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水扁能獲得保外就醫，是太多政治因素糾纏之故：人權的大帽子，壓過了正義的天平；選後的社會氛圍，蓋過了法制的常規；醫界三不五時的危言聳聽，發生了定向效應；綠營長期的政治操作，模糊了是非黑白的界線。也因此，儘管阿扁還有多樁貪案尚未審結，儘管扁家仍有超過十億元的不法所得尚未繳回，法務部仍匆匆為陳水扁開了便門，讓他像英雄般地接受歡呼出獄。

如果醫療鑑定小組的說法屬實，陳水扁每日漏尿七十多次，且有自殺傾向，讓他返家與家人同住將有助於舒緩病況；那麼，這次保外就醫照說是別無選擇之計，應該讓他回去。誰料，就在法務部宣布放人之後，柯文哲馬上又提出異議，說什麼「回家才是問題的開始」，返家後如何照料、跌倒怎麼辦等，都有待解決。這難道是說，法務部不放人不對，放人還是不對？

阿扁在培德醫院時，有七名看護員照顧他的起居，也享有專業的醫療；是民進黨覺得那個待遇太差，甚至用絕食威脅法務部放他回家。現在阿扁如願以償，支持者還在說三道四，難道政府要派專屬團隊到府伺候他不成？這種沒完沒了的索求，到底要把貪瀆元首捧成什麼？那些對他愛戴無盡的醫界人士，請自組醫療團隊去照顧他如何？

陳水扁坐了六年牢，民眾對他執政時的翻雲覆雨並未淡忘，對他的貪瀆敗德也仍記憶猶深。現在，民進黨已經在剉咧等，我們也要提醒陳水扁謹言慎行，不要忘記自己的戴罪之身。

歷經慘烈的敗仗，國民黨內竟未聞砲聲隆隆，主要原因或許是馬英九已在選後不久即辭去主席，大家正等待新黨魁的產生，再來談論下一步興革。然而，從政黨作為「政治有機體」的角度看，國民黨長期以來正是因為過度瞻望上意、仰賴一人領導，以致整部黨機器逐漸失靈，社會觸角鈍化，致無法靈敏回應民意的變化。亦即，國民黨若僅從「唯馬首是瞻」移向「唯朱意為先」，恐怕無法全盤解決黨與社會脫節和組織僵化的問題，這需要更多的社會傾聽與黨內的腦力激盪。

從目前顯而易見的跡象看，我們認為，國民黨應該全力推動的改革工程有四，且必須儘速著手，不能再拖。

首先，人才與戰力的問題：國民黨政治文化的主要弊病之一，是汲汲於內部資源的爭奪與鞏固，卻拙於對外的擴張與求才，更吝於培植新人。長期下來，便形成封閉式的近親繁殖生態，安於小圈圈的穩定，有企圖心及有創意的人才則漸漸遭到排擠和淘空。從二○○九年至今，國民黨員人數從五十萬人下降到卅五萬人，流失速度之快，遠超乎想像，也可見黨中央經營黨員漫不經心。

人才不足，當然影響到黨的戰鬥能力。馬政府施政經常受到圍剿和抗爭，尤以民進黨的周邊團體或社運組織為大宗。其中，有些異議者同時組織數個社團，一人分飾多角，利用不同的發言位置不斷發動攻擊；然而，藍軍對這些攻訐之聲卻毫無應對之策，既不爭取對方認同，也不組織自己的反制部隊，有時連發言反駁都不知所云。我們不相信國民黨內沒有人才，但如果黨中央不能知人善任、不能改變經營策略，坐擁卅幾萬黨員又有何用？

第二，黨產的問題：黨產歷經數次整頓，始終未曾徹底解決，成為國民黨被妖魔化的包袱。朱立倫最近宣示，不當黨產要全數「歸零」，這是正確的方向。試想，黨產握在少數操盤者手中，一般黨員嗅不到，參選者分不著，而整個黨卻不斷遭到醜化及羞辱；國民黨若繼續扛著這個大包袱，只會被壓垮。我們建議，一旦黨產歸零，黨的用人及財務都需重新調整，才能甩掉「大而不當」的結構；屆時，可以效法民進黨作法，要求公職參選人捐出一定比例的「選舉補助款」，以濟財務之不足。

第三，黨內民主化問題：國民黨論資排輩之森嚴，不僅充斥著形式主義的虛文，更嚴重影響到內部意見的交流，尤其不利下情之上達。朱立倫當選後，應設法改革中常會的黨政溝通平台，納進更多元的聲音，讓黨的施政能更貼近社會的脈動。此外，國民黨「考紀會」的組成未經民主選舉程序產生，已在王金平的「開除黨籍案」中連遭挫敗，被法院判為無效；朱立倫當選後，應盡速召開黨員大會進行改選，未來考紀委員至少需由黨代表選舉產生，才不致屢屢遭到挑戰。

第四，黨的年輕化問題：國民黨的資源豐沛，卻無法吸引年輕人投入，和黨的作風太過老大有關；這在歷經首次政黨輪替的強烈衝擊後，依然未能調整。朱立倫近日談到這個問題，宣稱要「用網路連結網員和人民」，讓黨員可以直接在網路上提案或與幹部溝通，這固然是邁開了一步，但仍遠遠不足。只需看蔡英文二○一二年大選時在地方帶出一批「青年軍」，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成為太陽花學運及九合一反馬的主力；國民黨如果不思向新世代扎根，未來只會越漂越遠，再也抓不住年輕人的心。

國民黨目前的困境，一是近年執政不力的影響，二是長期的結構老化所致；這兩點，不僅需要時間調整，更必須在思維、心態及經營上都要有所轉變。無論如何，這不是選出一個新主席就能解決，更不是黨主席一個人的責任，朱立倫必須鼓勵大家跟他一起動腦，才有逆境翻轉的可能。

眾所周知，在台灣經濟起飛過程中，有不少事業有成的企業主，累積了為數可觀的財富，只是這些錢，有相當高的比重並沒有放在台灣。之所以如此，除了相對偏高且不友善的稅制之外，缺乏讓人眼睛一亮的金融商品，更是導致金融競爭力跟不上國際的重要原因。

許多資金或是為了租稅規劃，或是為了追求更高報酬，持續流出台灣，轉往香港、新加坡乃至歐美地區，尋找更適合的投資機會。根據金管會估算，這些流出去的資金，累計高達10兆元以上，數量相當驚人。

財金部會對此情況心知肚明，也設法在改善。例如，曾被視為導致資金遠赴海外重要原因的遺產稅，稅率已從最高時的50%大幅降至10%；經此調整，一度吸引大量資金重回台灣。但這些錢回來得快，去得也快，光是從稅制下手，只排除了部分引資的負面因素，當台灣金融市場上的商品還是乏善可陳、缺少創造更多報酬的實力時，自然無法讓資金對這塊土地產生認同，資金依舊逐利遠去。

金管會去年最重要的政策之一，就是建立起銀行、保險、證券的境外金融中心，透過政策鬆綁，讓擁有一定財力的國人，能以專業投資者的身分，比照境外投資者，在這三個特殊市場中購買到與國外一模一樣的商品，不必再千里迢迢遠赴海外，從事高端的投資行為。

開放政策讓金融業者叫好，但在開放的同時，本國業者與外商擺出的陣勢高下立判。以五大消金外銀為主的國際金融集團，可以一口氣端出上百種金融商品，證明擁有滿足各種客戶不同需求的能力；一向只懂得透過代銷商品賺取手續費的本國業者，明顯技不如人，市場都已經從海外搬回台灣門口，就是吃不到，這也讓金管會透過開放措施以吸引10兆元返台的構想，效果大打折扣。

金管會希望改變這種現象，要推動金融進口替代，年關前，要求業者加快腳步，把商品設計的規劃時程提報上來，期待新的一年裡，台灣金融市場會更熱鬧，各式各樣的商品百花齊放，本國業者不再是只會賺利差與手續費的二等機構。

這樣的構想很好，不過，設計商品談何容易，國外大型金融集團設計商品的能耐，是長期發展的成果，坦言之，金管會即使要求本國業者全力以赴，在商品開發上親力親為，也只是起了頭，長期的競爭不是決心夠就能辦到的，還要有更多條件配合才行。

其中，最重要的一項，就是擴大本國業者的規模。根據國外金融機構的發展經驗，擁有一定的經營規模，才有能力從事可觀的人力與設備投資，才有長期進行商品開發的條件，也才能讓市占率提升，並擁有較高的投資報酬率。的確，整併不是一條容易走的路，即使阻力較小的公股金融機構間整併（公公併），同樣有民股股東不配合、工會揚言抵制等干擾，導致併購的構想很難落實。因此，長期以來，習慣躲在特許經營保護傘下生存的台灣金融業者，面對愈來愈薄的利差束手無策，更不用談跨出國境，到亞洲其他市場與人一較長短。

目前是十多年來金融政策最友善的時刻，主事者有心把台灣市場帶向另一境界，能否成功，在於能否提升商品設計能力。要做到這一點，與金融整併又息息相關，台灣能否在這些方面取得突破，新的一年相當關鍵。

國內十多年所謂藍綠對抗，形成因素不少，歷史文化、國家認同、階層意識、公民多元社會本質、公共政策無法滿足每位人民等。政治人物難辭其咎，有人興風作浪，放言高論刻意掀起對峙，國人對於國家定位、兩岸關係，見仁見智，理應在民主政治之下相互了解理性溝通。可惜三位民選總統均有強烈國家意識，欲左右國家走向，升高對峙。等而下之的政客未以大局為重，煽動民眾激情，選舉期間活動、平時民意機關問政、大庭廣眾之下談話，均充斥語不驚人的不負責任言論。

扁案在台灣民主政治發展，朝野政治人物應該上了一課，國家元首犯法雖與庶民同罪，但是總統代表全國人民，對外又代表國家，如何取得平衡，國家元首自己拿捏分寸，扮演調和角色，即使兼任政黨名目或實質領袖，仍可自我策勵，超越黨派不偏不倚。以強人自忖，欲操作行政、立法等，在民主多元社會，注定失敗，個人可能付出慘痛代價，國家人民也賠上昂貴成本。

十多年的政治對抗，非理性抗爭，本來身處瞬息萬變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已不利台灣，卻又自我消耗。不少攸關人民福祉的法案停擺，政治人物缺乏遠見，朝野政黨均一味討好選民，造成國家機關空轉，行政效率不彰。柯文哲的異軍突起，充分反映民心向背。馬總統任期有限，但仍可有些作為，元旦祝詞內容尚佳，找出人民對他執政六年多有哪些不滿、理由何在，對症下藥，劍及履及著手實施，例如他強調將在租稅與社福政策提出改革方案。其他諸如國民年金改革、水資源的統籌、強化政府部門縱向領導橫向聯繫、推動財政紀律等，均可展現改革決心。

馬已不兼任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即將接任，未來國民黨總統、行政院、中央黨部、立法院黨團等，如何互動有效形成政策，並與在野政黨、公民團體等溝通協調，攸關朝野和解及國內政局走向，大家拭目以待。民進黨九合一選舉大有斬獲，在十三縣市執政，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合作分工，為促成朝野和解重要元素。

兩黨主席定期會晤交換國是意見，立院黨團理性協調，推動有利國家人民法案。在民主架構之下，公平競賽，樹立優良政治文化。

柯Ｐ現象代表兩大政黨長期對於抗，令人民不滿，兩黨治理能力也遭人民質疑。在公民社會、網路時代，不論是選舉期間或平時政治活動，人民走向更能展現影響。開放政府、公民參與，柯Ｐ新人新政，均促成朝野兩大政黨必須改弦易轍，台灣政治發展仍有諸多可能結果。

讓阿扁保外就醫屬醫療人權，但阿扁是保外就醫，並非「特赦」，前提是病情有所改善時就必須回籠，然而支持者醞釀的氛圍，顯然沒有再回監的準備，恐怕這是「縱虎歸山」引發日後爭議的焦點。除非馬政府早已未雨綢繆，睜一眼閉一眼，從寬處理，否則勢必陷入另類「動亂」。

有阿扁案例，法務部恐怕要通盤檢討，就人權問題一體適用，試想司法案件動輒透過政治大事化小，隨時急轉彎，豈非落人口實？對升斗小民絕對是不良示範！

然而，從學理上來說，監獄於懲戒功能，亦應顧及監禁對於心身症狀所造成之負面影響。從實務上來說，對於缺乏評估與輔導能量的刑期，對於罪犯尤其是白領犯罪，更造成許多刑期考量之外的額外懲罰效果。因此在筆者的職業生涯中，發現白領犯罪者入監服刑時如能與黑社會人士同牢，反而容易撐過刑期達到悔過遷善洗清對社會欠債之效果，而如果同與白領罪犯同牢，往往容易造成嚴重的身心症狀，此時反而不是文明社會的合理懲罰，而是一種報復與虐待了。

因此面對陳前總統的高標準待遇，最為人道處遇的範例，毋寧是希望推廣到全台灣的獄政，而不是把陳前總統的高標準給降低。不過也希望社會輿論對司法給予包容與尊重，如果故意把保外就醫扭曲成無罪釋放還我清白，然後質疑過去的司法都是冤獄與專制，那也許一時贏得了選舉，但是對於一個文明社會的建立卻是最大最大的殘害！

保外就醫，不代表釋放阿扁、阿扁自由。一個月後，法務部仍可視其醫療狀況改善與否決定是否繼續保外就醫，等於用緊箍咒困住阿扁。這位不甘寂寞的梟雄若想要繼續遠離監獄，勢必得繼續漏尿、手抖個不停，想要發表滔滔政治評論或聲嘶力竭地演講站台，恐有被拆穿裝病之虞。

那些消費阿扁的阿扁們，再也找不到相罵本，無法從批判馬政府的言論中謀取個人的政治利益。而馬政府則可請阿扁好好養病，病好了就可坦然面對其司法審判！未完成的刑期，除非阿扁認罪，繳交不法所得，尋求政治特赦，否則保外就醫這場戲就得繼續演下去！累的絕對不是馬政府，而是阿扁與那些阿扁們。

筆者還是衷心期盼阿扁總統有個健康的身體，不要讓高堂老母擔憂，病好了，勇敢面對司法審判，還是非對錯一個絕對的答案！

建議交通部盡速研擬短中長期改善交通壅塞之突破性作法，並加強宣導教育使用路人瞭解配合。改善策略必須採行減少尖峰需求與提高運輸供給之雙管其下方法才能奏效。

減少尖峰時空間之需求，還是得靠以價制量的尖離峰差別費率。連續假日如能配合風景區入場、停車及景點周遭住宿在尖峰收取擁擠費，成效更能顯著。實施方式短期可盡快採行ＥＴＣ單雙數車牌之差別費率，來控管尖峰時段及路段之過飽和車流。在單數車牌管制時空間中單數是優惠費率，但雙數車牌車輛就必須以二倍甚至三倍以上費率收費。至於管制時段可以上午、下午或晚上之較長時段為宜，而多收取費率之經費則用來補助管制時段及路段之大眾運輸，以更優惠的價格鼓勵民眾轉移使用。

中長期實施方式，建議交通部應將所有交通需求如起迄點、往返時段、停車與旅遊之相關需求如住宿、餐廳、遊樂設施及參觀景點等，建置聯網雲端式的資訊整體預約服務平台。除了私人運具外，也提供民眾公共運輸全程預約共乘之聯合訂位套裝行程，包括住家及觀光景點往返主幹線場站如高鐵、台鐵及客運轉運站之預約共乘優惠接駁，及主幹線已劃位之優惠家庭套票等。如再配合私人運具之預約高速公路採用優惠費率、預約卻未上路則收取違約費用，及非預約臨時上路遇壅塞時收取擁擠費的策略，不但可提供用路人適當上路時段及路段資訊，還可透過預約掌握公共運輸之整體確定性，大量減少私人運具使用，達到低碳優質旅遊之目標。

至於提高運輸供給方法，必須去除人工判別高乘載車輛之傳統方式，建議採行比五楊高架高承載車道更先進準確的紅外線辨識系統，安裝在進入匝道前適當位置之門架上，如有辨識疑慮才由員警路旁攔查，如此之自動偵測控管系統才能發揮管制時段高乘載車輛優先之效果。而容易造成連接匝道之地方道路嚴重打結之匝道儀控，更應及早落實超過地方道路回堵最高容忍長度之回饋調整放寬管制強度之機制。另外各地方爭取之增加匝道及拓寬連接道路，應優先規劃作為大眾運輸專用道。

義美作為國內的食品大廠，在食安問題上有相當的影響力；但高總經理主張由經濟部補貼、國營事業高價收購廢食用油的提議，筆者有不同看法。首先，自由經濟社會的政策制定原則是「使用者付費」。當前政府財政困窘，更不能將政府補貼視為理所當然，廠商製造廢食用油應本「汙染內部化」的原則來處理。

廢食用油回收就如同廢棄物或垃圾一樣，處理的基本原則應該是產生垃圾的人付費處理，不可因為廢食用油有非法流用造成食安問題，就要求政府以每公升十八到廿二元高價回收。無論家庭垃圾費是隨袋徵收或是隨水費徵收，都是符合汙染者付費的原則。要求政府付費為大家清除垃圾，不但無法達到垃圾減量、資源回收的目的，也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至於將廢食用油倒水溝的行為，必須以重罰防範。

其次，廢食用油是屬於棘手複雜的跨領域議題，需要透過中央地方的跨域合作以及公私協力的精神，才能獲得有效治理，斷不可能僅靠單一部會或國營事業就能解決。

經筆者向中油查證，中油目前已整合油品供應鏈之上中下游廠商，成立一個廢食用油去化平台，但由於廢食用油不是回收就可以直接運用在燃料油，必須進行轉酯化反應，生產出符合摻配規範的廢油甲酯，再摻入燃料油中。中油公司並未直接收購廢食用油，僅負責採購去化的環節，廢食用油去化的過程是先由廢食用油回收清運業者（大蜜峰、小蜜峰）回收後交由再利用業者，經轉酯化處理產出廢油甲酯，中油公司再依政府採購法購買後，再摻入燃料油售予工業用戶。

換言之，中油只是廢食用油回收政策的其中一環，並不具有廢棄物清理公司執照，廢油回收仍應交由回收清運業者處理。若回收清運業者及回收再利用業者可依規定回收及轉酯化廢食用油，依中油每年一五○萬公秉燃料油的銷售量，若摻入百分之五的廢油甲酯，每年就可去化約七萬公噸的廢食用油，大約就是環保署估算全台灣每年廢食用油的產生量。

透過這樣的方式不但能提高廢食用油價值，將其轉化為有用的能源，也可避免不肖商人將不合格油品流做不法用途，達到多贏的政策目標。要解決廢食用油回收問題，需要政府跨部會（環保署、衛福部、經濟部）、中央與地方的通力合作，更需要民間業者（餐廳、食品業者、回收清運業者、資源再利用業者）共同負起企業社會責任，與政府攜手配合，方能收效。一味依賴政府補貼，不符公平正義，終究非現代公共治理的正辦。

江蕙累了。這就是心理學家說的「Ａ型人格」，完美主義者，他們是自己的磨難，也是人家的磨難。但是，世界因他們而前進。

法蘭克福書展前主席衛浩世退休後，寫了本回憶錄「書展邊緣的獨行」，他擔任二十五年主席，把這個書展打造成世界最大書展，在身心都出狀況時卸任，此書是他回歸常人的心理旅程。他不想退休，但不得不，因他繃太緊。為做到最好，最後卻須放棄所有。很弔詭，卻是完美主義者的宿命。

衛浩世自我反省，為何他從一個十四歲就反抗主流社會的流浪漢，居然變成主流社會的成功者？他用一位韓國哲學家的理論，分析自己如何在一個「成就型的社會」，成為一個「勞動的動物」。勞動的動物就是工作狂，不斷強迫式的自我壓榨，在無外力壓迫下，自動自發完全奉獻給工作。他說，這種勞動的動物，既是受害者，也是加害人；最後，出現一種無可救藥的沮喪，開始能力倦怠，和自己陷入戰爭。

這個強迫型社會，其實是無數的勞動營，互為主人，也互為奴僕，每人都是彼此的囚禁者，也是看守人。但是，每人也確在其中不斷將自己潛能逼出來，把極限往上推高。

從正面看，「成就型的社會」讓人類達到前所未有的「進步」（但是，地球也快撐不住了，我們是如此迅速的耗費資源）。從另一面看，也正因如此，大家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病（可不是，健保快被我們看垮了）。金融海嘯，搞不好是上帝摧毀巴別塔的另一個版本，但我們的回應是以更多強迫性自我奴役或奴役別人，想力挽狂瀾。其實，我們可能需要慢一點，冷一下，沉澱一會兒，好好想一下，我們作錯了什麼。可是，我們不敢停，沒有一個國家敢，沒有一個企業敢，就像管理學院ＥＭＢＡ班名教授不斷耳提面命的，「成長，不斷成長，是領導人的責任；不成長，是領導人的不道德」。努力而沒有成績，不僅不道德，還多了一個罪名，叫作蠢。

於是，你必須更努力。於是，你不僅不道德，還蠢，而且還失去了生活。終於，你受不了自己，受不了別人，別人也受不了你。是的，世界的確就是因有這些讓人受不了的完美主義者，而一點一點改變；但是，這些人有時需停一下，打個逗點，否則反而可能變成刪節號，或直接打了句點。

衛浩世退休多年後，才終於饒了自己，能重新看見花開，聽見鳥叫和葉落，回到人間，生活（動詞）。而我們的江蕙將「回到十歲之前那個沒有鎂光燈的日子」，不必再作眾目睽睽下的歌后江蕙，不必再超越自己不斷創造的巔峰，她已留給我們這麼多美麗作品，她現在要給那個十歲之後就沒有童年的小女孩，一個美麗人生。

激進左派聯盟向來的立場是停止財政撙節措施，廢除與歐洲央行、歐盟執委會及ＩＭＦ組成的「三駕馬車」所訂定貸款酷刑，並與之重新協商貸款條件。由於該黨在二○一四年歐洲議會選舉贏得了廿六．五％的選票，高於總理薩瑪拉斯所領導的新民主黨的廿二．七％；再加上薩瑪拉斯提名的總統人選未獲國會通過，使得激進左派聯盟極有可能在月底大選中拿到執政權，因而引發市場對於希臘退出歐元區的憂慮。因為放棄撙節措施意味著希臘不可能獲得三駕馬車延貸案，使得希臘將無力償還貸款，讓希臘主權危機再現，最後必須走上脫離歐元區一途。

但是近日來的發展似乎比較樂觀。在政治上，希臘選民對於脫離歐元區似乎仍有很大的疑慮，民意慢慢回流執政的新民主黨，其落後激進左派聯盟的幅度由去年十月份的六．五個百分點下降到年底的三個百分點；有三分之一的選民也比較信任由新民主黨來領導一月大選後的聯合政府。且德國似乎也已經做好讓希臘退出歐元區的準備，這些壓力讓激進左派聯盟有可能微調激進路線，因為以退出歐元區來要脅三駕馬車就範的策略可能已經失效。

在經濟上，激進左派聯盟若執政後真的與三駕馬車鬧翻，勢必面臨無米可炊的窘境。希臘目前融資管道有二：一個是在本地與國外發行債券來籌措款項，一個是ＩＭＦ透過歐洲央行所提供的貸款。根據ＩＭＦ的預測，希臘政府在二○一五年需要一五○億歐元的資金來償還債務，而希臘二○一三年財政收入僅八四三億歐元，財政赤字六十五億歐元，這占年度稅收近兩成的資金需求必須仰賴外國資金來填補。

如果斷絕與三駕馬車的關係，不僅希臘將無法獲得其貸款，希臘政府所發行的債券，也將再淪為垃圾，激進左派聯盟亦將隨新一輪的危機一起下台。

所以德國財政部長蕭伯樂才會信誓旦旦的說，不論哪一個政黨上台，三駕馬車所提出的撙節計畫都會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