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歲小學畢業那年，從阿罩霧出發……直到1990年代的博士班生涯，透過史料蒐集、現地踏查、口述訪談、作品解析，我與故鄉阿罩霧深情相逢，並逐步展開台灣歷史、文學的無盡追尋，想來真是一段漫長而神奇的心靈歸鄉之旅……
詩人楊牧曾以「三代以前農家子」形容自己的出身，我則是不折不扣的「庄腳囝仔」。以前曾聽父親說過：祖父早年從大里內新到霧峰鄉下承租農田耕作，戰後土地「放領」，才終於擁有自己的土地，但他們的佃農身分，直到父親去世後，我在戶籍謄本看到祖父、父親職業欄都有「佃」字註記才獲得確認。祖父帶領家人定居烏溪北岸名為「溪底仔」的小農村，就是我的出生地。
母親娘家在霧峰北溝，距離阿罩霧街上僅二公里，是故宮博物院從中國渡海來台，落腳台灣的第一站，這個庄頭住戶多，交通方便，寺廟、戲台、雜貨店一應俱全。而1950年代初期她嫁來「溪底仔」時，這個只有十多戶人家聚居的貧瘠寒村，甚至還沒有電力供應。
童年母校是四德國小，四德村舊名四塊厝。清代同治年間的重大民變戴潮春事件，其黨羽林日成就是四塊厝人，他曾帶領手下包圍阿罩霧庄多日，後來又與霧峰林家林文察、林文明兄弟帶領的官軍激烈對抗，最後兵敗身亡，而這當然是多年後我從事台灣文學研究才知道的事。鄰近的五福村，舊名吳厝庄，跟媽媽感情最好的二姨，就在這村子裡住了六十多年。1936年楊逵退出《台灣文藝》陣營，另創《臺灣新文學》雜誌，發行所地址就是「台中大屯郡吳厝」，楊逵之妻葉陶曾在此地擔任家庭教師，或許與此有關。
若將時間上溯兩百多年前，距離四德國小約三公里遠的南柳村，有一座「七將軍祠」（舊名兵慶祠），奉祀的是清朝乾隆年間被原住民殺害的七名汛兵（另一傳說：六名士兵與一隻忠狗），這也是大里七將軍廟歷史事件真正的發生地，見證當時漢人與原住民爭鬥的血腥歷史。幾年前，編寫《新修霧峰鄉志．文化教育篇》時，我曾在收藏家郭雙富帶領下前往踏查，並走訪小說家姜穆曾短暫借助的「護國寺」，以及莊垂勝家屬安置其靈位的「菜堂」。莊垂勝出身鹿港，是日治時期政治運動重要參與者，也是台中中央書局的發起人，戰後初期曾被派任為台中圖書館館長，後因受二二八事件牽連而去職，從此隱居霧峰萬斗六山居。彼時我自然難以預知，數年後我與其長子林莊生因對台灣文史的共同關懷，締結了深厚的情誼。
母親公學校五年級時，因盟軍激烈空襲而中斷學業。二戰結束，成為「霧峰國校」戰後第一屆畢業生。父親則早他一年畢業，是「霧峰公學校」的末代畢業生。婚後由精明幹練的母親主導大計，我的童年記憶充滿大家族紛爭與恩怨。因務農辛苦，收入微薄，在媽媽強烈主導下，我們家在我小學畢業、剛升國中那年搬到都市討生活。多年後，母親曾不只一次回憶起：每當她在自家農田忙到傍晚，眺望著遠方台中市區的萬家燈火，內心湧現強烈的念頭：唯有搬到繁華的都市打拚，才有機會改善家計。那畫面，使我腦海中浮現美國電影《亂世佳人》片尾，郝思嘉挺立大地，望著夕陽告訴自己：「Tomorrow is another day」的身影。
搬到台中市區，父母在現今國立台灣美術館對面的忠信市場內購屋，擺攤營生，狹窄的住家閣樓，木梯陡峭，走起來還會吱吱作響。我和哥哥轉學崇倫國中，曾有短暫的適應困難，甚至吵著要回到原來鄉下的霧峰國中就讀。然而從僅存的幾張老照片中，我卻牢牢記得：國二暑假我曾帶領班上十多位同學，浩浩蕩蕩騎腳踏車遠征霧峰、中興新村。我們先後逛了荒涼頹圮的霧峰林家萊園、位在北溝故宮舊址的台灣電影製片廠，並在桐林吊橋下的草湖溪戲水玩沙，與省議會的獅子雕像合照。隨後再回到台三線省道，經坑口、萬斗六，跨越烏溪，直奔草屯。這群十四歲少年的自行車壯遊，總里程數估計超過三十公里，眾人最後在中興新村圓環時鐘下，留下一張或站或坐的疲憊合影。於今想來，我這個羞澀內向的鄉村少年，哪來的勇氣膽敢帶領同學騎車長征。那股動力的來源，除了對自己成長家園的強烈認同，似乎再也找不出其他解釋了。
國中畢業，幸運考進台中一中就讀，校史資料記載所謂「創校五先賢」：辜顯榮、林烈堂、林獻堂、林熊徵、蔡蓮舫，都是日治時期台灣社會的仕紳領導階層。由於受到幾位國、高中國文老師的影響，我決定以擔任國文老師為志向。聯考後，如願進入當時仍是公費制度的台灣師大國文系就讀。從大學到碩士班，長期縱情優遊於中國古典文學的世界，對腳下土地的歷史卻一無所知。直到考取博士班，終於下定決心轉而關懷鄉土，從事台灣文學研究。
幾經尋覓，當我讀到鍾美芳學姊的碩士論文《日據時代櫟社之研究》，驚喜莫名，這個當時台灣最負盛名的古典詩社，由霧峰林家的林朝崧、林幼春、林獻堂等人主導，結合中部各地傑出詩人在1901年成立。而我不但未曾讀過他們的作品，連名字也僅認識林獻堂、連雅堂兩人。陸續鑽研後卻赫然發現：他們的作品，不但描述台灣山川之美、農村城市、天災氣候，以及庶民生活、豐饒物產，更曾刻畫他們獻身台灣政治民族運動、入獄服刑的激情與宏願，乃至於處在二戰陰影中的種種苦悶與無奈。而烏溪、桐林、九九峰、清水、鹿港、葫蘆墩、霧峰林家，乃至於台中公園、瑞軒、台中市區的繁華街景，都一一出現在他們的筆端。他們的活動場域與詩作中的地方風土，全都是我從小熟悉的生活圈——台灣中部。然而這些人物與作品，在歷史的暗角被遺忘已久，似乎冥冥之中等著與我相遇，留待我去挖掘、探究。
從櫟社研究開始，我一頭栽入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史、政治運動史的鑽研中，這也是生命歷程中，對台灣歷史與文學的首度「發現」，越深入挖掘，越意識到過去對台灣母土無知的荒謬。取得博士學位後，陸續在幾個學校從事台灣文學的教學，希望能將土地認同與台灣文學豐饒之美，傳遞給年輕的世代。多年來與學生在課堂內外的互動，更帶給我諸多省思與感動。另一方面，由於台灣社會的長期漠視，台灣文學研究仍屬草萊初闢、百廢待舉的狀況，除了教學，近年我陸續出版多種專書，嘗試將台灣文史知識推廣普及給社會大眾。最近的成果，包括與楊翠合力完成的《台中文學史》，參與台中市文化局長路寒袖策畫的「台中學叢書」編撰，出版《追尋時代——領航者林獻堂》等。至於去年九月，接任國立台灣文學館館長，則可說是實踐理想的嶄新試煉。
十二歲小學畢業那年，從阿罩霧出發，鄉村少年走入台中都會。十五歲初識台中一中校史，在心靈深處埋下一顆鑽研台灣文史的種子，等待萌芽。從大學到碩士班，在台北城南地區，我飢渴般汲取中國古典文學的養分。直到1990年代的博士班生涯，透過史料蒐集、現地踏查、口述訪談、作品解析，我與故鄉阿罩霧深情相逢，並逐步展開台灣歷史、文學的無盡追尋，想來真是一段漫長而神奇的心靈歸鄉之旅。
近日應青年詩人林德俊邀請，並由在地攝影家王維初陪同，回鄉下走了一趟。四德國小對面當年的小雜貨鋪，變成寬敞明亮的便利商店，放眼望去，春雨淅淅瀝瀝下著，遼闊的秧田洗得更加翠綠，遠方則是橫亙的八卦山脈。漫步在雨中校園，老舊的平房教室全都改建成巍峨高樓。想起小學六年級時，有天放學後，導師王惠珍老師因布置教室需要，要我留校寫書法，我卻不慎弄髒了白色襯衫，很擔心回家挨媽媽罵，老師因此要我脫下襯衫，細心的幫我搓洗，那一幕溫馨記憶，至今仍歷歷如昨。
簡陋的老家與相鄰的豬舍，多年前已拆除了無痕跡，新地主蓋了一棟鐵皮倉庫。庄頭小溪與支流匯合處，近年經水利會整治煥然一新，溪水浩蕩，全非兒時舊觀。記得當年溪岸長滿高大的竹叢，冬天傍晚放學回家，黑壓壓一片如有鬼魅暗藏，晚風吹動竹叢，常挨擠摩擦發出「格格格」緩慢而悠長的怪聲，我只能強忍內心恐懼，低著頭猛踩腳踏車飛奔而過。
而今我站在父母大半生揮灑無數汗水的農田旁，翹首四顧，一幕幕童年往事交疊映現。遠山蒼翠依舊，煙雨迷濛中但見四野碧綠，一片蒼茫。啊！這就是孕育我生命最初的母土，我魂牽夢縈的家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