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不會有人知道，在嘉義，在一個離文學很遠的小鎮上，有一個青少年，因為自己產生的文字而得到安息與力量；事物意義的產生往往只有當事人能夠感知，以及描述；如今，我寫下這些，像是夢囈一樣的敘述，構成一個透明的殼，將我溫暖地包覆……
1.
我小學二年級舉家從台北搬到嘉義，父親與母親基於對種種事物歧見，他們在平分了所有的現金之後，開啟了「假日夫妻」的生活。幼時的我，對於移居到另一個城市生活，並沒有太明確的感受，畢竟自己也只是行李的一部分，被攜帶至此，然後，放置，等待時光經過，讓我成長。幼年的我越區就讀，學校離得有點遠，家人無暇接送，於是清晨我得在一棵榕樹下，等候著改裝的九人小巴士送我到學校，月底我會收到一個繳費袋，上面寫著「大榕樹站」，這是一個虛構的地名，但每天我都在樹下等候。其實，我害怕著大榕樹。榕樹附近有家雜貨店，夏天我常去買袋裝的冬瓜茶來喝，也曾在那買過桑葉與蠶寶寶，在那個便利商店還不普及的年代，雜貨店提供生活的一切所需。常可以看到大人們坐在店門口，喝著米酒、抽著菸，像是一個簡陋酒吧，又像是生命中微弱的出口。我們都喚老闆為「阿水」，阿水的妻子總是坐在雜貨店右側就著小桌子包檳榔；幾位大人圍著雜貨店談笑，他們臉上有明顯的酒意，孩童隔著老舊的冰箱，挑選飲品，這畫面是我童年的布景（如果有人更仔細端詳的話，可以在畫面的角落看見背著書包的我）。這樣田園式的謳歌場景有天變了調，因為阿水的妻子發現阿水外遇，跳蘭潭死了。妻子的喪事結束後，阿水一如往常地經營著雜貨店，只是圍著喝酒的人變少了，像是不歡而散的聚會。然而在孩童間開始流傳著，每當雨天就會看見阿水的妻子濕漉漉地站在榕樹下，像是在憎恨著阿水，抑或者等候著回心轉意的阿水；這個傳聞就像一塊潮濕陰影，涼涼地包覆著我，讓我發冷。每當清晨有雨，我獨自一人在榕樹下等候巴士時，總會下意識地往馬路跨一步，試圖離榕樹遠一點。離死亡遠一點。
因為越區就讀的緣故，同學大多住在離我家較遠的地方，鄰居之中也沒有年紀相仿的夥伴，在放學之後，我在榕樹下下車，經過雜貨店回到家中。母親在上班、父親在台南、妹妹交給外婆照顧，我一個人。幼年的我並不活潑，或許是因為缺少玩伴，我總是厭厭地待在家裡。父親有陣子會帶著指責的語氣稱我為「寄生仔」（寄居蟹的台語）；現在想起來，是一個十分貼切且富創意的形容，或許這可以視作我最早的文學啟蒙吧：找出某種事物的相似性，並將彼此疊合，進而產生新的意義。童年的我，也似乎帶著殼移動，就像羅智成所說：「背負著自己小小的文明／在異國的街道和世界打交道／那時的我孤獨而完整」，在自己虛構的殼裡孤獨而完整，大概就是我童年全部的精神樣貌。多年後，上了大學，我才試著從殼裡透露出柔軟的肉身，像是對世界發出一聲怯怯的問候。
2.
對我來說，嘉義有種空氣感，容易讓人穿透，卻不著痕跡。
嘉義年輕人口普遍外移，在嘉義的高鐵站外頭，有著一招牌寫著「歡迎回嘉（家）」，這個招牌彷彿揭示著遊子的運命，與我同輩的大多數人多半散落在台中或台南，這兩個離嘉義較近的城市，正好可以提供遊子（我）一個適當的距離，這距離剛好可以回望嘉義，好思索嘉義在我生命中的樣貌。嘉義像是模糊的布景，我進出如幽靈。人類學家馬克□歐傑（Marc Auge）曾提出「非地點」（non-lieux）的概念，意指在城市空間中人們常行經的地方，即便是停留下來也只是短暫停留，在其論述中這樣的「非地點」帶著某種程度的負面意涵，因為這樣的地點無法累積人與地方的情感，像是一個中介站。幼時的我，好似活在巨大的「非地點」，無論在哪都沒有實在活過的感受，總覺得像面目模糊的轉運站：雜貨店、和雲宮、里民辦公室的頂樓、種著食用植物的田以及野地。我徘徊在這些地點、消磨著漫長的午後時光，像是在打磨一塊平坦的大理石，我將內在的稜角磨平，好讓自己更透明一點，更無感一點。在高中時，我讀了一間以管理嚴格著名的高中，每天早晨七點半到校，要到晚上九點才離校，時間被化約成鐘聲，每一鐘聲響起，意味著一天又老了一點（詩人北島曾說過：「誰校對時間／誰就會突然衰老」）。我起床、搭車、抵達學校、離開學校，整整三年皆是如此，實在沒有太多的機會去感受我生長的土地。多年後我寫了一首詩，名為〈時序在遠方〉，其中寫著：「時間是偌大的教室，我們依次進入、離開。／多年後空無一人的教室，／只有我仍在習字、閱讀／我寫下種子，等待青春離席後開出花朵。」我以教室作為時間的比喻，或許源自某種深刻且內化的感受。
碩士班到博士班都在嘉義以外的縣市就讀，大多的文字（論文與創作）都在這期間產生，書寫時會感到自己像是分枝的盆栽；一部分的我在此刻，正在書寫著過往，另一部分的我則散逸在大氣裡，為了昔日某件小事傷感。我想，我是以一種傷感的情緒，寫下所有的文字。正如現在，我以一種追憶的姿勢，試圖往記憶之河打撈關於自己與故鄉的情感，但水卻不斷從指尖落下。我是空氣鳳梨，無根，無法攀附土壤；卻依舊活著。活在他方。
3.
書房是我生存的重心。小時候物質生活稱不上富裕，但母親對於花費在讀書這件事上絲毫不手軟，無論是補習或是課外讀物，基本上都有求必應，母親也不時買課外圖書給我。若是要回顧自己在嘉義的成長經驗，我想似乎很難講出哪片地景或哪個人物影響了我，但書房卻容納我整個成長期的精神活動。在嘉義這樣的地方似乎離文學很遠，曾經在某個演講場合，聽到與我年紀相仿的詩人提到，生長於島國南方的他，青春期是如何的受到文學的啟蒙，以及在校刊社裡如何地神采飛揚。我真正的文學啟蒙來得很晚，雖說有一個孤獨而完整的書房，但其中收藏的書籍很少能和文學扯得上邊，最多的是《讀者文摘》之類的雜誌，到了高三推甄上大學之後，才陸續添購了一些詩集。
但書房的存在卻安置了每一個焦躁的時刻。青春期的焦慮與對生命的疑惑，都在書房裡、小小的木質桌子前，在一張又一張意義不明的塗鴉中，被悄悄安置了。我早已忘了哪些字彙反覆被謄寫，它們在意識扎根成為頑固的隱喻，有天終於內化成大腦裡的皺摺。書房像是一個安穩的麥田，在每個難眠的夜裡，悄然地出現，我輕聲念出寫下的字詞，隨即消散在深夜裡；比深夜更深、更幽微的地方，或許就是我的書房吧。多年後，羅智成在〈夢中書房〉曾提到：「我的書房是／我的祕教聖堂／在此我看見幻象／得到安息與力量」，初讀到時，有種被了解的狂喜，像是深藏多時的祕密，如今得到寬容的描述。我想不會有人知道，在嘉義，在一個離文學很遠的小鎮上，有一個青少年，因為自己產生的文字而得到安息與力量；事物意義的產生往往只有當事人能夠感知，以及描述；如今，我寫下這些，像是夢囈一樣的敘述，構成一個透明的殼，將我溫暖地包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