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立倫在香山謁孫中山衣冠塚，祭文使用中華民國年號，記者問國台辦發言人范麗青有何評論。她說：大陸和台灣同屬一個中國，大陸主張兩岸共同努力，探討國家尚未統一特殊情況下的兩岸政治關係，作出合情合理的安排。

范的這段話，出自二○一二年十一月胡習交班的中共十八大之政治報告。但至習近平上任後，兩年多來，幾乎未見北京官方再引述此語。范麗青在今日情勢下舊話重提，意味著什麼？

習近平在朱習會上主張：「探討建構維護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范麗青卻在朱習會剛收杯子之際，不重述習近平的「和平發展制度框架」，而引據十八大的「尚未統一特殊情況政治關係」；今昔兩種論述，究竟有何相同或有何不同？

細究起來，十八大的文字比較深刻。一、首先認知，兩岸現狀是「尚未統一」；二、其次認知兩岸關係是「特殊情況」；三、最後認定，兩岸探討「政治關係」，須有「合情合理的安排」。此一構想，可謂亦是指謂「和平發展的制度框架」，但加以方法化，畫出了路徑圖。

兩說的共同點，皆在表達兩岸政治關係應當追求法制化，比如建立軍事互信機制及簽訂和平協議。但胡任內未實現，朱習會則雙方連提都不曾提。主要原因是雙方不能面對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隔岸並存分治的「國家尚未統一的特殊情況」，若連簽約主體的地位皆不能名正言順，還奢言什麼和平協議？

因而，朱立倫在習近平面前提「兩岸同屬一中，但內涵、定義有所不同」，具有重大意義。因為，這正是指出，兩岸必須正視「一中各表／兩岸分治」的「特殊政治情況」。

上月台灣出現超過芮氏規模六的強震，其後，正在交屋的浮洲合宜住宅地下室梁柱陸續傳出出現裂痕，嚇得原以為買到合宜住宅是「撿到寶」的承購戶，開始要憂心日後住屋夢魘不斷。同一時間，林口合宜宅也傳出，建築基地偏移及挖出大量廢棄物的消息。為此，不少住戶紛紛組成自救會，希望透過集體交涉的力量，爭取應有的權益。諷刺的是，先前政府敲鑼打鼓大肆宣揚社會住宅的美好，但轉瞬間，「德政」卻變成坑陷住戶的毒餌。

購買這些政府主導興建住宅的承購戶，多半是靠著薪水養家的人，辛苦積蓄多年才湊出頭期款。如今，看到勉力籌措、借貸購買的房屋竟然是瑕疵品或危樓，他們的焦慮與憤怒可想而知。問題在，這種一窩蜂式的住宅政策，一味追求速效，在興建過程卻缺乏積極的管理和監督，政府形同為「公宅」提供了虛有其表的保證，引民眾誤入歧途；一旦出事，在承購戶與建商之間，政府連要扮演什麼角色都不清楚。

地質及工程學界專家認為，由於浮洲合宜宅先前的地質調查不夠確實，如今可能面臨地震引發的土壤液化問題，而導致這波梁柱龜裂。至於林口A7的地滑現象，則可能是因地震加劇，雖然結構體外觀並無大異，但承購戶的憂慮難以避免，擔心抽到房屋不是幸福，而是噩夢的開始。

這一波政府主導的住宅產品，不論稱為「合宜住宅」、「社會住宅」或者是「青年住宅」，操作手法大抵不離：政府找地、變更都市計畫、由建商主導興建格局、再由民眾抽籤承購的模式。建商之所以樂於配合，多半是因為早在周邊地帶圈地、養地，藉由政府住宅政策投資公共建設，可一舉讓自己的低價地大翻身；因為有利可圖，自然大力配合。

政府方面，為了營造居住正義的政績，各部門當然都得配合降低門檻放行；這其間，難免引發把關不足的問題。簡言之，為了消解高房價的民怨，政府在規劃公共住宅時，可能將必須把關的環評、地質鑽探、水土保持計畫等全部降低標準。如此一來，為解決住宅的「量」的問題，卻犧牲了安全的「質」；對承購戶而言，這豈非形同「嫁禍」？

社會住宅既以居住正義為名，當然必須賦予社會公義的內涵，絕不可以假藉公共之名掛羊頭賣狗肉。例如，遭質疑的林口A7合宜宅，四千多戶的廢汙水排放竟可以無規劃放行，其結果，極可能汙染新北市新莊區的水源地，日後可能不引發抗爭嗎？

浮洲合宜宅建商日前允諾提出承購戶解約退款方案，同意進行第三方鑑定結構安全，交屋起三十日內的利息也由建商負擔。這些條件聽起來優惠，但看在民眾眼裡，大概只有「欲蓋彌彰」足以形容。承購戶不解的是：政府拍胸脯、打包票保證的優質住房商品，怎麼會變成今天的局面？更有承購戶責問，從開工到完工，從發建照至今申請使用執照，政府究竟在哪裡？

近兩年一陣「社會住宅」風潮，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競相喊價，動輒喊出要興建幾萬戶公共住宅；但許多官員卻忽略了，要兌現這些看似美好的政策應該負起多少規劃和監督的責任，以確保這些住宅的安全與品質。包括，在承購戶和建商之間出現紛爭時，政府的角色要如何扮演，恐怕事先也未曾作過設想；以致一出事，根本不知如何因應。浮洲和林口A7合宜宅加起來超過九千戶，這麼多人家因為相信政府而購屋，結果卻落得如此遭遇，官員不覺得羞愧嗎？

政府藉公共建設來營造政績，必須步步為營，不可輕忽。兩個合宜住宅發生嚴重紛爭，正是給那些浮誇政客的一記警鐘。

種種跡象顯示，美國升息已箭在弦上，差別只是在6月或9月。聯準會在3月中旬政策會議中一致通過自聲明中將「耐心評估升息時機」移除「耐心」二字，以為今年6月升息預留空間。4月美國商務部公布今年第一季美國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僅0.2%，市場預期6月升息可能性大降，但聯準會隨即發布聲明指GDP成長疲弱是受寒冬氣候及港口罷工等因素影響，第2季美國經濟將持續好轉；對美元飆漲、油價暴跌導致石油相關投資劇降等更重要影響因素卻刻意忽略，充分顯示聯準會為升息鋪路的意志不因短期因素而動搖。

聯準會鐵了心腸要啟動升息，研判是基於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引導貨幣政策回歸常軌。美國三輪量化寬鬆（QE）的世紀實驗，雖促成美國經濟復甦，但後遺症也愈來愈大，尤其歐洲、日本等紛紛師法美國實施QE，造成全球資金泛濫，股票及債券價格普遍被高估，金融風險持續升高，葉倫上周對長期低利的警示反映的正是聯準會的憂慮。美國是QE的始作俑者，加速收拾殘局，帶頭促使全球貨幣政策回歸正軌，自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第二，美元重返強勢符合美國戰略利益。過去一年，美元因QE退場而大幅升值，促使全球資金回流美國，鞏固了美國經濟龍頭及金融霸主地位，相對上也加速中國大陸經濟走緩趨勢。雖然美元急升衝擊美國短期出口的表現，但總體來看，重返強勢美元的戰略思考，是美國政府不會輕易動搖的最高信念。

第三，美國及全球經濟風險處於可以承受的階段。對照金融海嘯後工業國家經濟的向下沈淪，現在美國經濟已經復甦並趨於穩定；歐洲、日本雖仍面臨通縮風險，但歐元區歷經去槓桿的痛苦過程，基本上已渡過危機，剩下的問題是如何促進經濟復甦；日本經濟也已走出長期低迷困境，正在結構改革方面尋求突破。總體而言，相對於中國大陸等新興市場，工業國家復興之路已經打開，有承受政策變動風險的足夠能力，這也是聯準會評估可以啟動升息的重要因素。

最近全球情勢的變化，亦有利於聯準會在短期內啟動升息。這些變化包括：國際油價回升，緩和全球通縮疑慮；歐洲經濟出現好轉跡象，加上歐元走強，可能改變歐洲央行實施QE的強度；美元匯率近期已從高峰適度回貶，降低升息阻力，更重要的是，美國失業率降至5.4%，已非常接近聯準會對充分就業的定義，即失業率位於5%-5.2%的水準。

上周葉倫談話對升息可能造成股債市場的波動，亦有提前預告的作用，聯準會唯一顧慮的是，升息可能造成債券殖利率急升，重演前年出現所謂購債減碼恐慌的情況，所以，葉倫強調聯準會不斷和外界溝通，希望市場能做好心理準備，這也顯示升息的時點已愈來愈近。市場預期9月升息最有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聯準會照去年規劃，在6月宣布升息。

聯準會即將啟動升息將進一步擴大新興市場國家資金外流壓力，亞洲新興市場尤其中國大陸受到的衝擊最大，但在美中兩強競爭情勢下，美國將以升息證明自己仍是訂定遊戲規則的老大；北京只能自求多福，加強應變能力了。

大家以為那刀子只是向著馬英九和郝龍斌的心裡的那一口清廉剮，不是的，柯市府正在炮烙台灣這些年來好不容易建立的法治。

或許，有一些人因為討厭馬英九的政治立場，看見柯文哲一股股牛勁把馬英九的清廉往死裡打，即使越了法的規範、法的精神，依然額手稱慶。

或許，有一些人，則覺得事不關己，是啦，柯文哲霸道濫權，也許馬英九受了一口冤，但那又怎麼樣？六月雪是下在馬英九的屋頂，我家屋頂可沒下六月雪。

或許，另有一些人，雖然憂心，但見諸柯文哲的高民調、高人氣，不敢攖其鋒，只好噤聲沉默，由他強橫。

但大家沒有想清楚的是，法治精神一旦被支解，台灣也就不用奢談什麼公平正義。有人以為柯文哲踰越法治、打擊財團，大快人心。不是的，踰越了法治，就是回到人治，法治之存，就是在對應對於人性濫權的節制。

柯文哲和他的團隊，在有法律約束的情況下，都已視法為無物了，一旦我們都對柯文哲變本加厲踐踏法治而噤聲不語，解放了他們的濫權傾向，那才是台灣真正的災難。

在這一連串的風波中，最關鍵的一句話，其實是柯市府的法制局長說的：「合法不合理」。這句話一針見血地說破了柯文哲不尊重法治的赤裸新衣。什麼叫合法，法是一個客觀的標準、裁量的準據；什麼叫合理，理是存於人心的主觀判斷，合你的理，不一定合我的理。

當柯市府一會喊拆蛋、一會喊移送，準據的不是合法，而是「合理」，而是「社會觀感」時，問題就來了，這「理」憑什麼是柯文哲說了算？這「社會觀感」什麼時候和柯文哲的「個人觀感」化為等號？

法治精神之所存，就是我們不相信那些虛無不定、因人而異的「合理」、「觀感」，所以將之固化為法，用以裁斷是非，排解紛爭！

台北市民選出柯文哲當市長，不是當皇帝。市長必須在法之下，皇帝才能居法之上，不是嗎？如果下一任市長，也仿柯市長的做法，把柯市長經手的每一個案子，都用「不合我的理」、「違反我的社會觀感」為由，一律打成貪汙弊案，把法治踐踏腳下，柯市長能接受嗎？

這篇文章，筆者話說的很重，因為真的是覺得孰不可忍。

最後，我想引一段大家耳熟能詳的話作結，一位德國神學家馬丁．尼莫拉說的。

當納粹追殺共產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共產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社會民主主義者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者

當他們追殺工會成員

我沒站出來說話

—我不是工會成員

當他們追殺猶太人

我保持沉默

—我不是猶太人

當他們要追殺我

再也沒有人為我說話了

大家以為柯文哲追殺的是馬英九？不是的，柯文哲追殺的是法治。是台灣人民安身立命的最後保障。

就以台北市政府廉政透明委員會以及該委員會所公布的大巨蛋調查結果為例，根本和廉潔、透明扯不上關係。

第一，機關屬性與目的：依其設置要點，該委員會的成立是要監督台北市政府本身。可是目前看來，其監督的對象似乎完全集中在「前任」、「前前任」台北市政府，而非「現任」市政府。這點也不足為奇，因為設置要點規定，台北市長擔任該委員會之召集人，難道柯P會調查、降罪自己？如果該委員會名副其實，是否也應就市議員王鴻薇檢舉市長降低囤房稅，疑似圖利建商乙案進行調查？不過就在柯P一聲令下，澄清該案並非圖利，顯然該委員會已不可能自動調查此案，明顯為一人所用。

第二，組織結構疊床架屋：該委員會職掌和政風處大量重疊，並不符合市長老掛在嘴邊的SOP。合理推論是柯P並不認為政風處可以擔負這個工作，有必要揚棄一般的行政程序，而改採其他非常手段。這麼一來也坐實部分人士的批評，整個行動充滿政治意味。

第三，委員會組成分子：政策學界有一種政策評估理論，即「威爾森第一、二定律」，政策評估如果是由政策執行者的朋友來評估，政策評估結果一定是該政策是有效的；反之，如果政策評估是由敵對者來評估，評估結果一定是該政策是無效的。以這個原則來看，該委員會中幾乎都是仇視國民黨，甚至仇視馬英九的敵對者。也難怪外界質疑這些調查結果是「先射箭、再畫靶」。

第四，毒樹果實理論：即如果證據的來源（樹）受到汙染，那麼任何從它獲得的證據（果實）也是被汙染的，在訴訟審理過程中將不能被採納，即使該證據足以扭轉裁判結果亦然。在前述特定的機關屬性、組織疊床架屋與組成分子可議的情形下，要求這是公正客觀的調查報告是絲毫不可能了！

如有弊端都應受檢調調查，但不宜由私人或不公正的組織，經由不公正的方式，發動類似政治鬥爭的抹黑。

北市府一連串舉措，已嚴重違反行政中立，但在柯P的媒體光環、北市府與廉委會掌握公權力下，似乎毫無監督可言。就連握有監督職責的市議會也顯得虛軟無力，更像投鼠忌器，除少數市議員外，不敢公開反對、善盡監督職責，更別說沒實質監督權的學界、一般大眾！

政治人物掌握權力後應審慎行使，不宜將公器作為打擊異己的工具；否則台灣將落入永毋寧日的政治惡鬥。

然社會尚未釐清合宜宅的正面意義，又見媒體報導內政部想要在五至十年後興建二萬戶的「青年生活宅」，這是否又是變相的出售樂透式「合宜住宅」再現？政府企圖在未來出售如此不得轉售且稀少的青年宅，其意義為何？

首先，政府是否應鼓勵青年優先購屋？學界多有爭議，認為青年應先將資源充實自己，豐富人生，應讓青年有更多的自由度、機動性。而青年太早購屋，人生很容易被綁住，成為屋奴，不敢換工作，不敢創業，也不敢出國旅遊學習，不利年輕人成長。如今政府刺激青年購屋的正當性為何？如此以年齡限制購屋優惠的正當性又如何？

其次，政府資源有限，公有土地更是稀少，應維持公有，如此才可永續循環使用。因此過去社會不斷要求政府不可出售公有土地，因此反對出售合宜宅，而青年宅該如何回應公有土地出售問題呢？

第三，因為政府有限資源，應先照顧較為弱勢的租屋者，而非較有能力的購屋者，如此才符合公平原則。而且房屋提供出租可以讓更多人得到照顧，也較符合社會福利的目的。因此出售的合宜宅已被各界認為是不當政策，而青年宅該如何回應此公平與社會福利的問題呢？

第四，政府的責任是要幫助人民的「居住使用權」，而沒有責任要幫助人民的「財產擁有權」，前者涉及安身立命之所，後者卻涉及財富賺賠之物。因此世界各國政府均多提供出租而非出售的公共住宅，如今為何我們要提供出售的青年宅？雖然政府限制轉售圖利，但過去國宅地下化轉售個案頻傳，未見政府有何因應？

第五，請問政府通盤的住宅政策為何？此青年宅與整體住宅政策的關係為何？五至十年如此長期，且僅提供二萬戶如此稀少的出售青年宅，其要達到的政策目標為何？政府對過去合宜宅的成效檢討是否已有完整檢討報告？政府從合宜宅又學習到何種教訓與啟示？此時政府拋出此青年宅政策其目的為何？內部是否已經過各方專業評估獲得共識？換言之，此公共政策的提出是否經過嚴謹程序檢視？

在上述一連串的問題未釐清前，政府就釋出青年宅的政策構想，顯示政府欠缺一套完整的住宅政策論述與推動計畫，這也顯示政府未能從過去的住宅政策推動中學習到經驗，這才是政府提出青年宅背後更令人擔心的根本問題。個人從長期研究住宅專業角度審視，此青年宅政策的提出相當草率，令人失望。這也說明我們要達到政府所宣稱的「住者適其屋」政策目標，仍有一段遙遠的路要努力。

據國防部史政局戰後統計，八年抗戰國軍官兵共陣亡一百三十二萬餘，抗戰爆發時，撫卹業務尚未健全，受卹者遠低於犧牲數字，如官兵傷亡最鉅的民國廿八年，撫卹比例不足百分之二，國民政府後雖成立撫卹委員會，受限當時環境條件，仍有多數未能落實。

由於兩岸分治，抗戰犧牲官兵人數與姓名頗如滄海遺珠，民國三十六年聯勤總部撫卹處曾編印「中華民國忠烈將士姓名錄」，登記當時所掌握的陣亡將士名錄，以曾呈報請卹為準，目前入祀國民革命忠烈祠者，與此大致相同，但總體人數約僅為公布陣亡官兵數字的四分之一，因相關檔案普及有限，大陸各地重建抗戰陣亡官兵紀念碑時，常見有碑無名的遺憾，目前忠烈祠網站雖公布查詢忠烈將士姓名，又因造冊時登記簡略，未能略述烈士犧牲情況，許多家屬常感遺憾。

為慶祝抗戰勝利七十周年，國防部編印「勇士國魂」月曆，在兩岸均受好評，惟殉國將領名冊仍有諸多不確之處，如謝晉元、高志航等烈士以追贈軍階登載，獲追晉陸軍上將之鄒洪、李家鈺等仍列為國軍中將，陸軍中將鄭廷珍仍列國軍少將，獲追贈少將之邵一之烈士等則未見其名；部分病故將領如陳烈納入名冊，國民政府於抗戰時期明令褒揚之吳佩孚、劉湘、蔣方震等多人則未見其中，實則原始檔案、公報俱在，相關名冊應有定論，而非以訛傳訛，使美意大打折扣。

抗戰勝利當年國慶，國民政府特別頒訂「頒給勝利勳章條例」，頒給對於抗戰著有勳勞的我國官民及友邦人員，除軍人與公務員外，大學校長、海外僑領、婦女代表等均在其列，最具全面代表性，更彰顯我政府領導抗戰史實，政府慶祝活動當中，對此卻無一言，不少曾獲此殊榮的大陸國軍官兵後人，盼能夠補發榮譽，以為傳承，亟待政府予以重視。

抗戰硝煙遠去多年，官兵多漸凋零，後人猶無所依，政府主辦的慶祝活動，尤應以還原發掘史實為核心，多做些實事，少留點遺憾，否則抗戰百年之後，如果仍是撲朔迷離，莫衷一是，當屬今人之過無疑。

近閱陳長文先生對於抗戰老兵應頒紀念勳章的建議，筆者亦持相同看法，而且愈快愈好，曾經參戰的勇士們，如今幾乎都已屆耆壽。不僅如此，大陸亦尚有當年英勇抗日的老兵，他們一樣功不可沒。

二○○五年的連胡會，為九二共識與兩岸關係的連接，搭起了橋梁；而二○○八年以來國民黨的重新執政，則具體展現了九二共識在兩岸關係具體實踐的成果。不過，這七年來九二共識的實踐，基本上局限在兩岸之間，以至於雖然兩岸迄今簽署了二十一個協議，成果豐碩，但是卻已然開始出現簡單重複無法拓展的內捲化現象。

而朱立倫的大陸行，宣示希望兩岸能夠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開展區域甚至全球的經濟整合以至於環保等領域的合作，讓九二共識能夠從兩岸關係場域外溢，及於區域及全球的非政治性的、能體現兩岸合作及全球責任的場域，實踐九二共識的外捲化，並朝九二共識效益最大化的方向邁進。

九二共識外捲化，可以替兩岸關係的發展奠定新的阿基米德基點，並且揭櫫兩岸關係的新紀元。長期以來，相當比例的台灣人民以及現在的執政黨，一直認為而且希望，兩岸關係的發展，可以成為台灣融入更多區域及全球經濟整合，為人類負起更多全球責任的槓桿，從而促進台灣經濟的發展，以及提升台灣人民的自信與尊嚴。

九二共識的外捲化，可以撬動台灣人民這樣的情感線，讓台灣人民通過兩岸關係邁向區域與全球，獲得自豪感與踏實的安全感，這樣才能真正讓兩岸人民的情感互動，不再動輒出現過去那種咫尺天涯的現象。兩岸人民的情感跨越咫尺天涯的拐點，兩岸關係的發展將會呈現壯闊無比的前景，甚至不須再談兩岸關係到底是仍然處在淺水區，還是已經進入深水區。

其實，兩岸關係的發展程度，沒有所謂淺水或深水的分別，它從來主要都是情感膠纏的場域。過去七年，通過九二共識初階段的作用，讓兩岸關係從冷和平發展成能夠以理性計算為基礎的合作；而通過九二共識外捲化的作用，撬開兩岸人民的情感水閥，兩岸關係將可以進一步從理性計算式的合作，發展為真正相互有感的暖和平與合作的階段。

大陸強調兩岸一家親，若真要落實，必須以九二共識的外捲化做為槓桿，讓世界真正看到：其一，兩岸確實已經可以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緊密對等的合作團結在一起，為區域及全球經濟整合及永續發展，共同負起責任；其二，兩岸的團結合作，在展現區域及全球責任的同時，展現跨越傳統狹隘的民族主義局限，從而促進區域及全球和平發展的巨大示範意義。九二共識的外捲化，是兩岸對區域及全球共同負責任的莊嚴宣示，通過它，兩岸關係才不會內捲萎縮或逆轉，並且迎來巨大突破的機遇。

俄中關係已是最高級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要形容習近平訪問後兩國關係仍在進步，沒法再往上堆砌名詞，只好以「深化」形容，「深化全面戰略協作夥伴」真要有內容，莫過於中俄首次地中海演習。

說是地中海，其實先從黑海開始，中國三艘演習船艦通過土耳其博斯普魯斯海峽進入黑海，美其名是海上閱兵，但中國軍艦首次進入黑海，擺明了就是要挺俄羅斯，俄羅斯與西方鬧僵，尤其是吞併了克里米亞，歐美至今沒承認，演習的政治意義比軍事意義更大。

但是中國與烏克蘭的關係也不能搞壞，有損兩國軍工業的合作，而且考慮一帶一路的戰略合作，也不能公然與歐盟唱反調，所以解放軍船艦並未停泊在克里米亞的黑海艦隊母港塞瓦斯托波爾，反而停在俄羅斯本土的新羅西斯克港。

中方堅持，中俄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與傳統的結盟不同；外長王毅表示，中俄關係的特點是不結盟、不對抗、不針對第三方，同時也不以意識形態劃線。

西方認定這是對抗西方的聯盟，中國雖然承認兩國在反對霸權上有著相似立場，但中俄並不是同盟關係，而是在「諸多利益上合作的夥伴關係」，而且中俄加強合作，對於維護全球和平穩定具有積極作用。

過去兩國結盟，多半在外交與聯合國方面的合作，現在則開始發展軍事合作，因為兩國都面臨軍事威脅。

北約為了防備下一個「被烏克蘭化」的國家出現，組建了三萬人的快速反應部隊，近日在波羅的海地區頻頻演習，俄羅斯也緊急動員，與中國的演習就是對抗的一部分。

中國雖然崛起，但軍事和安全目標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其實並沒有理由與美國或歐洲在它們的後院競爭，不過藉此，中國除了宣示已具備保護海上交通線的能力，更重要的是挾俄羅斯以自重。

美國重返亞洲的動作越來越明顯，除與日本達成安保新指針，近日美菲還舉行十五年來最大規模的「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意在中國十分明顯。

中國希望俄羅斯投桃報李，以後能派出艦隊和中國海軍在太平洋進行聯合軍演，在日本海震懾東鄰，以及在關島和夏威夷群島附近，向美國示威。

但中俄之間仍有戰略競爭，據說習近平此行希望簽訂三大項目，S-400防空飛彈、寬體客機以及重型直升機，但過去的軍事合作，俄國人認為是吃虧的，中方經由「逆向工程」，仿製了許多武器設備，中國自製梟龍戰機的輸出，就讓俄羅斯扼腕。

中國的一帶一路，尤其讓俄羅斯戒懼，中亞向來是俄羅斯的禁臠，雖然開發有困難，但更不願別人來代為開發，北京的一帶一路，將使中亞各國有替代的出口市場，減少對俄依賴，對俄羅斯的影響力將構成直接挑戰。

之前中國對遠東與西伯利亞的企圖，已讓俄羅斯懷疑再三，中亞更是俄羅斯不願放手的戰略要地，中俄如果是戰略夥伴的話，更是戰略對手。

選前各家民調機構或媒體幾乎都預測，大選結果將沒有一個政黨可以單獨過半。但實況卻是由保守黨獲得過半席次，將單獨組閣；所有預測都低估保守黨的支持度。這樣的結果，在一九九二年大選即曾發生過，當時一般預測工黨將獲勝，但最後由保守黨梅傑組閣。因此，已有民調機構負責人出面向選民道歉。同時，英國媒體與學術界的討論已在不同管道、平台上展開，特別是民意調查方法論的檢討。

各方對於民調預測與實際結果嚴重偏離，大抵認為受訪者在接受民調時故意說謊或不願透露意向，投票時或前夕臨時改變原本意向，使用室內電話的人愈來愈少，手機或網路調查在抽樣的局限性與可能偏差，年輕選民因素，工黨的支持者較不願意去投票以及保守黨的支持者傾向不願意（或羞於）表態等。

這些因素對選舉預測與結果的偏離，一直都存在，只是各國略有不同或者影響程度不一。台灣去年底的選舉民調檢討中，前述可能原因幾乎都曾被提出，差別在於將保守黨與工黨改為國民黨與民進黨。

網路調查雖在歐美早已成為重要工具之一，台灣民調機構在去年底尚未將其廣泛應用於選舉民調，有些甚至對此仍有疑慮，若有亦或僅為參考。但因「柯Ｐ現象」，讓台灣的民調機構意識到網路調查的應用、重要與多樣性，甚至視為未來重要調查工具，開始進行較廣泛的研究與使用。但此次英國大選網路調查亦成為檢討對象之一，也說明各種調查途徑與方法，皆有其應用及限制。如何統合這些不同管道得到的結果，將是一項嚴肅課題與挑戰。

同時，對於未表態者的分析與預測，是目前國內調查機構，在調查分析技術上相對較為薄弱或較少應用的一環；然而，未表態者的比例，在選舉民調中向來有一定的比例。

明年台灣又將面臨總統大選。雖然目前執政的國民黨人選尚未決定，但各種總統選舉民調早已展開；未來的日子裡，選民將無可避免的閱聽到各種調查結果。前述影響民調結果精準性的因素仍都存在，且外在環境之改變，已非過去的技術方法足以因應；民意調查界若不及早深思如何調整思維、加強調查之教育訓練、淬練自家的調查方法及結果的解讀，其可信度將不斷地招受質疑。最後，民調機構或媒體應公開民意調查的過程、結果與方法（例如加權計算方式等），讓選民有所信服的基礎，是我們該向歐美調查機構學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