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應因涉案對象的身分不同，而給予差別待遇，這是法治社會的基本精神。因此，法務部門認為此事沒有模糊空間，是正確的態度。何況，教授為高等學府作育人才，理應以身教、言教為之師；若在操守上輕易為微利所誘，如何配為人師？若對程序正義毫無堅持，又如何讓人相信其科學研究結果為真？

教育部門汲汲為涉案教授說項，倒未必全然出於「護航」之私；而是自知政府報銷制度有太多僵固設計，導致許多人必須在其間鑽尋縫隙而跌入制度陷阱。這點，其實只要追蹤公款最後是「流入私囊」或「維持公用」，即不難查明誰是存心貪汙，誰是制度羔羊。檢察官應明白其間差異，不致一體量刑。

令人扼腕的是，被起訴的教授之不法所得，僅兩萬餘到七十多萬不等。如此區區之數，竟有教授甘和廠商勾結，向校方虛報帳目，甚至將業者提供的「預放款」小惠納入自己口袋。這麼不自重的人，能因其「教授」頭銜就輕縱嗎？

這一波日圓貶勢源自於去年十一月日本決定國會改選，聲勢看好的自民黨主席安倍晉三主張，應以無限制的貨幣寬鬆政策、擴大公共支出振興經濟，立時啟動市場預期心理，日圓匯率自此未再見「七」字頭；安倍獲得壓倒性勝利後，更以直白的言論使市場相信，他是「玩真的」，因而日圓匯率貶得更快，一個月不到就貶了百分之七。現今的日圓匯率，已貶到八五至九○的關鍵區間，這是安倍在正式就任首相前暗示他所期望的匯價水準，當時他說，如果美元突破八五日圓，日本企業才有能力繳稅；一美元兌九○日圓左右時，才能保證出口商盈利。因此，接下來的日圓走勢極為重要，究竟是暫時止步於九○，還是貶向三位數，將會引發截然不同的效應。

如果日圓匯率能暫時以九○為滿足點，基本上即尚屬可控，因為在市場眼裡，日圓過去三年的強勢升值相對於日本經濟表現，確已高估，這波貶值可視為對強勢日圓的「修正」，並非刻意壓低本幣的貶值競賽，因而主要國家尚未對日圓近期貶勢說三道四。但是，日圓貶值預期若愈演愈烈，在先賣先贏的心理驅使下，日圓可能加速貶值，情況一旦失控，將至少引起兩大連鎖反應，一是日本物價上漲、利率走高，過去以超低利率保護的超高國家債務難以為繼，進而引爆財政危機；二是主要國家為保護自家出口而相繼推低本國貨幣，各國貿易摩擦加劇，貨幣大戰再起，全球金融情勢陷入新的動盪。因此，不只其他國家不希望日圓失速急貶、超貶，日本安倍內閣也了解日圓匯率不是愈低愈好。

對台灣而言，由於台日貿易、投資、產業合作、人員往來之間的互動密切，日圓貶值的影響，更在前述財政危機、貨幣戰爭之外，又多了一層的考量。短期來說，這波日圓急貶而新台幣對美元小升，日圓對新台幣貶幅更大，赴日旅遊變便宜了，民眾一定有「賺到了」的感覺；但長期而言，每年近一百廿萬人次的日本旅客，是台灣第二大觀光客來源，會否因日圓貶值、海外購買力下降而影響來台意願，也需要謹慎觀察。

在貿易面，純就台日雙邊貿易而言，日本是台灣第一大進口國，也是台灣最大貿易逆差國，去年初估約為二百七十億美元，從貿易總帳來看，日圓貶值，代表同樣產品、服務或技術的價格變低了，台灣可以買更多或省很大，自屬有利。值得注意的是，台灣近年在日圓升值及品質升級下，拓展日本市場頗有斬獲，去年在整體出口衰退下，對日本出口卻可望寫下新高，因而日圓貶值對台灣帶來的貿易紅利將不如過去。

從台灣總體貿易而言，日圓貶值提升了日本的出口競爭力，不免將擠壓到台灣的出口競爭空間，除了過去因日圓升值而轉向台灣的訂單，可能流向日本，甚至也可能侵蝕到原屬台灣的訂單。儘管台日產業供應鏈的互補性大於競爭性，匯率升貶帶來的直接競爭壓力不若韓國，但若日圓持續貶值，日本就可能收回對台灣的下單而自己生產。

更深遠的影響在投資及產業合作層面，在強勢日圓時代，日本企業考量成本與分散風險而積極向外發展，台灣亦因產業聚落及兩岸關係兩大優勢而成為首選；如今情勢改變，壓低的日圓加重了日企對外投資的成本，雖不致使日企投資立即縮手，但將會使日企的海外布局更斤斤計較，台灣想要擴大引進日本資金與技術，恐怕需要多點耐心、拿出更多的本事。

國營事業向被視為鐵飯碗，員工待遇佳，又毋須面對失業壓力，但礙於是公營事業，早年只有最高2個月的年終考成獎金。因為當年台灣經常出現2位數經濟成長，民營企業年終獎金動輒十幾個月，故政府自78年後新增最高2.6個月績效獎金，從而國營事業員工最高可領合計4.6個月的考成及績效獎金。

惟時移境遷，近年國內經濟景氣低迷，民國97年至101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僅2.98%，失業率則高達4.77%，民營企業年終獎金大幅縮水，據人力銀行調查，去年企業平圴年終獎金為1.1個月，創近年新低。在這種環境下，國營事業連年虧損，卻還領高額獎金，如中油公司100年估計員工每人最高可領4.6個月、平均32.66萬元年終獎金，台電公司即使考成乙等，估計員工每人最高仍可領3.45個月、平均25.9萬元年終獎金。民間薪資不進反退，年終縮水，中油、台電員工平均薪資約為民間2倍，加上高額年終獎金，平均年薪逾百萬元，這種「好康」如何能讓苦哈哈的升斗小民心平氣和呢？

所以，改革國營事業年終獎金制度已刻不容緩，施顏祥部長即表示，經濟部所屬國營事業績效獎金規劃將與經濟成長率、失業率及家戶所得成長率連動。施部長的表態，無疑是顧慮到國內經濟大環境改變及社會觀感，從共體時艱角度的改革方向。國營事業年終獎金上限如可依據總體經濟指標變化作適度調整，應有助紓緩民怨，但國營事業績效才是外界詬病的焦點，年終獎金制度改革必須和個別事業的經營績效實質、緊密掛鉤，才是重點。

以中油、台電為例，經濟部認為兩公司虧損主要是政策因素影響，即油電價不能反映市場價格，如中油因100年虧損387億元，若扣除油價減半調整等政策性負擔748億元，還原後還賺361億元，所以，核予最高2.6個月績效獎金。而台電虧損433億元，若扣除電價未反映成本及負擔公用路燈、學校、離島等優惠電價的政策性負擔837億元，還原後賺404億元，毋怪乎台電員工對被考核乙等憤憤不平。

但從民間企業經營及人民的觀點，中油及台電是寡占及獨占事業，具有可觀的壟斷利益，績效考核當然也須設算該等非經努力即可享有的壟斷利潤，不能視為理所當然的經營績效。外界對中油、台電極為龐大金額的採購黑箱作業一直詬病連連；兩公司的各種成本設算從未公開透明，難以評估其正確性。台電嚴重虧損，卻慷人民之慨高價向民營電廠購電，被揭發後迄今未見有效改善；台電核四廠不斷追加預算，安全又備受社會質疑；種種經營缺失，卻未見納入經營績效考核。這若是在民營事業，實為不可思議之事。

國科會對大學教授的研究經費補助，在申報程序和科目方面可謂「錙銖必較」，申請人的核報經費開支向來是瑣碎麻煩的工作。現今爆發出來的假發票事件，難道僅是少數個案？還是存在著行之成默契的特定結構問題？此一困擾近年來逐漸浮出，教授涉案的前例引起極大的警惕，教育主管單位亦一再提醒規範問題。但檢方繼續大動作，凸顯查不勝查，不但造成學界紛擾，即便司法、檢調的說詞亦受到學界「辯駁」。也因為這現象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起訴或審案時，往往出現司法界同情與否的心證空間。換言之，司法的一致性標準亦受挑戰，公平性更加令人不服。

從目前披露的情況發展來看，多位教授的虛報金額不大，多半在數萬、數十萬之間。論「貪汙所得」會不會太沉重了些？仔細分析，多半也是因核報的規定太過細瑣，導致非要尋求「不實發票」，以致於出現細目難以吻合的結果。至於多起案例出現研究器材「高報價，低買價」，差價變成「預放款」，留在器材公司待日後續用，可能也和報帳的期限有關，事發後有人辯稱早已成學界的常態。類似這種情節，這些「預放款」最後到底是公款公用，抑或私人花費，才應是調查證據的重點。

劉廣定／台大名譽教授（台北市）

近日報載檢察官又因研究經費報銷不實，起訴了一些教授和研究人員，卻不料中研院、國科會、教育部與幾位相關的大學校長，出言袒護。甚至用了「影響攬才」、「留不住人才」、「研究士氣受挫」、「國際輿論誤會」等重話，筆者甚不以為然。願支持檢察總長「沒有模糊空間」之態度。

學術研究的重要原則包括：講求誠實道德，遵守規則約定。這也是大學教授應有的態度。做不到，有失師表身分，也算不了「學術人才」，其研究成果價值且可懷疑。就研究經費來說，據說「於國外只須提出說明就能變更項目，國內需要三至五個月才有結果」，筆者不知「國外」都是如此方便？但台灣多年來皆是這樣「慢」，難道這不是主管機構如國科會等的責任嗎？

再者，也許現在的經費核定有浮濫之虞，才會造成有「年度用不完的經費暫時存留在廠商那裡」的怪現象！筆者在退休之前，曾申請過三十三次國科會的研究計畫，幾乎每年經費都不夠用，自己掏腰包墊付缺額是常有的事。偶有研究生中途休學，剩下來的人事費也須繳回，不得留用。真是不堪回首啊！

溫順德／高中主任（台中市）

多位教授不實核銷經費遭起訴，學界不知自我反省，卻指責制度殺人；教育部長不帶頭自清，還為涉案學者說項，戕害司法公平正義，豈不更令人痛心？

大學是最高學術殿堂，教授備受社會尊崇，理應有最高道德標準。儘管會計制度僵化，也該謹守法律規範。民國一百年，新北市爆發營養午餐弊案，數十位小學校長收受回扣，其中雖不乏中飽私囊者，不少人卻是不懂法律，也將公帑用於公務，但都難逃法律制裁。當時教育部噤若寒蟬，只說尊重司法判決。而今爆發教授不實核銷案件，教育部竟為其護航，認為是無心之過，要求司法從寬處理，豈不是兩套標準，涉案校長又作何感想？

蔡政雄／退休公務員（基隆市）

國科會研究費案，教育部表示：盼給教授們機會；國科會說：擔心影響旅外人才回台服務意願：司法院則表示：沒有模糊空間。

鑒諸社會發生的工程弊案等，評選教授與主辦或投標單位勾結，藉機謀取不法利益者屢見不鮮，教授們的操守人格，已經無法以其身分，可以獲得人民的特別信任，而是與常人無異了。

教育部未能嚴正呼籲，要求學界自清；國科會似有挾外自重的意涵，皆令人遺憾。邇來社會諸多不公不義事件，紛紛被提出批評檢討；「不法」自當更應禁絕，方能導正社會歪風。

蔣理／教師（台北市）

多位教授因持不實發票核銷研究費遭起訴，但呈現在大眾面前的不見反省、愧疚，而多的是聲援、喊冤，這是高等知識分子應有的表率與風骨嗎？

會計制度裡的各項科子目，本就具備稽核防弊的設計。縱有不少專案在研究過程中，因突發狀況而逾越計畫範圍，也應循正式管道向撥款機關說明實情並請給予解決方法；在合理情況下，科子目是可以經由一定程序變更的。可惜全都捨此不由，以權變手段去規避法律所不允許之事。各式聲援似都將錯誤指向「歷史共業」，循此邏輯推論，似乎在他們還是學生時，就跟著老師這麼做了？

假設法律因為教授們的社會地位、學術資產和聽起來理直氣壯的「冤聲載道」而網開一面，令人擔心的是法律公平正義何時才不再受人質疑？

旅客到達台灣，需要食、住、行、交通、購物等服務，也就是能帶動交通運輸、餐飲、百貨、旅館等行業的發展。民國一百年的六○八萬來台旅客到一○一年的七三一萬旅客，住宿需求至少增加百分之十二。觀光外匯總收入絕對比一百年的六三六三億元增加很多。

台灣發展史上，從未有如此龐大數量的外來觀光客，此對台灣的軟實力增強、觀光收益成長、國民與外界的互動，都具有正面價值，值得全體台灣人民珍惜。台灣的觀光不單靠美景、美食，也靠「美德」，吸引觀光客一訪再訪寶島，成為永續經營之道。台灣的觀光旅遊環境，將更重視旅遊安全、環境衛生，讓台灣真正邁向觀光大國。

除了對中國大陸旅遊推展外，交通部觀光局每年積極出國行銷參展，造就世界來台旅客不斷增加。台灣之美，需長期系統性的曝光，才會帶來源源不斷的活水，不但觀光產業受益，整個台灣都將更國際化。

政府與觀光產業應共商總量管制與分流工作，也建議地方政府加強遊憩區系統規劃，打造新景點，使景區不因過度擁擠產生安全疑慮。提升旅遊品質與亮點，保障旅客安全。

這些表面貼心的提醒，其實反映了上述政府機關的懶惰與不負責任。

不論如何提醒，我們可以預期，總會有人不清楚而發生錯誤。既然知道車牌重號非常可能為十幾萬車主製造問題，與其提醒十幾萬車主小心，為何不從源頭主管機關消除問題？

在這凡事電腦列管的時代，公路總局當然知道哪些號碼會重號，在舊車牌報廢之前，只要暫時不使用重複號碼，就不會發生錯誤，也就不需公路總局提醒車主，超商也不需要修改軟體，不是嗎？

將重號列管暫時不用，頂多只需要公路總局一個電腦技術員半小時的工作。停車管理處寫個公文向公路總局反映問題，建議改善，頂多也只需半小時。這般從源頭消除問題的省力有效工作不為之，卻要求幾家超商修改軟體，將工作轉嫁給超商。狀似認真的呼籲車主小心，卻可以預期很多人會因繳費錯誤而來回奔波。這樣的主管機關有在使用大腦嗎？真的用心為民服務了嗎？答案顯然是沒有。他們不是用心服務，只是用心推卸責任。不喜歡動腦，只想到表演。

這般懶惰不用大腦的公務員，是在為人民製造問題。而這在各機關比比皆是。

例如，車輛超過一定年數，年年必須檢驗。許多車主在保養廠定期保養之餘，還得浪費時間另外去驗車。人人駕車的美國從不要求舊車必須檢驗，事故並未更多。即使不信任台灣車主，為何不讓合格保養廠與監理處連線，利用定期保養時一併處理？

又例如，學校教務處年年要求各系所填報師生資料。而這些資料都是學校電腦系統裡現成的。教務處職員不願意一個人費點腦力下載整理資料，卻年年反覆要求幾十個系所做同樣的工作，浪費幾十倍的時間，最後自己還是要做總整理的工作，並沒有省事省時。而且參與的人愈多，程序愈多重，發生錯誤的機率也就愈大。這是典型的因為一個人的懶惰而為幾十個人製造無謂的負擔，以及製造錯誤機會。

信徒們冒著寒風想為家人祈福的一點小心願，卻得付出日以繼夜的接力排隊，筆者相信神明心裡也不捨。點光明燈、安太歲的目的，除了欲藉由諸佛菩薩的加持、消除業障外，其實最重要的涵義則是提醒自己，並省思過去一年來種種錯誤的行為。

相對的，若一再執迷不悟而不改變錯誤，那麼就算點更多的燈或多大多小的燈，都是無法消災解厄、祈福轉運，當然就更別奢望神明的加持、賜福。

點光明燈是國人的宗教文化，民眾總想祈求擺脫過去的厄運，期望好運的降臨，姑且不論是否有用，這就是一種安心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