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將近四年（1975-1979）的統治期間，柬埔寨人民被抓進集中營，承受飢餓、刑求虐待的遭遇。最後共有一百七十萬人死於饑荒、疾病、迫遷和屠殺中，占柬埔寨人口的21％。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四處散落的殘缺，指向二十世紀一段黑色過去
旅行者到柬埔寨，大多直接進暹粒，只看吳哥文明。的確，吳哥窟的雄偉壯碩，彷若神蹟，美得如此不可思議，走在綠色樹蔭下，沐浴在金黃陽光裡，腳踩著樸直的紅土地，寧靜又和平。
很快的，路邊的小型殘疾樂隊，就能打破旅人的虛幻想像。這些人沒有腳，甚至還少了手，他們在觀光熱點打鼓、吹笛，祈求一些金錢，掙得一點注意；再往前走，轉彎到一條寬闊少人的路上，會撞見一個只剩上半身的工人，靠著大腿殘餘的部分行動，持著比他還高的掃把，沿路掃地；或許有機會，見到拄著柺杖的小女孩，她缺了個胳膊，斷了條腿，還少了個眼睛，像是被拼裝起來的人偶，在眾人面前晃蕩晃蕩地，微笑而過。
每每提及柬埔寨，回憶並不領我走向闍耶跋摩七世謎樣的笑容，而是這類四處散落的殘缺。它指向的不是吳哥王朝輝煌的歷史，而是二十世紀的一段黑色過去，冷戰陰影，屠殺血腥。龍諾政權與柬共對峙留下的地雷，至今還藏在這個洞里薩湖滋養的土地，仍傷害著無辜的人民，就跟當初紅色高棉的殘酷殺戮，留給柬埔寨人的痛一般，只要走進這個國家，任誰都無法別過頭去，假裝看不見這殘暴的痕跡。可笑的「寧靜與和平」。
安卡召集你們，教育你們
美國記者布林克里所寫的《柬埔寨》中，有著這麼一段敘述：「即使等到戰事終止，遊客卻常發現村落居民畏懼跨出小鎮一步，害怕赤柬士兵從任何一棵樹後現身，舉國上下皆如此……即使到了數十年後的今天，村民說，骷髏頭仍會向他們泣訴。」
柬埔寨人相信萬物皆有靈，於是，這苦難始終纏繞在他們身上。美國作家卡普蘭亦如此說道：「創傷就跟鬼魂一樣，縈繞著柬埔寨每天的生活。」他在《世界的盡頭》裡提到一個柬埔寨人李的故事：生於暹粒的李，被赤柬趕出鎮外，當然不只他，還有養父和鄰居，他們被關進集中營裡，而養父就在他眼前被殺。卡普蘭問李：「你們在集中營裡做什麼？」李不可控制地打了幾個寒顫，在這個才剛認識的外國人面前落淚，什麼都不說。卡普蘭於是寫著：「一大部分的人口，在某種程度上遭受到與戰爭和折磨相關的心理疾病，但不像愛滋病、文盲或濫伐森林那樣可以測量得出來，因此經常被忽略。」
李後來還是說出了自己的經歷：「他們每天清晨四點叫醒我們。每天黎明時刻，擴音器在我們耳朵裡尖叫著：安卡（Angka）召集，安卡召集你們，教育你們。」安卡就是組織，赤柬如此稱呼自己，他們不用共產黨這個字眼。而所謂的「教育」，就是殺人，殺雞儆猴，透過虐殺來警示其他人。「每天他們都要殺一些人，那是很正常的事，他們讓你掘你自己的墳墓，把你的手綁起來，用鋤頭從你頭上劈下去。」李說自己每天都以為看不到第二天日出。
「教育會議後，我們在稻田裡工作到十一點半。然後，他們讓我們吃水泡飯，站著吃。然後做更多工作。」
這類的控訴，出現在許多柬埔寨相關創作中。像是法國團隊拍攝的紀錄片《柬埔寨傷痕》，便藉著一名52歲漁民的現身說法，「展演」赤柬在一代人身上烙下的疤痕──這個身上都是傷疤的男人，在鏡頭前不言不語，只是運用肢體，再現各種遭遇。他拿布袋套頭、拿繩索捆綁，用刀刺手，拿尖銳物品往腰間穿過去……他吃飯，拿起一個水杯，攪動杯子裡的幾粒米，作勢吞了進去。但他又用拳揮打自己的雙頰，再假裝吐出東西，說明柬共令他們吃不飽外，還不讓他們吃──妻子在旁，什麼表情也沒有。他被關了三年。三年的生活就是如此。
進集中營時，他還是個少年。但身心都遭到折磨，於是，他擺弄身體，擺出遭虐待時的姿勢，像蝦子一樣蜷曲，時常不成人形。既是身體承受這些苦痛，那麼就讓身體自己表達。看著片子時，我不免猜測，這種設計，或許因為製作團隊來自法國，與主角無法直接語言溝通，但若將這樣的語言隔閡繼續延伸討論，其實拍攝者與被攝者的差異不只存在於語言，還有歷史、國族與階級，製作團隊不論如何努力，他都不會是柬埔寨人，不是主角，又如何以語言詮釋這段歷史呢？
波布，這段屠殺史的標記
如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二戰結束，柬埔寨得以「解殖」，法國將這個國家歸還的同時，也指定了繼位的國王。接下權力的西哈努克，並不打算重建國家，他自私又獨裁，還跟美國要錢，為所欲為。即使擁有偌大權力，他仍芒刺在背──年輕知識分子運作的共產組織，顯然與他為敵，他便設法將他們趕出首都金邊。
這個共產組織以桑洛沙（Saloth Sar）為首。法國殖民時期，為了培養能替他們效力的當地幹部，便將一批聰明有天分的青年送到法國留學，桑洛沙就是其中一人，他在這個社會高度發展的國家，大開眼界，也在共產主義橫行的歐洲得到啟蒙。二十七歲的他，知道應當反抗專制，團結人民的力量。他決心將共產主義帶回祖國。桑洛沙也改名波布（Pol Pot）。
儘管當時柬共被西哈努克從金邊驅逐，卻仍於1967年發動全國軍事起義，控制了五分之一的柬埔寨。1970年，總理龍諾趁西哈努克訪法之際，掀起軍事政變。不滿的人民群起抗議，明白除了加入柬共之外，沒有辦法對抗龍諾。西哈努克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轉而跟自己過去反對的柬共合作，「柬埔寨民族團結陣線」成立。共產黨在柬埔寨勢力真正壯大，逐漸控制整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那天，赤柬軍隊開入金邊，如入無人之境，橫掃整座城市。加入柬共的「年輕男孩」們從未到過大城市，一切都新奇，但他們仍確切執行淨空任務，舉起槍口，逼迫人民留下財產，步行到鄉間。紅色高棉時期，就此展開。
波布也成了這段屠殺史的標記──為了超越毛澤東和列寧的共產實踐，波布採取更極端的作法，將人民趕出城市，好取消城鄉界線，消滅貨幣，人民公社、高體力勞動，抹平人的個體性，甚至內部清洗。在將近四年的統治期間，柬埔寨人民被抓進集中營，承受飢餓、刑求虐待的遭遇。最後共有一百七十萬人死於饑荒、疾病、迫遷和屠殺中，占柬埔寨人口的21％。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萬人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潘禮德拍了一部又一部赤柬影片，是控訴，也是證詞
曾被送進集中營，看著家人紛紛死去的導演潘禮德，一輩子都被這段經歷糾纏，終生都要面對這課題一般，拍了一部又一部赤柬影片，像是控訴，也是證詞。
例如花費三年拍攝的《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個男子平凡日常生活的展開，一個剛洗完澡的嬰兒被人往他手裡放，他的父母則坐在地板上，「我的兒子從未舉止無禮過，他沒有在家侮辱老人。但他們卻把他教成一個殺人流氓。」母親建議兒子做點儀式，好超渡那些冤死的亡魂，「以後和他們就沒有關係，你也重新做人。」
「如果是我自己殺人，那是我壞，可是，真正壞的是那些下命令的人，他們有武器。」這個叫Houy的男人，曾在S-21當守衛，他對著鏡頭說：「我心裡很怕做壞事。」
S-21是國安辦公室二十一號營的代號，赤柬在這個拘留所執行若干殘忍酷刑，倖存者只有十七。昔日的人間地獄如今則成為一個博物館（Tuol Sleng Museum），展示著當年種種罪行，任觀光客體驗。抵達柬埔寨的第二天早上，我便動身前往這個景點，因為是雨季，金邊街巷都是積水，往波布罪惡館的路更是泥濘。垃圾穢物藏在汙水裡，我左跳右閃地還是搞得雙腳髒兮兮，才走到目的地，卻見一平凡簡陋的水泥建物，在這黑色泥水道路旁，不免吃驚：「執行駭人暴行之地，竟如此不起眼。」跟這些暴行的實行者一樣，原本簡單質樸，並非天生就是張狂的魔人。
執行赤柬酷刑的，多半是十幾歲的娃娃兵，他們被集合在一起，進行短暫訓練後，送到不同監獄裡當守衛。Houy就是其中之一，「我進入S-21，他們對我進行灌輸說，S-21是整個國家的核心跟支柱，我們是國家的一隻手，面對敵人，我們不能有任何猶疑。」說得像是一個工具，而不是一個人。
美國作家卡普蘭認識的那個李，也說類似的話，他說每天教育會議殺人的都是十三到十五歲大的男孩，他們什麼都不懂，只知道波布告訴他們的話：「這些集中營的人，就是在森林裡轟炸你們的人。」
這些男孩整天在農田裡，腳上還帶著泥，突然被「國家」賦予神聖的任務，要替國家清除敵人，要保護國家免於轟炸，他們會感到驕傲，而後學會冷酷。
屠殺、暴虐的背後，有時就是這麼簡單又容易：真實是從謊言開始的。又或者，對赤柬來說這從來就不是謊言，而是真實。就像潘禮德其他紀錄片中那些領導者、執行者一樣，面對問題，時常流露合理的表情。就像遭到酷刑的人們，不得不供出其他認識的人，否則難以在折磨中活下去，而他們也得說服自己，這不是叛徒，這一切都有原因。到底是什麼，讓人心在出發到終點之間，扭曲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