汽車司機都是些不怕死、置自己生命於度外的人。巴士裡有個東歐女生，她看見深谷已經臉色發白，想回家卻無退路了。
在綠色營，我與這群環境青年結為好友。滇藏公路是入西藏最艱險的一條，他們勸我取道四川，走川藏公路會安全些。但我仍執意去看中國最美的邊陲景致。我看見江河奔忙、浩瀚地川流過山谷，樹木頑強且繁茂地生長。艾蕪說：「河是喜歡走著不平的道路的。」我知道格茸區追與許多其他藏族孩子們，他們一定有那樣的韌性，讓生命之河繼續流下去。我一身輕裝，帶著記憶繼續留著。這裡是漢藏交界，漢文化與藏文化的邊陲。無論貧富差異、無論文化衝撞，我知道邊陲的生命力最強，穿越冒險的激流可以看見最美的勝境。
我感到那激流，一直在流。
（本文為行政院大陸委員會主辦的「兩岸交流紀實文學獎」首獎作品精華選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