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了這些波折，閱人無數的他們，都很清楚：劉邦這人慢而少禮、極其無賴，就別說有多少可恨之處了，但是，老實說，算來算去，他最可靠……
歷來王者打天下，一賴武將，二仗謀臣。作為王者，劉邦的形象不佳，讀書人對他鮮有好感；同樣地，劉邦看讀書之人，也多有不喜，甚至明擺著就是厭惡。可怪的是，劉邦的身旁，尤其越到後來，越是謀士如雲，陣容不可謂不堅強。這樣的看似矛盾，當然是得力於他的大度能容、從諫如流；士人若真有見地，又不酸不腐，劉邦還是一望可見、一聞便知的。
那時，扶保劉邦的群士，有酈食其，有張良，有陳平，此外，還有叔孫通。其中，酈食其最為年長，剛出道時，都已六十好幾；早先，他在高陽當里監門吏時，舉縣「皆謂之狂生」，沒人敢惹他，也沒人敢對他有意見。至於張良，凡事舉重若輕，那不沾不滯的身手，宛如天外游龍；因此，生前死後，一直是個沒是非的神仙般人物。至於陳平，人間煙火氣就重了；他愛榮華、喜富貴，年輕時娶妻，還嫌貧愛富呢！再加上他好用權謀，因此，名聲一直不好，是非也一向不少。然而，真要說名聲之差、爭議之多，則屬叔孫通為最。
叔孫通是魯國大夫叔孫氏之後，嫻熟禮樂，是個儒者。打天下時，儒者很難派得上用場；可天下一定，叔孫通這等心繫禮樂的儒者便可一展所長。叔孫通曾說，「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我喜歡這前一句話。人之可貴，在於自知，在於清楚一己限制；作為儒者，叔孫通如此承認自家不足，了不起。後世儒者，志在天下，自覺肩負著天下興亡，這當然偉大；可也正因如此，稍不小心，便容易有種自大，以為天下之美盡在於斯，以為除了他們所標榜的內聖外王之道，其餘，皆不足為觀。他們的志氣大、眼界高，卻常常有種不自知的傲慢；他們總愛談正心誠意，也強調自省工夫，卻鮮少有叔孫通這樣自承不足的誠懇。或許，正因叔孫通與一般儒生有此不同，故而即便《史記》稱之為「漢家儒宗」，可歷來非議叔孫通的人，卻也統統都是些儒生。這有意思。
當初，劉邦因民間出身，又生性疏闊，極不耐繁文縟節。即皇帝位後，便將所有的儀節，能刪就刪、可免則免，一切從簡。結果，因為過簡，最後連起碼的威儀也蕩然無存；於是，但見堂堂朝廷中，不時有「群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甚至是「拔劍擊柱」等等離譜之事。劉邦看了頭痛，叔孫通便趁機進言，「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
就這樣，叔孫通去了魯地，徵召儒生三十餘人，準備重定朝儀、再建禮樂。結果，有兩位先生不僅拒絕，還當面羞辱了他。羞辱的要點：一、叔孫通「所事者，且（近乎）十主，皆面腴以得親貴」；換言之，叔孫通人格卑劣，毫無節操，他們不屑與之為伍。二、「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現今天下初定，遠遠還沒「積德」，叔孫通就急著制禮作樂；所製禮樂，必然「不合古」，必然是個贗品，因此，他們拒絕參與這麼一個「贗品工程」。說罷，還對叔孫通撂話，「公往矣，無汙我！」（你走吧，別髒了我！）
呵！有趣。
這第二點，當然是兩位儒學先生的迂腐。畢竟，禮樂養人；上自朝廷，下至萬民，禮樂本是最徹頭徹尾的教化之道；啥時能用，啥時就趕緊去用。正當天下初定、亟需教化時，此時不制禮樂，更待何時？禮樂本非點綴裝飾，而係天下之必須；既是必須，又焉能苦等「積德百年而後興」？誠然，在極古之時，禮樂確非一蹴可成，的確是「積德多年」而後興的；可是，當禮樂規模已成，後世大可不必慢慢摸索、一切重來，只需在舊有的基礎上因革損益、與時俱變，制定出合適當代的新禮樂即可。「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只要把握住禮樂的根本，所有的因革損益，都只證明了禮樂內在的活潑與彈性！
至於第一點，就有點麻煩了。
老實說，叔孫通所事，雖然不至於「十主」，但掐指一算，的確也包括了秦始皇、秦二世、項梁、楚懷王、項羽、劉邦總共六人。短短數年內，所事六主，這當然不光采。
可話說回來，在秦漢之際那鼎革急遽的時代裡，讀書人真要活得理直氣壯、光光采采，恐怕，多少有點困難吧！畢竟，亂世之中，更多是身不由己。有人選擇了進，有人則選擇了退。可進的前頭，必然是千荊萬棘；而退之同時，一樣也有著千迴與百轉。叔孫通是個儒者，用世之心極重，幾乎是打死不退；作為打死不退的儒者，他既不執、又不迂，也很少堅持尋常儒生所謂的「大是大非」。儒者不執不迂，便能成事，所以叔孫通開創得了一代禮儀，澤及後世哪！但是，他不堅持那些「大是大非」，就難免要招謗受毀。
早先，在秦始皇時，叔孫通原是個無關緊要的小角色。到了秦二世，依然只是個「待詔博士」，連正式的博士都談不上；只因看著形勢不對，急欲脫身，遂說了幾句逢迎秦二世的話兒；後來，果然脫了身，卻也從此留下話柄。後儒據此，總議論紛紛；不過，叔孫通顯然都不在意。待離開咸陽，輾轉到了楚營，先是項梁死，繼而懷王垮，後來在項羽底下，又知終難成事，因此，當劉邦兵入彭城，叔孫通沒啥猶豫，便率領了一班弟子投靠漢王。降漢之後，叔孫通不再東奔西竄，從此，死心塌地，緊緊就跟隨著劉邦。這一如酈食其在高陽當里監門吏時看盡天下豪傑獨獨見了劉邦眼睛才為之一亮，這也一如張良本要投靠景駒卻中途碰著了劉邦從此就再無轉折，這更一如陳平先事魏後事楚再轉而事漢，歷經了這些波折，閱人無數的他們，都很清楚：劉邦這人慢而少禮、極其無賴，就別說有多少可恨之處了，但是，老實說，算來算去，他最可靠。
劉邦不喜儒生，甚至連儒生的衣冠也心生嫌惡。當時，只要「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如此行徑，稍有「氣節」的儒者，當然無法忍受，必要拂袖而去的。張良與陳平，本黃老之徒，自然無此問題。至於酈食其，那回求見沛公，著儒服、冠儒冠，聞聽沛公不見儒生，便「嗔目按劍」，厲聲喝曰，「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嘿嘿！果然是個沒人敢惹的「狂生」，著了儒服、戴了儒冠，卻自稱「酒徒」、「非儒人也」！如此不拘一格，讓人見識到早期某些儒者的氣象非凡。不過，換成了叔孫通，卻是連這不拘一格都談不上；那時，方知漢王不喜儒服，他半點沒考慮、全然不掙扎，當下就脫卸了儒服，直接改穿劉邦所習見的楚式短衣。
這樣的舉動，當然要引人非議。可是，為了成事，叔孫通類似之迎合，還真不少。正因如此，廉潔之士對他多感不齒；後代純儒，也一直不屑於他。不過，這位看似無甚原則、沒啥堅持的叔孫先生，自始至終，倒耿耿於他的禮樂重建。這樁事，他看得比啥都重要；因此，逮住了機會，趕緊就做。真要說堅持，這是他最大的堅持；真要說大是大非，這也是他最在意的大是大非。他看重這樁事的程度，顯然遠超過他個人的名譽。但凡儒者，多半好名；因此，有人愛惜羽毛，有人則虛矯偽善；前者留得美名，後者則沽名釣譽；兩者雖迥然有別，但終難成事，則一也。名聲好與成事兒，古來難兩全；用世之心極重的叔孫通，當然只關心能否做得成事，至於別人如何罵他，譬如魯地兩位先生那樣的羞辱，他既不生氣，也不用官威壓人，更不用權勢整人，只是笑笑地說，「若（你們）真鄙儒也，不知時變！」
叔孫通這麼說，我猜，那儒生是聽不進去的。在他們眼裡，就算真的是「鄙儒」，至少也比叔孫通這「偽儒」強得多吧！至於所謂的「知時變」，更不過是叔孫通「投機」與「見風轉舵」的遁詞罷了。憑良心講，我不覺得叔孫通有說這話的必要。多言，其實無益。然而，我真心喜歡叔孫通這麼笑笑地說話的風光。有此風光，便能成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