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川白村說，「文學是苦悶的象徵」，這句話當年非常流行，支配了許多人寫作的方向和欣賞的態度。那時我們對這句名言的了解，僅限於「文學是苦悶」，沒人告訴我們文學並不是苦悶，而是「苦悶的象徵」。有什麼分別？什麼叫象徵？淺言之，「象」是跡象，「徵」是找到，讓讀者從你的作品發現個人的苦悶或時代的苦悶，並非作家直接把苦悶端出來。這麼說，象徵又和意象或比喻有何分別？的確有人主張現代作家應該把小說都寫成隱喻，在這句話裡面，「隱喻」也只是一個比喻，仔細體會，意象和比喻多半用於局部修辭，象徵是全篇經營，與其說它像個隱喻，不如說它像個寓言。
若把寓言比隱喻，一個寓言包含多個隱喻。在《伊索寓言》裡面，兩隻口渴的烏鴉找到半瓶清水，瓶子太深，牠們的嘴搆不著水面。這兩隻烏鴉啣了很多小石子丟到瓶子裡，水面漸漸升高，牠們終於可以解渴了。伊索以烏鴉喻人，以口渴喻生活或工作中的難題，以半瓶清水喻現實的條件不足，以啣石喻智慧，憑著智慧，把你能夠運用的條件組合起來，改變情勢，解決問題，那就是小石子升高了水位。
現在有些方家談論象徵，拈出「從具體中見抽象」，「從有限中見無限」，很精到，他們舉例的時候，往往比喻和意象都當作象徵看待，我們難以印證。有人擴大象徵一詞的含義，有小象徵、大象徵、高級象徵等說法，把比喻、意象包括在內，建立有系統的理論，《伊索寓言》的烏鴉、瓶水都是小象徵，整個故事是大象徵，象徵「從具體中見抽象」，抽象是有層次的，以烏鴉飲水象徵人類以簡陋的條件克服生存的困難，抽象層次不高，上面還有人生和宇宙的意義。這些都是學術中人要做的事。
當然，現代作家的象徵技巧，超出古希臘時代的伊索。且看席慕蓉〈一棵開花的樹〉：
如何讓你遇見我
在我最美麗的時刻 為這
我已在佛前 求了五百年
求祂讓我們結一段塵緣
佛於是把我化作一棵樹
長在你必經的路旁
陽光下慎重地開滿了花
朵朵都是我前世的盼望
當你走近 請你細聽
那顫抖的葉是我等待的熱情
而當你終於無視地走過
在你身後落了一地的
朋友啊 那不是花瓣
是我凋零的心
詩人用擬人手法，寫出一棵樹的癡心，我們也有癡心，因此我們覺得這棵樹是我們的同類。這棵樹，這個同類，滿懷熾烈的願望，卻處在完全被動的地位，只有希望川流不息的世事，有一天把機會送到眼前，這也是我們曾經有過，或正在抱著的夢想，那時，它幾乎就是你我生命的全部。
那棵樹站在路旁等待，一如你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等待，這時，你覺得你自已就是那棵樹了。披髮行吟江畔的屈原，站在望夫石上的少婦，昭陽日影下的宮人，北望王師的遺民，都在「暫時」中等待永久。你，我，他，這些人結成一個族群，彼此息息相關。等著等著，機會出現了，機會走近了，機會面對面了，詩的張力緩緩拉滿，你，我，他的情緒步步升高，終於達到頂點。
可是，就在此時，機會只是一個幻覺，幻覺都會在實現前一刻突然消滅，剎那間滿樹繁華同時凋謝，跌落成一地碎片的，就不止是那一棵樹的癡心了。
這就是巴爾札克說的：「藝術作品就是用最小的面積驚人地集中了最大量的思想。」這就是海明威說的，「文字越簡練越好，文字背後隱藏的故事越複雜越好。」這是象徵。
「文學是苦悶的象徵」，在這句話裡面，「苦悶」的意義也經過充分擴張，成為學術名詞。我們憑常識說話，文學不但是苦悶的象徵，也是快樂的象徵，仇恨的象徵，解脫的象徵……憤怒出詩人，詩不是憤怒，詩應該是憤怒的象徵，辛亥烈士慷慨宣告：「我們的精神是幹！幹！幹！／我們的武器是炸彈！炸彈！炸彈！」只是憤怒，但可視為初期的革命黨人思想簡單行為粗糙的象徵。鄭板橋：「花亦無知，／月亦無聊，／酒亦無靈。／把夭桃斫斷，／煞他風景；／鸚哥煮熟，／佐我杯羹。／焚硯燒書，／椎琴裂畫，／毀盡文章抹盡名。」他說得如此明顯，還怕我們看不明白，用「恨」作標題，但可視為那時文人對國家前途焦慮的象徵。象徵就是這麼一個東西：讀者可以發現作者字面上沒有寫明的，甚至可以發現作者當初根本不曾想到的。
說到象徵，這裡有一則掌故，當時有很多很多人知道，可是沒看見有誰寫出來。1952年，美國小說家海明威發表《老人與海》，1954年得到諾貝爾文學獎。在這篇小說裡，「老人」是個漁夫，他一連出海八十四天，一條魚也沒捕到。大家都說他老了，不中用了，可是他的自信心非常堅強，他照樣駕著他的船出海，有一個小孩天天跟著他出海捕魚，這個小孩也照樣對老漁夫有信心，不肯「跳槽」到別人船上去。
《老人與海》描寫孤獨的老漁夫在茫茫大海上作業，他終於釣到一條大魚，馬林魚，這條魚太大了，牠的生命力也很堅強，這魚拉著漁船逃跑，老漁夫坐在船頭，掌住釣竿，跟牠纏、跟牠熬、跟牠拔河。這樣搏鬥了三天三夜。一般打漁的人遇到這種情形，照例把釣魚的線剪斷，讓那條魚逃走算了，可是這個老漁夫始終不放手，他不吃不喝不眠不休，一直熬到那條大魚走不動了，死了。
老漁夫帶著他的戰利品回航，這條馬林魚實在太大了，他的船裝不下，他把魚綁在船舷外面，魚跟船並排前進，這就引來許多鯊魚。老漁夫回到港口的時候，這條馬林魚的肉已經被鯊魚吃光了，只剩下一副骨頭架子，這副骨頭架子足以證明確實打到一條史無前例的大魚。消息轟動四方，人人都知道自己估計錯誤，都到這副潔白的骨頭架子前面來看正確的答案，牠有十八英尺長，魚頭和魚尾巴還是完整的。
海明威出版了《戰地鐘聲》後，作品的水準下降，大家都說他江郎才盡了。但他在53歲時寫成《老人與海》，再立高峰，兩年後得到諾貝爾文學獎。他的出發點可能以這位老漁夫自況自許，一抒胸中壯氣，但是他把這個題材處理成高級象徵，有人說它是人為與自然的鬥爭，有人說它是英雄和命運的鬥爭，它的終點幾乎無遠弗屆，連台灣的局勢都掃描在內了。
那時候，蔣介石先生一手締造的國民政府失去中國大陸，困守孤島台灣，組織潰散，故舊叛降，國際社會斷定他不能再有任何作為，昔日的盟友紛紛背棄了他。他在台灣憑堅強的意志生聚教訓，秣馬厲兵，誓與強大的中共隔海對抗。就在此時，《老人與海》由余光中、張愛玲先後譯成中文，蔣經國授意他主持的青年救國團閱讀，借著這篇小說啟示他的團員。
小說顯示，成功不由客觀條件決定，由主觀的條件，也就是堅強的意志決定，大家都要像老漁夫那樣緊緊抓住那一線釣絲，那是事業線，也是生命線，那根繃緊了的細線就是雙方意志力決鬥的戰場，勝利屬於意志最堅強的一方。「現在不是想我怎麼沒有這個、沒有那個，現在是你有什麼就幹什麼。」「人不是生下來就注定是敗北的。一個人可以被摧毀，但不能被擊敗。」這是老漁夫的宣告，也是蔣經國的宣告，甚至也是蔣介石的宣告。「看到海龜時，他就會自言自語說，只有人類才是最殘酷的動物，把海龜宰開，把牠的肉和油拿去賣掉，把牠的心臟拋在一邊，海龜的心臟繼續跳動好幾個小時。老人想我也有那樣的一顆心臟。」此心不死，這是老漁夫的心，也是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的心，撼動了讀者的心！
小說承認當前的困境，容易得到讀者的認同，又展示光明的未來，足以製造憧憬。年輕一代，尤其是愛好文藝的年輕人，讀小說得到的感動很容易轉化成對台灣時局的感動，對這個倔強的老人既崇拜又同情，既依賴他又願意幫助他，就像老漁夫身邊的那個孩子。這時，老漁夫的孤獨成為一種高貴，伴隨在旁彷彿是稀有難逢的機緣。這些話，官方文宣不能說，這效果，官方文宣也不能產生。蔣經國巧妙的利用了《老人與海》的象徵意義，不言而喻。
說著說著到了七十年代，蔣經國當上行政院長，他接班的部署大致完成。蔣介石長期生病不能露面，外面傳說他死了，他還活著，可是終究要死。人的壽命有限，事業可以一代一代承傳，台灣人民、尤其是國民黨員要有心理準備，大家承擔沒有英明偉大的領袖的時代。這話誰能說呢，誰敢說呢，不可說不可說，一說就錯，事有湊巧，美國李察巴哈以海鷗的生活寫了一篇擬人化的小說，由彭歌譯成中文，書名叫《天地一沙鷗》。
李察巴哈本是美國空軍軍官，有豐富的飛行經驗。他寫一隻叫作岳訥珊的海鷗，立志要飛得更高更快，尤其是要飛得更美，下了苦功天天練習。常言道飛機模仿鳥，潛艇模仿魚，一個有飛行技巧的小說家來寫海鷗的飛行技巧，俯衝，爬高，轉彎，別有一番精采，氣象，氣候，重力，氣壓，各方面的知識也都用上了。岳訥珊能夠在水面半英尺的上方貼著波浪而不沾濕羽毛，從八千尺的高空垂直地扎進海底而不濺起浪花，御風而行翅膀不動，駕著狂風暴雨一夜之間橫越太平洋。牠在超過一切海鷗之後猶不自滿，牠終於超過鷹隼。
岳訥珊希望帶領牠的族人一同提升，都能飛得至善至美，可是其他海鷗認為練習逐波上下只是為了捕到食物而已，何必費盡力氣去做無益之事？大家都反對牠，不能跟牠和諧相處。牠寧顧孤獨，也不放棄理想。最後牠能用「思想」飛行，心念到哪裡、肉身立刻到那裡，牠能旅行到另一個星球，也能回到遠古的洪荒，用我們中國人的說法，牠的飛行已由技術進於「道」。果然，有一天，牠越飛越高，再也沒有回來，牠「羽化登仙」了。
小說的結局是，岳訥珊身教言教並未落空，他留下典型，牠族群中的佼佼者終於感悟了，以牠為榜樣，率領全族追求飛行的過程的完美，而完美就是目的。
李察巴哈的這篇小說在1970年出版，彭歌在1973年引進台灣，薄薄的一個小冊子，只有85頁，「厚如一枚銅幣」，以後又有陳蒼多等各家譯本。那時所謂現代文學「奇技淫巧」，「五色令人目盲」，這個冷冷清清的故事居然在美國在台灣都十分暢銷，它穿透感官直接撫慰人的心靈。
彭歌的譯本由台北《中央日報》出版，扉頁有蔣經國署名的一段話，推薦此書可讀。他現在是行政院長，可以公開對全國指指點點了，不過他的姿態仍然很低，他只「期勉全國各級行政人員」。他的導讀也很浮面，只說「為了工作而生活，不要為了生活而工作」。這兩句話是掩飾之詞，小說中並沒有這樣的主題。事實上這段推薦詞的效用很大，「各級行政人員」以外的愛書人也都讀了，「為了工作而生活」之外的象徵意義也都領會了。
蔣經國在五十年代中期推薦《老人與海》，在七十年代初期推薦《天地一沙鷗》，相隔約二十年。這兩本小說的主人翁有很多相似之處，都堅百忍以圖成，都相信至誠所至、金石為開。這兩個主人翁也都很孤獨，他走得快，別人跟不上，他看得遠，別人看不到。這正是蔣經國心目中的老太爺，也正是官方宣傳塑造的蔣介石形象。
這兩本小說也有些地方不同。五十年代，蔣介石痛定思痛，認為歷史的錯誤可以改正，鬥志昂揚，反攻大陸的口號震天價響，所以《老人與海》拖了一隻十八英尺長的馬林魚回來；到了七十年代，蔣氏父子承認歷史的錯誤不能改正，他家老太爺只有追求自己人格的完整，所以《天地一沙鷗》別有天地非人間。
還有，五十年代，《老人與海》風行台灣的時候，蔣介石67歲，整軍整武，尚有作為，所以老人僅需要忠誠純潔的孩子陪伴左右。七十年代，《天地一沙鷗》風行台灣的時候，他家老太爺老病俱全，所以老海鷗有了接班的團隊。蔣經國通過這篇小說預言他家老太爺的死亡，也預告後繼有人，社會的安定和發展不受影響。他在1972年6月出任行政院長，1973年推薦《天地一沙鷗》，1975年4月老太爺逝世，這篇小說來得及時，使他能夠邁出最艱難的一步，針對大眾心理，在「壽比南山」和「山崩地裂」之間布置緩衝。台灣人民，尤其是國民黨員，要能夠接受這樣一個局面：老總統的一生功業成空，但是他的儒家的自尊，他的基督一樣的自信，他的希臘悲劇的精神，永遠不朽，所謂勝利，並非只有物質的意義，並非只有現實的意義，另有一個永恆的存在。蔣經國這樣把他老太爺的生死成敗美化了，也合理化了，他承先啟後，興滅繼絕，也自有其正當與正大。我相信這絕非出於幕僚策畫，只有他自己才有這樣的解釋權。
我無意對任何人歌功頌德。我只是想借用這一案例把「象徵」的定義弄個透明。我也想說，蔣經國在人心虛弱的時候，沒有下令溫習國父遺教，背誦領袖訓詞，集體研讀他寫的《風雨中的寧靜》，總算不落俗套，技高一籌。事實證明他了解文學，能利用文學的特性，但是並不需要奴役作家。他何以「忽然」精通文學？我猜他把推鞫文字獄的思考方法轉正使用了，倘若如此，這是蔣經國轉型的一個跡象，善哉善哉，天佑寶島，蔣經國轉型是台灣政治轉型的樞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