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長吳茂昆就任爭議尚未釐清，已宣布本周內將對管中閔案作出決定，看來這是他政治任命的使命必達之一。從吳部長稱「違法就不聘」看來，管中閔已被「有罪推定」。事實上，從所有明的暗的、推波助瀾的力量看來，行政機關擺明了要卡管卡到底，口稱依法行政，徒然暴露「不依法行政」的心機。

吳茂昆本人爭議不斷，不但糾纏於類似前中研院長翁啟惠的技術移轉專利疑雲，連有心人栽給管中閔的「違法赴中兼職」的大帽子，也接續落在他和葉俊榮頭上，讓綠營難以自圓其說。連吳茂昆自己都說違法就下台，頗有幾分「預知仕途紀事」的意味。

現在的問題是，如果吳茂昆最終無法證明清白而下台，那麼在他就任部長期間的決策，根據「毒樹毒果」理論，能不撤銷嗎？吳茂昆仍在振振有詞調查管中閔赴中兼職的證據，他能不自問：管案定罪日，也將變成自己和無數曾赴大陸進行學術交流者的落難時？

民進黨手握大權者，在那麼短期間內就證明了「權力越大、腐敗越大」；多少涉及利益分配的政策，用無法無天的手段蠻幹到底。「吳茂昆審管中閔」案，正好留下一個歷史教材，讓吳茂昆對管中閔的審判，變成吳茂昆自己被檢視批判的證據。管中閔個人毀譽何關緊要？只可憐台大最高學府遭政治力踐踏羞辱，可嘆程序法治在民進黨手中蕩然無存，可悲蔡英文誇口「點亮台灣」是這般局面！

全球矚目的兩韓領袖高峰會，廿七日將在板門店「和平之家」召開，這是兩韓繼二○○○年、二○○七年之後，第三次進行領袖會談。會談前，南北韓正式開通了元首熱線，而北韓更主動宣布停止試射導彈及關閉核試驗場，為本次會談增添許多想像的空間。

每次兩韓會談，都會簽署一份政治宣言，作為會談的最終成果。例如，二○○○年首次會談雙方簽署《南北共同宣言》，表達共同努力解決國家統一問題；二○○七年第二次會談則簽署《南北關係發展與和平繁榮宣言》，期以多邊對話形式讓韓戰早日結束。這次會談，則更進一步將發表《兩韓終戰宣言》，將兩邊過去的「休戰協定」轉為「和平協定」，以結束南北韓長期以來從未正式宣告終止的戰爭狀態。

與以往不同的是，過去的兩韓會談都是由南北韓領導人發起，多半被外界視為是兩韓之間的「家務事」，議題也大多侷限在半島的「統一」問題。這次會談，則更被視為五月川普和金正恩「川金會」的會前會，美朝兩國都想利用這次會談來互相試探對方的底線，以對北韓棄核的立場進行再確認，並對朝鮮半島和平體制進行再保證。因此，這次兩韓會談將進一步觸及半島無核化、美軍核戰略設備等軍事議題。

隨著近幾年北韓核武進程的快速發展，再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北韓採取最嚴厲的經濟制裁，北韓問題早已不再是單純的兩韓統一問題，而是從半島內部議題提升為「區域安全」議題。例如，北韓期盼能夠早日解除國際間對它的經濟制裁，美國則希望北韓能遵守完全的、可驗證的、及不可逆的棄核三原則。這些議題，遠超出南韓政府的能力範圍，也不是文在寅個人所能提供的軍事保證。換句話說，必須要先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並化解國際經濟制裁，兩韓關係才有可能進一步發展。

從歷史經驗看，歷次南北韓領袖對話常常無疾而終，其主因，除了北韓立場反覆無常外，也在南北韓始終未能正式結束過去雙方的戰爭狀態。此一因素，讓南北韓宣言猶如一張沒有公信力的薄紙，雙方隨時都可以輕易地反悔並隨意撕毀，以致朝鮮半島和平始終難以常態化、制度化。因此，這次南北韓對話特別聚焦於簽署「和平協定」，這將使兩韓對話從過去浮泛的統一問題進入到政治深水區。問題在，終止韓戰狀態並非兩韓間的家務事，還有當年參與韓戰的美國及中國大陸的角色。換言之，必須先取得美中兩國的認可，建構美中韓朝的四方會談，兩韓終戰宣言才能達成。

因此，這次兩韓高層對話，仍未脫大國勢力的「影武」。美國要利用這場會談來探詢北韓棄核意志的虛實，並使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有效降溫，讓自己可以全力因應中國大陸的軍事崛起；大陸則利用這場會談重新取回自己在朝鮮半島逐漸失去的角色和影響力，並將北韓重新拉回中俄的戰略軸心。美中兩國如不克制其大國角力的野心，將使朝鮮半島無核化的目標難以達成。

兩韓一方面為自身政治利益考量，另一方面也必須配合大國政治探戈的節奏起舞。北韓以「棄核」為槓桿，來離間美韓關係，並設法擺脫國際經濟制裁的泥沼，同時拉攏中國大陸。南韓則藉兩韓會談，使自己成為國際鎂光燈的焦點，重新在北韓問題上取得發言權；文在寅更以成就統一大業，來尋求自身的歷史定位。南北韓和解的政治氛圍，早已蓋過兩韓意識形態分歧的事實。

這場兩韓高層會談，既是四月「習金會」的延續，也是五月「川金會」的前戲。在大韓民族主義的催化下，文在寅與金正恩兩人勢必會賣力演出，營造雙方尋求和平的形象。但北韓是否真的棄核，川普買不買帳，都仍是極大的變數。

這兩年台灣經濟表現比預期為佳，主要是受惠於國際景氣穩定復甦及貿易擴張，讓出口成長超乎預期，加上國際股市處於歷史高峰，讓台股站穩萬點行情，對國內投資及消費都有正面助益。但最近情勢已有很大改變，美中貿易戰已對全球貿易及景氣帶來負面影響，再加上全球通膨壓力升高，正加速各國中央銀行貨幣政策轉向，股市回檔調整已很難避免。這兩大變數和近來兩岸緊張情勢升高，都會增添台灣短期的經濟風險，中斷近兩年來出口及股市榮景。

台灣面對的更大考驗是中長期經濟風險。首先，美中貿易衝突長期化將是台灣經濟的最大考驗。表面上，美中貿易逆差是川普政府發動對中貿易戰的主因，但更深一層看，川普是要防堵中國威脅美國的全球龍頭地位，尤其是在高科技及尖端製造等關乎美中國力消長的領域。

美國顯然要從貿易及投資雙管齊下，封殺中國高科技產業未來發展。川普政府除運用貿易法232條款、301條款對進口中國貨品加徵關稅外，更針對性的手段正陸續出爐，例如：商務部日前宣布禁止美國公司向中國通訊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銷售任何商品與服務；聯邦通訊委員會（FCC）將禁止營運商使用聯邦政府補貼資金採購華為、中興通訊的通訊設備；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也發布中國企業對美國資通訊科技之影響報告，點名華為、中興通訊、聯想涉間諜活動；甚至還考慮啟動「國際緊急狀態經濟權力法案」，以對中國投資實施新限制。

這些針對性措施對大陸殺傷力遠超過對進口貨品加徵關稅，預料對中國資訊與通信科技（ICT）產業未來發展將造成重大衝擊。台商在美中台三角貿易及ICT供應鏈上扮演重要角色，美中貿易戰對台商乃至台灣整體經濟的衝擊顯而易見，而且影響將愈來愈大。如澳盛銀行大中華區經濟研究部門估計，中興通訊遭美制裁事件將衝擊台商供應鏈，並將今（2018）年台灣經濟成長率從去年底預估的2.9％調降至1.7％。美國企業研究所（AEI）常駐學者史劍道甚至警告，如果美中貿易戰不斷加碼升級，台灣將困在其中，逃無生路。

另一方面，大陸正全力貫徹31項惠台措施，給予台商及台灣民眾比照陸企及大陸人民的「同等待遇」，從而對台商、台生及各類專業人才形成強大磁吸效應。美中貿易戰也將促使北京更加強化對台灣技術及人才的吸引力，藉此舒緩美國的圍堵。這等發展無疑將削弱國內經濟成長的動能，並掣肘台灣產業的轉型升級。

面對這些短中長期的風險，台灣沒有觀望及猶豫的本錢，全力加速經濟轉型，擺脫過度依賴代工出口、依賴以中國大陸為工廠、依賴ICT產業的成長模式；強化產業主體性，尋求新的國際及區域分工模式；擴大內需成分，追求包容性、均衡的經濟成長等，都是未來必須努力的方向和目標。

最重要的是，整個政府部門必須趕快覺醒，不能再期待美中貿易戰「雷聲大、雨點小」，也不能再輕忽中共落實31項惠台措施的強烈企圖心，更不能將緩慢的結構改革視為理所當然。台灣經濟全面轉型已迫在眉睫，立刻展開行動，才能降低巨大的風險，維繫經濟命脈。

就傳染病的傳染力而言，結核病，麻疹與水痘排名前三名，這三個病被世界衛生組織認定為空氣傳染病。所謂空氣傳染病指的是傳染並不局限於密切接觸。如果在一個都沒有感染過麻疹的族群中出現第一個病例，估計在一到二個潛伏期後整個群體都會淪陷。這樣的疾病若在社區感染爆發，一般的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效果有限，最有效的辦法還是疫苗接種。

但是這話要講清楚，疫苗有效在預防，可沒說疫苗有效在控制感染爆發。我們國家現在的問題就出在這裡，把疫苗放錯位置了。話說麻疹疫苗是個一等一的疫苗，如果接種正確，可達終生免疫。依據世衛組織的認定第一劑麻疹疫苗必須在出生一歲以後接種才能完全排除母親抗體的干擾，第二劑追加要在國小入學前後接種才算完成。如果能做到這兩點，再加上中間冷運冷藏都符合標準才能確保終生免疫。

台灣自民國六十七年開始為九至十五個月大的孩子施打三合一疫苗一劑，民國八十一年才為了配合世衛組織根除三麻一風計畫給十五個月大的小孩施打三合一疫苗，並分三年落實國小三年級以下孩童接種第二劑三合一疫苗，正式接軌世界潮流。到了民國九十五年才正式取消九個月三合一疫苗接種，並加上國小一年級三合一的追加接種。台灣至此才完全與世衛組織的建議接軌。在民國六十七年到九十五年間出生的孩子，可能因為政策上沒法及時，有部分人雖打過疫苗但保護力是不完全的。

台灣麻疹保護不完全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沒有確實的統計數字，但由這次虎航事件我們可以看出些端倪。指標病例男子既是虎航感染爆發的源頭，也是沖繩的源頭。地窄人稠的台灣十三人，地窄人稀的沖繩六十七人，所以看起來台灣四十歲以下族群保護力不足的應該比例不會太高，國人其實犯不著那麼擔心。

麻疹感染爆發在台灣其實並不少見，民國九十七年底到九十八年初甚至爆發了一次北中南的院內感染。當時的疾管局並不是不知道台灣有補打麻疹疫苗的必要，偏偏民國九十八年出現了世紀大瘟疫新型流感，不但吸走了所有的政治關注，也用掉了大部分的疫苗經費，還因為疫苗的緩打潮，結果連最簡單的醫護同仁麻疹免疫調查及疫苗補接種到現在都還是零零落落。

這次林口長庚醫院急診室麻疹感染爆發，長庚醫院處理得可圈可點。然而在處理過程中發現院內醫護同仁竟然有七十多人抗體保護不足。這些都是衛生主管機關早就該發現的，為什麼用了十年的光陰查核與輔導還是這般田地。要不是政策推動緩慢，就是政策執行不力，是該檢討了。結果事到臨頭，竟然狗急跳牆拿麻疹疫苗來撲滅麻疹感染爆發或保護疫區旅遊的旅客，但不管是什麼目的，疫苗起效最少也要兩周，這兩周麻疹早就像孫悟空一個筋斗已經翻了十萬八千里了，請問還救得了嗎？

大學教育本質上和小學、中學、職業等其他型態的教育不同，因此教育部長不必然要從大學中找。即使要從大學中找，也不必然從科研傑出的學者中找，因為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是兩個不同型態的知識活動。

所以我們看吳茂昆過去在政府部門的任職，與他的科研成就和他在國際物理學界的聲望無關。我們關心的是，他是否能經營中華民國的教育與大學。他未來適任與否和他的博雅教育水平有關。這點，就要回頭看吳部長在東華大學校長任內如何致力於該校的博雅教育了。他若對博雅教育關心，應該也會對十二年國教課綱有點看法，但是我們過去從沒聽到他提過。

廿一世紀對高等教育最大的影響大概是美國在一九八○年通過的Bayh-Dole法案。這是由普渡大學（工學院很強）帶動的法案，大學可把政府支助的研發經費所產生的研發成果，透過和企業界談判，共享擁有權，後者要進行產品的商業化與市場行銷。如此，大學可增加經費，政府科研經費的使用也更有實效。這個前提是大學必須受益，而且要透過大學與企業界共同先擬好的協議進行，不能（或協議）進入個人口袋裡。

反映這新高校政策的教育現象是，工學院、商學院與法律學院蓬勃發展，但對博雅教育或文理基礎學科的教師收入頗為不利。

日本高校要到一九九九年才立法，踵步美國之後。中國大陸大概也在這時候開始要求大學要「搞創收」。當時北大中文系教授來台大，大吐苦水，說這是「逼良為娼」。大陸大學許多奇怪現象大都和「搞創收」有關。

但中華民國高教似乎迄今沒有對此風潮有過反應。一位工、商、法律的教授很容易在這新型態的高等教育中獲得利益，而且可能不違法（因為無法可管），特別是主管與菁英。更不幸的是，台灣本土自主研發的薄弱，抬高有國際聲譽的學者（最好是本省籍）。唯一能箝制他們的是傳統高等教育「不食人間煙火」的道德倫理。事實上，這種傳統讀書人的倫理道德被譏諷是酸葡萄。

本來大學就對傑出研究學者比較寬容，若他們以其知識從事牟利活動，如作顧問、諮詢、董事、開公司（當然用人頭）、或「國際交流」等，集聲望、金錢與知識於一身，許多好學的年輕人必定說大丈夫當如是也。先到美國或學術領先的機構取得聲望，然後回台灣靠近執政者，享受榮華富貴。它改變了知識追求的價值。

作為政治任命的中華民國教育部長，還要知道一個歷史故事。希特勒對美國高等教育的提升有直接的貢獻。希特勒的種族主義平白把德國及其占領區的優秀人才送給了美國。二戰對歐洲大陸的摧殘，也使戰後非德國的高校人才為討一份舒適養家的生活，紛紛移民美國。一九八一年，美國芝加哥大學有百分之五十四教授的學士學位不是在美國大學拿到的。

請吳部長珍惜台灣社會多元思想，並重視高校教授低薪問題。或許當今台、美高校對科技應用的文化不一樣，但你是中華民國教育部長，如果你過去所為不能符合中國傳統的知識分子的價值，應知所進退。

今年是戊戌狗年，四月最後一個星期三是國際導盲犬日，尤具意義。日前在社群媒體看到一張泛黃的照片，內容是一位小朋友與一隻拉布拉多犬道別的情景。原以為是一般的網路暖照，仔細看才知是一九七五年從澳洲到香港的第一隻導盲犬Winta，當年由這孩子的父親在澳洲訓練結業，正準備啟程前往香港，圖中天真爛漫的孩童盧克．高斯林現已是澳州國會議員。Winta赴港服勤四年後，不幸意外身亡，從此香港長達卅多年沒有導盲犬視障服務，直到二○一一年台灣贈予導盲犬Google與Iris。

Google與Iris優異的表現在香港獲得很高的評價，港媒報導中也常提及牠們來自台灣，讓台灣在社會接納方面的努力廣為港人所知，可說是另類台灣之光。Google也讓港人開始認識導盲犬在視障人士生命中的意義。

導盲犬是視障朋友的「開路天使」，也是他們的第二雙眼睛，協助視覺受損人士重獲獨立、安全與情感支持的人生。注重人權的國家多訂有允許導盲犬進入公眾場所的法令規定，然而拒絕導盲犬情事仍屢有聽聞。不論理由如何正當，拒絕視障者攜導盲犬進入對一般公眾開放的場所，本質上是一種歧視。

有鑑於此，倡導社會包容的當代博物館，近年來多從參觀規範上揭示友善導盲犬的態度。多數博物館在其參觀規則或近用聲明中訂有「本館禁止寵物進入（導盲犬或服務犬除外）」之豁免條款，世界四大博物館之一的大英博物館更是明文歡迎導盲犬，並貼心提供辛苦執勤的狗兒飲水服務。

同樣也是四大博物館的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二○一八年元月舉辦狗與人類生活主題的狗年春節特展，邀請導盲犬幼犬擔任特別來賓，讓參觀民眾見證牠們的養成過程。今年的國際導盲犬日前夕，莫斯科車庫當代藝術館串聯願意友善接待導盲犬的機構或組織，提供參與者特別的識別貼紙，標誌該單位的承諾與決心。台灣的博物館近年來也陸續提供友善視障人士及其導盲犬共同參與的口述與觸摸導覽服務，顯示台灣在維護基本人權上已逐步與國際接軌。

訓練導盲犬所需之社會成本昂貴，當社會願意投入人力、物力與財力支持時，正顯示該社會的文明發展程度。台灣多年前接受國外協助逐步發展自己的導盲犬培育專業能力，多年後回饋國際社會，協助香港建立本土導盲犬訓練機構與培育人才，在國際社群中享有相當評價。二○○四年台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也通過導盲犬自由出入權相關規範與罰責。禮遇導盲犬貌似小事，但意義深遠。

導盲犬自幼即需接受嚴格訓練，犧牲活潑好動的天性，勞苦功高。在這個專屬導盲犬的節日裡，向牠們致上無限敬意。

廿三日清晨發生貨車司機疲勞駕駛在國道上撞死二位執勤員警的悲劇，說明了勞基法去年底修改時，政府主張修法的理由，實在不足以說服人。

當時政府推動修法，雖然引起青年勞工一片反彈，但政府宣稱有些中年勞工有養家壓力，需要多加班，因此修法放寬加班限制。然而這次事件，充分顯示了加班限制鬆動的惡果。

因為人不是機器，過長時間連續工作下一定會疲勞，普通的工作疲勞頂多效率低落，不會出人命，可是司機疲勞隨時可能出人命，不管是他本人、路人、乘客或其他車輛內人員的命。所以除非有人能永遠在家不出門，否則人人都可能是疲勞駕駛之下的受害者。

包括司機或護理師等攸關人命的工作加班情形，政府必須嚴格把關，確保全體民眾安危福祉。

況且勞工要的又不是加班本身，勞工是因為薪水太低，只好被迫多加班。政府該做的是提高勞工的本薪，靠著讓勞工多加班改善購買力不足問題，是最簡單但最不負責任的作法，完全忽略了將導致的風險與社會成本。

希望這次悲劇能讓政府和民間本來支持去年修法的人改觀，體認到過勞的危險，轉而力挺對加班做出必要限制，以免再有下一個因過勞而死或造成他人死傷的悲劇發生。

驚聞國道再度發生兩名勤務中員警不幸罹難事件，實感哀痛。國道警察勤務風險甚大，傷亡高居警察機關首位。為保障員警安全，謹針對策進執勤模式敬表芻見。

一、恢復設置固定攔檢點：自從高速公路全線實施ＥＴＣ廢除收費站以來，國道警察少了十個固定攔檢點，夜間勤務密度疏鬆之際，惡性駕駛有機可乘，往往恣意奔馳。如能利用現有原收費站用地，增置固定攔檢點，布置照明設施、阻絕器材並輔以高功率蒐證、監測等科學器材，擴大不定時攔檢，讓惡性駕駛人知所忌憚。

二、強化路肩隨機攔檢路段硬體設施：國道警察執行取締超速，多將巡邏車停置路肩，員警半開車門，朝來車以測速器鎖定超速車輛，而後啟動警示燈、蜂鳴器示意違規車輛於車陣中緩靠路肩受檢，告發完後再倒車回到原來的測速地點。

惟此舉是否得當？尚未聞警政單位是否做過研究，但諸多用路人常為勤務人員與違規用路人捏冷汗，如違規用路人切換車道時不慎發生交通事故，責任究竟誰負？

建請高公局妥善運用ＥＴＣ之大數據，強化易超速路段隨機攔檢的硬體設施，提供國道警察在執勤時有足夠路幅與緩衝空間，除讓勤務員警無後顧之憂外，面臨危機時更得以僥倖逃過一劫。

繼台東縣之後，「郵輪母港」的基隆市政府最近也加快訂定「景觀自治條例」，希望藉由景觀條例的管理，改善基隆港周邊景觀紊亂的現況，讓搭乘豪華郵輪來台的觀光客對基隆、乃至台灣，留下比較好的印象。

基隆有山有海，本是個在景觀上得天獨厚的城市；拜郵輪停泊之賜，這座海港城市也成了外籍旅客進入台灣的國門，但一踏進「國門」，看到港邊的景觀和整潔程度，遊興大概都要打點折扣。

最近走訪新加坡，同樣是港灣，星國濱海灣的魅力，已遠遠地把基隆港周邊甩在後頭，十餘年來，這個港灣與周遭的土地利用、城市景觀，大大改寫遊客對星國的印象。許多人會說，「沒來過濱海灣，別說你到過新加坡」，其實一點都不為過。

濱海灣是新加坡河在星國的出海口，除了鼎鼎有名的魚尾獅，兩座榴槤外型的濱海藝術中心、造型奇特的豪華金沙酒店、金沙商場、巨大蓮花造型的科學藝術博物館、雙螺旋橋、曾為世界第一高的摩天輪等建築，都佇立在濱海灣旁的岸上，加上一旁商業區的高樓大廈群，散步環顧一圈，整個灣面顯得氣質脫俗，認真玩起來，一天是不夠的。

好的景觀吸引人駐足，就有消費行為產生，形成人與環境的良性循環。星國官員與工程顧問業者透露，如何營造整個灣區的景觀，除了要有好的上位計畫，景觀師介入的基地開發程序是箇中關鍵。

新加坡政府深知景觀值多少錢，這裡不但是國際早有「景觀（規畫）師」行業的國家，在生態、宜居等基礎上擘畫城市發展的未來樣態，也整合建築、土木、水利等專業，讓城市開發兼具安全與質感；即使是整治市區的河川，也是由景觀師領銜，在河川生命力的基礎上，力求自然水岸的景觀之美。

新加坡六月要舉行世界景觀大會，台灣景觀立法卻還很遙遠。早在二○○二年游錫堃任行政院長時，就提出景觀立法，盼藉改善景觀讓來台觀光客倍增，但礙於專業門派利益糾葛，景觀法至今還是空中樓閣，台灣對開發行為與整體環境景觀規畫一直停滯不前。

縣市自訂景觀自治條例幫助有限，中央立法會有更周全的上位指導原則。民進黨已全面執政，當年觀光客倍增的立法意旨，現在看來更加需要，何不重啟景觀立法工程？

數日前，教育部新部長吳茂昆參與課程審議大會，問了會場上的官員們，東部第二大河叫什麼名字。藉由這個提問，教長想強調課綱的訂定應生活化。作為多年身處第一線的教育從業人員，將課程生活化並且引起孩子們的學習動機一直是努力的方向，但要怎麼生活化，便是值得討論的問題。

教長提出來的是一種可能，但筆者認為，僅在課程中提供google便能查到的資訊，例如「東部第二大河是卑南溪」這類訊息並沒有太大幫助，重點應在讓孩子們掌握知識內涵，透過對生活議題的瞭解與思辯，將知識內化為自己的分析觀點。

以教學而言，讓孩子們瞭解某些課堂上所傳授的知識與其日常生活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步驟。基本上，這樣的原則適用於所有課程設計。那麼，要怎麼設計以及引導，才能達到生活化的目標呢？筆者以相當生活化的地理科為例，對此提出些看法。

孩子們到國中階段，會開始認識不同區域的特色；到高中也會學習自然及人文地理的基礎理論。這些教學的重點不在讓學生知道住家附近的河是第幾大河，而是讓孩子們用這些概念具體解釋某些現象，例如為何台灣空氣品質每到冬天都會變得很糟。

所謂的生活化並不應限縮於在地化，而是應該放眼國際，例如為何極地的全球暖化程度比其他地方來得快？又為何阿富汗是全世界第一大罌粟花產地？上述這些問題看似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無關，但在概念的層次上，台灣也正在受全球暖化的影響而導致環境快速變遷；而種植罌粟花對於阿富汗來說是發展的選項之一。若將此放置於台灣的社會脈絡，我們便可以在課堂中引導孩子們思考，對於現在的台灣來說，有哪些可能的發展選項？又因為哪些條件，使得某種選項成為主要的發展項目？

雖然上述經驗多半奠基於教學現場的設計與引導，難以在課綱審議中處理，但教長對課綱有一定影響力，所以對教長所說之生活化，的確需要嚴格檢視一番。強調課綱生活化是好事，但什麼樣的生活化才是孩子們需要的，以及要怎麼做才能在課綱總體計畫中獲得落實，則需要進一步想像與規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