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因觀點不同，其後雖多次往來，基本就止於各表本懷，當然，彼此也了解是觀點不同，尊重依然存在。然而，雖說尊重仍在，除了這二首二胡曲，以及後來的《長城隨想》，我就再沒主動深入他的其他作品，自然包括他第一次來台送我的這盤光碟。
而這次，為了歸檔，看何者該留，何者該去，也就好好聽它。
這一聽，多少往事浮上心頭！原來，在美學上，管弦樂的交響與中國音樂的氣韻固是兩端，但真正的作品也不盡然就只在這兩端中絕對互斥，《梁祝》中小提琴模擬胡琴滑音就是個例子，當然，協奏曲比較好處理，問題較大的都在管弦樂曲。
大的問題之一，是彈弦樂的處理。古琴、琵琶這類彈弦樂是中國的首樂，點狀音使中國的行韻、留白可以大量發揮，音色的變化是中國音樂的基底特質，在此，也以彈弦樂為最，而它與管弦樂的實音、連續音以及講究縱向和諧既成對比，反過來就成了現代作曲及樂隊編制上的「必要之惡」。
必要，是因無此就難言中國；之惡，是因有它往往還破壞了和諧。當然，是必要，還是之惡，就在這裡見功夫，以改編古曲知名的彭修文，在《月兒高》等曲中就用自己的方法保留了彈弦樂的一定特色。
但改編畢竟是改編，與作曲終究不同，劉文金就直接面對這樣的挑戰。
而既好好聽，卻就發覺即便在交響化下，劉文金也有自己的堅持與了解，他適度地用了彈弦樂，讓中樂團不只是西方管弦樂的模擬，儘管仍止於片段式的色彩化呈現，卻就區分了你我，有時還出現了點睛之妙。
聽著聽著，心底浮上的感覺也愈來愈濃烈，這是那一代的情懷啊！總要為中國音樂打出一條路來。
這情懷，在那雖已開始政治鬥爭，可對中國未來還抱著無限希望的五○年代，讓更多人實務地參與了人與天爭的建設壯舉，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是這背景下的產物。
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在1957年4月動工，1961年4月投入運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座在黃河中上游段建設的大型水利工程，其目的，正如壩體上的八個大字「黃河安瀾，國泰民安」，是希望藉此水庫之立，能如壩後那被稱為「中流砥柱」的砥柱石般，撐起黃河乃至於新中國建設的一片天。
然而，這人與天爭的工程在蓄水一年半後，淤積泥沙就到達了15.3億噸，遠遠超出預計，它使得潼關到三門峽的河道抬高，渭河成為「懸河」，關中平原的地下水無法排泄，田地出現鹽鹼化甚至沼澤化，儘管中間經過了幾次對水庫定位的修正，將「蓄水攔沙」的運用方式，改為「滯洪排沙」，也在此總結了一些寶貴經驗，但付出的代價卻是巨大的，總體來說，許多人仍認為它是一個失敗的工程。
這項工程，從1950到1953年間因對潼關以上的影響太大曾三度被擱置，後來是在俄國列寧格勒水電設計分院的副總工程師柯洛略夫的意見下決定修建，而他對於淹沒損失大的反駁是：「任何一個壩址……為了調節洪水所必需的庫容，都是用淹沒換來的。」
這種振衰起弊、救亡圖存的思維與行動，從清末民初以來就如此，到了五○年代達到高峰，三門峽水庫正是這種思維行動下的產物，它帶給成長在那個年代的劉文金莫大的希望與觸動，於是就有了《三門峽暢想曲》。
暢想，反映了那年代的浪漫及對未來的想像，暢想，更因此可熔古今中外於一爐，而物質建設上，濃烈卻缺乏客觀理路的暢想，如三門峽水庫般，固容易帶來不可逆轉的結局，但在有天分、有情懷的作曲家身上，這建基傳統又走出傳統的暢想，卻也可留下永久的樂章。
作曲家的暢想因於那時代的氛圍，但也來自特殊的地理。
劉文金是河南人，中原文化以河南為核心，河南原該是讓人驕傲的地方，但後世的華北既生態惡化，人口多的河南，這些年來許多人就只能出外打工，經年難得回家一趟，各地足浴店就多的是河南人，在新疆喀什我問道做足浴的他們回家一趟要多久，沒高鐵時兩天一夜，有高鐵後許多人也還坐不起或捨不得坐，總想多攢些錢回家。而為了生存，也衍生出許多怪現象，有陣子，河南人造假作舊名聞全國，成了最不被信任的人。可以說，要到2021年春晚令人驚豔的《唐宮夜宴》舞蹈，以及端午的《水中飛天》節目，才讓許多人一掃對河南的固化印象。
五○年代的河南，情況更不用說，劉文金雖生於河北唐山，但籍貫是河南安陽，在那時代，籍貫比出生地重要太多太多，劉文金有濃烈的鄉情，所以在中央音樂學院本科期間創作了《豫北敘事曲》，取材曲意都在河南，而當貧瘠的豫西黃土，有了如此一座驚天動地的工程時，劉文金的激動可想而知，年少的他，其暢想也就天馬奔馳。
但暢想是一時的，也可以因作曲家的才情而有一二膾炙人口的作品，真面對民族音樂的未來，許多嘗試卻仍須一步一腳印地走出來，而繼續支撐這一步一腳印的正是那時代的家國情懷。
正因這家國情懷，所以儘管為打出一條路，不得不借鑑西方，但親炙傳統的這代人，卻也知道有些東西是必須堅持的，知道只能在跌跌撞撞中奮力走出自己的路來。
路有寬窄高低，但無論如何，情懷總是濃烈的。這濃烈，表現在作品的試圖磅礡，也表現在他們沉重的身影，那一代人許多是老菸槍，在物資匱乏的時代，菸中的世界正是那家國的承擔。
這承擔，在劉文金，從早年鄉情的《豫北》、意氣的《三門峽》，到中年後的《長城》，擔子愈來愈大，作曲家也不知真能走到哪裡，但走，正是他們的承擔，乃至於宿命。
聽著聽著，更多的往事湧上心頭，對中國音樂，我不是一個復古者，但當年，為了在變動極大的時空中讓相關者反思人文的流失，就更多扮演著傳統捍衛者的角色，可也如此，對劉文金及其同道就少了一些體貼，對照於如今商業化、缺乏議題的音樂界，以及更西方形式的中樂團發展，也就愈令人唏噓。
正因這對比，在劉文金辭世八年後，重聽他的CD，即便裡面沒有熟悉的《三門峽》《豫北》，卻依然另有一番感慨，也更感受到那分情懷、那分努力的可貴，就如此，儘管2007年曾宿於三門峽市，曾對遠在台灣的弟弟林谷珍告知到此，但也沒過去大壩一觀，可這次，遠看三門峽，卻在第一時間就以初會面的心情告訴了太太。
而在傳照的那一刻，我知道，儘管時光消逝，儘管相關的身影與情懷已遠，儘管我的音樂角色已淡，但對劉文金，對那一代人，有些話有機會我還是一定要說的。
而這說，就從這篇文字開始吧！（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