瘂弦認為「不管你寫什麼，點的或面的，局部的或全體的，個人的或民族的，只要寫得好，都有社會意義」。這一見解，消融了倫理觀與美學觀的對立，社會意識納入抒情本質中，是純粹而博大的批評……
1.怎能說他詩不多
1970年晨鐘版《深淵》詩集，是我最初接觸的瘂弦讀本，書頁空白處且留下不少零星的註記，或用鉛筆或用原子筆，間雜畫線、畫圈的標示，證明讀過多遍。一本書能引你多次閱讀，自然是極其偏愛的書。
到了1980年代，我又買了洪範版的《瘂弦詩集》。為《國語日報．古今文選》註釋賞析，及撰寫數篇研究論文，用的都是這個版本。2011年余光中在《聯合副刊》發表〈天鵝上岸，選手改行──淺析瘂弦的詩藝〉，說瘂弦詩可稱傑作的，至少應包括下列十首：〈紅玉米〉、〈土地祠〉、〈印度〉、〈船中之鼠〉、〈馬戲的小丑〉、〈深淵〉、〈坤伶〉、〈上校〉、〈給橋〉、〈如歌的行板〉，識者無疑贊同。但「至少」一詞，留有空間，說明實不止此數。如果增列，我想還可舉示：〈鹽〉、〈巴黎〉、〈下午〉、〈復活節〉、〈一般之歌〉、〈赫魯雪夫〉、〈水手．羅曼斯〉、〈戰時〉、〈乞丐〉、〈遠洋感覺〉等十首。有這麼多傑作，當然可以說是一種風格的創造者。
四十年後的今天，我讀《瘂弦詩集》，沉融於他那特殊音色、特殊聲腔、特殊語法──令人驚奇的心思趣味，詭譎又樸實，家常又戲劇──難以定義其告解或控訴的詩，感受豐繁，確信那不止是單純的偏愛，是因唯讀好詩的欣喜。
論者常說瘂弦詩作不多。多或不多，究竟如何判定？說他不多，因為只存一本《瘂弦詩集》（1981）。這本詩集連同序詩，共八十八首；它的前身是收錄七十首詩的晨鐘版《深淵》（1970）；再往前是收六十一首詩的眾人版《深淵》（1968）；最早則是在香港國際圖書公司出版，收三十二首詩的《苦苓林的一夜》（1959）。當代詩人發表詩作數量超過瘂弦的何止一二百人，但論詩質，瘂弦又遠超當代，能與比肩者二三人而已。陶淵明詩作一百餘首，杜甫詩作多達一千餘，後世同稱偉大，豈是論其百千之數可證！像瘂弦付梓八十八首，而深印人心、可傳可誦者，竟達四分之一，傑作如許多，我們怎能說他的詩不多？
瘂弦精於把關，不產平庸之作，1953年起步，不到五年就已塑造出「瘂弦風」。即使不說是天才型，也絕對要讚嘆他那嚴謹的自我審視、自我篩選的能力！1958年他榮獲藍星詩獎，同輩的余光中評論道：「瘂弦的抒情詩幾乎都是戲劇性的」，「瘂弦的另一特點便是善用重疊的句法」，「瘂弦的第三個特色是他的異域精神」。老師輩的覃子豪也讚賞他的詩是「古老中國和現代西洋混合的產品」，「他的歌謠風格，是攫著了歌謠的神韻」。
異國情調的塑造與對新奇陌生事物的渴望，是當年許多不甘於保守固舊的詩人的共同方向，造化不同，結果各異，瘂弦接收了西方技法的衝擊，成功轉化出屬於他的現代詩風。
2.稱他詩學領袖，也恰當
1966年以後，瘂弦最重要的筆耕，在理論研究與批評實作。他談新詩殿堂的建造、對現代詩的省思、台灣詩的薪傳……既宏觀詩史，又逐一掃描詩人，縱橫燭照，筆力壯闊，完成《中國新詩研究》、《聚繖花序》（I、II冊）及《記哈客詩想》，共計五十萬言。稱他為當代詩學領袖人物，也很恰當。
1981年出版的《中國新詩研究》最大的貢獻是：在兩岸對峙、新文學發展斷裂、史料極度缺乏的年代，瘂弦率先引介廢名（1901-1967）、朱湘（1904-1933）、王獨清（1898-1940）、孫大雨（1905-1997）、辛笛（1912-2004）、綠原（1922-2009）、李金髮（1900-1976）、劉半農（1891-1934）、戴望舒（1905-1950）、劉大白（1880-1932）、康白情（1895-1959）等十一位詩人，成為台灣詩壇讀物。
談劉半農一文，引出「方言文學」創作的觀點，強調「我們母親說過的言語」能產生最動人的文學。此文發表於1973年，在這同時，台灣的方言詩（台語詩）接續日據時期賴和、楊華的火苗，由林宗源、向陽重新嘗試。以當時的時代氛圍，瘂弦這一認知算得上寬廣、前衛。
論劉大白，著意於傳統、傳承。論康白情，必須具備歷史感。論朱湘，推崇詩體試驗。論王獨清，稱道異國情調美。論廢名，肯定其幽玄現代，預言身價將愈來愈高。論綠原，分析文學影響、創作師承。論戴望舒，評說中西語言的融合。論李金髮，關注詩素與表現開拓。論孫大雨，提出長篇巨製的期許。既彌縫了新文學的斷裂，也分別深入不同的課題發明。
上述篇章最早的三篇寫於1966年，在台灣，那是雷震入獄、《文星》雜誌被迫停刊、思想箝制嚴厲的時代。這些史料的取得，固然得力於機緣，也必賴史識、眼光和接續文學史的使命感。
遲至2004年才結集的《聚繖花序》，雖是各自成篇的書序，彙總來看，分明呈現瘂弦的當代文學史意識，讀者可自行查考。
我在〈詩人批評家〉一文曾談過這本論著揭示的詩美學，有關實質與形式深具意義者，約可分四點：
（一）「詩的抒情本質，從來就沒有改變過」。瘂弦說，有抒小我、大我、無我之情，無論哪一層界，必須通過一個情字。「情」是詩的本質，離此則不成其為詩。
（二）新詩的語言，要由內在藝術需求激引，不要變成末流的文字遊戲，不要以拗句偽裝深刻、以模稜語意故示神祕。為了激發語言的生命力，增強中文的表達功能，他主張重鑄古典詩詞語彙，吸納外國語法，並從民間歌謠、俗文學中吸取養分。任何字詞都可入詩，但看詩人有沒有「文字的感覺」。
（三）好的新詩，不覺其格律，實則其格律已融入詩人的情感。「新詩句子的長短是不確定的，句裡的節奏乃是根據內容意義與文法邏輯區分的，所謂『新的聲調既在骨子裡』，也就是一種內在的音樂性的講求。」
（四）有關社會性的省思，瘂弦認為「不管你寫什麼，點的或面的，局部的或全體的，個人的或民族的，只要寫得好，都有社會意義」。這一見解，消融了倫理觀與美學觀的對立，將社會意識納入抒情本質中，是純粹而博大的批評。
3.是怎樣的眼光與胸懷
尚未將眼光及於海外的年代，瘂弦選編《當代中國新文學大系•詩》，獨能兼顧海外華僑、華裔詩人作品，收錄的範圍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越南、香港及英國、美國，為「華人文壇」插旗，預示了「世界華文文學一盤棋」的新時代思維。
查相關資料，他的這一思維行動，溯自1960年代後期，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計畫」研習那兩年，勤跑圖書館，勤作筆記；返國後出任當年頗負盛譽的文學期刊《幼獅文藝》主編，多方聯繫海外學人，邀稿、闢專欄，眼界更為開闊。1980年代他主持「聯合報文學獎」，附設「中國大陸短篇小說獎」，獎勵海峽對岸長期不相往來的作家，也源於這一跨界思維。關注全球華文創作態勢，遙想瘂弦當年，不能不佩服他的眼光與胸懷。
說到他在媒體傳播方面的貢獻──提攜年輕有潛力或因故停筆的創作者，關懷變遷中的社會現實，解構舊思維，塑造新情境，最具有獨特里程碑意義的要屬：邀請光復前台灣作家再出發的《寶刀集》，及溝通融合不同階層價值觀的「第三類接觸」專題設計。我寫過一篇論文〈副刊轉型之思考〉，收在文建會出版的《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中，此處不多贅述。
余光中說，瘂弦對台灣文藝的貢獻是多方面的，最大的貢獻「仍應推現代詩之創作」。是的，編輯志業雖可敬，作品更是詩人紙上風雲的憑藉，談瘂弦傳奇，終究要聚焦在他以其詩篇「對民族母語的貢獻永不磨滅」這一點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