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民眾喜歡周美青到什麼地步？她做公益受讚美，當然不消說。但就連一些常人做來不討好的事，周美青自然流露，民眾也都欣然理解，甚至主動護衛她。她對沒興趣的事多面無表情，連敷衍一下的「社交禮節」都不顧；她與馬英九的互動，與社會期待做妻子的「溫柔賢淑」相差甚遠；她連續兩年國慶大典穿同套衣服，一般中產階級的女士多半不會這麼做，但設計師稍微批評一下，立刻招來大眾急著為她辯解。如此我行我素，仍受到社會如此支持，堪稱「周美青現象」！

拿吳淑珍和周美青比，是太廉價且陳舊的比喻，連提都不必再提。有意思的是，不分藍綠，對周美青的評價比對馬英九還高。藍營選情告急處，不問馬英九，卻說「周美青怎麼還不來」。相當程度上，周美青的特立獨行，是和馬英九的「萬般求全」對照之下，更顯得可貴。周美青凡事自有主張，不為外界所動，馬英九卻被譏為「道歉總統」，難怪不少對馬有意見的人說寧可選周美青。

當然，拿周美青和馬英九比，不盡公平。周美青只要「做自己」，馬英九卻沒有這種自由，各種委屈只能往「總統」的肚子裡吞。但「周美青現象」說明，就算民意多變，但選民還是看重一個人「為所當為」的那種氣質底蘊。

回顧年初，我國為了和大陸爭奪十幾名詐欺犯，在「主權」和「國格」的高調下，與菲律賓鬧出一場難堪的外交風波；後來和中共交涉數月，才將一干遭遣送大陸人犯全數接回。對比今天的結局，爭得面紅耳赤的管轄權風波，似乎只是追求台灣司法對罪犯輕縱而已，這樣的「司法主權」給社會留下何種觀感？

台灣詐欺犯行徑囂張惡劣，是國內外皆知的事實；而台灣司法寬縱詐欺犯，則是詐欺集團無人不曉的「常識」。正因如此，政府不惜用外交爭議來換取大批詐欺犯的輕縱，恐怕只留下「價值錯亂」的印象。當時，若不是在野黨將此事上綱成國格問題，兩岸可能有機會在合作「打擊犯罪」上取得更多進展，讓詐欺犯懾於大陸的嚴刑重罰，而知所收斂。但由於意識形態作祟，台灣陷入主權的口水爭議，結果卻得到了國民情感上難以接受的司法表現，讓人扼腕。

我們必須嚴肅面對的是，司法應當如何與時俱進以維護社會正義的問題。詐欺犯雖非使用暴力，卻以詐術騙得對方的畢生積蓄，使受害者灰心喪志甚至家破人亡；如此，對人們的身心戕害能說不嚴重嗎？以這次破獲的詐欺集團為例，不僅是集團犯罪，許多人更是前科累累的慣犯；雖然受害者多為大陸民眾，但金額高達數億。法官若因無法訊問被害人，即輕率對嫌犯網開一面，這體現的又是什麼樣狹隘且荒謬的正義呢？

與嚴刑峻罰的大陸比較，台灣法治相對健全，對人權的保護也更周密。然而，近年台灣不少法官在審判中體現的錯亂價值，卻一再讓人覺得荒謬與倒退，已成了扭曲社會公義、阻滯社會進步的因素。在中國大陸，只要詐騙之不法所得超過廿萬人民幣，就屬十年以上重罪，甚至可高達無期徒刑；其實，在台灣詐欺亦可判至五年徒刑，但法官卻選擇了緩刑或易科罰金。難怪連詐欺集團內的大陸公民都想冒充台灣人，希望來台受審，因為兩岸司法天平太過傾斜、太不成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正當台灣詐欺犯全獲輕判之際，大陸傳出數名台商子弟在昆山犯下搶劫罪而遭求處十年重刑的消息，令人震驚。這些台商子弟都還是在校學生，卻在周末出外遊樂時持刀行搶路人，得款不過數百人民幣，卻因連續犯罪被當成重案辦理。這些台生集體行搶，看來並非缺錢，而不過是缺乏法治觀念；或者平日仗恃著「台生」的身分，自以為高當地居民一等，因而在酒後為了「好玩」向路人「要錢」。若在台灣，學生犯了類似的罪行，或許不致送進監牢；但在大陸，就算台生特別受到禮遇，因其中三人已滿十八歲，和解後仍遭公訴重判。

從詐騙了數億元的罪犯在台僅受輕判，對比台商子弟輕率行搶而遭大陸司法機關重懲，凸顯的不僅是兩岸司法體制的巨大傾斜，也是兩岸人民對法治認知的巨大差異。這樣的差異，應當透過交流互相截長補短，找尋自己社會最佳的平衡點，而不是利用身分把司法變成罪犯的避風港，或用政治來迴避、扭曲真實的社會問題。

歐洲的整合從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產業（鋼鐵）合作開始，並先後走上「一個市場」及「一種貨幣」；現在，在一種貨幣的進程上遭遇了挫折，從大歷史的角度來理解，可視之為歐盟（或「歐洲共和國」）在最終完成全面整合前不能完全避免的一些陣痛。

歐盟的未來，只有兩種可能或選擇，一是通過不了考驗，從希臘開始，一個又一個的歐元區成員離開歐元區，最終歐元區甚至歐盟走向崩解，儘管歐元之父孟岱爾（Robert Mundell）認為不致有骨牌效應；另一種，從這次危機中，充分認知到「半吊子」整合難以成功的教訓，痛定思痛，下定決心，從「一個市場」及「一種貨幣」繼續前行，走向「一個財政」，最終走向「一部憲章」，完成徹底的全面整合。這是歐盟今後的唯一出路，孟岱爾呼籲成立中央機構，應是類似的想法。

這裡可以略談一下國家的分合之道。理論上，一個國家的規模大小取決於三種邏輯的相互調適與運作：經濟、社會及政治。就經濟邏輯言，講究的是規模經濟，規模（市場）愈大，愈有整合效益；與此相反的，就社會邏輯言，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社群，都有各自的獨立性、分殊性。通俗地說，經濟的邏輯是「求同」，社會的邏輯則是「存異」，求同是愈大愈好，存異則是愈小愈佳。但國家規模只有一個，因而在大、小之間，在經濟邏輯與社會邏輯之間，就需要一個政治邏輯來調和，這即是任何一個政治實體如國家的框架設計。

全球有近200個國家，規模大小不一，整合與分殊的挑戰也不盡相同。小國更多的挑戰在追求經濟更大規模的整合，大國更多的挑戰則在於妥善調和內部社會的矛盾。由於經濟規模沒有止境，以全球化為極限；但全球一體化雖有WTO做為一個基本框架，但許多實質內容的一體化面臨諸多阻力，如多哈回合談判，因而區域化及各種雙邊、多邊自由貿易區的建構成了次佳選擇，歐盟即是迄今為止最佳典範之一。

參與歐盟的成員國第一步先交出了關稅權（一個市場），接著陸續有17國交出了貨幣權（一種貨幣），原本以為夠了，但歐債危機顯示，恐怕還須再交出財政權（一個財政），甚至更須依賴一部憲法，把「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做更合理明確的釐定。這即是擺在歐盟面前唯一的選擇：前進。不前進，就只能後退。

全球化對全球每一個國家都是一門跨世紀的大考題。歐盟的前兩科考過了，現在第三科碰到了難題。表面看來，過去幾十年，美國與中國大陸是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美國吸納了全球的人才與資本，中國攫取了全球製造業的大市場，但更多的考驗恐怕還在後頭，部分甚至已經出現，例如美國正面臨就業機會的大量流失：製造業流往了中國，服務業流向了印度。

歐盟、美國如此，中國大陸又何能例外。1979年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是大陸邁入全球化的第一步，但市場經濟需要的社會體制改革及政治體制改革卻明顯滯後；另一方面，在大中華的範圍內，大陸與香港及澳門之間的APEC，以及兩岸之間的ECFA，可視為兩岸四地產業合作與市場一體化的第一步，如何往這個「一個市場」的方向邁進，甚而推展其他經濟整合步驟，顯然是區域內各方的重大考驗。

中小學生抽菸人口越來越多，防制菸害當然要從小做起。家長和學校老師要求學生為健康而不要抽菸，那為什麼大人可以抽菸？換言之，只要大人有抽菸的行為存在，要勸阻中小學生不抽菸，就格外困難。那麼，家長和學校的老師，除了口頭說教之外，還必須以身教拒絕菸害，才能說服子女和學生不抽菸。

學校的校長是一校之長，要帶領學校老師教育學生，也要在第一線勸導學生建立生活規範，包括不抽菸，身教自然更為重要。如果自己也抽菸，很難說服學生拒絕菸害，除非用上權威和懲罰手段，但這絕無法使學生口服心服。如果「大人才可以抽菸」的規則流通，則成為成人權威的標誌，也會造成表裡不一的負面教育效果。

這是教育工作者身教之必要，也可見老師的專業倫理要比法律更嚴格，要做到比「不違法」更高一點的道德標準。當然，有人說，校長抽菸是個人私領域行為，只要不在校園裡抽菸，不違反菸害防制法即可，此說是目前社會上流行的論調。但學校教育不是該比執行菸害防制法的基本規定更多做一點嗎？

這樣的不安來自科技業，代工接單一旦押錯寶，所謂的科技新貴立刻成了「限時打包」的失業者；這樣的憤怒來自於藝文界，慘澹經營的劇場工作者，對於「兩億夢想家」的相對剝奪感。更大的憤怒來自於新的金融風暴、所得分配差距日益擴大、青年失業高達百分之廿…，種種衝擊反映出「執政黨執政無能化」，全世界的執政者都成了人民公敵，拿著米酒瓶四處晃盪的馬英九當然成了眾矢之的。

選戰如導向內政決勝，機巧的宋楚瑜當然看出其中空間。因此，「老管家」繼續叨絮「宋省長美好時光」，過往政績如數家珍，眾人聽得昏昏欲睡他卻不厭其煩。其實宋楚瑜的問題只有一個：認為他會當選的人太少，他應先拚看好度，才會有支持度。

對於蔡英文而言，她應該充分理解到「小豬熱潮」的動力，來自於社會相對剝奪感的憤怒及無力感。年輕人大學畢業就背負學貸的壓力，社會給予的機會太少，夢想逐漸破滅。朝不保夕的工作機會，中產階級很快就淪為新貧族。農村依然貧窮、工廠仍舊壓迫，壓榨著黝黑乾癟的農工階級，陷入階級無法流動的永劫回歸。

那些硬塞給小英三百、五百元的熱切，那飼養小豬的卑微期待，蔡英文該做的不只是感謝、不應窄化為人氣、更不能導向政黨勝負。她必須以簡單清晰的語言、明確的方案來回應選民期待。蔡英文必須對人民承諾：我了解你們的痛苦，我也願意吸納你們的痛苦，並且，我會解決這些痛苦。

出身非原罪，人民是要感同身受。

選戰最後兩個月，必須讓選民真實感受到蔡英文有能力解決問題，無論是來自於令人信服的團隊，或者是苦行僧似的台一線體驗徹悟。否則，選民熱切的期待將轉趨為猶疑。

對處於破產邊緣的人而言，如果銀行宣布把他的債務減半，他大概會上街大肆慶祝一番。但銀行還要求賤賣他的家產，降低薪水、延長工作時數、延長退休年齡、縮減退休金、健保和其他福利、多繳稅…他可能反而要到銀行前面抗議了！

希臘人此刻正處於這樣的矛盾之中。加入歐元區之後，大多數人享受了好幾年舒服的好光景，也因此，民調顯示七成民眾支持留在歐元區。但對於德法兩國主導的紓困撙節方案，包括債務減半以及減薪加稅，卻也有六成民眾反對。

希臘人必須集體面對這個困難的決定：一方面，他們可以支持留在歐元區，但接受歐盟的紓困撙節方案；或者另一方面，他們可以拒絕方案，並離開歐元區。這是攸關未來幾年甚至幾十年生活方式的選擇，留著民主血液的希臘人，必須共同論辯這兩個選項的得與失。一旦共識達成，民主素養的基因要求他們遵守共同的決議。

然而，金融市場最厭惡不確定性。當希臘總理巴本德里歐拋出公投議題時，股市、債市和匯市的反應激烈。喪失威信的德法領導人不悅，國際貨幣基金也威脅將暫時停止為希臘提供資金。

輸了錢的金融市場，丟了臉的政治領袖聯手，將巴本德里歐刻畫為瘋子。人們忽略了，在紓困方案不得人心，在國會又缺乏支持的情況下，總理必須慎思，自己是否有權利代替人民做如此重大的決定？

因此，拋出公投議題不是推卸責任，而是召喚共識的妙招。果不其然，在國內外壓力下，反對黨緊急聲明宣布支持歐盟紓困案。巴本德里歐也順水推舟打消公投提議，並且在稍後的國會信任投票中過關。

然而，黨派對立嚴重的希臘政局，人們要能心平氣和面對危機並不容易。巴本德里歐放棄總理，或有助緩和國際壓力，穩定國內反對情緒，避免更大政治危機。

在外界看來是場鬧劇的公投提議，其實為希臘朝野及人民提供了公共討論平台。

公投也許取消，但沒有公投，並不代表人民不能達成民主決議。聯合政府誕生後，希臘哲人的後代也許會以創意方式，讓精彩的辯論出現在國會及其他民主平台，留下像希臘三哲一樣偉大的見解與言論，也讓全世界屏息以待的人們刮目相看！

教育的價值，在提供全人教育環境，讓學生奠定身心健全的發展基礎。菸是國人頭號殺手，菸是入門毒品，法令規定，未滿十八歲者不得抽菸，但是三分之二的吸菸者，是在國中高中十八歲以前就產生的，是在他們身心發育尚未完成時，由好玩模仿而成癮的。等到他們成人時，後悔已來不及了，因為不是想戒就可戒，是一輩子無法自拔。

然而，吸菸者常會低估吸菸的危害，對於吸菸行為常有較高的寬容，而對於禁菸較不支持，甚至加以反對。花蓮縣希望遴選出最有能力和決心、提供全人教育的校長，其他人應給予支持！

校長是學生的偶像。研究顯示：影響高中職學生吸菸最大的原因，除了父親吸菸外，就是學校老師吸菸。反過來說，要讓學生吸菸，最簡單的方法就是請校長帶頭吸菸。

對一個青少年最困惑的是，大人可以吸，我為什麼不可吸？何況校長吸菸，表示不但吸菸沒什麼大不了的，反而要當一個領導者，似乎吸菸是必備的「反社會」的酷像。

我們有吸菸的自由，但校長不是一般人，他是模仿的對象，我們不希望子女在沒有獨立判斷能力之前，被吸菸的校長無辜拖下水，戕害了他們的健康而英年早逝。

孟儒／教（台北市）

政府推動「無菸害校園」已有一段時日，但學校仍不時看到工友、老師、行政主管躲到隱密角落抽菸。學校對抽菸的學生有校規可以規範，但學生又怎麼看待這些大人的行徑？真的很慚愧也蠻丟臉的！

香菸又不是毒品、吸菸也非法律明訂的違法行為，教育部本就沒有資格僅憑是否吸菸就限制擔任校長的權利，況且教育部要如何認定有無吸菸呢？教育部憑什麼用私領域的行為來規範公領域的事？

教育部表示癮君子校長沒立場勸學生別吸菸，但教育部是不是要再規定主任不能吸菸？那接下來組長、老師呢？

教育部應當把重心放在教育的品質與方向上，而非在枝微末節的小事上打轉；吸不吸菸的事，請衛生署來管就好。

陳雅雯／大學生（高雄市）

政府連民眾抽菸也要管？學校禁菸的規範，其實就足以限制教師或校長在校園內抽菸，但誰能保證學生在其他地方不會受到其他人抽菸行為影響，學生父母或親友對於學生的影響不是更甚於學校校長？

教育部應該做的是加強抽菸對於健康有害等相關宣導，教育學生以正確的態度向菸說不，否則即使能限制校長，但還有千萬個抽菸的人啊。

劉彥甫／大學生（新竹市）

教育部希望校長不抽菸，是希望校長在學生面前維持形象。雖沒強制力，但配套措施未確切說明，一紙行政命令就冀望地方配合，相當草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