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談場外。這場原以為由社運團體主導的「萬鞋威攻」抗議活動，最後還是被台獨團體篡奪。當日，台獨人士站在前排，擎起台灣國的旗幟、戴著台獨標誌的帽子，全場強力主導擲鞋和丟尿瓶的行動。社運團體近年來「拒絕政治介入」的努力，遂在這場重頭戲中被台獨一舉破功。一位失望的抗議者說：「老鼠屎，使守秩序的人在電視機前成了不理性的暴民！」

台獨是要完全顛覆否定這個國家，因此，如果被台獨纏上，任何不想毀滅國家而只想訴求改革的社運，就會陷於有理說不清的困境。台獨人士或許自認為是聲援社運，但台獨來插花卻被真正的社運團體視為老鼠屎。在抗議場合，只要發現「又是台獨」，一切訴求就失焦模糊了。

再談場內。吳伯雄淚灑會場，他說「慈悲沒有敵人，智慧不起煩惱」；此句正是聖嚴法師贈給陳水扁的偈語，一度掛在阿扁總統的辦公室裡。

陳水扁是以「外面」為敵人，曾要他的「敵人」去跳「沒有蓋子的太平洋」。馬總統的「敵人」卻始終在「內部」。以此次「馬王之爭」來說，馬英九的最大錯誤，即在未能對涉及司法關說的王金平「慈悲」，也沒有與王金平的支持者「和稀泥」的「智慧」。一路走來，自油電雙漲、證所稅、美牛案、核四、服貿等等，馬英九的主要「敵人」與「煩惱」皆在立法院內及蕭牆之內。吳伯雄的說法，究竟是勸馬勿與王金平等為敵？還是勸王金平等勿以馬為敵？

這場十九全，場外社運被台獨打敗，場內馬英九被王金平打敗。

討論張懸國旗事件，必須把「個人層次」和「政治層次」的問題切開來看，才比較容易清楚。從個人層次看，張懸在演唱會上展示國旗，讓在場大陸學生感到不快，認為她踰越歌手分際；台灣文化界有些人也認為，張懸政治敏感度不足，才會引發這場誤會。然而，張懸並非主動攜旗前去張揚，而是看到台下觀眾持旗而自然回應，這樣的即興演出，顯示她確實是比較不拘泥傳統的歌手。何況，演唱地點在英國，台下有不同國籍的觀眾，在這樣的國際活動場合，片面把張懸示旗之舉解釋為「宣揚台獨」，恐怕才是太過政治化、太過敏感。

再談政治層次的問題。在大陸學生眼中，看見中華民國國旗就認為是「台獨」，這是中共長年政治教育與對台灣外交打壓的必然結果，反映了一種刻板思維，並不令人意外。但大陸學生無法想像的是，在台灣內部的統獨論辯中，認同這面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的人才會被稱為「統派」，不認同這面旗的人則自認是「獨派」；如果大陸青年──包括網路上加入論戰的形形色色人把張懸稱為「台獨旗手」，將她當成獨派分子，那麼全台灣民眾恐怕都是此一定義下的分離主義者。

這樣的弔詭與錯置，不僅大陸年輕的一代難以理解，年長的一輩也未必能知其堂奧。原因在，兩岸長期的僵化教條和認知藩籬，一直來不及隨著現實變化及交流進展而修正或拆除。例如，早年大陸來台訪客被嚴格要求須遠遠避開青天白日旗，而如今大批陸客在台灣競相與國旗或站崗國軍合影；然則，兩會互設辦事處談判卻仍為互掛旗幟問題相持不下。正因如此，大陸「九○後」仍有冷戰年代的殘存思維，看到中華民國旗即大喊「不談政治」；反觀台灣新世代亦然，在綠營「本土化」教條的洗滌下，許多人始終不願正面看待中國的崛起，乃至對赴大陸旅遊參訪抱著消極態度。

簡單地說，兩岸不論是敵對或交流，「中華民國」的國號和國旗，正是把兩岸政治和歷史淵源連成一氣的臍帶；否定這個臍帶，就不啻斬斷了兩邊的關係。大陸年輕一代不認識激進台獨運動者使用的「八菊旗」或「台灣國」綠旗，倒也無法苛求；然而，若是一見青天白日旗就像遇到毒蛇猛獸，避之唯恐不及，那才是真正的朱紫不分。

這裡頭，還有一個需要區別的概念，就是「台灣意識」與「台獨意識」的差異。所謂「台灣意識」，指的是台灣人民對於自己土地、民情及文化的認同，而「台獨意識」則指主觀上意欲切斷與中國大陸一切關聯的政治追求；前者反射的是民眾對台灣本土的相對感情，後者則表現出對中國大陸或中共政權的絕對拒斥。表面看來，「台灣意識」和「台獨意識」並不易區別，兩者甚至有些重疊地帶；但仔細分辨，兩者的內涵卻是大不相同。把張懸視為「台獨旗手」，和把一個自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的台灣公民打成「台獨」一樣，不僅是荒謬的分類，也是用無知的陰謀論在為自己製造敵人。

從某角度看，張懸國旗事件觸發了兩岸年輕世代的交鋒與討論，其實是可喜的事，有助於撕開彼此在文化交流上的皮相迷思，進入更深一層的認識。其中，不少具有兩岸求學或工作經驗的年輕人提供了理性而精闢的論證，相當可喜。但我們仍認為，這次充斥在網路和媒體的若干偏激言論和憤怒情緒，則著實有澄清的必要，以免僅因一次的文化碰撞意外，而使兩岸年輕人留下了深淵般難以填補的隔閡。

那些把張懸視為台獨旗手的大陸網友，你們貼錯了標籤！那些把張懸喻為台灣之光的獨派人士，你們也捧錯了英雄。對張懸而言，因國旗事件而失去北京的演唱機會倒無足惜，可惜的是那些錯過以音樂會友的觀眾。

在野黨也許有立場上必須「為反對而反對」的宿命，也許是意識型態上「逢中必反」的主觀選擇，但也可能是開放過程中為弱勢者抱不平的「正義之聲」。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以寬容和誠意、妥善的策略及規畫、有效的執行效率，以及堅定負責的態度，來追求國家社會長遠的最大利益。

在這種認知下，觀察兩岸服貿協議簽署以來的風風雨雨，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對於這個新議題，無論是支持或是反對面，我們社會都還需要學習。反對面的問題在此暫且不談；支持面的主事者政府，在推動協定的規劃上，的確有不少努力的空間。許多問題已被各界提出，政府也在調整以減少質疑；然而，進一步思考幾個迄今仍未深入探討的問題，也許可以讓未來貿易自由化進行得更為平順。

第一個問題是，我們對於「弱勢產業」的協助，到底該投入多少資源才算適當。這個問題，社會或媒體少有討論，來對政府形成足夠壓力或提供更佳的決策參考。雖然，三年前簽署「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時，政府提出了952億元預算來支持產業進行調整；在這次「服貿協議」之後，又增加30億元來協助產業。然而，社會上討論的焦點一直停留在「該不該簽」，居於支持面的政府、智庫或學術界居然一直沒有深入探討需要多少資源來協助、協助的模式應該如何，彷彿一切就看政府規劃，政府的規劃一定是最佳的嗎？

由於缺乏相關研究和探討，我們其實難以確定目前的規劃「夠還是不夠」，也不知規劃的協助模式到底「好還是不好」。支持者全權交給「大有為」的政府，反對者認為不管政府做甚麼都錯。若社會對於公共政策的討論，只停留在這種層次，那將只會劍拔弩張地陷於「零和賽局」之中。

由於韓國在進行貿易自由化上積極而卓有績效，我國也志向遠大地設定了七年後的2020年要進入「泛太平洋夥伴協定」（TPP），兩國農業也都是相對弱勢的產業，那麼參考韓國對產業調整的做法，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討論途徑。韓國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時開始投資巨大資源改善農業結構，盧武鉉政府規劃在2004∼2013年間實施自由貿易協定戰略；為了降低衝擊，對農業投入約新台幣3.2兆元，即一年約3,000億元。而在此之前的金大中政府，也在五年內投注約新台幣1.2兆元，即年均2,000億元以上。僅觀察農業，就可以看出韓國政府為貿易自由化投資於產業調整的魄力。

台灣兩次輔導產業預算相加不過才982億元，如果不夠，在財政困難之下，可否以「零基預算」模式，刪除各部會不具急迫性的計畫，先進行產業調整之需，以安定弱勢產業之心，減少其抗爭？未深入探討之前，上述疑問都只是問號。

其次，未來可能簽署自貿協定的對象，可以事前多召開研討會或論壇對產業和學界對話。雖然可能產生異見，但不同觀點可以讓諮商更為周全，反而減少簽署後之障礙。美國目前正進行「跨太平洋」和「跨大西洋」的自貿協定諮商，但企業界就在諸多研討會上，例如上周舉行的全球服務業聯盟高峰會，邀請政府談判代表和業界、學界互動，以了解膠著的議題、本國的立場和業界的需求。這事實上化解了許多可能的誤解，也有助於美國政府的諮商。

社會氛圍已經不同以往，現代政府必須開大門、走大路；只有更多的事前互動和事後協助配套，才能化解爭議、步向雙贏。

宇宙間有數不清的恆星，比太陽灼熱、巨大的亦難以計數。但對地球而言，只有太陽的光和熱，成為一切生命的泉源。若沒有太陽，地球將只是一顆黑暗峻冷的石頭；對地球而言，太陽的價值就是不斷散發光與熱，滋養這片大地。

拿政治人物比擬太陽，重點應該在於他們對國家、對民眾、對各自政黨所散發的光與熱，能否照亮別人，而不在他們的光芒讓自己看起來有多耀眼。若太陽的存在，只是自顧自散發光芒，對其他行星就沒有絲毫意義。假如政治人物只是視權力為目的，而無福國利民的認知，亦沒有存在價值。

既然積極選擇繼續當國民黨內「唯一的太陽」，馬總統就必須自問：過去是不是忠誠地扮演了「照亮別人」的太陽的角色？或只是兀自發光發熱，成就自己？總統、黨主席任期還剩下兩年半，未來是不是能找到民眾真正關切的事情，全力以赴？是不是能夠為所屬的政黨留下正面的資產，而不是負債？

這道理不只適用國民黨，對「兩個太陽」的民進黨亦復如此。蔡英文、蘇貞昌有各自的擁護者，兩個太陽相互爭輝，各自努力，良性競爭，不見得是壞事；無論輸贏，都至少讓民進黨可以累積更多政治資產。但假如成為「太陽」的目的，只是滿足自己的權力欲和「聚光度」，則未免太自私。

「太陽論」最正面、積極的意義，在於政治人物必須理解，自己是最具有「分配」功能的權威者，自己的任何所作所為，都影響民眾甚鉅，一如太陽影響地球上的萬物。若不能照亮別人，太陽的光與熱就白白浪費了。若不能造福大眾，政治人物也不過是個高高在上的空殼，隨時等著被下一個「太陽」淘汰。

同性戀族群與普遍人接受的情感、情慾表現相同，輿論說這族群複雜，我也承認這與單純的男女關係同樣繁瑣。一個同性戀感情由兩人組成，若有第三人叫小三，很湊巧這叫劈腿，若發生三、多人性行為也很巧叫做多p。在一起的兩人，情感上本不以男女區隔，就像家庭主夫、主婦一樣為彼此付出、分工並合作相處。有些恐同心理（多為男性恐懼男同性戀）是因認為，我們只想與他人肛交，然而這族群中並不全以性為交往前提，情慾表現也有別的表達方式。

大眾片面了解同性戀的看法，迫害著這個有很多信仰堅定、道德良好、孝順、貢獻社會的人。我們不須要推翻宗教或據一方之巔的文化，也不須要求所有人都接納同性戀族群，只是為了這整個社會，希望人們能夠更加理性、平等、尊重並阻絕差別待遇。

同志大遊行中，暴露、猥褻，雖不違法但著實影響社會觀感，社會有時產生「男同性戀＝穿著暴露、性生活淫亂」的誤解，但多數人不會穿內褲出門、也並非每個人都縱慾過度。時下女性被保守觀念、傳統美德限制，穿著短、露、少斥為不檢；男生花心好色，更是通病。濫交的性生活造成了普遍大眾認為在這圈子中「感染性病的機率很高」；但這也是男女關係中會發生的事，奉子成婚、夜店撿屍體眾所周知。

我著實體認到多元成家法案深切寄望我們的法律能夠伸張公平正義，但部分社輿已對特定同性戀族群的遊行內容表達嫌惡之情，現在能夠做的應是讓社會大眾充分明白同性戀中也有著道德感的約束，也在意著性生活與普世愛情觀間的重要性，謹慎省思法案現在實行的「適當性」與「比例原則」、消弭社會大眾不良觀感、重現同性戀者樸實的內心與正確愛情價值。這些應是法律修正前政府所該做的，我們這群同性戀者所應該負責。

家庭的英文叫FAMILY，有人將這單字拆解造出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爸爸媽媽我愛你）的句子，來闡釋家庭定義。一男一女因相愛結合、繁衍後代而組成的社會單位叫家，千百年來都是如此。

然而隨著同志權益受到重視，廿餘年來，全球已有十五個國家與數個地區，承認同性婚姻，或者採納了類似傳統婚姻，但解除性別限制的伴侶制度，讓無法結婚的同性伴侶，享有等同婚姻的法律保障。

同性婚姻與伴侶制度的倡導，起源都是為了提升同志權益，國外通常都是擇一施行即可，因為同性婚姻如果合法，伴侶制度幾乎就沒有必要存在，反之亦然，但多元成家方案卻是兩案齊推。

伴侶制度最盛的是法國，九成以上被用在異性結合，這幾年漸有取代傳統婚姻趨勢。多元成家說帖提到，「伴侶制度締約雙方不以具有浪漫愛或性關係為必要」，恐有誤解，不以性愛為基礎而同居，只是室友，但伴侶制度是一種權利義務較為鬆綁的準婚姻關係。

多元成家方案最具爭議的是家屬制度，只要一群人協議，即使沒婚姻或血緣關係，都可組成家庭，全球尚無此種前衛作法，台灣有何能耐衝第一？

不少媒體把多元成家與同性婚姻畫上等號，實為誤解。反對多元成家的人，有一部分是憂慮家屬制度，而非反同性婚姻，三個法案應拆開討論。

然而被撫養孩童的權益呢？很多心理學和人類學理論支持孩童的成長背景需要父愛及母愛、自我認同來自父母性別差異及角色對立，如缺乏和別人一樣的成長家庭，孩子極可能面臨自我厭惡和被社會歧視的恐懼。

多元成家的支持者說，若孩子出現自我認同危機，該譴責的不是非典型的家庭結構及生活方式，而是多數暴力和霸凌他的社會。

這個論述有其道理，但我們可以儘把責任推給霸凌它的社會，卻無法否認，社會中的歧視的確存在，自我認同危機也的確存在，當孩子未來受到這些挫折時，支持者卻無法做出回應。這意味著同志們在追求自身幸福的同時，很可能會造就下一代的不幸。

多元成家草案中關於小孩撫養權的配套措施還不夠完整，應思考如何教育社會大眾、雙親及小孩，使被撫養兒童免於傷害，多元成家法案才能成為有利而無害的摩登法案。

回顧性別平權運動，過去父權體制下，女人被物化為傳宗接代工具，甚至是男人附屬品，有多少人當時也迫於男尊女卑、「弄璋弄瓦」的壓力而「不想生女孩」。

女權先鋒西蒙波娃便在經典著作「第二性」指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漸『變成』的」。換言之，「女性」的生理性別無法選擇，但社會對「女人」的性別刻板印象卻是後天造成的。

現今同性、雙性或跨性等多元性別者的弱勢處境，又何嘗不是既有制度枷鎖下的犧牲品？

因此，若有父母不願生下同性戀，難道不是正因他們擔心：現有制度不改，既有歧視、偏見不除，孩子未來的路會走得多麼艱辛？

若法律是道德最低底限，那麼「人生而平等」應是人民對法律的最低要求、人權的最基本保障。

孩子的性向無法選擇，正如性別、膚色、外貌不能選擇。我們不該問父母「希望生下怎樣的孩子」，而應反問社會能給孩子什麼成長環境？是充滿歧視，還是一個「無差別待遇」的平等制度？

民間團體及立委推動「婚姻平權」修法，而非同性婚姻「合法化」，也正因為這僅是替多元性別者「討回」應有的基本人權；不是施捨，更非特權。

對抗性別、種族、身障者歧視，我們已耗費了多少時間、犧牲了多少無辜者，才逐漸打造出當代社會的自由人權制度。如今，人權尚留缺口：多元性別者何時才能如願擁有成家的結婚權、找回被剝奪的幸福？

亡羊補牢之計，莫過於：一、火速調查、懲戒不肖官員。二、通告所有未被揭露的廠商自動投案，而酌減其罪、罰。三、偵查中的廠商給予認罪協商而酌減罪、罰。四、明令爾後凡再犯標示不實以假亂真之罪行者，其所有資產全數沒入之嚴正宣示。五、其他各行各業，無論規模大小，凡故意違背誠信原則而事發者，皆以蓄意詐欺論處，而非僅只追究損害之賠償。

古語所謂「民無信不立」，假如未能徹底建立互信，「不立」的將是整個國家啊！馬政府扭轉形象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之契機，在此一舉矣！

銅葉綠素（鈉）是從植物中提煉葉綠素，再經化學方法部分修飾進而得到性質穩定的著色劑。銅葉綠素（鈉）因其性質穩定高且歸類為不易溶出銅離子的銅化合物，因此依聯合國食品添加物專家委員會評估報告，銅葉綠素（鈉）每人每日每公斤的最大攝取量為十五毫克，以一般成人六十公斤體重計算，每日攝取量在九百毫克以下時，即使長期攝取也不致危害健康，遠高於歐盟對可溶性銅每日五毫克的建議攝取量上限。

銅葉綠素可合法添加於口香糖、泡泡糖及膠囊或錠狀食品；銅葉綠素鈉除了上述用途，還可以用於調味乳、湯類、非酒精類飲料、烘焙食品、果凍及果醬等食品。銅葉綠素鈉在醫學上也被用於許多除臭藥物的活性成分，並可消除一般的體臭。但兩者在國內都不曾被准許添加在食用油或麵類製品。

至於媒體流傳說銅葉綠素（鈉）在高溫下可能釋出銅並導致中毒，所以不能添加在食用油或麵類，此一說法有待商榷。其實銅葉綠素（鈉）在製備過程中，在乾燥減重時就須經過攝氏一○五度處理二小時，而銅葉綠鈉的沸點更高達八百度Ｃ左右，銅葉綠素大概也要到四百至五百度Ｃ才會分解，因此在煮沸狀況下銅葉綠素（鈉）應不會釋出大量的銅而導致急慢性中毒，民眾不須過度擔憂。

當然如果油炸溫度達到二百至三百度Ｃ，銅葉綠素是否會釋出較多的銅，雖無法排除此種可能性，但因每人每日油脂的攝取量有限，且大統等黑心廠商添加的銅葉綠素量並不多，加以人體攝入過量銅時腸胃會自動調節吸收比率，並增加銅從膽汁排除速度；所以除非原本就帶有威爾森氏症的基因或是患有明顯的肝病（如肝硬化），否則因此次黑心油事件導致銅中毒，甚至肝硬化，其風險相當有限。

不過這部分必須有科學數據佐證才能夠讓各界釋疑，建議政府早日針對各類油品經過油炸等高溫加熱後是否會釋出過量的銅深入瞭解，才能安定民心，並有利於後續風險評估。

不過縱觀全球經濟局勢險峻，高失業率並不單單衝擊台灣，也擊倒美國。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克魯曼就曾以「失業戰爭」之驚悚標題，道出美國的難處：以失業率百分之八點八的北卡羅來納州而言，其失業人口，高達工作缺額的三倍之多。

全球性的問題，解決方案勢必也得考慮整體大環境。台灣年輕人脫離丟鞋族或是台勞族的命運，最重要的還是得由教育的創新和個人競爭力下手：

一、教育的創新：

紐約市長彭博說：「 全球經濟快速變動的情況下，我們的學校，我們的教育，更需要加步邁進。」他最具代表性的教育政策，就是二○一一年創建一整合企業，雇主和大學等多項資源的P-Tech綜合高中，除了提供畢業文憑，更直接幫助青年就業或升學。

國內近十五年的教育前瞻性不足，無法全盤預測新世界需要什麼樣的人才，現在十八到卅五歲的年輕人失落，跟上一代的期望有落差，導致部分年輕人對社會、對大環境產生不滿，是可以理解的。教宗方濟各曾說過：「沒有工作，就沒有尊嚴。」

但再多的不滿，也不能解決問題。反觀中國大陸的大學早已加速國際化教育，提升下一代的競爭力，北京清華大學更在十月中採用哈佛大學以及MIT合作設立的「哈佛Ｘ：遠端教育」來開創「學堂在線」； 《世界是平的》作者佛里曼最新專欄更以上海的公立中小學師資訓練作為美國教育的指標。台灣必須緊追向前，沒有時間被鞋丟。

二、個人競爭力：

隨著高科技產業，網路革命，行動革命發展，如無知識和技能，青年薪資低靡還會持續。那麼，新世界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你必須具備：優秀的雙語溝通能力、縱觀的國際視野、無人取代的專業和數位技術、開創新idea的想像力、實施創意的執行力。

除了台勞和丟鞋，我們到底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有，那就是認清大環境下的事實：就算總統名字改一改，就算再丟幾百雙鞋，就算都去澳洲打工體驗背包客，經濟社會現實還是一樣。全球化的陰影下，沒有人逃得過，世界的改變就是這樣。

接下來的二十年，big money，new money，會留給這群擁有新idea，新才能，新專業的人。如果我們沒有提升，就會慢慢被新世界淘汰。

今日，人人皆可充當丟鞋族；但二十年後，我們還要繼續作台勞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