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可謂是兩岸「官方」交流的新模式。過去，在類此場合，必是大陸官員迴避，暫不入場，待馬總統致詞完畢離場後，大陸官員才進場。如今，黃文濤等成了第一批坐在台下看馬總統主持典儀的大陸官員。

這應是兩岸交流在規格上及儀節上的突破。二○○八年，海協會長陳雲林在台北賓館會馬總統，司儀在門外宣「馬總統到」，而陳雲林稱馬總統「您」。爾今，在會慶典禮上，黃文濤等即使在政治上仍視馬英九為「台灣領導人」，卻是首次在公開儀式中接受了「馬英九總統」的官銜與地位。

最具意義的是，黃文濤等人全程聽完馬總統的致詞。馬總統當日將「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不統／不獨／不武」等中華民國憲法理念與兩岸政策思維，通透表述。黃文濤一行，成了首批親聆馬總統憲政演說的大陸官員。

此一場景，若對照馬習會，其層級及意義或不及；但黃文濤等能在台下觀禮，應是馬習會政策思維的延伸，當無疑義。這意味著兩岸交流的規格及儀節皆有再趨寬裕、開明及包容的餘地。

特別是在兩岸風雲詭譎危疑的當下，「馬總統致詞／黃局長觀禮」的場景，令人油然而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的感慨。

近八年，在基隆港外海一帶，即發生了三次貨輪擱淺事件；可見，此一海域的險峻地形和莫測海象，使往來船隻容易陷於險境。撇開先前出事的外籍貨輪不談，「德翔台北」其實是本國籍船隻，經常往來基隆港和台中港之間，這次竟然也在此失去動力擱淺。不少專家認為基隆港航道有必要重新檢視與劃定，以維護船隻的航行安全，同時也保護北海岸的生態環境，不致因船難頻仍汙染而屢受其殃。

在德翔台北的救援過程，第二天就因風浪過大損失兩名救難人員；也因此，外界不忍苛責政府行動不夠積極。然而，海難的救援及海洋生態的維護是環環相扣的問題，人民要看的是最後的救援成效，而不只是人力投入多少，或開過幾次會議。因此，德翔台北最後斷裂而釀成海域汙染，從結果論，仍令人遺憾。畢竟，當地海域魚類、鳥類受到的衝擊，是活生生的事實。

海難搜救其實是操作相當成熟的領域。牽涉到跨國性質的部分，或牽涉國內本身部分，都有鉅細靡遺的規定。各種制度俱在，但若沒拿對鑰匙照解方操作，再成熟的機制也於事無補。

災害防救最關鍵的目標，是盡力避免災損擴大。德翔台北的損害擴大，是應避免、可避免但未能避免。環保署歸責於天候不佳，官員槓上海洋專家，行政院也認為救災夠努力了；然而，這些其實都無補於事。行政院長張善政第一時間赴現場勘災，顯示他勇於負責；但是，如何有效啟動災害防救機制更重要。行政院固設置了應變專案小組，但最初數日，僅由環保署督促船東派人抽油，新北市環保局派員協助除汙，這就防止災損擴大的鐵律而言，難謂積極。

海難漏油汙染事件的應對，國際上早有豐富經驗。一九八九年阿拉斯加威廉王子灣的瓦迪茲號發生一一○○萬加侖油汙外洩，造成四千平方公里汙染，其後，國際海事救援即有過一番徹底的檢討，第一時間集合各領域專家確認災害屬性及危害威脅為首務。抓對問題環節，確認危害擴散程度，才可能對症下藥。二○一○年，英國石油公司鑽油平台在美國墨西哥灣爆炸起火事件，更確立危機處理慣例。美國聯邦政府第一時間召集包括生態、石化、燃燒……等領域專家籌謀對策，最後討論出妥適的海事救援方案。

更值得重視的是，此一航線上的危險海域，應如何重新劃設及預警。石門海域近些年事故不斷，二○○八年巴拿馬籍貨輪「晨曦號」擱淺，船底破損漏油；二○一一年巴拿馬籍砂石船「瑞興輪」三百噸油汙外洩，汙染海域達三公里。此一海域因季風變化加上洋流因素，很容易肇發意外，交通部有必要就進出航線再作規劃，利用新的科技盡力做好防災事宜。

回看德翔台北的救援，儘管張揆對環保署力抗惡劣天候給予肯定，但從結果看，此說不夠有力。船難發生十之八九不離天候因素，救災也有天候條件的門檻，但最後成敗端在能否突破限制，達成任務。救災人員搏命以赴減少災損的努力，大家都看得見；但一味怪罪天候和海象，並無濟於事。

同樣需要檢討的，是現行海難救援的判讀與防救災體制。如果現行海難防救災標準作業程序有疏漏，不必在意面子，鞭辟入裡的檢討是必要的。事實是，同一海域一再發生船難，必須設法降低行船風險，這才是負責政府的態度。

此次電價降價爭議，起於總統當選人蔡英文政策辦公室執行長張景森日前拜會經濟部長鄧振中，表示4月1日大降電價將影響政府能源與環境政策，表達520後由新政府修正電價公式再作調整，結果引發藍綠互槓。張景森緊咬著，這次電價調整方案未納入節能減碳因素考量，與立法院2015年1月的決議：「為符合綠能發展、推動能源轉型，建議電價應納入發展再生能源及節能減碳之政策目標」不符，應該要退回相關單位重新研議。

但經濟部則回應，立委與一般民眾都清楚電價調整機制，今年3月審議的結果已經對外公告，目前也正進行相關作業準備。

經濟部依據立法院院會決議來執行電價調整機制，如不依決議執行，無法對立法院及社會大眾交代。而國民黨立委甚至認為此為民進黨政治操作。

從程序上來說，張景森執行長要求經濟部暫緩執行，的確太過唐突，尤其經濟部是依立法院決議執行，雖然張景森認為此降價方案與先前立法院決議政策目標不符，但這也應由立法院來認定才對，也就是說，張景森若覺此案不妥，應從立法院尋求翻案，而非直接要求經濟部暫緩。另外，就民眾的角度來看，民眾還未見所謂更合理的電價方案為何？而無法比較，有什麼理由在新公式未定出前，暫不施行原來的電價公式？

不過，張景森的訴求，在程序及周延性上或有瑕疵，但在實質內容上，是不是還有可討論的空間？事實上，早在外界知道台電去年有約5、6百億盈餘時，許多環保團體便到處遊說這些盈餘不應用來降價，主要是認為台灣的低電價普遍建立在易產生汙染的火力發電上，以致國內空氣品質愈來愈差，因此，台電盈餘應直接轉作為綠能發展的研究經費或相關防汙投資上，但立法院始終囿於電價回饋民眾的原則，作出降價決議。

我們認為針對此次電價降價爭議，該不該降，本就有不同聲音，即便決定降，但該怎麼降？也有非常大的討論空間，以目前規劃民生用電平均每戶每月少80元，工業用戶少40萬，怎麼看的確都與所謂節能減碳政策方向不相符。就算依立法院決議台電盈餘中的340億元用於電價回饋，但也可以設計一套呼應節能減碳或穩定電力政策的方向，例如，夏季來臨之際，備載電力降低，而大多工業用電戶均已裝置智慧電表，電價回饋便可用於時間電價差異，鼓勵企業增加離峰時段儲電，用於尖峰時段。

而民眾部分，也可鼓勵其安裝智慧電表等，總之，有盈餘當然可以降電價，但降價的對象、幅度，應與節能目標相連結。

總而言之，張景森的訴求，雖顯唐突，卻也反映出電價機制還有討論及精進的空間，也多爭取到一個月時間，就如同管碧玲委員所言，這是「啟動整個社會對話過程的開始」，即便此次降價方案不變，但從未來油價的變動頻率及幅度來看，未來我們面臨類似的問題，只會多不會少，因此，政府啟動與產、學、研、民間團體、民眾就此問題對話，應即刻開始，並儘快規劃出符合節能減碳以及穩定電力政策的電價機制。

日本法務省針對「無差別殺傷事件研究」指出，這類犯人多為無業、家庭不和、居無定所、社交不良，屬社會孤立者。況且這些人在個性上有自我批判、自卑感等傾向，沒有自信，想法偏頗，而犯案時多有精神焦躁不安情形。之所以會隨機殺人，有一定程度生活狀況不佳，再加上偏頗的想法，易心生不滿而喪失未來性。特別是這類犯人，往往有某種程度的精神狀況不穩定。

就以本案兇嫌，據警方目前調查，屬無業，啃老族，疑精神狀況不穩定曾就醫，也有多次毒品前科，某種程度符合日本研究指出的這類犯人。當這類社會孤立者自認沒有未來，其累積的不滿情緒，隨機殺人自然成為出口。因此死刑並非防範此類病態犯罪行為的最適當方法，單純判處殺童犯死刑，還會有更多潛藏殺童犯存在。

事實上，每當類此凶殘事件發生時，便引發死刑存廢論戰，甚有立委提案指凡是故意殺害十二歲以下孩童者，皆處以死刑或無期徒刑。事實上這些都是假議題，特別是在仍保有死刑的我國，對隨機殺害幼童，當可處以死刑。反而是女童母親事發後表示：「我很傷心也很難過，我認為這個社會一直在談家庭、教育以及工作間的平衡，我辭職回家帶小孩，但沒想到這社會是如此不安全。這不是靠立法可以解決的，希望從根本、教育來解決問題，希望以後的子子孫孫都不要再出現這樣的人。」才值得深思，畢竟不是以一顆子彈或簡單的立法便可解決問題。

誠如總統當選人蔡英文女士針對此議題表示：「政府應該參考各國對於此類形態犯罪的研究與預防對策，從教育、經濟安全及心理健康等層面根本強化，徹底防杜這類型犯罪的滋生，才是解決問題的根本態度。」畢竟，要防止隨機殺人，社會上要能創造出使人民能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的環境，讓人有「安身立命之地」及「出人頭地機會」，這牽涉到國家治理的層次，確實是符合國家領導人所言。我們也期待政府能真正注重此議題，不是說說而已。

最後，針對國內近來隨機殺人事件中，常見嫌犯疑有或聲稱有某種程度精神狀況不穩定等問題，產生偏執想法。但是，這些人犯案時有入院接受治療的人很少，幾乎可說完全沒有接受過治療或曾接受治療但中斷者。

然而，精神狀況不穩定接受適當的治療是有必要的。但多數的案例，顯示對相關知識的欠缺，以及當事人及其身邊的人也缺乏對治療必要性的認識；或是雖感受到治療必要性，但害怕遭受歧視，而錯過了早期治療的時機。因此，在社會中傳播適當的相關資訊，使其能盡早接受治療，確實是必要的，值得政府及社會重視。

似曾相識的場景，一再在台灣上演。還記得在台南市遊藝場被割喉致死的男童叫什麼名字嗎？如果不記得，那在北投國小校園裡同樣被割喉致死的女童呢？還是不記得，那北捷殺人案中的四名死者就更不可能記住名字了。

每隔一段時間，就有這樣人神共憤的案件發生，要求執行死刑的聲浪也再度高漲，然後呢？事過境遷，一個個兇嫌被以不同的理由開脫死刑，民眾一次次的不滿與失望。

這樣無盡輪迴的無間道究竟何時才能結束？絕大多數民意支持，符合法律、公平、正義的聲音，為何一再被少數民代與政府的不作為綁架？民眾多數的、卑微的聲音，官員和不食人間煙火的司法，為何竟聽不見多數的民意？

這起慘案，我猜兇嫌不致被判死刑。理由我不想知道，也不想推論，我只想知道，多數人民的聲音，何時才能被主張廢死的少數人接受？法律的正義象徵，何時才能彰顯？

林家瑜／護理師（新北市）

數年前大陸有電視台與警方及幼稚園合作製作一個節目，警方假扮歹徒，趁老師不在進幼稚園，以玩具或電腦遊戲引誘小朋友進入預先準備的車，結果四成以上幼童被誘騙。

如此測試結果讓人感到擔憂，因為只要不注意，小孩子便可能被誘騙。

平常我們都會提醒小孩要注意陌生人，但四歲孩子怎知如何提防？何況小孩真能不受玩具誘惑嗎？

這樣的節目可做借鏡，學校或家長或能增加情境教學，提高孩子警覺性。

政府想解決問題，可組成委員會，設定總目標，要求一定年限完成，包括租稅負擔率須增到多少、潛在負債幾年後減到多少，委員會再依此研究哪些問題比較好突破，排出優先順序，規畫ABC等解決方案組合，讓民眾選擇要哪種組合。

如果委員會算出來四種選擇，要民眾從中選一個，我覺得大部分人可接受。過去政府總是只說某項要不要增加，結果總變成當事人說不要、非當事人說要，這樣沒有意義；若採委員會以總體圖像來思考、再設定選擇題的全新溝通模式，結果應該不同。

討論稅不能一個一個談，這樣永遠會有別的國家比較低，講到營利事業所得稅，就有人說香港才多少；講到證所稅，就有人說亞洲有多少國家沒徵。單項討論稅，比來比去永遠輸給避稅天堂開曼群島。

委員會在設計組合方案外，也要有能力以數據說服民眾。以政府支出方面的年金為例，目前軍公教所得替代率在百分之七十幾至九十幾，比起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三十幾個國家都高很多。委員會可列出客觀數字說服全民。

至於委員會組成，可以像英國經濟學家Anthony Atkinson新書《扭轉貧富不均》所說，制度性地納入工會的人或弱勢族群，這是未來主政者在傳統三三會、五大工商團體外，必須多花時間溝通的對象。畢竟傳統幾大團體的工廠核心往往已移到越南、大陸，在台灣只剩白領，心中根本沒勞工，主政者若仍只跟這些團體談，政策會扭曲。

主政者若組成委員會，就該尊重他們的決議。以馬英九總統調降遺贈稅爭議來說，當年台灣遺贈稅在全球算低，該不該調降的是非問題其實很清楚，當年賦改會專案負責者也只建議將遺贈稅免稅門檻提高，沒建議將遺贈稅率降到百分之十，可是政府卻硬搞降到百分之十。這就是政府偏聽偏信、被奇怪的人包圍的結果。

在設立委員會外，政府也要用對溝通方法。人民過去不接受加稅，原因包括政策不夠公開透明，方法也不對。只要政府清楚說明國家困境，用對溝通方法，並善用民意「社會運動」的力量，其實人民會接受，台灣人沒那麼不理性。

政府在面對民意壓力外，還會面對政商界等各方阻力。任何政府都該知道，有權力就會被包圍，做決定都存乎一心，關鍵是不要忘了來幹嘛。很多從政者都不知道自己被包圍，偏聽偏信都不是故意的，主政者只能隨時反求諸己。（記者何定照／採訪整理）

新政府有此決心值得鼓勵，相信不久後朝野地位互換後，過去推動改革時所遭遇的政治干擾，也應可減緩不少。然而，過去因政治干擾強化了社會對立與對相關制度的誤解，卻是新政府未來首須改善的改革環境。

目前仍有不少人弄不清「軍公教退休金」、「公教保險養老金」、「勞工保險年金」和「勞工退休金」是四套體系，其雖皆被視為「年金制度」的構成，但各自設置目的卻未盡相同。對軍公教來說，「月退休所得」是指「月退休金」加上「公保養老給付優存十八趴的利息」，而「月退休金」應該還包括了舊制年資未滿十五年，另按該種年資不同給予一定比例計算的「退休補償金」。類此規定，可能讓軍公教還未到退休時，也未必了解與容易預估相對精確的「退休所得替代率」。

不久前民意論壇兩篇投書，對於所得替代率是否可能超過百分之百有所爭議。一方以教育部人事處主管科長的「證言」，指摘超過百分百之說為「造謠」。另一方則主張所得替代率的計算，應先扣除任職時按月扣繳的退撫提撥金、公保和健保保費及所得稅等，而以得支配的「淨所得」為基礎，如此計算的所得替代率就會比現行以「毛所得」為基礎的計算方式還要高。

此外，財政部長張盛和稱其國中老師退休的妻子，月退休所得比沒退休時還高，也被視為一種謠言。其實就按月領退休金者而言，由於月退休金亦隨著現職人員調薪而調高，若已退休一段時日，有可能比退休前最後在職薪資為高，但仍低於現在在職同等級人員薪資。然而，這種情形是否就能認定為退休所得替代率超過百分之百，包括上述的投書內容，皆為對計算基礎認知上的差距，應進一步釐清。

至於考試院網頁資料上確實有退休所得替代率超過百分百的可能，而其原因是對舊制年資接近十五年，退休年資達卅五年者，在新舊制銜接時對可能發生的權益失衡，另設計的「退休補償金」制度有所失誤，造成這幾年即將退休的部分戰後嬰兒潮世代，有可能光是退休所領的月退休金，就超過了在職時的薪俸。這類制度銜接上設計上的失誤，其實不必過度凸顯而被誤為通案，更不該被操作成行業別對立。

不過，目前軍公教退休所得替代率與外國相較，確實也偏高，台灣正面臨少子化及老齡化社會的衝擊，「砍錢」與重分配是不得已的選擇，必定會受到一定程度的反彈。尤其在改革過程中，如何避免社會與世代對立？正考驗著選舉中大獲全勝的新政府。

我是哪裡人？不僅大師在問，許多在台灣安身立命幾十年的人，都在問。媒體民調每隔一段時間也要問問。

「沒有包容，台灣還剩下什麼？沒有多元，台灣會變成什麼樣子？」馬華作家李永平剛獲國家文藝獎，他致詞時感慨萬千，他來自馬來西亞婆羅洲森林，在台灣讀書寫作四十年，得到中華民國最高榮譽的文學獎，「證明承認我是台灣作家」。

頒獎給李永平的，是上一屆國家文藝獎得主黃春明。認識黃春明的人，很難不為他傾倒，他連寫童書都動人，譬如，「小駝背」描述一個因身障備受霸凌的男孩，飽含淚水，為人父母者只要帶著孩子讀一讀，即能讓孩子終其一生都能體會弱勢生命的孤單和苦痛；「我是貓也」則是尋找自我認同的哲學童話，妙趣橫生。黃春明的魅力除了泥土氣味之外，更是來自人性深處的幽光。

黃春明曾生動描述台灣人的認同困惑，日本天皇宣布戰敗時，他們家祖孫三代反應截然不同，他阿媽大喜過望，「真是萬幸」；作過日本軍伕的他父親卻難過得哭了，鄰居拍他父親肩膀，「你是空A（笨）？阮贏了」。

七十年過去了，認同困惑變成政治幽靈，每到選舉就撕咬一次，偏偏台灣選舉特多，住在這裡、生在這裡幾十年卻仍覺得被當「非我族類」者，不知凡幾。

這幾年政治上講「轉型正義」，很快要第三次政黨輪替，當年連講台語都要被罰的時代，真正、完全過去了，可是，還有一大群深愛斯土斯民的人，為何仍充滿漂流感？

「我是哪裡人？」若連扎根台灣的星雲大師都要如此自問，我們是怎麼了？

我是哪裡人？有一群人說自己是台北人、高雄人，他們說的是出生地，他們不敢說自己父親是山東人、江蘇人，他們主動或被動的被斷根了，孰令致之？這是他們的「轉型正義」？

「巨流河」作者齊邦媛，他們家來台已五代，她父親致力追求政黨政治，她一生獻身台灣教育並向世界推廣台灣文學，她希望台灣的人不論省籍相互包容，「台灣雖然小，但夠我們住，天也夠寬」。

「寬容比愛強悍」，陳芳明曾以此形容黃春明這個人和他的文學，並說「和他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呼吸同樣的空氣，他帶給我的不只喜悅，還有幸福。」

幸福，啊，幸福，這可不可以是我們轉型正義的終極目標？

但是選後第一天，網路就出現：「有人『擔心』洪秀柱主席會將國民黨帶向『新黨化』」的網路傳言。我立即警覺：這是對方陣營故意為國民黨與洪主席設下的一個圈套；他們希望國民黨會上當，自己戴上這頂緊箍咒。

只要記得民國八十二年新黨從國民黨離開、創黨的歷史，就知道：當年新黨創黨人都是國民黨內菁英；因為最先察覺國民黨主席李登輝有台獨傾向，正在逐步殘害國民黨；他們甚至當年就指出「李登輝是日本人！」（李直到一○四年底，才終於公開承認自己的祖國是日本）。這批熱愛國民黨的黨員為保留國民黨元氣與精神，才離開國民黨組建「新黨」（我也是當年辭法官職、從政入新黨）。並立即在當年底台北市長選舉及八十四年立法委員選舉中獲得全台灣極高的支持率。也因此逼使國民黨李主席必須將「去國民黨化」的行動由明轉暗；使國民黨保住一口元氣。

八十九年大選，國民黨選舉失利首度失去執政權，當晚及其後幾天，也是新黨黨員帶領藍營群眾包圍總統官邸與國民黨總部，呼籲「李登輝必須辭黨主席，為敗選負責」。六天六夜後，李登輝突辭國民黨主席而去。沉寂一年，李再度復出，成立極獨的台聯黨作精神領袖。

新黨多次於危難中拯救國民黨與親民黨；新黨培養出來的不少政治人物，目前在藍營政壇仍然發揮功能。因此，我曾經多次當面對國民黨高層言：「新黨不是叛黨！如果沒有新黨，國民黨可能早亡於李登輝之手！」

雖然，事後新黨因種種原因逐漸式微。但是，國民黨建黨理想與精神曾經被新黨接收，並保留在新黨內。而有心者要阻擋國民黨洪主席回復國民黨原有精神最簡單的作法，就是扣上「新黨化」帽子。

洪主席上任後，藍營群眾翹首期盼：洪主席能團結、凝聚所有藍營群眾（至於他黨主席回流，目前暫時不可能），並找回流失的藍營菁英。我相信這也是對方陣營所最不樂見；因此才有這樣的網路流言與小道傳言。

如果洪主席與國民黨不能擺脫、無視對方陣營故意布下的這道緊箍咒，將來任何國民黨與洪主席的應有作為，必會被有心人冠上「新黨化」的惡名。洪主席就永遠只能隨著對方的節拍起舞；藍營群眾一統回歸國民黨旗幟下的局面也將很難實現矣！

我國全球衛生人才培育常侷限於行動醫療或海外義診的蜻蜓點水，缺長遠規畫，尤其年輕世代在國際社群的歷練及貢獻專業建議。解決群體健康困境非短期海外醫療團能肩負重任！

美國一九六○年代創和平團栽培全球衛生人才；哈佛大學對瘧疾、肺結核、愛滋症的全球三大傳染病，培養無數頂尖人才。英國倫敦熱帶醫學院聚焦熱帶寄生蟲與蟲媒傳染病，日本是鼓勵研究生至開發中國家拓展，北歐更是推動全球衛生的尖兵。我國卻少有踏實作為。

瘧疾猖獗時，美國學者來台獻智，加上第二海軍研究所的努力，為台灣培植第一批蚊媒傳染病人才。退出聯合國後，台灣公共衛生人才培育自食其力，隨著疫苗預防與衛生條件改善，急性傳染病降，幸B型肝炎促人才培養與防治成功。SARS流行後，開啟台灣衛生資訊推動傳染病偵測的新紀元，在亞洲領航。鑒於中東呼吸道症候群、伊波拉出血熱及茲卡病毒的突發大流行，全球衛生愈趨重要。面對新興傳染病的挑戰，台灣必須於地方、中央與全球需要三層次，扎根努力。惜官方綑綁多效率差，民間組織有熱誠卻無穩定財源，大學又因升等制度讓年輕老師裹足不前，致良機盡失！

茲卡病毒跨國傳播愈來愈廣，五月十六日世衛大會將受全球矚目。期年輕公衛人才有機會前往學習全球視野。傳染病快速跨國傳播時代，公衛不能自掃本國門前雪，必須放眼他人瓦上霜的全球治理。值青年節，呼籲政府重視全球防疫人才培育，未來才有健康的全球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