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視總經理郭建宏遭撤換後，後續風波不斷。近日有媒體稱公廣董事長陳郁秀「內憂外患」，因公視監察人林筠曾提出內部退佣弊案的稽核報告，但陳郁秀竟稱沒收到報告。媒體披露後，陳郁秀才聲明說該報告細節繁多，業務部門正在彙整，並未行蹤不明。

此事真相待查，但陳郁秀內憂外患顯然不止如此。約莫同時，北藝大校長楊其文兩度具名投書媒體，指他在兩廳院任職期間目睹陳郁秀的作為，不僅安插人事，甚至對送進董事長室的節目財務報告「奇蹟出現了」，隔夜便轉盈為虧。楊校長稱他「心如刀割」，後來提前辭職，如今痛苦掙扎決定將事實攤開，因為「正義與真相必須要面對陽光」。

楊校長公開指控的情節何等重大，若所言不實，將是嚴重的誹謗罪。但若查證為真，則陳郁秀可能涉及的將是背信和偽造文書罪，非告訴乃論，檢察官看不出此事嚴重性嗎？同理，台大教授林筠任公視監察人多年，對公廣集團事務了解甚深，提出的稽核報告不論下落如何，但她在郭建宏事件後閃辭，顯非事出無因。

這麼多證據堆疊在一起，難怪陳郁秀內憂外患。她在綠營的「國母」地位固然尊崇，但在兩廳院及公廣集團食人民俸祿職位上迭生爭議，倍增「文化不容政治指染」的神聖性。請問民進黨及號稱公共知識分子的諸君子，黨政軍應退出媒體，公廣集團屬人民的「公共性」如今哪裡去了？

蔡政府在中共軍機繞台、M503航路與兩岸春節加班機爭議等兩岸重大事件處理上，處處暴露出決策草率的難堪，其間許多政治操作甚至深化社會對立氛圍，民意支持度下滑實為必然。

平心而論，這些重大事件均非驟然發生或不可預期；但蔡政府屢屢採取左支右絀甚至自傷的因應方式，且一味堅持其錯誤決策的意志力，讓民眾備感無奈。更令人擔心的是，隨著年底九合一選舉逼近，民進黨或親綠政治人物基於「政治正確」考量，難保不會藉由操作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議題，轉移選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並收割個人政治利益。

在近代國際政治史上，領導人在內外交逼、民意支持度下滑的情況下，做出極困難決定的案例不少。前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在一九六二年十月古巴飛彈危機中做出正確的決策，讓危機平和落幕，即是經典案例。任何成功的危機處理，絕非可從單一角度窺得其堂奧，根據國際外交關係權威艾立森（Graham Allison）與澤里科（Philip Zelikow）的分析，古巴飛彈危機有三種政府決策的觀察視角：

首先，必須認清對手未必會有自己假想的理性行為。原因是，決策者並非時時以利害得失為單一考量，往往也受國家尊嚴、個人意志與競爭心理的驅使。甘迺迪在危機發生前，認為蘇聯不會輕易挑釁，即是誤判。對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而言，對美挑釁可以取得談判籌碼、獲得軍事效益，並展現蘇聯的傲氣。再加上軍事單位的促成，及轉移國內對經濟惡化注意力的考量下，在古巴部署飛彈便成為赫魯雪夫精心策劃的選擇。

第二，參與決策過程的部門機構為何，其組織的標準作業程序對決策是加分或減分？第三，參與制定重大決策者的個性、政治角力評估，如何對政策產生影響？

尤其，美國在前一年四月的豬玀灣事件苦吞敗績後，甘迺迪聲望嚴重受挫，軍方等鷹派官員與政治人物對他多有不滿。而民意支持度下滑，更令後續的國會期中選舉選情變得嚴峻，在在加深甘迺迪決策的難度。但為避免重蹈豬玀灣事件時因不同意見者噤聲導致決策偏失的覆轍，這次，甘迺迪讓來自聯邦調查局與中情局兩大情資體系、白宮內部、軍方與蘇聯專家等各方的看法進行辯論，從不同的角度相互競爭，使情資蒐集與情境分析更加完整。其間，決策小組鷹、鴿兩派立場鮮明，要採納哪一方的意見，及後續的政治後果如何，在在考驗甘迺迪的政治智慧。

事後看來，甘迺迪將各方的建議去蕪存菁後，果斷地做出讓美蘇雙方都有台階下的決定。亦即，先強硬封鎖古巴，並要求蘇聯移除飛彈，卻技術性地未設下移除時限。如此一來，美國利益無損，蘇聯也得以保存顏面，成為古巴飛彈危機平和落幕的關鍵。那年十一月危機結束後，甘迺迪的民意支持度即升高至七四％。

與古巴飛彈危機事出突然、決策時間緊迫相比，蔡政府處理兩岸關係的時間顯有更多餘裕。但是，蔡政府卻落入「理性期待」的圈套，既認為中國應該認知武力犯台不符合其利益，又覺得若爆發事端美國定會前來救援台灣，而渾然無視兩岸軍力與國際影響力懸殊的事實。以目前情況看來，國安局與陸委會等情資及智庫單位既無法提供高水準的情資分析，就連是否達到誠實與正確的要求，也頗令人存疑。更遑論，蔡政府總是抱著親信人士的小圈子不放，仰賴同溫層的大腦做成決策，自然欠缺周全，難做出不損及台灣利益、且讓兩岸都有台階下的夢幻決策。

簡言之，在政治壓力極大、雙方關係緊張的情況下，政府須懂得向成功的危機處理案例取經，更有智慧地處理兩岸關係。否則，蔡政府與民進黨全面執政的歷史定位，恐非只是造成兩岸「彼長我消」的局面可以帶過。

先看較長期的挑戰。中共中財辦主任劉鶴在上個月的世界經濟論壇（WEF）指出，中國將提超出大家預期的市場開放政策。這樣的方向背後有經濟也有政治考量。經濟上中國大陸或想藉擴大開放提升效率吸引投資，跟一帶一路一起為趨緩的經濟注入新動力。政治上更為自由開放的中國，也可順勢取得更大的發言權，趁川普忙著美國優先時，坐穩全球化新領導者的位子。在習近平大權在握、中國自信心愈來愈強的情況下，近期內真的推出令各國眼睛為之一亮的自由化政策，可能性很高。當然，這種改革也許還是表面功夫，畢竟中國近年的國企改革後還透過「泛公股交叉持股」的方式加大介入市場的程度。但就算如此，對岸持續推動亮眼的自由化，是否會顯得台灣愈封閉？其領導地位愈穩固，台灣的空間是否就愈渺小？我們如何因應扭轉？都值得深思。

比較短期的威脅，是美國開始在貿易保護政策真正出手。繼上個月對太陽能與洗衣機祭出高額防衛關稅後，未來對進口鋼材、鋁製品的國安（232條款）調查，以及針對中國大陸強迫移轉科技的不公平貿易（301條款）調查也都已完成，只看出手的時機及力道大小。雖然這些案件對台灣的直接影響低於中、韓，但若把大陸及東南亞台商的影響納入考量，則不容輕忽。況且這些案件可能只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開端而已；受到這些決定的鼓舞，想必會有更多美國公司要求政府用各種手段來阻絕外國競爭。雪上加霜的是，川普一直信誓旦旦的要消除貿易赤字，但2017年美國貿易赤字卻創下八年來新高，直接打臉川普。惱羞成怒之下，美國加速給對手消除赤字的壓力，絕非意外。

上述挑戰與威脅，看似無關卻共同反映出的現象是，國際經貿領域的很多變局不僅不是操之在我，而且都是大國按自己利益出手，我們只能接招應變。所幸這些變局都是逐漸累積演化而成，因而至少還可以在事前觀察各種跡象來預測發展情境，推演最佳接招的方式。

以中國大陸為例，早從2013年推動上海與福建自貿示範區開始，其實就已可看出習近平領導的中國所想展現的下世代自由化企圖。去年第一次川習會時送給美國的大禮，習近平在WEF及APEC的發言，到今年劉鶴的承諾，已毫不隱諱其要爭取全球化盟主的企圖。

再以太陽能防衛案為例，從去年5月美國貿委會（USICT）啟動調查程序開始，已歷經半年以上，中間不但舉辦過聽證會，而且USITC早於去年11月就公布了建議總統課稅的調查報告，12月又傳出川普政府將開鍘的猜測。事實上，如前述的232、301條款的調查也都已經陸續完成，而其他案件也在醞釀中。

問題來了，我國政府改善經貿條件的努力固然應該肯定，但遇到這些早可準備妥適的挑戰，因應方式卻常給外界「忽然發現、措手不及」的感覺。政府的經貿團隊應該不缺專業，因此令人納悶問題何在？很有可能的是，目前政府眼中只有新南向政策。新南向契合我們的需求，但不能用以孤注一擲的心態來推動，更何況廠商眼前的難題都無法處理，又如何要大家期待新南向長期投入的效益？以及相信政府已準備好推開中國愈發粗壯的身影以加入CPTPP？

簡言之，當前經貿政策的核心問題，感覺上存在著「操之在我者全力加碼、操之在人者到時再說」的扭曲及配置問題。面對2018年可能層出不窮的變局，政府必須調整資源布局及注意力，除了新南向外，針對中、美變局多做一些未雨綢繆的沙盤推演及事前準備，才是以遠慮解決近憂之道。

花蓮強震造成四棟大樓傾倒、周邊部分住宅損毀，隨著搜救告一段落，接下來重點進入災後重建階段。

台灣近年來發生數起城鄉區位、規模、類型迥異的大型、中等規模災害，累積不少血淚換來的重建經驗。重建過程中，住宅重建是重中之重，「買戶自己的房子」是許多家庭畢其一生打拚的目標；有個安穩的家，受災居民也才能重啟日常生活。蔡總統承諾幫居民重建新家園，花蓮縣政府也希望找公有地蓋永久屋。

從國內外重大災害後住宅重建的經驗來看，資金是關鍵；不過，受災家庭對未來的就業、就學、鄰居、生活方式的考量，也是影響重建進程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政府在協助居民住宅重建時，需從資金及促進居民意見參與的面向努力。

由於私人住宅涉及財產權，世界各國政府多運用提供低利甚至無息貸款來協助居民重建，沒有任何政府在災後運用公務預算，免費幫居民重建私人住宅。

從資金面來看，民眾在災後踴躍捐輸，善款可彌補政府政策不宜介入私人財產權之限制，降低受災居民財務負擔，加速重建。以二○一六年美濃地震為例，台南市受損紅黃單住宅約六百戶，市府捐款專戶規模達四十三億。台南市政府妥善運用專戶內金額（非屬政府公務預算），救助居民的建築物損失（符合資格的受災戶，依建築物坪數為基準計算金額救助）；不願原地重建的居民，市政府也運用捐款專戶，以協議後的固定單價購置土地，並轉售部分土地予想在原地重建的住戶。如此一來一往，無論願意原地重建或想搬遷的住戶，均可從善款獲得相當額度的救助來重建家園。

從居民參與方面來看，居民也得以自行選擇重購住宅的區位、樣式，或在原地重建。這種政府運用善款協助居民資金短缺問題，由居民自行決定重建的區位及樣式，是目前台灣因應中等規模地震災害住宅重建的典範之一。

這次花蓮地震受災的住宅多位於市區周邊，範圍內既有房屋存量足夠，且有相當比例之空屋。政府只要妥善運用善款，協助民眾減輕資金面的負擔，民眾可從周邊選擇喜歡的房型、區位，重新購置房屋。

相較之下，若政府要運用公有地新建供出租的社會住宅，或是運用善款來新建免費住宅贈與居民，將會面臨所有權、區位、房型選擇等難題，難以滿足居民多樣需求。再則，政府直接主導災後重建，也將使受災居民將希望寄託在政府身上，當有限的重建選擇碰上居民多元的需求時，政府將吃力不討好。

民間善款的運用，是台灣因應中等規模災害住宅重建有力政策工具。從本次災害發生的區位、災害規模、型態來看，參酌台南市政府美濃地震的重建經驗，並導入更多居民參與的機制，將有助於花蓮縣政府引導本次災後健全、快速，但深思熟慮而不急促的重建。

轟動一時的慶富案，高雄地檢署日前起訴董事長陳慶男等五人，「喬地」的高市海洋局前局長王端仁未被起訴。市長陳菊表示，司法證明王端仁無涉不法，她感到相當欣慰。

市長為子弟兵免於刑責而口出欣慰二字，卻隻字未提經此教訓應如何導正市府政風？有無徹查其他子弟兵是否有喬天喬地喬人事等「黑白喬」行為？花媽脫口而出的欣慰二字，讓人看到她「為家臣無罪而喜，視市府政風為無物」的心態，市民當真只能欲哭無淚。

王端仁指導慶富如何標租興達港船塢，涉圖利或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而被檢方列為被告。檢方最後對王瑞仁簽結不起訴，其主要原因是「興達港ＢＯＴ案最終並未通過，圖利罪本未設有處罰未遂規定，是以，王端仁等人並無圖利罪之適用。」換句話說，從錄音帶鐵證看得到王瑞仁有圖利慶富的「行為」，只因ＢＯＴ案沒通過，而圖利罪又不罰未遂犯，所以王瑞仁才幸運得脫，這種情況值得陳市長欣慰什麼？

更重要的是，檢方特別提到王瑞仁偏袒特定廠商的不當言行、以及與廠商私下的接觸行為，疑有行政責任，因此檢方將送請高雄市政府追究。司法有時而窮，王未被起訴只代表檢方沒查到金錢往來的違法證據，不代表他真正清白，甚至強烈懷疑其偏袒及私下接觸特定廠商的動機，故請市府追究其行政責任。

面對檢方「雖不起訴，卻要究責」的罕見舉措，陳菊竟「只欣慰、不究責」，這是故意選擇性解讀？還是她其實是為「在喬地被錄到音，鐵證如山之下，還能高明地逃過檢方起訴，全身而退」而欣慰？

陳菊執政高雄十一年，培養出一批死忠政務官，但王端仁錄音檔讓人看到其執政團隊大有淪為「喬事團隊」、「圍事團隊」之虞，市府政務官的膽大妄為更令人咋舌，這是王端仁事件最令市民關心的地方。市民難免會想，王瑞仁只是恰好被慶富錄到音，讓其不當行為藏也藏不住，除他以外，市府沒被錄到音的喬天、喬地、喬錢、喬人事還會有多少？縱使王瑞仁逃過法律制裁，但團隊政風敗壞程度到底如何，陳菊不應該給市民交代？

慶富案中，市府海洋局長出面「喬地」、市屬高雄銀行幫他們「喬錢」，高雄市府變成財團套利的工具，最後興達港開發停擺，高銀借給慶富的錢也追不回來，陳菊對此是否也感「欣慰」？

媒體披露建築及藝文界業者與學者呼籲修改政府採購法，主要批評之一為建築業巨擘設計的規格，遭指圖利特定廠商，被法院審定有「綁標」之嫌，判決有罪。其二為藝文界聞人認為政府採購「最低標」扼殺美學，以致公共工程品質低落，維護成本偏高。

其實各國的政府採購法都是遵循世界貿易組織的「政府採購協定」（ＧＰＡ）來制定，基本上是大同小異。比較大的差別是歐盟將採購法依照財物、勞務、工程三種特性分別擬訂，其他國家及地區則無此區別，實際運用時必須「削足適履」，導致問題叢生。

其次，特別在台灣，根據採購法延伸的子法、施行細則、解釋函等林林總總，這些規定有時候相互牴觸或前後矛盾，讓執行者戒慎恐懼，幾無自由裁量的空間，根本無法追尋歐美採購法所揭示的「物超所值」（value for money）的宗旨。

針對前述的兩起批評，修法恐怕曠日廢時，緩不濟急。為今之計，民間接受委託設計者應先了解招標機關需求的是「通用品」或「特殊品」。若屬前者，則招標機關採用公開招標並以最低標決標，受託者自無設計特殊規格或指定廠商之必要，否則難脫「綁標」之嫌。若係後者，亦應查明招標機關是否運用政府採購法第廿二條限制性招標之條款，譬如第二款（藝術品）或第十款（設計競賽優勝者），則為求工藝之美，指定廠商自無疑義。

至於決標時使用最低標，先決條件就是要做到「拿蘋果與蘋果比」（apple to apple）。換言之，最低標本身並無問題，癥結在於政府招標機關對報價廠商的調查與評審未能善盡職責，無法做到適當的分類及分級，因此經常「拿橘子與蘋果比」，以致低價搶標，品質不良。此外，特別是使用年數比較長久的工程與設施，所謂最低標的價格應該是指「總擁有成本」，包括使用期間的營運、維修成本及使用後的處置成本，而非單指投標廠商初始報價的議約價格。

機關若能針對需求，選用正確的招標與決標方式，並對投標廠商區分專業類別與能力等級，建築及藝文界的業者為求「美學」的無妄之災，或可消除大半。

企業家常說「魔鬼藏在細節裡」，強調品管細節的重要，生活美學的培養亦復如此。最近交通大學傳出校方統一採購日系品牌的文具，又牽扯出人們對生活美學的關注。

交大這則新聞一度被狹窄地聚焦在「統一採購日系品牌文具」上，引發網友、甚至交大教授不以為然的回應。主事者認為，這家日系品牌的文具走極簡設計風，採購目的是讓大家從生活上的小物件，就能感受設計的美感；滴水穿石，久而久之就能欣賞、選擇美的事物。

當然，主事者不止做統一採購文具這件事，還有系統地重新設計校園的座椅、布告欄、指標系統等設施，要顛覆師生的視覺感受，重新認識「校園原來可以這麼潮」。

這名主事者信奉賈伯斯製作蘋果手機講求細節設計的信念，只要有機會，就如傳道者般大力宣揚、執行他的「減法美學」信仰。例如記者會舞台的背板字體和顏色不要過於花稍；每張寄出的邀請卡、賀卡都要摻配美感設計的元素，透過每一次大大小小的「選擇」，揚棄以往庸俗、「過得去就好」的習慣。

美是一種感受力，也是創造力。求學階段孩子，每天三分之一時間都在學校，校園的空間營造尤其重要。但，想想我們的校園美學是怎樣的風景呢？

走進校園，多半是彩繪的牆壁、彩色拼貼的步道，室內常用美術作品布置，便宜行事的成分居多。生活上則常見掃把、抹布隨意晾掛；午餐時間，學生多就地在教室課桌上用餐，少有學校餐廳，更不用談飲食禮儀、令人愉悅的餐飲空間氛圍等。學生身上的制服，不論尺寸、色彩普遍都離「美感」有段距離。

美感的培養，上位者的影響很大。當年法國有了總統密特朗，才選了貝聿銘設計亮眼的羅浮宮，迎來全球觀光客前往朝聖，為城市美學立下里程碑。交大總務處先從文具等微小處著手改造校園美感，是令人期待的開始。

反思更多的公共場域缺乏美感，主因之一來自政府的採購法，各地公園和學校裡的罐頭遊具即是其畸型產物。公務員以「最低價標」，從廠商的產品目錄中挑選便宜的塑膠遊具，彰顯的是對兒童遊具需求的認知太少，也不重視設計服務，導致有志於此的設計師多不願參加公家標案。更多的公共建築與設施都在便宜行事與過度防弊的思維中喪失了美感，以致台灣被評為視覺環境低劣國家，情何以堪？

看近日的新聞覺得教育部真的是在凌遲台大，做為在台大任教三十年的台大一分子覺得實在非常憤怒。但是我們除了譴責教育部的不當干預大學自治外，我們也要小心自己的作為是否給了教育部或有心人士有操作的空間。

傳統上台大內部總有各種不同的意見，但是大學自治卻是所有人的共識。所謂大學自治即是內部的事務台大人做出決定後，教育部或其他政治團體必須給予尊重。

台大校長遴選章程是台大校務會議通過的，遴選委員是按遴選章程選的，校內委員還是學校同仁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我們授權遴選委員替我們選校長，遴選委員選出來的人選，我們應給予尊重。

這種尊重是對是對遴選委員的尊重也是對我們自己建立的體制的尊重。有了這種尊重，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可長可久的機制，也才能讓外部勢力沒有見縫插針的機會，如此才能斷絕政治勢力意圖染指校園的妄想。

遴選出的管院士是否是台大校長的最佳人選也許大家會有不同的看法，但讓教育部或有心人士有機會可以說三道四，指指點點，破壞大學自治，其嚴重性遠超過台大校長由誰來當。

對管院士當選台大校長極為不滿的同仁們，容我建議將事情留在校內解決，不要讓外部勢力有操作的機會。如果各位認為管院士是不當當選，各位可以在管院士就任後在校務會議發動不信任投票，讓此一問題在校內公決。大學自治比誰當台大校長重要，請不要為了拉下管院士而毀了大學自治。

果然不出所料，教育部打定主意不讓台大新任校長管中閔院士有個好年過，在年節假期前還是未批准他的就職。

但真正無法過好年的不是管院士，甚至不是台灣大學，更是整個台灣的學術界與台灣未來的發展：一個台灣最重要的龍頭大學卻可以八個多月沒有校長，好不容易選出來的竟然不知何時可以上任！對於任何可能想要貢獻這片土地的學者而言，這代表什麼意義？對於本來要投資台灣人才的產業或廠商有何啟示？對於在這個土地成長，想要實現個人理念與夢想的年輕人而言，又是哪一門教育示範？

稍微有了解這個議題的都看得出，所謂的獨董或抄襲都是假議題，但是我們偏偏無法超越這樣的假象而掩蓋了整體社會已經日漸衰退的真相，沒有能力超越而持續深陷在泥淖之中。或許這片泥淖正是培育許多「台灣之光」的原因：讓年輕人充分經歷人性與官場的歷練淘汰後，就比較容易在國外的土地上大放異彩。或許我們該因此頒給教育部一個獎狀吧！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以後還希望這片土地能有些值得回憶與認同的地方，應該要從這次的事件中徹底認清一件事，就是不該再期待如同過往威權或日治時期一樣由政府來領導未來的發展；那樣的「緬懷」不但片面狹隘，也都不可能再復還了，因為我們這三十年來的民主化程度已證明無法選出真正有遠見、有能力與有擔當的政府。

但是這並不是說政府不該存在，而是說我們應該將其權力限制在最小的範圍，讓民間的活力充分發揮不受限制。以高等教育來說，公立大學的法人化是必須走出的一步，讓教育部只需擔任資源補助而非仲裁的角色，而這也應該擴展到其他足以成熟與獨立發展的產業或領域。

當然，當政府的權力縮小後，社會上特別需要照顧的弱勢族群或者各類非主流文化或產業可能會面臨到過度競爭甚至生存的問題，各類的資訊也可能讓人頭昏眼花。但是這才正是一個民選政府所該關心著力的地方：維護資訊的公開透明與可靠性管理、對弱勢團體提供充分的支持，但引導鼓勵有才能的人去挑戰世界，而非僅在台灣這個小小島嶼中爭奪資源，自吹自擂。

寫作本文的同時，教育部深耕計畫開獎，台灣高等教育又是幾家歡樂幾家愁的場景。但是諷刺的是，教育部上個月才釋出頂尖大學法人化的進一步方向。不管如何，希望能在這個方向上加快腳步，讓台灣的高等教育真可以因此深耕發展，進而開花結果。以我們目前所能得到的資源而言，已經不必期待進入世界百大，但應該自許培育出更好的人才來取代目前的政客，才能讓大學成為人民心裡真正的驕傲。

股市萬點封關。媒體說：今年每位股民平均賺卅四萬元。老實說，我真有點納悶。

母親在自家樓下擺攤，業績足足掉五成，但母親卻暗自慶幸，她說今年大家都很慘！有兩攤賣鮑魚的，居然連開市都沒有，整攤好好又端回去；還有攤販試吃，客人連免錢的都不願捧場，大概是沒有買的意願，怕吃了會不好意思。

我和朋友到迪化街逛，人潮不少，但是氣氛非常詭異。應該大賣的瓜子、花生、年糕…竟然連試吃的人也不多；有攤賣高級水果的，把橘子剝成一片片給人試吃，大家很有默契拿了就走，完全沒人駐留，惹得老闆娘大聲嚷嚷：「拜託！你們不要只吃不買。」

從頭逛到尾了一圈，我發現，迪化街已不再是大家採買年貨的地方，而是觀光、看熱鬧、讓人體會年節的免費遊樂園。母親有位朋友，前幾年到迪化街試水溫，不知這生意這麼難做，試吃客那麼多，短短一個月讓他賠了一百多萬。

因為許多攤販不賺錢，所以年貨大街檔期越來越短，如果有一天，攤販都不來了，那迪化街還有什麼年節特色？

客人不買，原因很多，網路、大賣場的瓜分，加上現在流行外帶年菜，或直接殺到飯店吃年夜飯，當然，怕品質有問題、年金改革、一例一休，也是讓許多人縮手的原因。如此下去，有一天，年貨大街可能會成為歷史名詞。

政府現在不是要發展觀光嗎？李安從小在美國長大的兒子李淳，日前也說年貨大街讓他大開眼界，北市已失去一個老圓環，怎能讓此一具有特色的集市規模變小或消失？政府應該介入輔導。

我常到北市花博公園和林森北路希望廣場的小農市集採買，我發現這裡從不怕人試吃，吃的人也大都會買，客人、小農皆大歡喜！原因何在？因為這裡不收租金，所以東西高貴不貴。另外，這裡有人每天會出來審核、抽驗攤販，若冒充有機、欺騙客人會嚴懲，所以不肖攤販不敢來，客人都買得很安心，也固定會來，攤販規模越來越大。

其實，迪化街也可以複製這個模式，租金是一個大問題，若能請店家讓一步，和攤販用營業額去抽成，或可讓攤販降低成本，回饋顧客；另外，也應組成稽核小組抽驗各攤販的品質，讓客人安心。我相信，迪化街除了瑰麗的硬體建物之外，生意也一定可以再現風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