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管風暴中所涉利益迴避、赴陸兼課等爭議，主要是蔡政府對《大學法》第九條「大學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聘任之」擴大解釋，以為政府有權決定最後的校長人選。事實上，法律不能只看表面文義，而須回歸立法當時的情境和原意去檢視，才知道立法的初衷。回溯這條法規的制訂歷史，即可知遴選校長與大學自主緊密相關，教育部必須尊重大學的遴選結果，沒有退回的空間。

《大學法》第九條是在二○○五年修正，當時行政院版本原擬採「兩階段遴選」，讓教育部扮演最後的過濾角色；綠委管碧玲為此提出質疑說：「final solution和final decision-making（最終決定權）是在教育部，如此，大學要如何自主？」後來，教育部長杜正勝明確答覆說，以後大學遴選委員會要負起責任，教育部「完全」尊重學校的決定。因此，最後通過的版本取消了教育部遴選的設計。

諷刺的是，今天蔡政府竟對扁政府時代追求「大學自主」的進步修法翻臉不認帳，恣意曲解法律，更粗暴擅自擴張行政權。尤其，新教育部長吳茂昆的爭議更大，一批御用學者竟還爭相護航，這如何有臉奢談品德、誠信和程序正義？

當自由和法治都已失去界線，台大必須起而力爭，不可屈從。台大可以沒校長，絕不能沒校格。

此刻，回頭重讀百年前北大校長蔡元培「不肯再任北大校長的宣言」，更能看出蔡政府的威權心態倒退至何等地步。蔡元培在宣言中說：一、「我絕對不能再作那政府任命的校長，北京大學校長是簡任職，要是稍微破點例，就要呈請教育部，候他批准」；二、「我絕對不能再做不自由的大學校長，…那舊的一方面，又不能用正當的辯論法來干涉了，國務院也來干涉了，參議院也來干涉了，世界哪有這種不自由的大學麼？」百年前的北大，蔡元培面對的是北洋政府，當年北洋政府還為了顏面強要蔡元培留任；而今天台灣的政府，卻一心一意要拔管而後快，這不是倒退百年是什麼？

教育部長吳茂昆說，台大遴選會重選後，教育部「若發現整個程序還是有不法的問題，會依法把關」。簡言之，只要教育部不贊成，台大選誰當校長都可能有「程序不法」問題，一切取決於教育部。這也難怪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要建議蔡政府，不如直接「恢復帝制」，將台大與教育部合併為「國子監」，由吳茂昆擔任國子監祭酒。政府把自己的權威膨脹得這麼大，台灣的高教如何維持自由與自治？

譏諷蔡政府專斷的，不只這一樁。同一天，為了擺平黨內對軍人年改案的爭議，新任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列席」民進黨國會黨團會議，竟以「準主席」角色裁決黨團投票決定支持政院版。同為新潮流同志的林濁水為此道歉說，他原本懷疑：「民主時代，一個大內管家怎麼鎮得住國會？那是兩蔣都不會做的事，只有皇權時代才有的；現在我錯了，在陳菊出線後，民進黨團繳械了。」「如此督軍態勢，全世界的總統制、內閣制、雙首長制都看不到。是在既有的三種制度外人類的第四個新體制：蔡菊體制就這樣誕生了。」

林濁水質疑的是，在憲法上幾無角色的總統府秘書長，在蔡英文授權下，直接介入國會黨政運作，混亂憲政權力角色。陳菊作為「史上最有權力的府秘書長」，權力直逼閣揆，還能指揮國會，超越所有憲政常規。只因陳菊在民進黨輩分高，賴清德也得低頭；至於憲政或政府體制，在民進黨眼中均無足輕重。連「海洋委員會」掛牌，蔡英文都要拉著「英菊賴」剪綵亮相，展現「三位一體」。如此不成體統的場面，到底要向人民傳達什麼？

就是這種權力的傲慢，民進黨已濫權到肆無忌憚及隨心所欲的地步。輿論力諫總統府不能成為「民進黨競選總部」，陳菊不可出任蘇貞昌競選總部主委，以免破壞黨政分際；但民進黨似乎認為自己就是法律，台灣就是該黨可以任意處分的資產。過去是「小英拍板」，現在是「菊姐說了算」，至於菊姐在憲政上是什麼角色，也都由民進黨說了算。

從上任之初的「謙卑、謙卑、再謙卑」，到如今「傲慢、霸道、又專斷」，蔡政府已變形走樣到難以辨認的地步。同是警察執行勤務，國民黨時代的警察就是「服務威權不正義」要追究責任，民進黨執政時代的警察就是「維護法治」要增訂「襲警罪」；民進黨學官赴陸講學叫「促進交流」，國民黨教授赴陸叫「違法兼職」；吳茂昆拿學校專利讓自己妻子投資開私人公司叫「創造完美案例」，管中閔經台大同意出任台灣大獨董叫做「隱匿情資」。雙重標準，莫此為甚。

看來，蔡政府恐怕比扁政府更糟。至少陳水扁只敢躲在暗處貪瀆謀私，蔡政府不僅大膽踰法踰憲，更公然為自己造法。

主導上世紀後期至今的供給面經濟學思維認為，強化市場機制將提供人們努力工作及投資的誘因，有利「整體」經濟成長。有些學者專家更崇尚透過「減稅」或向企業提供鼓勵措施（如促產條例），增強供給面經濟學的力道，以期激發經濟成長動能。至於追求市場「效率」的政策運作，最終可能因受惠者大多是富人或大企業，加大社會「不均」的問題，則被視為加快經濟成長的必要之惡；因為當「整體」經濟變好，貧困階層的生活也會有改善。這種思維與做法，也被稱為「下滲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

但如今看來，理應藉由供給面經濟學而被推升的整體生產力與經濟動能，卻出現成長乏力或停滯，不均的問題也持續惡化，而且持續發生在人工智慧、機器人、物聯網、大數據、區塊鏈等關鍵技術出現突破性發展的當下。到底，「下滲經濟學」出了什麼問題？

除了早期的經濟成長理論為了結合數理模型，往往透過假設簡化社會中的複雜現象，將異質化的個體簡化為同質化的代表性個人，遮蓋了不均的問題之外，當代突破性的技術發展大多掌握在少數公司上，使其生產力突飛猛進，並藉由先發優勢攫取市場大部分利潤份額後，再繼續投資強化自身生產力；較小的公司遭受強烈競爭、無力投資而拉大與大企業的生產力差距，形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的生產力分布不均化現象。OECD的資料顯示，2001∼2013年間，全球前5％的製造業企業生產力上升33％，其餘95％的企業生產力則僅上升7％。

此一生產力不均的結果，間接導致所得不均。因為只有少數人有幸參與成功產業的技術突破，獲得高額的利潤與所得，大多數人所處的產業則面臨生產力成長不振，乃至於所得停滯及貧富差距擴大的困境。更令人憂心的是，由於大多數人都富不起來，使需求不足的現象難以解決。同時，成長力快速提升的企業又在人工智慧、機器人等自動化與智能科技的支撐下，持續減少僱員，使更少人參與到生產力的提升，形成不均的惡性循環。

這種不均現象將透過四個管道影響長期經濟成長：首先，不均會弱化社會各階級之間的互信。由於經濟的基礎就是交易，交易要順利進行又須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互信上。當社會互信基礎降低，交易成本勢必大幅提高，妨礙經濟成長。

其次，嚴重的不均也會衝擊政府正常運作。當少數富人掌握太多資源，對政府政策有著不對稱的影響力時，經濟政策常會偏向富人階層。被忽視及苦於不均的大多數民眾，只好靠著擁抱民粹主義的極端政黨取暖，進而導致政治失靈、政府執政效率低落、流於短線操作，政策品質大幅下滑。

第三，貧富不均將影響總體經濟的需求。當經濟成長果實多集中在邊際消費傾向偏低的高所得者身上，自然造成經濟體有效需求不足；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項，就是不均阻礙了人力資本的累積，讓大部分民眾忙著糊口，無力對自身或下一代人力資本進行投資，間接阻礙了未來成長潛力。

由此可知，「把餅做大」絕非解決經濟問題的萬靈丹，政府更不能盲目地認為只要「尊重市場機制」，乃至於透過減稅或補助等政策協助企業度過眼前難關，就能跨過成長瓶頸、普惠社會大眾。而是要在「把餅做大」的同時，也著手因應不均問題對長期經濟發展的傷害，設法提升一般家庭的實質購買力，才能讓更多台灣民眾真正享受到「把餅做大」實質效益。

三年前桃園新屋保齡館大火六消防人員殉職，現今桃園市敬鵬廠房大火也造成五消防人員殉職，凸顯了我們在救災、管理及法規等方面的複合化問題。

從火災影片顯示，以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火災而言，火災成長期算很短，很快進入最盛期，顯然內部儲存容器／儲槽已破裂，導致可能從高處往下流之大面積燃燒現象，產生幾種特殊燃燒行為。首先是形成大量蒸發燃燒之火球現象；再者，容器內可能產生沸騰液體膨脹蒸汽爆炸（ＢＬＥＶＥ）現象。現場火焰的輻射和對流熱，使存放液體面加熱，產生可燃性蒸氣噴流火焰第一次爆炸，受高熱接觸到另一液體又大舉膨脹衍生二次爆炸，並形成火球現象，導致設施移位或機具支架崩塌，重創搜救人員。

此一悲劇有幾點值得深思。從法規面，首先是安全法規應綁緊。建築物使用安全牽涉到政府工務、建管、職安、工安及消防等相關部門，消防安檢僅是一個基本防線。「合法不一定安全」；一般建築可接受之安全水平，對工業廠房而言，是明顯不足的。

在承平時期，業者及民代常會要求政府鬆綁法規，倘若加上建築空間人文環境改變及危險行為產生，消防各項防線即難以把守使用安全。且國內建築消防管理法系，是以規格式法規為主，而非歐美以實質個案設計之性能式法規。多少消防人員的痛，就在於法令面與現實面的不符。

在實務管理面，原本法規設計與日後使用有相當差異，從廠房固定及移動式的結構設計，以及因作業所需如有機化學溶劑，都使內部火載量與火災更猛烈。實際上，每一救災場所皆具不同建築空間屬性，進入火場搜救本具相當危險，又面對不知的化學危險物質，我們不能只把大部分風險留到災害時，才靠消防人員英勇應付，而應注重平時的風險管理。在搶救上困難度大，管理重點就應往前到預防管理上，如詳細防災計畫、確實有效的教育訓練與組合演練。

在救災面，今年一一九消防節，蔡英文總統承諾將補足消防人力並改善個人裝備，讓消防同仁的安全更有保障。但依國際消防和救援服務協會的世界火災統計中心二○一八年統計，以每名消防員平均服務居民數，台灣為二七四四人，遠高於俄國五四○人、日本七九五人、美國九三五人；二○一五年消防車數量，台灣一一五六輛，德國四三六○○輛、日本二三一○○輛，比台灣人口少的澳洲也有四四四八輛。顯然地，台灣消防人力與消防救災車輛明顯不足。

國內消防人力不足，使有限救災人力分散投入火場，尤其是大範圍建築構造，消防人員本於社會職責與專業熱忱，不斷深入火場與具威脅（毒煙、能見度極低且高熱）敵意環境，進行直接搏鬥，已成為消防宿命。

消防是一風險極高行業，第一線人員出動救災每次都能安全無虞返隊？救災人員能接受多少傷亡風險？對於這些問題，當災害事件發生時，第一線人員每分每秒都必須試著去理解它。

公共安全乃是一個政治問題，而且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公共安全預算應隨著業務量擴增而增加，政府應持續強化公共安全建設，並發揮應有功能。台灣政治及議會生態應有某種程度改變，否則公共安全悲劇及救災人員犧牲，僅是更換時間地點及名稱而已。

桃園平鎮工廠大火，造成救火消防員死傷慘重的訊息，讓人心跟著糾結沉重起來，祈願捨身取義、令人敬佩的消防員都能安息。

不久前一位年輕服義務兵役的朋友要退伍，他告訴我他立志當消防員時，我心裡一震，覺得不可思議，還委婉告訴他消防員很危險。

但朋友語重心長地說「死有重於泰山，輕如鴻毛」，端看你投入這件事所持的價值為何？我從小就想要當個救火英雄，哪裡有火災，我就往哪裡去，只要做自己喜歡的事，就不怕危險不怕死。於是憑藉這股堅持的力量與堅定的決心，讓他退伍後沒多久，就考上消防員。

人的一生，明天先到還是無常先到，沒有一個準。這位熱血朋友在年輕時就找到屬於他的人生目標，我很為他高興同時也為他祝福，希望他受訓完畢，在出任務時，都能有妥善的安全救火路線，讓安全成為所有人回家唯一的道路。

今年的漢光演習，參謀總長李喜明認為，聯演中心應該運用「兵棋系統」來產生攻防場景，磨練各級指揮所內指揮官的決心、處置、作戰指導能力，以及參謀群作業流程。他特別要求，國防部聯參今年不再是只擔任演習行政工作，而是整個參謀本部都要編入演習訓練編組。這是幾十年來首次正確的運用，這也是個人當年費盡千辛萬苦，向各級聯參長官頻頻解釋才能順利創建這個中心、構建設施、確立系統架構及標準作業規程。如今始獲得李喜明將軍的撥亂反正，他實在是有擇善固執，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

過去推演只斤斤計較戰損，誰沉一艘船，誰被擊落幾架飛機，在欠缺實戰數據下，亂數裁定根本不可採信。有的長官甚至動手把兵力搬來搬去，真是幼稚得可笑。用系統推演其重點在藉系統精確的力、空、時控制，更能精準的測試指揮官的決心、處置和作戰指導能力。如果是漢光，參加推演的應該是演習的藍軍參謀總長及參謀本部，以及各戰略指揮單位指揮官。使用系統推演的好處在每一個決心後面連帶的結果隨之而來，沒有偵蒐就沒有情報，兵力一動，後勤消耗就點滴開始算計，不容絲毫馬虎。

而聯演中心不是僅輸入參數，設定系統，提供裝備。應該組成管制組執行推演的管制，更應該置重點於各重要節點，俾能於回放時請參演指揮官敘述其當時之決心與處置，供提出檢討。

關於實兵部分，建議所有實兵都採對抗模式，如為時六天兩個海域的純反潛護航作戰、大批戰機與海上支隊的攻防、機甲部隊受令後在空襲狀況下機動至反登陸戰術位置、開放商漁港及鄰近灘頭登陸、機場空降特戰來襲、機場跑道搶修及未爆彈處理等。操演部分盡量減到最少，僅保留三軍火力展示給總統親校。

在此建議總統不必親自抽測戰備，戰備抽測是各下級戰略單位的責任，怎能有勞總統親自抽測？如果官兵們都知道戰備有問題而總統卻看不出來還頻頻說好，豈不是折了統帥的威嚴？

中共是搞宣傳起家的，全世界能把宣傳工作做得爐火純青的，大概沒人比得上中共。日前中共推出空軍繞飛台灣的紀念信封，以及用多語言、配上背景柔和音樂的繞飛宣傳片，這是陽剛中帶有陰柔的宣傳高招。

共軍推出首日封，不論是阿Ｑ式的自我安慰，或者是在慶祝共機打破七十年來台海中線對峙。他們把宣傳戰的腦筋動到紀念信封上來，平心而論，有趣之餘，還得佩服他們的心思。

陸委會抨擊共機多次繞島巡航，加大對台政軍威嚇，企圖壓迫台灣接受其政治框架；以及早前福建泉州外海軍演，陸委會抨擊大陸官媒對此演習以恫嚇台灣的報導模式，呼籲我方媒體不要中計跟進報導等，可知我方對共軍機艦的繞島行徑已愈來愈不滿。

兩岸關係在蔡英文執政一年多後愈來愈糟，明明是泉州灣的例行性軍演，變成了警告賴清德等台獨工作者的「針對性」演習；去年年中，共機開始繞飛台灣東部海域時，共軍發言人稱「習慣就好」。後來出現了個專有名詞叫「繞島巡航」，當時有關方面硬是不回應媒體是繞哪個島。

到了最近，兩岸關係劍拔弩張，共軍發言人吳謙面對媒體詢問軍機繞「什麼島」？直接回覆媒體：「你關心繞的哪個島，當然是中國的台灣島」。

中共此前由官媒新華社、央視網製作推出的中英文版「繞島巡航」微電影，現在也更名直稱「巡航寶島」。

大陸目前普遍對台氣氛並不友好，民間與網路上的武統聲浪升高，軍方的海陸空演習、訓練，目標也直指台灣。共軍「戰神巡航寶島」宣傳片裡的空軍飛行員說：「寶島在我們心中，我和戰友們在機艙裡清晰地看到祖國大好河山，都用鏡頭記錄下來，捍衛祖國大好河山，是空軍飛行員的神聖使命」。

這些畫面透過央視和各媒體播出，更加促使大陸民眾對「收復」台灣的期望與信心，但卻對兩岸和平穩定造成不利的後果，也可能對台灣民心產生反效果。

所以，配合「共機繞島」的強勢作為，中共推出了首日信封，宣傳片裡也添加了五首「抒情和激情相結合的樂曲」，意圖把這個恐嚇的舉動淡化成一個「溫情喊話」的宣傳戰。

只是這樣一而再、再而三的機艦繞島，就怕有一天擦槍走火、弄假成真，屆時蔡政府如何面對大陸遂行國家統一的決心，我國軍是否有能力阻擋共軍的「捍衛祖國」，都是令人憂心的問題。

教育部經過了一百多天，最後做出駁回台大校長聘任案的決定。這經過了一百多天的台大校長遴選事件，對台灣的影響可能會超過一百年。

許多人此刻對台大事件未必沒有深刻感受。但那就好像空汙一樣，其實生活在這個福爾摩沙島的我們，對空汙之害並非不知不覺，卻一貫的保持沉默而已經受害不下數十年。只在近年來，危害健康的事實普遍呈現後，才開始為了反空汙而選擇抗爭走上街頭。

而大學如果在決定校長人選上都無法自主，如何能保障在研究教學上的學術自由？政治力掌控了領導大學的校長人選，終極目的不就是為了指揮大學的運作？這不但會引發更嚴重的人才外流，大學也將失去高等教育培育人才的功能。我們是否也將沉默著，等候幾年後空洞化的悲慘未來？

教育部主要以台大校長遴選委員及被推薦人（即台灣大副董蔡明興與獨立董事管中閔）之間，有經濟法律上重大利益未迴避的適法疑慮，因此駁回台大校長聘任案，要求重啟遴選。

然而就遴選委員的個案應否利益迴避，是應該由教育部決定的嗎？難道不是應該由台大遴委會自主議決？

教育部分明在所制定的「國立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辦法」，明訂校長遴選委員會的獨立自主，並且以「其他有關校長遴選之相關事項」皆為遴委會自主的任務，確立遴委會自主的絕對性。在台大三月廿四日召開臨時校務會議之前，前部長與發言人也都多次公開聲稱「利益迴避」爭議應由遴委會決定。

所以教育部是明知而違反遴委會之獨立自主，是蓄意的剝奪台大自主！

教育部在駁回聲明稿中，更強調「公立大學主要經費來自政府」，而國家居於立法者之授權，對於大學所為之措施或決定，依法有審查、監督之權限。所以國立大學校長之聘任權既屬教育部，對於大學校長遴選組織、程序及人選的適法性，教育部有「實質審查」之權利。

不論其正當性之可議，這段文字就已經相當透露了當今執政者的理念：對於大學發展所懷抱的強勢掌控意圖，罔顧大學之自主；校長人選雖是其中關節，而所圖謀的則是管控大學所為之一切決策或作為。

讀到這段文字，確實難抑心中的惶恐驚駭。彷彿可見主政者開著倒車，跟民主發展中大學自主的普世價值背道而馳，瘋狂駛向知識分子面對政治威權迫害的歷史情節。

台大執國內大學之牛耳，倘若此刻屈從而重新遴選，勢將縱容政治力更深入干預，不僅台大將永遠抬不起頭，從此沉淪，也會將高等教育一起推落斷崖，萬劫不復。

或許各界許多人士感受無能為力而選擇沉默。然而身為台大人必須體會而互勉：我們站立在台灣社會的關頭，無權退縮；台大人必須採取「公民不服從」，絕對不重行選舉，全力抗拒政治力。須知再任何的退讓，將使自己以及眼前的少年人失去未來。

教育部對於管中閔所採取的態度和措施，令我想起以著作「（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一書馳名的矢內原忠雄和批評日本法西斯主義的河合榮治郎這兩位學人。

東京帝國大學教授矢內原忠雄於一九二七年到台灣回去東京後，在「帝國大學新聞」發表「台灣的政治自由」說，「台灣什麼都有，就是沒有政治上的自由」。

矢內原忠雄因為批評日本軍國主義者侵略中國，被迫「辭職」，戰後回任東京大學（戰前之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和東京大學校長。

河合榮治郎原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和經濟學部部長，因為出版批判法西斯主義等書，被軍國主義者查禁和起訴，被判刑不久後逝世。

教育和學術乃立國之大本，學術自由有如信仰宗教之自由，為民主社會的核心價值。台灣大學校長遴選委員遴選管中閔為校長，教育部應該讓他馬上上任，表示對台灣大學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之尊重。

上任後，發現其有過非法犯法之行為，再予以議處才是正道。不能也不可以自行判定其犯罪，不許去就任校長，這是倒因為果的不公不義作為，這是一般輿論所不能理解和不能接受的。因此致使台灣大學校務停滯，這是國家社會和人民的損失。民進黨政府萬萬不能淪落為不民主黨政府。民進黨不要以為你們將永遠執政，這樣做必將與人民社會為敵。

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一日，當時就讀台大的民進黨前立委李文忠，因參加黨外雜誌與黨外運動而遭退學，引發改革派學生抗議，他們高舉大字報，在台大校園展開遊行與靜坐，這就是台灣學運史上著名的「自由之愛」運動。

當年「自由之愛」標舉的口號是什麼？「學術獨立！」「大學自由！」「還我自治權！」卅多年過去，今天教育部硬生生拔掉台大自己遴選出的校長，戕害大學自治，這些口號正好可以用來抗議執政的民政黨政府。

當年參與「自由之愛」的學生有誰？林佳龍、鄭文燦、鍾佳濱、段宜康、黃偉哲、李建昌等，這些人如今不是當市長，就是民意代表，都是民進黨的要角，為什麼可以縱容民進黨政府將政治鐵手伸進自己的母校，摧毀自己好不容易爭取而來的大學自治？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廿五日，剛就任台大校長的傅斯年，在台大校慶典禮上借用大哲史賓諾莎的話，揭櫫崇高的辦學理念：我們貢獻這所大學於宇宙的精神。二○一八年四月廿七日，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卻是將這所大學推入宇宙的黑洞！如果出身「自由之愛」的民進黨政治人物有絲毫反省能力，是不是應該出來表達反對的聲音？

針對北檢偵查三中案，馬前總統在接連兩次的應訊過程中，不僅皆保持緘默，更指責檢察官違反客觀義務、偵查不公開等等，北檢亦發新聞稿駁斥，形成另類的攻防。而馬前總統是否該於法庭外抗辯，固待各界公評，但檢方的反擊舉措，是否合法與有理，更該被檢驗。

針對馬前總統應訊時保持緘默，未發一語之事，北檢認為其既然對三中黨產具有決定權限，就負有說明義務。惟依據刑事訴訟法第九十五條第一項，檢察官訊問被告前，既應告知得保持緘默，且依同法第一五六條第四項，更不得因其保持緘默而推斷有罪。從此規定，就可看出，基於不自證己罪權，被告對於偵訊者提問，是否回答乃其權利，何來說明義務？如此無視法律緘默權保障說法，竟出自檢察官之口，實令人感到驚訝與不解。

其次，對於馬前總統一周內分兩天訊問，是否涉及疲勞訊問，北檢宣稱，乃經過事前通溝與告知，故無妨礙被告防禦權之準備與行使。只是即便分兩階段，若間隔僅一天，甚至每次訊問都丟出數十個問題，要說非屬疲勞偵訊，也屬掩耳盜鈴之說辭。

再來，針對馬前總統告發檢察長與承辦檢察官違反偵查不公開的洩密案及三中案本身，是否移轉他地檢署偵辦，到底該由誰決定呢？依據刑訴法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因特別情形由有管轄權之法院審判，恐影響公安或難期公平者，當事人應以書狀向法院提出聲請移轉管轄。而在不可能期待管轄法院自己承認不公正、不客觀的道德危險下，法條也規定，必須由直接上級法院為裁定。惟此條文乃針對法院，則在刑訴法並無準用檢察署情況下，就算馬聲請移轉管轄，也會被高檢署以於法無據打回票，致為北檢自審、自決的正當化理由。

只是承辦檢察官面對當事人對其公正性的質疑，竟可依「法」自行決定無庸移轉，如此缺漏，自得儘速修法填補。而不論有無修法，基於檢察一體精神，上級檢察長對於偵查中被告以難期公平對待而聲請移轉管轄之情事，實也無迴避審查與決定之空間。

非洲著名的獨立建國英雄、前迦納國父恩克魯瑪，有高度的政治熱情，也有宏偉的抱負，但對研究非洲的學者來說，恩克魯瑪最膾炙人口的一句名言，就是「你們要先求政治的國度，這一切都要加給你們了」。

這一句話原先是聖經新約馬太福音第六章耶穌對門徒的教訓：「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原來的意思是如果世人以追求神的國和神的義的態度來過生活，讓神在他們身上掌權，如果世人有這樣體貼神心意的態度，神自然也會體貼他們的需要。恩克魯瑪將這句許多迦納人都非常熟悉的經句做了修正，認為政治的國度是一切需要的答案。

恩克魯瑪這句話之所以廣傳至今，乃是非洲人至今仍然堅信取得政府職務，或是進入政治圈、掌管政治權力，就能滿足他們一切的需要。不少非洲人認為從政是改善生活及致富的最快途徑，此信念讓利益輸送及掠取國家資源成為許多非洲政治人物「光宗耀祖」的手段。

過去有人將政治定義為「誰得到什麼？何時得到？如何得到？」，另一個廣為政治學生所熟知的就是「權威性的價值分配」，如果我們將這兩個定義用來看目前台灣的政治，其適用性還相當地高，或許這也是它們歷久彌堅的原因。

現階段的民進黨政府，難道不就是在決定誰得到什麼或是誰不能得到什麼？誰如何得到或是如何讓誰不能得到？權威性的價值分配，不也是如此嗎？從兩岸關係到轉型正義，從綠能發電到同性婚姻，以至於目前政治人物的「台灣價值」，都充分反映政治是一種權威性的價值分配，政治工作者則是這些資源及價值的分配者。

個人在擔任美國政治及非洲政治課程近廿年後，對政治工作者的定義則是「部分人進入政治是為了實現理想或是野心，部分則是想藉此致富或至少改善生活；一些人渴望追求權力及地位，另一些人則是沐浴在鎂光燈下、享受高知名度；還有不少則是沒有其他更適合或是能夠勝任的工作，因而選擇政治；不過，所有人都是以服務人民、回饋社會為冠冕堂皇的理由」。

美國政治工作者的薪資不高，無論是聯邦的參議員及眾議員，或是大州的州長，年薪都沒有超過廿萬美元，比起民間大型企業的中高階主管還低，也不能和科技新貴及華爾街金融界的待遇相比，因此政治並非致富的重要路徑。

非洲的情形正好相反，或許因為該地區除了政府工作外，其他的待遇並不理想，許多非洲人相信政治是致富的捷徑。過去，非洲政府官員貪腐的情形相當嚴重，掛名公營企業、實際無需上班占空缺的情況更是普遍。許多非洲公務體系的非常任文官職位，更是政治人物用在扈從關係中用來照顧追隨者的工具。非洲官員往往也會藉擁有外國企業取得開採期國家豐富的礦物資源，成為官員交換佣金存取海外帳戶的操作槓桿。

對比非洲，現今的台灣也沒有好到哪裡。執政黨不斷成立政府組織以外的各項委員會、擴大非常任文官的編制、將國家的預算用來照顧特定意識形態的族群，也難怪時下不少年輕人選擇投入政治，因為只要政治正確，價值相符，一切所需要的都要加給他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