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移斗轉，換一個場景，四十一年後的北京，1999年9月18日下午，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大會，表彰研製「兩彈一星」有貢獻的元勳23人，由「中國導彈之父」錢學森代表致答詞，他開宗明義的說：

今天受獎者大都是七十歲以上的第一代科學家，在座者有第二代梯隊及第三代梯隊，我們第一代梯隊對國防科技發展的成就交出了一張成績單，算是對國家的期望有了一點交代。在此我要特別告訴大家，有三位先賢前輩是我們這一代人永遠感恩與懷念的，由於他們三位的遠大眼光，以及培育人才的寬宏胸襟，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才有今日的開花結果。

是哪三個人呢？錢學森說：

第一位就是俞大維先生。例如在場的受獎人任新民、屠守鍔、姚相斌、孫家棟、黃緯祿、徐蘭如、沈正功及謝光選都是在俞大維的兵工廠及研究機構工作或資送出國留學培養出來的人才。

聽到這裡，在座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均報以熱烈掌聲。這顯示科學家尊重歷史、實事求是的嚴謹態度，也影響了政治人物。

錢學森表示「感恩和懷念」的三位先賢前輩，都是著名科學家，他們是：俞大維、吳大猷和翁文灝。吳大猷曾任中研院院長。台灣年輕的人可能不太知道翁文灝，他是有名的地質學家，後從政擔任過行政院長。1949年大陸巨變，他到法國避難，1951年回大陸，1971年辭世。

錢學森雖然提到三位先賢，但是他特別強調俞大維：

他曾就讀美國哈佛大學和德國柏林大學，以學者身分受邀從政，於1933年初擔任國民黨時代軍政部兵工署署長，主管全國軍火武器之研發與生產製造。俞先生上任後，深感中日大戰一觸即發，不可避免，即從德國、瑞典及捷克等國購買武器，彈藥、槍炮材料，引進有關科技，大力整頓金陵、漢陽，鞏縣及上海等各大兵工廠之生產方法，革除陋習，並有獨到的創見與建樹。

錢學森也有「中國航天之父」的稱譽，他推崇俞大維說：

俞大維深知工業的發展，要在科技研究方向扎根，所以在抗戰軍興之前，即成立許多研究發展機構，如理化、應用化學、彈道、精密工具和光學等研究所，並高薪聘請德國彈道學權威克朗茲（Cranz）博士來華教導協助，同時在國內延攬理化方面專才隨克朗茲工作，培育了許多兵器與彈道方面的人才。

1937年中日大戰爆發，俞大維奉命將全國二十多個兵工廠遷移到大後方，抗戰八年期間，國軍作戰所需輕兵器和彈藥不曾短缺；而兵工廠也培育了大批兵器與彈道專才。

錢學森接著說：

在我國導彈研發領域中，我錢學森不過是理論上及精神上領導者，而在硬體設計、工藝、實際生產製造等方面都是任新民、徐蘭如及謝光選這一批出身兵工廠的人，領導一群技術工人的集體成果。

錢學森最後感性地說：

俞大維主持兵工廠業務長達十四年，有「兵工之父」的美譽。他是中國近代國防科技發展史上第一位大力開拓、耕耘、播種，灌溉、施肥的始祖園丁，我們不能忘記他。

儘管俞大維對「中華民族」和兩岸「中國」都有巨大貢獻，但在台灣「去中」和「教改」的撥弄下，一般人尤其年輕人對他可能很陌生了。

俞大維的家世和求學過程都有點與眾不同。他祖籍浙江紹興，1897年生於湖南長沙。祖父俞文葆清代舉人；父親俞明頤曾任道台。母親曾廣珊，是曾國藩的孫女。妹妹俞大綵，是台灣大學前校長傅斯年的妻子。陳寅恪的母親是俞大維的姑母，陳寅恪的妹妹是俞大維的夫人，陳寅恪的父親陳三立、祖父陳寶箴與俞大維的父輩、祖輩都相交很深。

俞大維童年在上海，即學會多種外國語言，並深得數學和化學之趣。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後，1918年負笈美國哈佛大學，主修哲學，三年12門課，統統拿A。拿到哈佛博士，即前往德國柏林大學留學，繼續攻讀德國哲學及數學，聽愛因斯坦講授「相對論」。

從哈佛到柏林，前後七年，俞大維都與他表哥陳寅恪同窗共處。他們是「兩代姻親，三代世交，七年同學」。傅斯年曾說，「俞大維和陳寅恪，是中國最有希望的兩個讀書種子」。

俞大維在政府官員中雖以博學著稱，但是他最為大家讚譽的，還是他的清廉。美國兩位在華記者芭芭拉□塔克曼在她的著作《史迪威傳》以及懷特在《霹靂中國》中，都多次批評國民政府官員貪汙腐敗，卻極力推崇俞大維清正廉潔。

俞大維在德國研修軍事期間，曾參與國民政府購買德國軍械，十分認真，被政府任命為駐德國商務調查部主任，後來多次督導採購外國軍需物資。按照國際慣例，收取工廠佣金是天經地義的事，至於暗箱操作，就更難防範。但俞大維自始至終，一身清白。

為了防止弊端，凡是大規模的訂貨，俞大維都親自參與。1930年他奉命採購歐洲有名的博福斯（Bofors）生產的75型山炮，他親自到工廠所在地瑞典去洽談。當時政府每年都向該廠購買12門這種山炮，廠方也照例為他準備了12門，並告訴他將有一筆不菲的回扣。當他知道這筆回扣正好可購買3台同樣規格的山炮，立即說：「希望你們趕工，15門山炮一齊交貨。」

中國研發原子彈，並非始自中共，國民政府早就做了。1945年11月，軍政部部長陳誠、次長兼兵工署長俞大維，邀請吳大猷（物理）、曾昭掄（化學）與華羅庚（數學）商談研製原子彈。

專家意見是我國毫無基礎，要先由培育人才著手。陳、俞採納此議，聘吳大猷、曾昭掄及華羅庚三人率領王瑞駪、唐敖慶（化學）、孫本旺（數學）及李政道、朱光亞（物理）於1946年赴美研習。俞大維還以兵工署的名義向國外派了不少研修生，後來，這些人才為「新中國」國防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

抗日雖然勝利，內戰反而升高。1949年形勢驟變，俞大維隨政府撤到台灣。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俞大維為國防部長，他因耳病未就職，改任駐美採購主管。1954年，蔣再度任命他為國防部長。俞大維既不是黃埔出身、也不是國民黨員，當然談不上是蔣介石的親信、嫡系。但是蔣堅持要他擔任國防部長這樣的要職，充分顯示對他的認識和信任。

俞大維最忌將時間耗費在開會與應酬上，上任第一天，講了五分鐘的話，就搭乘軍艦到金門、馬祖、大陳巡視。他在職期間去大陳、馬祖、金門各島130次以上，平均每兩周去一次，人稱國防部長的辦公室在金門。他的信條是：

我不能去的地方，怎能派我部下去呢？

俞大維擔任國防部長，堅持任人唯賢；他說：

我用人就不問是否出身黃埔或行伍，只要忠誠能幹又肯幹者，我皆喜歡。

在歷史上，君臣之間肝膽相照、推心置腹如唐太宗與魏徵那樣的典型，極為少見。進入民國時期，蔣介石與手下的文臣武將貌合神離甚至明爭暗鬥者也不在少數。但是，蔣與俞大維的關係卻是個例外。

俞大維自幼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精讀古籍，博覽群書，更重要的是他以效法聖賢為人生目標。他曾向母親詢問曾國藩的做人處世的準則，老夫人說：

文正公一生嚴明治軍，謹慎治事，勤儉治家，恪守民族傳統美德，不近人情的事不做。

於是，「不近人情的事不做」這一條，成為俞大維生平恪守不渝的處事原則，他在《九十隨語》中說：

自幼及長，影響我最深的，是母親經常對我轉述曾文正公的一句話——不近人情的事他不做。我也是如此，不近人情的事，我不做。母親是曾文正公的孫女，這句話由母親說來倍覺平易深遠，我因而終身奉行不輟。

俞大維與蔣介石並無淵源，國難期間他毅然從德國回來為國家效力，從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做到國防部長，在常人眼裡，多半會認為他與蔣介石必然過從甚密，但據俞大維自己說，他與蔣見面機會不少，但談話次數極少。

俞大維感到蔣介石信任、厚待自己，又沒有在他身邊安排親信監視他，或對他有所掣肘，自己沒有後顧之憂，在國外所學的專長有了充分施展的機會，基於這些，俞大維深深感念蔣介石的知遇之恩。

抗戰勝利之後。當時兵工署尚未回遷，俞大維正在重慶侍奉母病，聯軍要求蔣介石速派深曉軍械的俞大維到上海，接收日軍一座重要軍械庫。這事使事母至孝的俞大維陷入兩難，他寫了一份「陳情表」給蔣介石，稱自己「報國之日長，報母之日短」，請求另派他人。

蔣介石不但沒有怪他「抗命」，反而派專機並配備了醫護人員將俞大維母子接到上海。此舉不僅使俞大維能夠到上海履行公務，而且使俞母的病得到及時和最好的醫治，使俞大維得以忠孝兩全。這件事更使俞大維對於蔣感恩懷德，在國府撤離大陸時，毫不猶豫地隨蔣同行。臨走時，周恩來曾通過俞大維的近親極力挽留他，俞大維表示，對於國民政府前途的艱險他很清楚，但若不報蔣先生的知遇之恩，便是「不近人情之事」，而「不近人情之事」他是發誓終生不做的。

俞大維的「報恩」主要是通過恪盡職守、做好工作來體現，並不是掛在嘴上，或者是時時跟隨左右。俞大維晚年曾對人透露：

總統府和國防部同在「介壽館」。他的辦公室與蔣的辦公室有一道暗門相通，可以隨時見面，但是他們兩人誰也沒有用過那扇門，可見他們是互相理解、互相信任的。

蔣介石去世後，每逢忌日或冥辰，俞大維必去慈湖陵園叩首謁陵，風雨無阻。晚年的俞大維行走不便，以輪椅代步，依然每年兩次謁陵叩首，泣下不能自已，常常感動在場的謁陵群眾也隨之跪下。

1977年，俞大維身體大不如前，於1月20日立下遺囑：

余追隨故總統蔣公四十七年，曾任兵工署長、交通部長、國防部長。賴蔣公專純信任，得達成艱巨任務，知遇之感，永志難忘。

余去世以後，遺體火化，不舉行任何弔祭或紀念儀式，亦不得收受親友賻贈，骨灰由長子揚和駕機撒於金門海面，先飛過故總統蔣公之陵寢及故副總統陳公之墓園，以致余最後之敬禮。

立了遺囑十六年之後，俞大維於1993年初皈依佛門，法號「淨維」，當年7月8日辭世，享壽96歲。遺囑將藏書分為兩類，軍事科學書籍捐贈三軍大學，文史哲及自然科學計7000餘冊，捐贈台灣大學。

晚年的俞大維對兩岸關係十分關注。他曾對人表示，希望兩岸和平，不要再起干戈。他說：

凡是打過仗的人都不願意看到戰火重燃，因為戰爭只能帶來災難，對誰都沒有好處。

對於俞大維這番話，不知今天兩岸還有多少人聽得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