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聯經出版公司四十周年
賓四師全集當時預估需要一千八百萬元台幣才能完成。惕老「我全力支持」一句話便將經費問題解決了……
在《歷史與思想》新版序中我曾特別說明，這是我在台灣出版的第一部文集，同時也是我和聯經的因緣之始，所以一直珍藏在我的記憶之中。聯經創建於1974年5月4日，我的文集原稿則是1975年末寄去的，因此我可以引以自傲地說：《歷史與思想》有幸成為聯經最早的出版品之一。
四十年後的今天，聯經的輝煌業績已為天下所共仰，用不著我來列舉，何況是無論如何也列舉不盡的！為了紀念聯經誕生四十周歲，我願意專就我比較熟悉的中國歷史與思想的大範圍，寫一點我個人的感受和回憶。
王惕吾先生(他生前我一直當面尊之曰「惕老」)在創辦聯經時就說過，成立出版社「目的是為文化，不是營利」。他又說：「只要是學術著作的好書，一本賣不掉，也沒有關係。」回顧在惕老晚年我和他的多次交往，這確實表達了他的核心價值和基本精神。我相信這正是他為什麼特意選擇「五四」這一節日作為聯經的誕辰。但是從今天聯經的出版紀錄來看，惕老當年的話卻顯得太謙退了。其實他心裡想的是：「只要有學術價值的好書，即使明知賣不出去，也還是要爭取出版，而且不恤任何代價。」我只要列舉下面六種大部頭的書，便可以闡明我這句話的意思了：
《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胡頌平編著），共十冊（1983）
《胡適日記全集》共十冊（2004）
《顧頡剛讀書筆記》共十五冊（1990）
《顧頡剛日記》共十二冊（2007）
《錢賓四先生全集》共五十四冊（1994-1998） 《明清檔案》共三百二十四冊（1986-1995）
這六部書中我特別要提一下最後兩種。賓四師全集當時預估需要一千八百萬元台幣才能完成。惕老「我全力支持」一句話便將經費問題解決了。但先師全集得以在他身後不久面世，而且印得如此精緻，我必須在此對劉國瑞先生致最誠摯的感謝。從決定出版到安排種種繁難的細節，其中國瑞先生所費的苦心和耐性是無法估量的。如果借用中國文學評論的名詞，我可以說：決定出版全集體現了「大判斷」的卓越，而安排細節則透顯出「小結裹」的精密。這是我曾經親睹的事，絕不是虛詞溢美。
《明清檔案》三百二十四冊的印行更是中國史學界的一件頭等大事。198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面臨搶救明清檔案的危機而嚴重缺少人力和財源。聯經在此關頭慨然介入，終於協助史語所完成了搶救和印行的偉大工程。不用說，惕老的「全力支持」和國瑞先生的「大判斷」也必然起了決定性的作用。所以吳大猷院長感動之餘特別寫信給惕老致謝。
正是由於聯經對於無利可圖的學術著作抱著這樣嚴肅而又慷慨的態度，我才敢歷年來將多種專題研究之作首先送請聯經考慮，《論天人之際》（2014）則是最近的一部。我早已到了老手頹唐的境地，今後是不是還有精力進行專題式的論著，那是絕對沒有把握的了。
最後，我必須鄭重聲明：我和聯經之間從一開始便遠遠超出了作者和出版家的契約關係。我每次在聯經出版一本書，都覺得是一次友情的交流。讓我稍稍回憶一下往事。
1971年夏天我初訪台灣，因友人介紹，第一次拜會了劉國瑞先生。他也是安徽人，當時正主持著學生書局，晤談時贈我一部新影印的方中履《古今釋疑》。這是國立中央圖書館收藏的舊抄本，卻誤題作黃宗羲《授書隨筆》。為了考證這本書，我返美後與國瑞先生信札往復，最後寫出了《方以智晚節考》。鄉誼加上對古籍的愛重便這樣在我們之間奠定了友誼的基礎。因此我深信，國瑞先生幾年後約我在聯經出版《歷史與思想》是和我們的友情分不開的。當時他不僅是聯經發行人，而且還擔任著《聯合報》總編輯的重任，我們之間文字交涉往往是多重的。我還記得1983年《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刊布，聯經竟決定將寫「序」的任務交給了我。這雖然是一個很大的榮耀，卻使我不勝其惶恐。通過相當長的準備時期，我才寫成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我不清楚聯經作此決定的內情，但是我相信國瑞先生對我的偏愛必然在其中發生了重要的作用。
繼國瑞先生主持聯經的是林載爵兄，我和聯經的友誼關係也通過載爵兄而延續了下來。他和我是歷史學的同行，思想上的溝通也一向順暢。事實上，自從他在1987年擔任聯經的總編輯以來，我們之間的往復已日趨頻繁。關於我從普林斯頓大學退休（2001）和八十歲生日（2010）的兩部論文集，篇幅既大，又不可能暢銷。載爵兄竟一本聯經傳統，毅然出版，使我十分不安。我只有將這種深厚情誼永藏胸中。但我和載爵兄之間，作為作者與編者，卻有兩度最愉快的合作。載爵兄在出版《胡適日記全集》和《顧頡剛日記》之前都先後邀我寫「序」──延續我為胡適《年譜》寫序的傳統。他並沒有要我寫長序，然而我為了不負他的信託，兩序都是下筆不能自休。這是限時交卷的工作，不容我有所延誤，因此我夜以繼日，寫得非常緊張，也非常暢酣，是我寫作史上兩次最難忘的經歷。現在寫出來作為我們之間友誼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