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初我第一次去韓國，一個新聞記者說，美國人初到漢城（現稱首爾），觀察首都的現代化是從電線桿開始的。早年電線桿少，表示很落後，後來電線桿多了，仍然說落後；因為先進國家都已電纜地下化啦……
季季
永定人，台北人，媒體人，寫作人，老女人，自由人。
歡喜吃飯，喝湯，飲茶，睡覺；也喜歡音樂，閱讀，行走，獨處。
最愛的一句話：「確定沒有人進來，也沒有人離去。」
最忙的一件事：一輩子就寫那幾個字。
陳雨航
劍如時光，鈍圮難追。少年浪莽，中年頑冥，遂成不良老年一枚。遲睡晏起，流連網路，沉迷球賽，對鍵躑躅……或問尚能飯否？答曰閱讀胃口仍佳。
二十世紀後半的五十年
●陳雨航：
二十世紀後半的五十年，雖然在人類歷史上很短暫，變化卻極巨大，許多科學上的進展，徹底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我的人生曾經穿過那半個世紀，經歷過許多生活上重大改變的前後。新的現實蓋過舊的物事，生活史展開新的一頁，除非有足夠的理由和能量讓抗拒成為潛流，以待來日或能發酵，人們選擇新事物成為習慣，應該是自然的吧。
只是人類回憶機制的驅使，總會讓我想起在許多或華麗現身或無聲侵蝕的改變前後種種。以一己的經歷回顧對照，如果不能作為一種見證，那就權充談資吧。
●季季：
看到「我的人生曾經穿過那半個世紀」，不禁會心一笑。我大你四歲，也一樣「曾經穿過那半個世紀」，尤其特別的緣分是1980年1月1日我們同一天進「人間」副刊服務，座位面對面，看稿交換意見。後來詹宏志請你去《工商時報》編影視娛樂版，更後來你轉入時報出版，我們有不少同事和共同的文友，偶爾聚會聊天無所不談。
現在我們也還是無所不談呀。
影像的爆炸
●陳雨航：
先說影像的爆炸，用「爆炸」是因為前後落差大的關係，這之間也有地區的差異。雖然台灣第一家電視公司台視開播於1962年，我在生長的花蓮看到電視已經是1967年高中畢業時的事。從一年看不到幾部電影到（如果可以）不出門就能天天看十幾個小時。於我而言，除了一些影集，電視對我的吸引力有限，1970年代開始，我反而是看了許多電影，這相對於我的六○年代，一方面是個人生活自由度的提高，一方面和自己的愛好甚至學習相關。許多過去未能相遇的電影，也能在「試映室」（原是新片公映之前，片商小規模招待業界或影評人的地方，後來也有電影同好租舊片拷貝在此放映）一償宿願。一直到八○年代中，看電影仍然是我生活裡的重心之一，它除了是嗜好，還是我的工作（報紙電影版和電影雜誌編輯）。
●季季：
1970年代我還是職業作家，靠寫作養兩個孩子，生活作息早睡（天亮）晚起（午後），時間和經濟都處於貧窮狀態，很少有餘裕看電影。你的境遇比我幸運，又編過影視版，對影像和電影的見識比我多矣。不過你提到1962年台視開播，我立即想起三個生活影像，頗似微電影。那年我讀虎尾女中高二，夏天西瓜產季，滿臉麻子的教務主任突然對我說，他在報紙看到我們二崙培育了「無子西瓜」新上市，虎尾還買不到，叫我去產地幫他買一粒。二崙西瓜大多種在楊賢村後的濁水溪河床，我只好請父親騎車去楊賢村買。哦，那「無子西瓜」大如籃球，金黃色，一粒三十元；比我坐台西客運的月票還貴五元。瓜農得知是虎女的教務主任買的，特別用草繩捆得像個網籃，方便我提到學校去。於是，上車，下車，路上行人，無不好奇盯著我；你想想，我穿著白衣黑裙背黑書包，卻拎一粒金黃色「籃球」在路上走，影像是不是很怪異？
那教務主任教化學，對新東西比較敏感。買了「無子西瓜」轟動全校後，不久買了一部電視，又是熱門話題。我們當然不可能去他家看，住他隔壁宿舍的老師跟我們說：「就是一個大盒子啦，像電影一樣，人在裡面會走路，會說話，也會唱歌。」
更怪異的事情是1964年秋天，沒看過電視的我，竟然上電視啦。那時台視有個《藝文夜談》節目，由《中央日報》文教記者胡有瑞主持，無非問些我為什麼從雲林到台北做職業作家的事。1964年3月來台北後，我租住永和竹林路，鄰居都沒電視；《藝文夜談》周六晚上播出，我始終沒看過。
那時台灣經濟正在起飛，電視也發展得很快，1965年結婚搬到中興街後，發現好幾戶鄰居家都有電視天線的架子。1968年吾兒三歲了，時常跑去鄰居家看卡通，他爸爸就去廈門街舊貨行買了一台小小的黑白電視。──雨航，你1967年高中畢業在花蓮第一次看電視，我在台北比你晚一年才看到電視呢。
錄影帶的興起
●陳雨航：
影像爆炸的第二波是錄影帶的興起。1980年我們一些朋友常在報社下班後到新婚的詹宏志王宣一家觀賞當時在台灣剛出現的家用錄影帶。我們補看或重看那些赫赫有名的作品，庫布力克的《2001年太空漫遊》、柯波拉的《教父》、《教父續集》等等。第二年，王宣一在《工商時報》的影視娛樂版開了一個「錄影帶消息」的專欄（應該是台灣媒體上第一個關於錄影帶的專欄）。當時錄影帶仍是地下拷貝時期，生產者任意取名。宣一每周收集新到的影帶資料，根據原片名將之正名，再做重點介紹。專欄沙裡淘金，替讀者理出許多名片與影史上的經典電影，在網路搜尋還很遙遠的那個時代成為重要的租片指南。
從此我們不需在固定時間固定地點看電影，而可以隨時選擇影帶市場上我們想看的電影來看，許多還是過去只能在書或文章裡讀到卻看不到的。小津安二郎、寺山修司、大島渚、薩耶吉雷等等的作品就是這樣進入我的世界的。
我們還有另一種選擇，就是到一些擁有視聽設施較好的觀賞室和許多名片的影帶／影碟店去租看。我曾經在一段失業期間，每天開車載太太進城上班後，找個巷道停好車（那時還找得到免費且不違規的地點），到「太陽系」看四到五部電影，然後和太太一起「下班」回家。
後來的發展，大家都清楚了。影帶退去，換DVD，藍光，個人電腦可以看，然後手機……。
工作換了，視覺從絢麗褪色，我後來電影看得少，九○年代初，李幼新（喔，他已經改名李幼鸚鵡鵪鶉）在電話裡說我「墮落」了。其實也還好，影像爆炸過後，電影已經隨時可看，反而是不急了。我現在除了在電視裡看，也偶爾去影院享受該有的聲光，每年還會從香港的鄭樹森教授那兒收到好幾片航寄的DVD老片子。
●季季：
你提到宣一（1955-2015），我有點黯然。我們三人同一天進「人間」副刊；她與詹宏志結婚，我們還去做招待呢。
宣一比我們年輕，從東吳中文系畢業不久，高公（信疆）請她做行政編輯，每天開「人間」副刊稿費單，給作家寄報紙，寄退稿；有天下班前突然回頭對我們兩個出過小說集的人說：「人家我也寫小說哦。」看得出她不喜歡行政編輯的工作。1981年她換到《時報周刊》跑新聞，也給你編的《工商時報》影視娛樂版寫「錄影帶消息」；那時我還沒買錄影機，大多只瀏覽一下。
1983年夏我換了較寬敞的房子，兒子升上高中，女兒也接回台北上國中，我才買了錄影機。當時錄影機好像還分Beta，VHS，我是機器盲，工作也忙，買什麼機型租什麼片子大多由兒女決定。他們也喜歡科幻片和警匪片；《銀翼殺手》一看再看，你提到的《2001年太空漫遊》、柯波拉的《教父》等等也都看過。
比較特殊的是某同事女友任空姐，有時從香港暗藏「匪片」回來，就約「人間」副刊同事下班後來我家，靜悄悄的邊吃消夜邊「偷看匪片」。那時還沒解嚴，1978年我第一次去香港，買了一些三□年代中國作家的小說，返台時連同《七十年代》、《明報月刊》這種香港雜誌也全被海關沒收。我們愛看「匪片」，無非好奇，並沒什麼特殊的好片留下記憶；但那種「偷看」的氣氛，至今難忘。1990年已經解嚴，「匪片」還不能進口，有一同事去香港，暗藏一捲《開國大典》回來，又是一票人在我家「偷看」。──現在中國電影都能來台參加金馬獎啦，回想當年，真是一言難盡。
通信隨地而即時
●陳雨航：
手機已經很普及的現在，如果重看七、八零年代甚至更早的小說和電影，會對某些細節因時間差而莞爾，譬如小說裡的人物不時在街上找電話打，也常常找不到人，或者陰差陽錯，失之交臂，以至於遺憾終身（許多愛情悲劇的梗）。那就是我們那時代的情景，倘若你沒有電話，就得出門找電話亭或掛在牆上的公共電話，也或者某些商家為方便顧客而裝的投幣式電話。若要打長途電話，許多小地方只有上電信局。電話是固定的，不動的點對點，而且相對昂貴。1976年吧，我成家幾年後裝置的第一部電話，所有名目加起來，費用是一萬六千元，那約略是一個資淺國中教師三個多月的薪水。
1988年出差到香港，忘了在哪個鬧區，看到對街人行道上有個長褲白T恤的年輕人，拿著話筒說話，電話機約兩塊磚頭合起來那樣大，皮包似的掛在肩膀上。這樣在時代之前，周圍的行人很難不注目。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可攜帶的電話，或者說行動電話。行動電話九○年代在台灣開始使用，從「水壺」、「黑金剛」，以至可握在手上稱「手機」，我都不動心，直到九○年代末，有一天「覺得」工作上可能會用得上（結果證明並不那麼需要），才趕上已相當普及的潮流。現在手機進入智慧時代，我的裝備被迫升級，勉強跟在後面，保持堪用即可，畢竟生活上並沒有那麼多的聯繫需求。
前面說的那種「不時在街上找電話」的情景，現在應該不會出現了（街上還找得到公共電話嗎），「常常找不到人」倒還是日常現象，雖然人手一機，還是會有「不想被找到」或者「已讀不回」的狀況吧。我深刻的感想是：工具進步了，但溝通依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季季：
回顧這些電訊進化的過程，總難免想到愛迪生發明了電。1977年初我第一次去韓國，一個新聞記者說，美國人初到漢城（現稱首爾），觀察首都的現代化是從電線桿開始的。早年電線桿少，表示很落後，後來電線桿多了，仍然說落後；因為先進國家都已電纜地下化啦。──那時哪會想到，漢城後來出了暢銷全球的三星手機？
至於現代化帶來的「便捷後遺症」，我也想起1978年夏天第一次去香港，一個中文大學教授說，1972年紅磡海底隧道通車後，香港與九龍之間可坐車來去，確實比搭船過海自由便利得多；但貪玩的男人也從此失去「夜不歸營」的藉口了。──以前船班好像晚上十點過後即停駛。
很多年後，我還時常想起這兩個現代化的例子。現在不用說海底隧道了，一支智慧手機走天下，視訊、開會、購物等等無所不能，人類生活機能的便利可說已達極致。但是越方便也越不自由，光是一項「定位」系統，就讓人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已讀不回」或關機，都只是飽受資訊轟炸者的逃避方式。
我第一次看到手機是1993年，當時余紀忠先生想進軍大陸辦報，先創辦《中國時報周刊》試水溫，由胡鴻仁任社長，陳國祥任總編輯，我任文化新聞副總編輯。創刊不久，胡鴻仁請同事下班後去吃消夜唱卡拉OK，他到得比較晚，進來就把一支高約二十五公分寬如拳頭的黑色物往茶几一放說：「哎呀，重死了！」──原來，那就是剛開始在台灣風行的「大哥大」；也許就是你說的「黑金剛」？
沒追隨在潮流的前段
●陳雨航：
倒帶一下，在行動電話流行之前，有一種東西叫「呼叫器」，俗稱「B B Call」，是電信局經營的無線電叫人業務，你申請之後，買呼叫器，付月費，給你一個號碼，有人call你，身上的呼叫器會響，顯示來電者的電話號碼，讓你找公用電話回call。這原是常在外面跑的人像業務員、記者等比較需要，我其實用不上，但九○年代中家父被診斷出癌症末期之後，我常要趕回家鄉去處理一些事和到醫院陪病，怕他們臨時找不到我，便申請了呼叫器。號碼給了老家、太太以及辦公室。一年多的時間，呼叫器只響過一次，是辦公室傳呼的，不是什麼緊急的事，而且當時我正在走回辦公室的路上。
還有許多其他的變化，交通變得迅捷方便，島內城鎮多可以一日旅遊，出國旅行也變得平常等等。我沒提上世紀末到新世紀二十多年間個人電腦的普及和與它相關的種種事物和現象，那是因為我沒追隨在潮流的前段，只能在需求上擇其最少慢慢跟。話說回來，或許因為我已有前述幾次衝擊經驗，知道變化已成我輩必須捲入並接受的現象（新一代更是根本就視變動如常事了吧）而默／漠然視之。
「不為人所役」也「不為物所役」
●季季：
我也一向是走在現代化後段的人，尤其是科技產品的使用，比很多人晚而且少。譬如你說的「B B Call」，我從來沒用過。即使手機，也是新世紀之交吾兒買的，功能很簡單，就是撥號和收聽。後來壞了，換的新機增加「簡訊」功能，但我從沒學會發簡訊。三年前，那支手機故障，吾兒不讓修，堅持要我換智慧手機，功能很繁雜，我也只用於拍照，看臉書，估狗資料，查交通資訊等簡單幾項。
雨航，這些變化已成歷史，說不完的啊。從舊世代到新世紀，已經活到黃昏的歲月，我還是認為，自由的最高境界，應該是「不為人所役」，同時也「不為物所役」；你說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