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蒙昧中睜開眼，關心新聞當中的人
內容簡介：
《看見》是央視知名主持人柴靜，從事媒體十年對中國社會的觀察與省思，是柴靜個人成長的記錄，也是中國社會十年變遷的備忘錄。
柴靜以新聞工作者透澈觀察與內省、自然沉靜的筆調，引領讀者思考中國近年面臨的種種社會問題，不論是工業汙染、違法徵地、家庭暴力，或是同性戀議題，在在都考驗著社會的矛盾與衝突。
身為媒體人，柴靜清楚知道自己的出發點，也知道目的地，生活不能糊裡糊塗、隨聲附和，而是要從蒙昧中睜開眼，獨立思考、勇於質疑而不輕言放棄，堅定探索事情背後隱藏的真相。
作者介紹：
柴靜
山西人。十九歲在電台主持《夜色溫柔》節目，二十二歲於湖南衛視主持《新青年》節目，二○○一年擔任央視《東方時空》主持人。
二○○三年發生SARS，柴靜是最早前進疫區的記者之一；同年，她獲選「風雲記者」。
柴靜先後擔任央視《新聞調查》出鏡記者、《面對面》主持人，二○一○年起擔任《看見》節目主持人。
搶先試閱：
第二章 那個溫熱的跳動就是活著
二○○三年四月十七日，到「新聞調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點，我給製片人張潔打了一個電話：「我來報到。」
張潔說：「我們正在開關於非典的會。」
我說：「我想做。」
我已經憋了很長時間。之前幾個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頻繁討論。最初，媒體都勸大家別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樓下賣煎餅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氣，車把上掛著一塑膠袋板藍根，見了我從自行車上一腳踩住，問：「你不是在電視台工作嗎，這事到底怎麼著啊？」我啞口無言。乾著急參與不進去，悶悶地想，將來我要有個孩子，他問我：「媽，非典的時候你幹嘛呢？」我說：「你媽看電視呢。」這話實在說不出口。
掛了張潔電話，手機扔在沙發上，我又拽過來給他發了條短信：「我現在就去好嗎？」沒等他回，我電話打過去：「十分鐘後到。」
一推開門，一屋子人，熱氣騰騰，跟新同事也來不及寒暄，直接問：
「現在到底是個什麼情況？」
「不知道。」
「那怎麼做？」
「去現場。」
這個欄目的口號是「探尋事實真相」。
當天晚上開會還在說要採訪衛生部長張文康、北京市長孟學農，但誰也聯繫不上。大家說，那就去醫院吧。那時候都沒防護意識，也沒有防護服，辦公室姚大姐心疼我們，一人給買了一件夾克，滑溜溜的，大概覺得這樣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黃的。
台裡的辦公區也發現了疑似病例，為防止蔓延，製作和播出區的人員已盡可能減少，寧可重播節目以保安全。正式的選題程序暫時中止，這時候進不進去現場，請示也只能讓上司為難，我們幾個自己商量著來。去跟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人纏：「讓我們進去吧。」
負責人看看錄音杆：「這個毛茸茸的東西不能進。」
「那好，錄音師不進。」
他再看攝像機：「這個沒辦法消毒，也不行。」
「那……攝像也不進。」
所有機器都不能帶。
「那讓我進去，我可以消毒。」我說，「給我別一個麥克，別在衣服裡面。」
「有意義嗎？」
「有。」
我們跟著一位流行病學調查員到了首都醫科大學附屬胸科醫院，穿了他們的防護服。病區不在樓裡，是一排平房。玻璃門緊閉，沒人來開。調查員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門上，用了下勁，很慢地推開，留了一個側身進去的縫。後來主編草姐姐說，進門之前，我回頭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編輯台上一遍遍放慢看過，但我自己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門推開的那一刻，我只記得眼前一黑。背陰的過道很長，像學校的教室長廊，那一涼，像是身子忽然浸在水裡。過道裡有很多扇窗子，全開著，沒有消毒燈，聞不到過氧乙酸的味道，甚至聞不到來蘇水的味兒—看上去開窗通風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門原是深綠色，褪色很厲害，推開時「吱呀」一聲響。一進門就是病床的床尾，一個老人躺在床上，看上去發著高燒，臉上燒得發亮，脖子腫得很粗，臉上的肉都堆了起來，眼睛下面有深紫色的半月形，呼吸的時候有一種奇怪的水聲。
「哪兒人？」調查員問。
「哈爾濱。」很重的東北口音。
「家裡人？」
「老伴。」
「電話？」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說到這兒老人忽然劇烈地咳嗽起來，整個上半身聳動著，痰卡在喉嚨深處呼嚕作響。
我離他一米多遠，想屏住，卻在面罩後面急促地呼吸起來。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貼在我的鼻子上，快吸不上氣來。背後就是門，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感到身體不受控制，腳往後縮，想掉頭就走。
那個三十多歲的調查員，站在床頭一動不動。他個子不高，離老人的臉只有幾十公分，為不妨礙在紙上記錄，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著眼鏡。等老人咳嗽完，他繼續詢問，聲音一點兒波動都沒有。
整整十分鐘，我死死盯著他，才有勇氣在那兒站下去。
離開的時候，我看到另一張病床上的小夥子，脖子上綁著一個痰巾，上面有一些穢跡，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張的靜脈。我們走過的時候，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來看他。他沒有昏迷，眼睛是睜著的，只是什麼表情也沒有。日後，我在很多絕望的人臉上看過同樣的空白。我想跟他說幾句話，調查員舉手制止了。
這時，我才發現直覺裡的詭異之感來自何處—整個病區裡只有三個病人，沒有醫生，沒有護士，沒有鞋底在水泥地上的摩擦聲，沒有儀器轉動的聲音，沒有金屬托盤在什麼地方叮噹作響，這個病區沒有任何聲音。
胸科醫院當時沒有清潔區和污染區。出來後，我們站在門外邊的空地上脫隔離服，連個坐的地方都沒有，只能站著脫。我單腳跳著往下扒拉鞋套，踩在褲子上差點摔倒。抬頭，才發現攝像陳威正拿機器對著我，紅燈亮著，我才想起來得說點兒什麼。邊想邊說我看到的情況，結結巴巴，沒人怪我，包括我臉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佈由五天一次改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長假；北京市確診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日的新聞發佈會後，恐懼「嗡」一聲像馬蜂群一樣散開，叮住了人群。
系統嘎嘎響了幾聲後迅疾啟動，開始對疑似病人大規模隔離。海澱衛生院的女醫生第一次穿隔離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著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幹什麼，拿著空的小紅桶在原地轉來轉去。我問她怎麼了，她嘴裡念叨著：「我小孩才一歲，我小孩才一歲。」
醫生都是跑上車的，我們也只好跟著跑，鏡頭抖得像災難片。「趁著天亮，快！快！」他們喊。
上了車，他們都不說話，手腕一直彎著向後反扣，繫口罩。繫好了，過一會兒，鬆開，再繫，繫得更緊一點。
車開到中國農業大學宿舍樓底下，之前有病人住過這裡，兩個穿墨藍西裝的物業在等著接應，看見一大車全副武裝的人下來都傻了。醫生給他們手裡塞了口罩：「戴上。」他們木然著，以絕對服從的姿態戴上，一人戴兩個藍口罩，壓在一起。其中那個胖子，不知道從哪找了一個白色護士帽戴著，有一種讓人恐懼的滑稽。
病人的房間在二樓，防疫消毒人員上了樓，沒有敲門，先拿噴霧器往門上噴，聲音很大。房裡的人打開門，看見一群通身雪白的人，一聲尖叫，「咣」給關上了。門被叩了幾下，從裡頭瑟縮地打開，噴霧器比人先進去，印花格子被子上，牆上張曼玉的畫像上，粉紅色兔子上……過氧乙酸的霧體漫天飄落下來，掉進桌上熱氣騰騰的方便麵桶裡。
後來我發現，人在那樣的狀況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個女生隔著桌子，茫然地把一張火車票遞給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給我退了麼？」我不知怎麼辦，把票接過來，又放在桌上。
臨走的時候，她們本能地想跟著出來。門緩緩帶上，我看見她們的臉重重地往下扯著，眼看就要哭出來。那個有一歲小孩的醫生又走了進去，安慰她們。我在門口等著她，她出來的時候大概知道我想問她什麼，說：「我也是母親。」
那時候我才能回答陳虻的問題—當一個人關心別人的時候，才會忘記自己。
到七二一醫院的時候，我看到醫生護士衝過來，飛奔著跑向衛生院的消毒車。一個四十多歲、戴金絲眼鏡的男醫生拍著車前蓋，淚流滿面：「政府去哪兒了呀？怎麼沒人管我們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澱區衛生院一個剛畢業的小夥子，他把手放在這個醫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水來。」小夥子把過氧乙酸沿著塑膠桶沿慢慢倒進水裡，打開背上的噴霧器，齒輪低聲悶響，轉動，他說：「讓開一下。」噴嘴處無色的水破碎成細小的霧滴，被氣流吹向遠處。
「以後就這樣用。」他說。旁邊的人點點頭，鎮靜下來。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個人去，我們的鏡頭也不能再跟。
我給他提了一下淡黃色的乳膠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來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著我。我們不知道對方叫什麼，都穿著防護服，只能看到對方的眼睛。
他說：「五一後才是高峰，小心。」
「嗯。」
他孤零零，背著噴霧器拐過一個彎，不見了。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為傳說北京要封城。還有人說，晚上飛機要灑消毒液。北京像一個大鍋，就要蓋上了。人們開始搶購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裡擠來擠去不知買什麼好，找到一箱雞蛋扛回家。
好像「轟」一聲，什麼都塌了，工作停了，學校停了，商店關了，娛樂業關了，整個日常生活被連底抽掉。
我們只能守在急救中心，跟著他們轉運病人。到哪兒去，運到哪兒，都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