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英文總統將解決低薪問題,列為2018年政府施政首要任務,行政院也積極研議具體對策。據報導,行政院近期將提出解決低薪策略方案,從調漲基本工資下手,把調高「時薪」列為今年第3季基本工資調整重點,由國營事業及承攬政府公共工程採購者帶頭,為臨時工及派遣勞工調高薪資。
政府很想解決低薪問題,也努力在找方法,但經過長時間檢討,可以拿出來的處方,似乎只有調漲基本工資這帖特效藥,其他措施及中長期做法好像僅是陪襯,主事者也沒有認真看待。政府態度何以如此?追根究柢,是因為基本工資調整操之在政府,而且有具體數字,在今年這樣重要的選舉年,開這張支票既容易看得見,也可以討好勞工階層,對選情有加分效果。
例如,今年初蔡總統與媒體餐敘時表示,勞工最低薪資3萬元,是她心裡的夢想。隨後,行政院副院長施俊吉接受廣播專訪時即表示,如果基本工資每年調升6%到8%,在四至六年內就可提高到3萬元,達到總統的夢想。雖然小英稍後回應,基本工資調幅跟經濟現實還是要有一定程度連結,相關談話「只是一種數學的算法」,但行政部門的盤算,始終沒有脫離調高基本工資的方向,媒體報導也再次說明政府打這張牌的強烈意向。但為避免對企業衝擊太大,擬從調高和臨時工及派遣工相關度高的時薪著手,希望舒緩基層勞工低薪問題。
然而,調升基本工資既操之在政府,何以歷任政府未善用這項工具來解決低薪問題?是因為過去政府向資方傾斜,而蔡政府才重視勞工的聲音?還是調升基本工資並不等同於解決低薪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向來分析及解答這些問題,希望也有助於蔡政府重新思考解決低薪問題的正確處方。
首先必須指出的是,低薪是台灣的普遍現象,和保障勞工最低生活水準的基本工資不必然相關。根據主計總處去年11月統計,國內受僱者平均月薪37,703元,約為基本工資的1.8倍;如果包括非經常性薪資則為49,989元,約為基本工資的2.4倍。所以,大多數勞工薪資都超過基本工資,但和其他國家比較,台灣薪資水準明顯偏低,和同為四小龍的新加坡、香港、南韓差了一大截,去年甚至被北京超越;如果薪資停滯的惡性循環不打破,很快就會被許多開發中經濟體趕過。
其次,台灣低薪問題約從2000年開始惡化,當年台灣平均薪資水準還高於南韓,和新加坡、香港差距也不算太大;但18年後的今天,台灣平均薪資約僅南韓的一半,和新加坡比更是望塵莫及。十幾年的巨變,可說肇因於結構性因素,是過度依賴代工出口成長模式造成的後果。
第三,因為經濟長期貧血式成長,且代工模式側重於降低生產成本,因而企業聘用廉價外勞、臨時工及派遣工的數量大幅增加,進而使低薪問題加速惡化。
第四,民間投資長期低迷,企業擁有龐大現金,也不願加碼投資台灣。投資不足成為提振國內就業和薪資的最大阻礙,但政府卻無力扭轉形勢。
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歷任政府即使同為綠營的扁政府時期,對調升基本工資都極為謹慎,深怕傷害了眾多企業及經濟成長,反而影響企業加薪意願及就業機會。蔡政府師法中國大陸、南韓等做法,要從提升基本工資來改變低薪結構,其立意固佳,但如何避免各種可能的後遺症,似乎缺乏評估及精確計算。
我們要提醒行政團隊,解決低薪問題沒有捷徑可走,政府必須從改變經濟成長模式、產業發展及勞動市場結構等作通盤考量,採取綜合性對策及精準有效的長短期措施。調高時薪或一般基本工資,只是輔助性做法,不能、也不應當成解決低薪問題的特效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