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說出「坐四望五」這樣的預期，藍軍內部應有各種民調的交叉比對為依據，才能如此篤定。問題是，實際投票和民調是兩碼事，如果把隨機取樣的民調和實際民意隨便畫上等號，那不僅太過輕忽選戰對陣的動態變化，太過低估選民的心理因素，也太過於一廂情願。

何況，在台灣，民調一遇上民進黨調教出來的「蔡馬馬」文化，再怎麼科學的調查，也會像走入迷魂陣一樣，找不到真正的出口。人們在前兩次選舉，都見識過其威力。在民進黨的黨內初選，不同派系都可以用擾亂戰術來搞自己的同志，他們不會為藍軍量身訂製一套欺敵戰略才怪。

國民黨對自己的選情要怎麼樂觀，是它自己的事；評估可不可靠，最後也是它自己承受。但別忘了，執政黨近年的經濟預測屢屢犯了過度樂觀的錯誤，導致成長預測值季季下修、月月下修，弄得政府灰頭土臉，人民垂頭喪氣，台灣意氣風發之姿難再。今年經濟成長「保二」幾已成為不可能的任務，面對如此令人沮喪的成績，執政黨還在誇口六都選舉的樂觀，不知其自信從何而來，莫非是夜行者吹口哨壯膽。

民進黨在六都均出現多人角逐的局面，有彼此競爭拉抬的作用，同時也提早暖身。反觀國民黨內卻一片靜悄悄，大家都在等黨中央示意，或者還在奢望「基本盤」護身？

經濟都預測成這樣了，能說選情會更好預測嗎？先「保二」，再誇說「坐四望五」吧！

在這樣的大崩壞時代，一些企業經營者的膽大妄為與厚顏無恥，委實令人感到不堪。從大統長基到味全、福懋、泰山、富味鄉等企業，都是國內知名大廠，卻是一路能瞞則瞞、能賴則賴，直到狡賴不下去，才俯首道歉。然而，若對自己創造的品牌不加珍惜，對信賴自己產品的消費者沒有尊重，對自己的經營過失缺乏愧疚感，甚至連政府開出的罰款都不繳交，這樣的企業憑什麼要求社會原諒？

味全公司日前在報章刊登大幅廣告，自稱「沒有攙偽、沒有混油、只有受害」，請求法院釐清味全和頂新製油是「無辜受害」；此一作法，反而更滋社會反感。誠然，比起禍首大統公司千方百計造假，味全油品看似沒有那麼強烈的犯罪意圖；但是，為了貪圖便宜而委託大統代工，且未經審慎品管即率爾貼上自己的品牌標章，這豈能以「受害者」自居？

姑且撇開故意或知情不論，味全的品牌能維持一甲子之久，不僅產品要與時俱進推陳出新，更理應對每一項生產環節保持謹慎控管，才不致一個疏忽栽了跟斗，乃至所有產品均隨之陪葬。像大統這樣九成以上產品攙假的廠商，聲名塗炭也就算了；味全因少許幾項產品出事而敗壞了集團形象，划得來嗎？消費者要不要原諒味全，非輿論所能左右；然而，味全並未拿出比起其他企業更誠懇的補救措施，卻還自稱是「受害者」，實不明智。

從另一個角度看，在這些「偶一失足」而深受其殃的企業反面，人們應不難想像，那些經歷一波波塑化劑、毒澱粉、瘦肉精、假油、銅葉綠素風暴，卻始終能保持品牌於不墜的企業，才是真正不容易的英雄。這些企業必須盡心盡力處理每一細節，保持採購、品管、研發、檢驗過程的一絲不苟，抗拒低價劣質供應商的誘惑，甚至要不時挑戰、抽查自己的產品，才能確保百分之百安全無虞。也唯有如此，才能在食安海嘯席捲時安然度過。

台灣許多企業喜歡談「誠信」，但這次風暴，卻讓我們看到「不茍且」的重要。那些呼喊冤屈自稱「受害」的廠商，如果懷有不茍的精神，就不會為了貪圖低價而去進大統的假油，或至少必須認真追查這些原料是否合格；如此，即不致被指摘為同流合汙。不能提供品質確保的產品給消費者的企業，有什麼資格自稱受害！

同樣的，在行政體系對食品把關的疏漏中，我們也看到了嚴重的管理崩壞現象。四年前，西班牙即關切過台灣進口橄欖油混攙問題，衛生署卻草草應付了事；兩年前，國科會的委託報告中即發現市售麻油混攙大豆油，經人檢舉，衛生署對其間真相仍無意認真追查；包括此次剛查獲假油時，衛福部僅以「標示不實」輕輕對廠商罰款了事。這種種作法，就算不是出於刻意放水，公務員該查辦而未查辦，在行政上其實已構成了瀆職或怠忽。

值得慶幸的是，中央主管機關怠忽查察的真相，卻在地方公務員的努力追查下水落石出。這次大統假油事件，是彰化衛生局食品科人員和彰化地檢署檢察官合作下，費時一年追查的結果；沒有這十幾個人，全台消費者現在都還在吃黑心油，吃色素染出來的菠菜麵、抹茶製品。值得一提的是，彰化地檢署的鄭智文、葉建成兩位檢察官同時也是近年連續偵破瘦肉精案及塑化劑案的檢察官。一群「不茍且」的基層公務員，合力擋住了食品安全的漏洞，戳破了廠商造假致富的醜行；他們的成績，能不讓衛福部的高官汗顏？

食品風暴讓人恐慌，但別忘了，業界仍有一些默默謹守品質管理及良心規範的廠商，值得我們信賴；更別忘了，政府基層有一批認真不茍的英雄，努力不懈地幫我們揭開真相。馬總統最近連續頒發景星勳章，請別忘了彰化這支小兵立大功的食安悍將！

旁觀者清，外界其實早已看到這個方案的矛盾。前電電公會理事長焦佑鈞指出，自由本身就是最大的吸引力，應該加稅讓企業付錢來買自由，示範區若要靠降稅來吸引，無法增進經濟發展。永豐金控的何壽川及國泰金控的蔡宏圖也先後說，看不懂政府這項政策。學者和媒體也有不少相關評論。但政府似未正視這些不同意見。

自由化和某些政策干預其實並不必然相互衝突，現在會出現矛盾和爭議的主要原因，是政府一方面常把自由化說成是不容任何管制的自由放任，另一方面，卻在產業範圍仍不明確的情況下，就要讓插了自由經濟示範區之招牌的企業，都能同時享受自由開放及租稅獎勵這兩個理念上可能相互矛盾的利益。

行政院江宜樺院長要求歸零思考，各部會再繼續協商。因此，若要重新訂定合理可行的政策，政府應先了解自由化和租稅獎勵的理論基礎，並認清它們可以適用的對象並不一定相同，然後才能分別對不同的產業或經濟活動判定它們該得到什麼自由化的待遇，或者得到怎樣的租稅優惠。政府不可再含糊地把兩種政策混在一起，而只以企業是否位在某個特區來決定它們是否可以得到政策優惠，並造成對區外企業的不公平。

經濟學雖然支持自由經濟，但並未證明或主張完全自由放任是最好的政策。經濟學證明的是當存在市場失靈如社會利益和私人利益不相同時，政府可採取適當的政策干預，進而提高全民福利。所以了解經濟學的人並不主張完全無限制的自由開放，而是主張對自由的限制和對經濟活動的獎勵都要有市場失靈或外部性的因素做依據。政府自由化和租稅獎勵政策若都由這個學理出發，就不會自相矛盾，也會得到大家的支持。

在自由化方面，我國已長期推動經濟自由化，因此尚存的各種限制多半有它們特殊的考量，所以政府要把這些限制拿掉時，應逐項仔細評估這些限制現在是否已不符合市場失靈和外部性的學理再做決定，而不是把各種對自由放任的限制都當成必須趕快拿掉的錯誤政策。事實上，各主要國家都仍有許多管制，國際金融過度的自由化，甚至已被多數專家認為是經濟的亂源，因此，我們不宜盲目無限制地追求自由化。

在租稅獎勵方面，我們該獎勵的主要就是對國家社會具有顯著外部利益的活動，特別是那些可能被外國用租稅或其他政策手段搶走的重要產業。由於考量的因素不同，這些值得租稅獎勵的產業和那些該進一步自由化的產業並不一定相同，產業分別該得的自由化項目及獎勵程度也各不相同。

以這個道理推論，正確的政策應以產業而非以特區做其範圍。政府應依前述學理公開仔細評估哪些產業的哪些管制值得放寬？那些產業又值得什麼方式的租稅獎勵？兩類政策明確分開處理。自由經濟示範區把兩種原理和對象都不相同的政策混在一起，不經仔細評估就要讓區內企業同時取得雙重優惠，當然是不妥而會引起爭議。

六都是藍綠必爭之地。慣以「地方包圍中央」戰略思維的民進黨人，認為蘇、蔡必須「再戰雙北」，先拉抬六都選舉氣勢，就算不能保證一定搶下雙北，但或有可能縮小藍綠勝負差距。因為選舉要靠氣勢，有2014的小輸、或甚至勝利作為基礎，方有利於2016繼續追擊。

尤其，民進黨內雖不乏多人表態進軍六都，但除了台南及高雄，並無真正強棒。新北市的原先參選人羅致政今早宣布退出，如果蘇、蔡不戰2014，而由呂秀蓮、游錫堃等「老兵不死」出征，幾乎等於把北二都拱手讓給國民黨，甚至只能力保南二都。

只是，「先戰2014，再戰2016」的政治權謀太明顯，選民看在眼裡，豈會全依政治人物的如意算盤？事實上，蔡英文已有「先戰2010，再戰2012」的經驗，結果是兩戰皆墨。即使國民黨政府治績不佳，而2016又已無馬英九這號對手，民進黨要操作「先戰2014，再戰2016」，還是要面臨選民的重大檢驗。

蘇蔡雖是綠營兩大強棒，但「兩個太陽」爭得你死我活，都是為了總統大位，誰人不知？一旦投入六都選舉，選民難道天真以為他們真是有志於「為市民服務」？選舉過程也一定會被逼問：如果選上市長，會不會馬上準備參選總統？

其實，民進黨內會要求蘇蔡先戰2014，無非也是「兩個太陽」相爭，誰也不讓誰，以致必須先看兩人在六都選舉中誰立下較大的戰功，作為代表出征2016的依據。只是，這種以退為進的「選舉秀」，未免小看六都選舉的重要性，精明的選民更可能增加反感。

「君子疾夫捨曰欲之」，要爭大位，就不該偽善作態，又心存「呷碗內，看碗外」的念頭。連當過副總統的呂秀蓮都豪氣地直言宣布參選台北市長，要選總統的蘇蔡二人，就別再玩「一手2014，一手2016」的政治把戲了。

我負責縣內數學科輔導團的任務，每次辦研習總是有老師提出這樣的問題，爭議頗大，舉書本的例子吧！一隻青蛙有四條腿，三隻青蛙共有幾條腿？問列式子可不可以寫成3×4？當然不可！就像上題8×12不可以寫成12×8，大家的困惑都是答案不是一樣嗎？為何不對？

小二學生剛開始學乘法，是取代連加法的速算法，當然要理解這種算法的意義。若是學生還沒有接觸乘法算則，他們在算青蛙有幾條腿，一定會採取4＋4＋4＝12，而不是3＋3＋3＋3＝12，雖然答案一樣，解題策略與思考邏輯卻迥然不同，前者有意義，後者肯定是把數字湊出來的。

在二年級教乘法時，很重視「倍」的概念，也就是乘數不再有單位，它是由有單位轉化成沒有單位的「倍數」，如十二枝或三隻，其意義就是十二倍或三倍，而被乘數表示「單位量」，如八元、四條腿，因此4×3可以想成四條腿的三倍，8×12就是八元的十二倍，這樣的解題才有意義，是此階段的教學目標，強化孩子認識「倍」的意義。

等到學生升上三年級，學到矩形隊伍的計算，如一個隊伍橫排有八人，直排有十二人，一共有多少人時，則8×12或12×8都可以。此階段的教學目標應該放在運用乘法算則來解題了。

現代家長教育提升了，有能力批判老師出題的品質，這是教育普及的好現象，但各行各業都有其專精的知識，就以這個問題來說，家長搞不懂為何這樣？遺憾的是，似乎也沒人會去說清楚，難題沒解決，造成許多人一開始就畏懼數學，其來有自。

現今台灣經濟確實存在投資不足的情況，然這主要是政府財政赤字及公共債務問題嚴重，所以公共投資無法提升。另一方面，國內政治環境令人憂心，要讓政府部門推動公共建設已非常困難，更何況要引導民間部門進行投資。因此，彭總裁的藥方是否可解決經濟成長問題，值得深思。

要拯救台灣經濟困境，央行的貨幣政策或許遠較上述四大藥方有效，金融海嘯後美國聯準會的作法就是最佳例證。過去五年來，美國貨幣政策主要目標即是在促進就業同時刺激經濟成長，因此聯準會也推出四次的量化寬鬆政策，目前看來似乎也未有縮手跡象。顯見其政策目標焦點一直落在如何促進經濟成長上面。

根據美國聯邦準備法，聯準會的任務涵蓋經濟成長、促進就業及維持物價穩定。在這樣的政策目標下，聯準會主席針對當前經濟情勢，決定貨幣政策要支持對抗失業並促進經濟成長，這確實是明智之舉，也受到各國肯定。反觀我們的中央銀行法，雖賦予央行這麼多政策目標，但央行卻一直以穩定對內及對外物價作為施政核心，這是值得討論的。

換句話說，盱衡現今的經濟環境，央行的貨幣政策是否仍然要維持當前的政策目標順序，即先考量匯率及物價穩定後，再來考量經濟是否維持成長，著實有待商榷。因為目前台灣的經濟表現不甚樂觀，經濟成長率一直向下修正，ＩＭＦ最新的經濟預測已經直言台灣今年的經濟表現將只領先日本，在亞洲名列倒數第二。因此當前促進經濟成長可能比穩定對內及對外物價來得重要。過往央行由於要維持匯率的穩定，常常顧此失彼，造成匯率高估或低估，此種作法可能不利於經濟成長或資源的有效配置，甚至無法導正產業的正常發展。

中央銀行法第二條要求央行需維持對內及對外幣值的穩定，這在固定匯率制度時代，毫無疑問是央行的天職。可是自從一九七○年代國際貨幣金融體制在金本位制崩潰，各國實施浮動匯率以來，匯率的穩定已經不是央行的主要目標，反而就如同利率的調整，只是一個政策的工具。換句話說，匯率就像利率一樣，是中央銀行達到經濟成長及物價穩定的貨幣政策工具，而不是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因此，未來中央銀行法第二條有必要隨著經濟發展環境作重大修訂。

在當前社會氣氛低迷、消費不振、投資環境不佳、公共投資萎縮之際，央行的貨幣政策目標，應以促進經濟成長並降低失業率為主，而非維持匯率及物價穩定。至於是否修改中央銀行法，因無急迫性，可從長計議。

沙巴州沿海一帶素以漂亮的海景聞名，吸引不少觀光客前去旅遊。此次事件不僅凸顯出當權政府沒有能力保護國民、確保社會安全及阻止菲律賓非法移民自由進出沙巴威脅我國人民，也徹底讓全世界對大馬的印象大打折扣。而由台灣媒體最近以負面的方式報導，指大馬政府在處理這次事件上，凸顯保安嚴重疏忽、警方辦事怠慢、公關手腕低劣，這都直接影響馬來西亞在國際間的名聲。

這讓遠在外地求學的我感到心疼不已，為什麼我們美麗的家園會變成如此不堪？政府的貪汙弊病全國人民皆知，只是由於舞弊的選舉制度讓這些禍根沒辦法一夜除盡。請你們好好履行自己的職責，保護好我們的家園，不要再讓國家丟臉了。

阿布沙耶夫成員主要來自菲南難民社群流離、不具政治背景的青年，以及巴錫蘭暨鄰近島嶼傳統的亡命之徒。儘管如全球性的「伊斯蘭會議組織」及菲國內部其他伊斯蘭組織對其曾有不配做穆斯林之批評，但如單純以犯罪集團視之，則可能掛漏其他營救之方案。

阿布沙耶夫的活躍並不僅是岷達那峨貧窮指標的一種表現，它亦反映了菲南穆斯林意圖追比廿世紀以前蘇祿王國之獨立意念。阿布沙耶夫歷來所提出之政治性主張，概為下列五點：一、拒絕馬尼拉擴大自治程度的方案，要求建立獨立的摩洛民族國家；二、要求馬尼拉組織沙巴委員會，專責調查沙巴地區菲律賓人生活狀況，並幫助其發展；三、要求限制非當地漁民進入和魯島周遭豐富漁場作業；四、要求菲律賓政府重申對沙巴的主權；五、要求釋放其凱達盟友。

回顧阿布沙耶夫幾次綁架地點皆在沙巴，加以自去年十月馬尼拉與菲國最大伊斯蘭分離組織「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簽訂和平架構後，便不斷有其他與沙巴訴求有關之杯葛衝突爆發，吾人大抵可以斷定阿布沙耶夫此次犯行同樣有意做沙巴為蘇祿所有之政治性宣示，而我遇難民眾應屬其在沙巴觀光範圍隨機犯案之對象。

基於上述認知，吾人認為政府可以二千年阿布沙耶夫在沙巴西帕丹島綁架多名西方觀光客的人質事件為借鑒，擬定可能之援救方案。由於阿布沙耶夫該廿一名人質（包括馬來西亞籍九名、德國三人家族、一對南非夫妻、芬蘭籍二名、一對法國夫妻、黎巴嫩籍一名和菲律賓籍二名）藏於菲國蘇祿省叢林。所以當局自須與馬、菲兩國同時合作。

惟因菲國目前忙於救災，且馬尼拉當局對於這類綁架向採拒付贖金之政策，故必須透過「非贖金」的形式來進行援救。非贖金之形式包括以捐款（尤適菲國風災極其可行）、貸款、獎學金等人道救助名義供應。仲介之對象以該案而言，前次主要協調角色包含了伊斯蘭會議組織、馬來西亞，以及利比亞特使。據此，我方除可透過伊斯蘭管道尋求協助，亦可探詢利比亞之管道，雖格達費政府已倒台，但以我與利比亞久遠之關係，似應考慮利用之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