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克生平與時代背景

約翰•哈伍德•希克（John Harwood Hick, 1922-2012）是當代著名的宗教哲學家與基督教神學家，是宗教多元論與普世宗教學的代表人物。希克成長於一個中產階級的家庭，自年幼就對宗教懷有熱切的興趣。希克在聖公會受洗，但在大戰爆發的動盪之中，以及大學朋友的影響下，逐漸轉向福音派的基督信仰。希克在十八歲，就讀於法學院時曾經經歷轉向福音派的靈性皈信的經驗。在這個經驗之後，希克決定轉至愛丁堡大學念哲學。在愛丁堡大學的學業旋即因二戰爆發而中斷。希克因為和平主義以及宗教的立場，反對戰爭，並拒絕服兵役。他在戰爭期間加入公誼救護隊，並至埃及、義大利與希臘服務。戰爭結束後，希克返回愛丁堡大學完成哲學訓練，繼續至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研讀博士，於1950年在牛津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

1953年希克成為長老教會的牧師，在教會擔任了兩年半的牧職工作後，於1956年的春季開始在康乃爾大學教授哲學。之後曾陸續至普林斯頓神學院以及劍橋大學教授基督宗教哲學。1967年希克至伯明罕大學擔任哲學教授的工作，在伯明罕期間，是希克多元論主張逐漸成形的階段。

希克早年的神學思想相當保守，在教授哲學以及廣泛接觸其他宗教之後，思想逐漸出現重大的轉折。至伯明罕大學任教期間，在課餘的時間，希克與許多不同宗教傳統的團體共同為伯明罕的種族問題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希克逐漸體會到，儘管不同信仰傳統的人在表面表現出種種差異，但有一個共同的「神聖的實在」召喚著這些人打開他們心靈，以生活回應這個神聖實在的要求。在這些經驗之後，希克開始研究東方宗教，到印度、斯里蘭卡等地進行學術性的拜訪，並研究印度教、錫克教與佛教。希克於1976年所出版的《死亡與永恆的生命》即是討論東方與西方宗教傳統對於死亡與來世的不同看法。1979年希克受邀至美國加州克萊蒙研究院宗教哲學系擔任講座教授，在克萊蒙研究院的十年期間，希克繼續發展多元論的主張，並越來越不將多元論的基礎建立在有神論（theisti）的主張之上，這與希克在克萊蒙研究院與佛教研究者阿部正雄（Masao Abe）成為同事有很大的關係。希克於1986-87受邀至基佛講座演講，之後出版了《宗教之詮釋》。由於本書對宗教新思想的巨大貢獻，希克於1991年獲頒久負盛名的葛拉夫麥爾獎。

1989年所出版的《宗教之詮釋》被許多宗教學者視為希克最重要的經典巨著，也是希克宗教多元論主張成熟的集大成作品。希克在此書中提出以實體（the Real）為中心，作為各宗教之間共同的匯聚。希克在本書企圖提出一個對於宗教的詮釋。希克的宗教詮釋既不同於自然主義者全然將宗教視為人類現象的觀點，也不同於宗教內部的宗派理解。在本書中，希克為了解釋宗教信仰的合理性，不僅以開放的心態面對和吸收其他現代學科的學術成果，也細緻地考察了人對世界的認識方式，力圖從人理解世界的圖式、生活經驗和意義世界的生成方面，建立其哲學依據。

希克的宗教多元論

希克宗教多元論的提出源於宗教現象的多元雜歧，不同的宗教宣稱不同的真理，這些真理之間的差異或衝突要如何看待？來自於某宗教傳統的信徒，如何看待其他宗教所宣稱的真理？在《宗教之詮釋》中，希克企圖在承認宗教形式之多元性的基礎之上，對人類的宗教現象提出一個有別於自然主義（naturalistic）或是認信式（confessional）的「宗教的」詮釋；希克循著伊利亞德的主張，將之稱為「現象學」的理解。這是一種同時考慮宗教傳統與其信仰者的內部觀點，以及人文科學的理論，所提出來的對於宗教現象的綜合性詮釋。

希克對於宗教並不採取本質式的界定，而用維根斯坦（Wittgenstein）之「家族相似性」（family-resemblance）的概念來理解宗教。在此前提下，希克在本書特別關注的是對於超越（the Transcendent）的信仰，但並不從單一的宗教傳統來進行對於超越的論述。希克認為，「當代為對超越信仰的辯護，必須從我們對宗教多元性和觀念相對性的意識所揭示的新處境出發。必須視宗教思想與經驗為一個全球的連續體，它包含了世界各大傳統從古代開始至現今仍在發展的歷史中無限多樣的形式。」這種全球式的理解一方面承認對超越的理解中，文化與個人所扮演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與只將宗教視為人之投射與幻想的理解有所區別。希克以終極實在或是實體來作為對於超越的表述，一方面希望跳脫各宗教傳統的排他性，另一方面這又是各宗教傳統所熟知的概念。以此術語出發，各宗教傳統所關心的救贖或解脫就可理解為「人類從一種與實在的實體結構疏離的狀態轉向一個根本上更好地與實在和諧的狀態」，也就是「從自我中心轉向以實體為中心的狀態。」

希克在本書中以多元救贖論的觀點給予宗教新的詮釋，希克認為，宗教並不是虛妄的，而是人類對於絕對實在的種種回應：不同宗教傳統從各自之文化與歷史的詮釋範疇來對實體做出回應。各世界宗教在再現終極實在和展示救贖論架構的過程中，宗教經驗、文化表現、詮釋的框架、倫理的實踐都是多元的；這些多元的回應又具有信念上的平等性，都各自承擔了誤解終極實在的風險，都是至善的可能表達，也有為惡的可能。希克所提出的宗教多元論的主張，並不是一種新的全球性宗教，而是一個關於宗教現象、具備全球視野的哲學。換言之，多元論是對宗教多元現象所提出的詮釋。在希克的詮釋中，希望能以一個多元論的架構來容涵諸宗教傳統對於超越所提出的相異主張，而不是以一種宗教來取消諸宗教之間的差異。希克的多元論可為宗教團體之間、宗教學與其他學科之間如何互動交流以達了解提供實際的理解架構。希克的觀點不僅為宗教研究領域提供了全面理解宗教現象的進路，亦開啟了宗教比較與對話的可能性。

希克從哲學家的立場，既大膽又小心翼翼地以「一個實體、多元回應」的方式，企圖從實踐以及生活方式的層面來為不同的宗教（甚至包括種種面對社會不公義而來的革命方案，例如社會主義）找到共同點。希克所提出的共同點，與其說是共同的基礎，不如說是共同回應的目標。例如當代世界所共同面對之人權的議題，以及生態破壞的問題，都亟需宗教傳統之間的對話以及協力的合作。

當宗教傳統越能對其他宗教傳統開放，就越有可能對這些議題作出貢獻。台灣是一個宗教多元蓬勃發展的社會，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來閱讀與理解希克的思想也有特別的意義。我們不一定能夠說菩薩、佛陀、媽祖、天公或基督（甚至祖先）都是同源的一家人，但如何在同一塊土地上一起創造一個神人同安的公義社會，與希克的關懷是可以互相呼應的。

一，寫想要寫的任何東西（Write anything）；

二，能出版或被刊出任何你寫的作品（Publish everything）；

三，到處都賣得很好（Market everywhere）。

他怎麼沒提盜印？盜印可以把以上三項幸福都變成痛苦。台灣現在沒有盜印，寫作的人應該感謝「前賢」的努力。

世界很大，有些地區還是「寫作的人為盜印的人打工」。熟悉內情者說，盜印有三種模式：

一，不肖商人翻版；

二，出版社隱瞞再印，不支版稅；

三，最不可思議的是，正式出版此書的出版社，少數員工在社外私印私賣，出版社的老闆並不知情。

這麼一比，台灣的確「值得珍惜」。

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史上是何等重大的事情，多少人因此喪失生命，多少心靈受到創傷，多少家庭遭遇不幸。而其政治效應，無限擴大，迄今未戢。對待如此嚴重的歷史事件，當務之急，是把當年的歷史真相，原原本本，徹底還原。只有還原全部真相，人民才可能有全面的了解、理解，才可能最後達到諒解，這座島嶼上的人民，不管其不同背景，只能有一個共同命運，那就是與台灣共存亡。如果這個島上兩千三百萬人，還因為六十七年前發生的一項不幸歷史悲劇，彼此繼續猜疑仇視，那麼台灣的命運前途，將是坎坷的。寬容諒解，是唯一的選擇。

父親當年來台宣慰的目的，就是希望在悲劇發生後，能夠止痛療傷，這也是這本書《止痛療傷：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出版的由來，希望能在二二八歷史真相的拼圖上，填滿一角空白。這也是我醞釀多年的心願。雖然我因為撰寫父親傳記，涉獵過不少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籍，但我本身未受過史學訓練，蒐集資料，取捨分析，對我來說，是一件吃重而不討好的工作。幸虧我找到合作對象，青年歷史學者廖彥博。彥博畢業於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曾就讀於美國維吉尼亞大學博士班，專治民國史，曾以《陳誠在國共內戰中的角色》（Chen Cheng and the Chinese Civil War, 1946-1950）為題撰寫碩士論文，也曾參與國史館《二二八事件辭典》條目撰寫。《父親與民國》出版時，國家圖書館及中山堂曾舉辦父親生平照片展，文字說明由彥博擔任。因此，他對父親的一生事業是熟悉的。此外彥博還翻譯、著述多本與歷史有關的書籍。彥博閱讀甚廣，用功甚勤，民國史，他頗有獨到見解，他對還原二二八事件的真相，有高度的熱情。我們合作，十分愉快。

書中長文〈關鍵十六天：白崇禧將軍與二二八事件〉由彥博執筆，我僅提供意見。彥博將父親在台宣慰十六天，由3月17日到4月2日，每天行程，所作所為，鉅細無遺，統統詳盡記錄、分析，把父親那十六天的宣慰工作，做了一個全面完整的敘述。因為他參照的資料：文獻、檔案、報章雜誌，極為豐富多元，父親的宣慰工作，因此有了具體而有深度的面貌。此外，彥博又以歷史學者的眼光與高度，將父親來台宣慰，所做出的貢獻功績、他所處極端複雜艱難的情境、他所受到的局限與掣肘、他未能達成救人一命的個案、造成的遺憾、尤其他與陳儀、柯遠芬諸人你來我往，極為複雜的互動、他與林獻堂、丘念台密商會談得到的訊息與幫助，都給予極為公平可信的論述分析。

廖彥博這篇長達一百六十餘頁的論文，考核詳實，觀照全面，有諸多前人未有的論點，有更多發掘出來的珍貴資料，是迄今為止對父親來台宣慰這段關鍵歷史最完整的一則文獻，具有高度的學術參考價值。

書中第二部分是口述訪問，由我親自主導。我一共訪問了六位人士，蕭錦文、陳永壽、楊照、白崇亮、彭芳谷、粟明德，六位受訪者從各種角度切入，讓父親宣慰台灣這段歷史不僅只存於文獻記載，也存在人們的記憶中，有血有肉，有其延續不斷的生命。

進行這些訪問時，我才深深感受到二二八的悲劇對受難者及其家屬所造成的傷痕，有多深、多痛。六位先生都不憚其煩，接受我的訪問，在此，我由衷表示感激，我想他們與我一樣，也希望為尋找二二八真相，盡一己之力。

父親來台宣慰，所做的多項工作中，當然拯救人命是最有意義又影響深遠的功德，父親一到台灣便以國防部長的身分，向全省軍警情治人員發布禁止濫殺、公開審判的命令，對於當時被囚禁在監獄裡，被關在警察局的拘留室中，甚至在被綁往刑場路上，許許多多命懸一線的人犯，父親這道命令，如同救命符。父親恐怕自己也沒料到，他發布這道命令，會改變多少人的一生，以及他們家屬的命運。

到底父親救過多少人的性命，並沒有確實數字，但從現有的口述訪問資料，大致情況，可以推測出來。以蕭錦文先生的遭遇為例：蕭先生在二二八時是《大明報》的實習記者，時年二十一歲。《大明報》對陳儀政府時有批評，社長鄧進益是蕭先生的舅舅、也是「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軍警要逮捕鄧社長，鄧聞訊躲避，當天蕭錦文到報社值班，被刑警帶走。在延平南路的警局裡，蕭被嚴刑拷打，灌水逼問鄧社長行蹤。他遭囚禁的警局地下室裡，同室牢友共有一、二十人。一天，蕭錦文被拉出去，五花大綁，眼睛蒙布，身後插上「驗明正身」的木條名牌，他被推到大卡車上，同車的有四、五人，一齊載往刑場槍決。可是卡車走到一半，又折回頭，返警察局，放回地下室，逃過一劫。 （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