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氣虛」，有兩種解讀。一方面，是外在條件的限制：如李安所說的缺乏電影基礎工業，格局小、技術差，乃至市場規模狹小，拘礙了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另方面，是內在精神的問題：台灣近些年因政經環境的擠壓，社會氛圍變得有些內縮，乃至氣餒。影響所及，新一代電影人傾向從身旁的人情趣味題材去尋找靈感，從而缺少突破的銳氣或大敍事的宏圖。

當然，許多民眾和電影工作者未必同意李安的「氣虛說」；相反的，不少人會覺得台灣電影產業正在走向「復興」。例如，從魏德聖的《海角七號》、《賽德克．巴萊》重新吸引觀眾重新走入戲院，到這兩年的《艋舺》、《陣頭》、《雞排英雄》、《大尾鱸鰻》、《總鋪師》、《那些年，我們一起追的女孩》輕易破億的票房，顯示台灣電影觀眾正在回流。其中，《那些年》更橫掃香港，創下賣座最佳成績。

然而，在閃亮票房佳績的背後，為何李安仍覺得台灣電影工業「氣虛」？除了技術與市場因素外，主要應該還是格局與深度的問題。從近年幾個賣座強片看，取材和主題都十分貼近庶民，也認真刻劃本土精神，但在強調娛樂趣味及討好市井口味之餘，似乎無法深刻處理品味、精神及人性，這是氣虛之處。

台灣社會近年流行的「小確幸」，反映的也是一種「氣虛」狀態：因為對大環境的無力，而產生偏安自保心理。要知道，「小確幸」絕非補品，服多了有害身心。

自去年四月日本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引發的釣魚台購島爭端以來，中日關係的惡化，可分為經濟戰、政治戰與外交戰等三個階段的演變。

首先，從去年四月購島爭議到去年九月前首相野田的「國有化」措施，屬於「經濟戰」階段；中國大陸點燃國內民族主義的反日情緒，一波波反日貨、反日商活動，讓日本企業蒙受重大的經濟損失，這是意圖「以經圍政」，希望利用日商向日本政府施壓，以期改變釣島國有化政策。

其次，是從國有化措施到今年二月中共雷達鎖定日機事件，是「政治戰」階段；中共海監船開始定期進入釣魚台海域巡視，同時東海艦隊也進入與那國島及石垣島中間水域。中共軍艦以火控雷達鎖定日本艦機，讓中日關係緊張達到最高峰，其後，兩國關係即陷入僵局。

第三，從雷達鎖定事件至今，是「外交戰」階段；首相安倍重拾麻生時期所推動的「自由與繁榮之弧」政策，積極以經濟援助的方式拉攏東協國家，利用外交包圍戰對大陸形成包圍網。其間，日本更向菲律賓出售二十艘海巡艇，意圖以武器輸出來強化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

觀察歷史的縱深，我們認為，中共這次突然發布東海防空識別區範圍，目的是想要利用「法制化」的措施，以形成與日本在釣島主權議題上對等的對抗地位。

事實上，在釣魚台主權爭議中，中日兩國一直處於不對等的關係。日本對釣島不但具有實質控制的事實，也存在國有化的法制優勢；而自從去年九月野田宣布釣島國有化後，中國大陸一方面出動海巡艦常態化巡視，目的就是要打破日本「單獨控制釣魚台」的事實；另一方面以無人機進入釣島領空，是要迫使日本承認釣魚台存在主權爭議。

然而，這兩項措施並不具有「永久性」，且因作法相當彈性，似隨時可以單方面中止；由此可見，中國大陸對釣魚台的立場似乎存在一定的迴旋空間。其目的，是要解決爭議，而不在於收回釣魚台主權。亦即，只要日本承認釣魚台主權存在爭議，並收回國有化措施，雙方的主權爭議便可順勢落幕。

問題是，情勢的發展，顯示中共的這兩項主張遲遲未被日本接受，日方只是一味「以拖待變」。在這種情況下，中共只好祭出發布防空識別區的法制化手段，以與日本在釣魚台問題上取得平起平坐的法制地位。在主權爭議包上「法制化」的糖衣後，也讓爭議解決的迴旋空間頓時壓縮，這將使日後的釣魚台爭議更加難解。

就事實的演變看，我們認為，中國大陸將釣魚台納入東海防空識別區的作為，是想要先發制人，在美日今年底針對保衛釣魚台進行調整防衛新指針前，以法制化措施達到軍事威嚇的效果。

釣魚台主權爭議表面上是中日兩國之爭，但在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詮釋下，以及日本的精心操弄下，卻演變成中國大陸與美日同盟的對抗，這讓北京在處理釣魚台問題上格外小心翼翼。這也是中國大陸一直將釣島爭議被動地界定在國有化議題上，同時一再以無人機進入釣島空域來測試美國介入底線的主要原因。

安倍上台後，日本一方面向北京派遣特使，希望進行政治對話以緩和雙邊關係；在另一方面，安倍又積極強化對釣魚台海域的防備，同時又積極鼓吹以釣魚台為防衛主體，來修改美日防衛指針。這種兩面手法，讓中國大陸覺得必須要採取更大動作出擊，以掌握釣魚台主權爭議的主動權。

簡言之，中共公布東海防空識別區，是中國大陸掌握釣魚台主控權的第一步，也是其釣魚台法制化的開端，也將是中日關係的一個新拐點。過去原本的台日中釣魚台主權爭議，在東海被中國「內海化」後，將會逐漸發酵為美日中台的東海軍事爭議。身為東海周邊及釣魚台爭議當事國的台灣，對此當然必須及早因應。

台商在大陸經營事業有成，衣錦還鄉投資台灣，乃理所當然，也應給予鼓勵。頂新魏氏家族被美國「富比士」雜誌評為台灣第三富，家大業大，在台灣購置豪宅，亦無可厚非，但關鍵在於，擁有龐大事業集團、身家數千億新台幣的巨富，居然是用極低的利息貸到一般購屋戶難以企及的巨額貸款，完全悖離常理。

綜合各方訊息，頂新魏家在2008到2009年間大手筆砸10億元買進九戶台北帝寶豪宅，但被中央銀行查出銀行核准魏家以2%左右低利獲得八成額度貸款，另因其為頂級富豪，又給予一成九個人信貸額度，合計貸款成數高達九成九，亦即魏家僅須負擔1%、不到2,000萬元自備款，即可坐擁價值10多億元的豪宅。而帝寶在富豪炒作下，幾年來房價一路飆升，並帶動大台北地區房地價高漲，魏家用小錢滾大錢，迄今投資報酬率已高達數倍，怎能不令升斗小民有揪心之痛呢？

頂新魏家在購置帝寶豪宅的同時，另一項更受矚目的投資是斥資60億元買下台灣地標台北101大樓股權，成為最大民股股東。據媒體披露消息，金管會證實其資金來源是2009年12月頂新集團在香港上市的康師傅控股公司返台發行TDR（台灣信託憑證）所籌募的資金。換句話說，購買101大樓股權的資金仍是從台灣投資人身上取得，並不是經營大陸市場投資利潤的匯回。而頂新投資101商業辦公大樓，仍屬廣義的房地產投資，並曾經被指為是推升商辦大樓價格的重大影響因素。

頂新魏家在房地產還有多項大手筆投資，各項房地投資及返台發行TDR帶來的經濟效益至為可觀，頂新旗下事業味全公司股價及擁有的龐大房地資產價格近年亦翻升數倍，估計至少有數百億元進帳，遠超過最近斥資30多億元搶下4G執照。這種返台投資模式可說不需重金、亦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在台灣大肆擴張事業版圖。

據了解，近年很多大陸台商皆循類似模式在台灣大舉炒作房地產，甚至形成一種普遍現象；鮭魚返鄉竟成為國內房地產價格飆漲的元凶之一，這讓眾多薪資倒退16年、望屋興嘆的廣大打工族及受薪階層，如何聽得進政府鼓吹企業開拓大陸市場對台灣經濟的種種好處呢？

鼓勵大陸台商返台投資，提升台灣經濟，是兩岸經貿政策成敗的核心之一，政府有責任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提供充裕的投資機會，鼓勵台商在大陸的投資獲利能夠回流台灣，造福鄉梓。但另一方面，對於台商返台購併本地企業或投資房地產，政府也要建立一套有效規範，防止可能的弊端。雖然大陸台商往往具有大陸及台灣本地企業兩種身分，管理不易，但政府絕不能諱疾避醫，要盡最大努力，從兩岸投資資訊透明化及資金流向的追蹤掌握上著手，加以有效管理。例如高額貸款頂新魏家購置豪宅者主要是公股銀行，若能訂定適當內規就能減少這類不公不義的貸款，光靠央行事後祭出「豪宅貸款管制」等限制令是不夠的。

馬政府必須深刻檢討反省，何以很多兩岸政策包括兩岸服貿協議無法獲得民眾廣泛堅定的支持？是不是利益分配過於傾向財團巨富？問題癥結究在那裡？從頂新魏家案例應可看出很多端倪，政府必須有積極作為，撥亂反正，才能贏得人民的認同和肯定。

電影不僅是綜合藝術，是科技與文化的綜合表現，更反映了一個國家的現代性。好萊塢執全球娛樂電影的牛耳，奧斯卡影展毫無禁忌，甚且常常對社會做出引領風騷的示範。歐陸的坎城影展、柏林影展等，尤其彌補了商業電影的喧嘩，替電影的藝術性創造了揚名世界的契機。華人導演如李安、侯孝賢、蔡明亮、王家衛、陳凱歌等等，無不透過這些國際影展廣為世人所知，不但增添了世界電影的多元色彩，亦且為這些華人導演提供了邁向國際導演的大道。電影不能封閉，為電影服務的影展，更是不能自我設限。

金馬五十，「最佳導演」給了從不商業化的蔡明亮，影帝給了一直追隨蔡導的李康生，影后則頒給出身大陸、成名國際，卻為《一代宗師》下足功夫的章子怡。這些得獎者身影截然迥異，但十足透顯了金馬獎的人文意涵。當金馬獎有意識地要扮演華人電影的平台時，金馬奔騰的多樣蹄聲，就益發成為台灣金馬獎的特色了。第五十屆金馬獎盛會上，細數歷屆最佳影片、最佳導演、影帝影后的名單，堪稱是華人電影的大拚場。若非金馬獎的胸襟夠寬闊，若非台灣電影界有心人士的企圖心夠長遠，金馬盛典上的貴賓，很難這麼巨星雲集，很難這麼眾聲喧嘩！金馬五十，不只是電影人的驕傲，當然也是台灣社會的驕傲。

電影曾經撫慰過多少人的心靈！娛樂過多少人的日常生活！可以確信，電影仍將繼續扮演這角色。金馬五十回娘家的眾明星們，盡管歲月多少在她/他們的身上露出痕跡，但那些電影卻永恆地成為影迷的記憶，成為華人社會的集體紀錄。期待金馬騰躍下一個五十，更神采飛揚！

關於第一點，先進國家與開發中國家間的爭論範圍十分廣泛，特別是具體獲得先進國家提供的資金與援助，仍是發展中國家最在意的談判目標。可預見，國際談判將針對建立新的規範持續論戰。

第二點則是討論從現在到二○二○年，各國該如何強化氣候變遷的「減緩」與「適應」行動。「減緩」在於從根本上改善氣候變遷的情形，譬如溫室效應氣體的減排或是提升低排放能源的有效運用。「適應」是對於氣候變遷所造成嚴重影響採取有效的行動，比如說加強氣候災害的防禦設施、水資源的有效利用，以及災後救援物資的迅速投入等。發展中國家從「減緩」與「適應」兩方面要求先進國家提供資金與技術支援。

本次會議在新的科學證據的提出與氣候異常現象的頻繁發生中開幕。政府間氣候變遷專門委員會最新年度報告指出，一七五○年之後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已增加約百分之四十，且廿一世紀末以前全球氣溫最大可能上升攝氏四點八度，而海平面最大可能上升八十二公分。

另外，世界銀行最新統計，過去十年間的天災已造成兩千億美金損失，其中四分之三跟氣候異常有關。特別是異常氣候的發生頻度與規模加大，證據顯示氣候變遷有可能為所有國家帶來嚴重負面影響。

基於上述狀況，各國代表，特別是開發中國家強調先進國家應提升並重新設定「坎昆協議」中各國承諾的減排目標，因為這些目標與將氣溫上升幅度縮小在攝氏二度以內所需的減排總量差距依然巨大。

現在一些先進國家，如日本、澳洲、加拿大等在面臨國內政治與經濟不利條件下，對於減排行動十分消極，為國際談判的進展蒙上陰影。新的國際制度的形成仍相當困難，如何加強大國間的互信，將成為左右談判結果的關鍵。

在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落幕，習李體制拋出龐大深化改革方案後不久，很難想像北京領導階層會以劃區舉動，輕率對外製造事端。不可否認，在習近平的「中國夢」當中，確實含有民族主義的元素；中共的軍力也確實隨經濟的成長而水漲船高。但如果因此判定中共「想幹什麼」就「能幹什麼」，則不免低估了中共戰略決策過程中理性選擇的部分。因此，解讀中共最近在東海的劃區舉動，應從多邊面向探究，特別考量中共因應地區安全形勢變化，以及中共整體國家發展戰略思維。

在地區安全形勢方面，由於安倍政府計劃在年內制定符合其內在需求的「防衛計劃大綱」和「國家安全保障戰略」，日本重整軍備之圖已是意在言表；而美日雙方同意在二○一四年底前重新修訂「防衛合作指南」，也使日本的意圖可望獲得美方的背書。中共在此關鍵時刻宣布劃界，表明的是一種帶有「先制」意涵的行動，是希望美日正視中共軍事「存在」的現實。中共的目的不是改變美日安保現狀，而是要創造一個有中共參與的地區安全現狀。另外，從中共的國家發展戰略看，十八大報告指出，「要提高海洋資源的開發能力，發展海洋經濟，保護海洋生態環境，堅決維護國家海洋權益，建設海洋強國。」因此，中共未來外交和安全的主要方向在海洋；其面對的挑戰，則是構建和美日大國在當地的競合關係。中共劃區的舉動，顯然與其日益增強的海權意識有關。

日本防衛大學一名教授認為，短期內中共與日本出現局部衝突的概率不大。因為第一，日本和平憲法仍未修改，法律上不具發動戰爭之權；第二，美國擔心地區局勢失控，故不會支持日本對外輕舉妄動。據此，日本政府表現的強硬姿態，主要還是在為內政服務。日本學者的上述說法值得參考。事實顯示，美國雖密切關注中共的和平崛起，但歐巴馬政府對亞洲的「再平衡政策」，已因國內財政問題而面臨考驗。美國智庫人士即因此建議，美國政府應與中共針對彼此共同利益，找出擴大合作的各種途徑，並且限制雙方的競爭部分，以及把競爭限制在可以管控的範圍之內。

台灣面對區域安全形勢和美、日、中共三者競合關係的變動，雖然自知難以置身事外，但因應之道，絕非是出於民粹意識而提出強硬政策的主張。馬總統的「東海和平倡議」，主軸是和平與發展，強調的是「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此符合地區內所有成員的利益，故得到多數相關國家的支持。當前馬政府的對外政策，重點不僅是積極參與區域經濟整合，並且希望在維護地區和平的合作安全機制中，扮演一個負責任的角色。馬政府推動的兩岸和解和活路外交，已發揮了相輔相成的效果。我們與美、日、中共的雙邊關係，各具不同的性質與內涵。相互之間不是「等距」的關係，而是「適距」的關係。台灣針對任何涉及三方的地區安全事件，都應從「適當性」的角度來考量和作出反應。

其實金馬五十評審團對是否要將最大獎，頒給一部新加坡電影，且導演陳哲藝年僅廿九歲，該片更是他首部劇情長片，也曾有激烈討論，從評審團主席李安一句話可見端倪，「敢不敢把最佳劇情片投給這部電影？」答案是，評審們都「很敢」。

這個「敢」，奠定金馬獎在華語影壇的崇高地位，不管外界紛擾、各種政治、國籍的雜言干擾，回到金馬獎的範疇，沒有國籍之分，不管是票房導演、當紅巨星，都得接受評審最嚴格的審視。

在金馬五十歷史時刻，「爸媽不在家」的獲獎，無疑是對兩岸三地電影圈的重大刺激，當大陸電影追求高票房、香港電影尋找新目標、台灣電影欲振乏力時，描述星國社會現象的小品，在導演細膩操作、演員用心刻畫下，成功打動評審的心。

金馬五十的評審團們用「爸媽不在家」提醒兩岸三地的影人們：電影與社會文化密不可分。大製作、高成本的商業電影固然帶給人們娛樂感，但回歸電影藝術本質時，能夠觸發人心、即使只為社會帶來一點點改變的電影，也值得被鼓勵。

台灣與新加坡都因市場規模小，難以發揮電影工業，得仰賴有心的創作者與演員等。當陳哲藝直言「沒有台灣電影，就沒有『爸媽不在家』」時，代表台灣電影文化的底蘊深厚，人才濟濟。

如今，充滿星式風格與幽默「爸媽不在家」都走出新加坡，站上頂尖華語影壇，「新加坡能，台灣電影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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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的新文明—媒體當檢察官，名嘴當法官，勇於鬧事者當指揮官，白癡盲隨者當侍從官。向下沉淪的台灣，不知何時才能覺醒。

二○一一年十一月，在紐約，我和太太高高興興的上飛機，期待回台灣度假，我們已經離開故鄉卅三年，我們就要回到成長的故里，多麼的快樂！

飛到日本大阪，必須下飛機過境。走下飛機時，不對，我告訴太太，我的右手右腳沒有力量，只能緩慢移動。隨即服務員推來輪椅，我開始坐輪椅。最後到達台北，立刻去醫院。

從此我是中風病患，躺在病床。每天面對的就是一個電視機。

我開始學習台灣文化。台灣電視超過一百個頻道，每天我對這電視轉來轉去重新學習台灣文化，畢竟卅三年的文化差距太大。

我每天對這電視，一個星期我就神經錯亂，我過去六十三年的價值體系崩潰，因為這個節目沒有是非黑白，可以胡說八道。

我開始自言自語，跟電視辯論，立刻精神科會診：診斷急性精神病，處方：不准看電視，吃鎮定劑。

每個人都笑我這個土包子，居然還相信電視，還會看出一個神經錯亂。

我沒有看過台灣這種電視如此亂七八糟，假如你當真你一定發瘋，我來舉例，台灣人覺得我大驚小怪。

第一，我們的立法院長，不管立法院的秩序。我們的立委在立法院胡扯、霸占主席台，立法院就不用開會。立委照常領薪水。還理直氣壯：都是馬英九的錯！

第二，我們都對，假如有錯誤，一定是無能的官員，一定要有人負責！有人下台就解除了民憤，事情就過去了。

第三，我們什麼都要抗爭，我們要讓馬政府聽到人民的聲音，知道人民的痛苦，好好為人民做事。多發幾個月的獎金，讓大家有錢過日子。

第四，我們是被壓迫的老百姓，因為決策錯誤，所以日子越來越難過。過不下去了，政府要負責任。電視上的專家講來講去，這麼簡單可以處理的問題，偏偏政府不做！

我看電視看來看去，問題越來越大，眾說紛紜，根本無解！你當真，你發瘋。

唯一辦法就像九成台灣人沉默，漠不關心。這就是台灣文化，見怪不怪。我離開台灣卅多年，要十個月才習慣，學習麻木，自己管自己，不要管別人的言論。

老實說，我不喜歡這種文化。因為是非不分，黑白不明，不是好事。

國家需要有是非黑白，那天在電視上看到學生在立法院罵教育部長，檢討現行制度，問題有夠大。

四十年前，我也是學生領袖，那個時代，我們乖乖做道德重整：誠實、純潔、無私、仁愛。

一個指頭指別人，三個指頭指自己。我們在要求別人以前先要求自己，這是我們當年的信仰與文化。

這個真理應是不變的，可是當今的台灣文化，就把這個基本真理刪除了。難怪台灣亂到不行。

我們再來一次道德重整運動吧！我們來一場寧靜革命！我發起自覺運動：

第一，我要求自己有道德，就是我誠實、純潔、無私、仁愛。

第二，當我一個指頭指別人要求別人的時候，別忘了有三根指頭指自己。我要先自我要求。

假如你贊同，就請你轉發給你所有的朋友，讓大家都來參加。假如你認為無聊，就不麻煩你。

這個國家是你的，是我們的。還有我們的下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