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躺在病床上，聽主治醫師交代旁邊的人，「把她轉到安寧病房吧！」她當然知道轉到安寧病房是什麼意義，自己掙扎著辦出院回家。她神情肅然地跟我們說，「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還年輕。」我坐在她旁邊，強忍著不要落淚……
2018年11月13日，李維菁走了，才49歲。她有很多才華還沒有展現，很多書還沒有寫，但走了就是走了。
8月26日，我還和她一起午餐，不過兩個多月，她未及和大家說「再見」就再見了。
維菁是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第一屆畢業生，我曾在他們班上，和同學們切磋過一學期的「新聞寫作」這門課，他們客氣，稱我老師。
提起這段淵源，要多說些話。
政治大學民國43年在台灣復校，成立新聞系，以後有很多大學都跟著設立了新聞系。按理說，每年有大批新聞系畢業生，新聞界應該是人手充足，甚至人手過多才是。但是相反的，新聞界卻為晉用新人而苦惱，因為一般大學新聞系教學，多側重新聞學理論的探討，缺少實務上的訓練。各家報館每年都可聘用不少新聞系畢業生，但不需經過再訓練而能立即派上戰場的，似乎不多。
一般大學之所以側重理論，輕於實務，主要理由在大學是通識教育，不是職業訓練班。這話是沒有人會反對的，英國威靈頓公爵說過：「教育若沒有宗教信仰，就只能教出聰明的魔鬼。」一個沒有純真品格的新聞記者，比沒有記者更可怕。但是，一個略有學養的新聞系畢業生，必須以不會採訪寫作為代價麼？醫學院的學生也教醫學倫理，他要謹遵只能救人不能殺人的規範，可是他不會看病不會開刀行嗎？
「教、用不合一」的情形，並非始自台灣，早在大陸的大學新聞系已經有此現象。所以民國39年，台灣報業還在草創時期，中央社總編輯沈宗琳就以台北市編輯人協會的身分，拜會台大校長錢思亮，請在台大設立新聞系。沈宗琳在他《凡而不俗一甲子》的回憶錄中說，他們的要求雖未明言理論和實務並重，但是希望「能配合台灣新聞事業的發展」，也就「不言而喻」了。但是他們的建議為錢校長婉拒。沈宗琳回憶說：「錢先生滿腹苦經，述說台大整個預算如何極度短絀，教學設備如何難得加強，社會各方期待大，批評多。言外之意，顯然認為『新聞』非『學』而只是『術』，台大難予考慮開設新聞系。」
但新聞界不死心，民國75年，又起心動念要仿照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的規模和精神，在台大設立新聞研究所。聯合報董事長王惕吾承諾在財力和人力上支持。當時台大校長孫震和法學院長袁頌西願意配合，至此大勢底定。
民國77年5月底，王惕吾從台灣到紐約，31日到哥大拜會新聞學院華裔代理院長喻德基教授，當面懇請他擔任未來台大新研所所長，喻教授同意「回去教教自己的孩子」。喻教授又找了他的得意門生印裔美籍教授聶維斌來助陣，台大新研所的籌備工作就展開了。開辦新單位需要經費，喻德基和聶維斌兩位客座教授的待遇需要補貼，都由聯合報承擔。
新研所於民國80年首次招生，647人報名，錄取12人，錄取率1.85％，可能已創造了中國或世界紀錄。但開學僅一年，學校忽然傳出所調「路線之爭」，也就是要走當初設計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側重實務的路線？還是走國內大學傳統上側重理論的路線？
喻德基教授因年事稍高，不堪「路線之爭」的困擾，身心俱疲，於是設所不到一年，便在81年3月辭職返美。聶維斌教授後來也因與法學院主管意見不合，離職赴英。到此，新研所是舊貌換新顏了。
從647人選出12人來，說第一屆學生都是「菁英」，應不為過。與這些年輕人切磋功課，真有「教學相長」的快樂。因為群季俊秀，皆為惠連，不能說維菁在班上比別人突出，但是她好學，寫作有自己的風格，又常帶笑容，給人很好和很深刻的印象。
維菁畢業後參加「中國時報」，作過文教線記者，擔任過文化副刊中心主任。後離職專事寫作，第一本書《我是許涼涼》，就廣受文壇注目，後來又有《老派約會之必要》等書出版，奠定了她在文壇的地位。
維菁他們這班畢業後，有同學聚會時，可能因為喻德基、聶維斌兩位教授都在國外，常會約我參加，我也樂得與他們一起懷舊。維菁總是談笑風生，使大家高興。她也非常體貼別人，有一次竟然敢違「師命」，搶過我的帳單去付了餐費。
她出版新書，也不忘送給我，包括她的成名作《我是許涼涼》。所以，我們雖然見面不是那麼頻繁，彼此還是知道對方的訊息。包括，我知道她得了癌症。這種事不好直接問本人，正在想如何打聽，她的同班同學、旅居日本的楊珮玲回國省親，約了另一位同學洪川詠，我們四人於8月26日，在台北市逸仙路一家咖啡廳吃快餐聊天。
維菁來了，很削瘦，有病容，有倦感。但一身素色藍、白洋裝，戴著耳環，掛著笑容，依舊清新美麗。她辭世後，曾有新聞報導說，她今年六月參加表弟婚禮，最後一次在臉書發文：「我一直都挺喜歡參加婚禮的，看大家開心，我也開心，打扮漂亮我開心，看別人打扮漂亮我也開心。」我必須說，那天維菁依然打扮得非常得體而漂亮。
維菁跟我們說她的病情：她在一家以治療癌症著名的醫院就醫，接受化療。有一天，躺在病床上，聽主治醫師交代旁邊的人，「把她轉到安寧病房吧！」她當然知道轉到安寧病房是什麼意義，自己掙扎著辦出院回家。她神情肅然地跟我們說，「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我還年輕。」我坐在她旁邊，強忍著不要落淚。
她說，她有一位長輩，是台大醫院的退休醫生，會安排她去台大求醫。
我一直覺得，台大新聞研究所在中國新聞事業史上，應該有一席之地，怕日久湮沒了，就寫了一篇文章，記述其始末。那天維菁等三位同學，都是第一屆畢業生，親歷「路線之爭」，就把文章給她們三位，請她們提供意見。維菁第三天就回信，現將原文附在後面，這也許是她最後的「寫作」吧！
張老師、珮玲和川詠：
那天見面好開心。
首先向大家報告，我轉院台大已經成功了，下一次九月初的化療可直接在台大進行。
這兩天認真看了老師寫台大新研所的文章，很感動，幾次讀的時候，腦子裡頭都是當時大家在國際學舍五樓上課以及一起寫稿子交流的畫面，點點滴滴，有時感傷，有時則傻笑，好多畫面片段片段地流過。第一次到新研所時遇見喻老師，他身上藍色西裝外套以及照在他身上的光線，還有我們一起寫稿子到半夜，張佑生說他聞到腳臭，跑過來問是不是我。
有一天晚上我寫聶維斌老師的稿子，寫得好累，但不知為何寫完後鬼附身似地按了delete鍵，但因為太累，第二天直接對他說，我無法交作業。
我也還記得張老師和我們討論每個人稿子的模樣，大家一起在福華飯店吃早餐，並向老師報告學習狀況。當然，也記得台大新研所爆發路線之爭後，法學院那邊派來的人馬，希望我們要選修某些他們推薦的老師的課，但是我們第一屆的學生很驕傲，沒人買帳，堅持創所時我們考進來受到的新聞信念，想堅持哥大路線，他們還罵我們驕傲無禮。
想著想著就覺得，既美好又感傷。
想請問老師的文章設定的讀者，是一般大眾還是專業人員？
我有一點小小的讀後意見，猜想一般大眾，說不定現在變得我早已不認識的台大新研所以及其他新聞科系師生，應該也不懂得哥大新研所的特色與風格，也許老師的文中稍微提一下，會更清楚當時我們台大新研所創所時的想法。
當時我們很在意的新聞寫作，以及新聞這個仍在發展中的新學科，自然應以實務與學術互相餵養，而非理論而已，還有喻老師當時談的想訓練出具備國際化能力的記者。
我嘮嘮叨叨說太多了，耽誤大家的時間，大概因為很高興，又讀到老師的文章，突然發作了。
希望大家健康平安，很期待下次相聚。
維菁
維菁「很期待下次相聚」，但是卻沒有下次了。
11月13日中午，報館同事沈珮君小姐，在倫敦參加「世界女記者與作家協會」年會，忽然傳一短訊來，聽說維菁清晨走了。我打電話給川詠，她打電話到李家，維菁母親證實了這事。
我寫信給川詠與珮玲：「我非常懊喪、難過，沒有去台大醫院探視維菁。在那最後的時刻，她應是盼望有親友去看她，說說話，給她些安慰與鼓勵的。我認為我還有時間，一遲疑竟成永訣，很心痛。」
維菁，一遲疑竟成永訣，人世間有這樣的事，小說裡會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