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蔡政府還沉浸在「拔管」的歡愉中，冷不防，傳來多明尼加與我國斷交的消息。外交部長吳釗燮痛斥，多國在斷交前一小時才告知我國，是很「不厚道」的作法；事實上，外交戰線何曾有過「仁慈」之役？蔡政府踰法拔管又何曾有過一絲厚道？

蔡英文總統昨天特別針對斷交喊話說，面對北京對台打壓，大家應該放下成見，一致對外，政黨利益不應大於國家利益。這番談話，對照近日國內的緊繃氛圍，顯得格外諷刺。蔡總統上任以來，全力打壓在野黨和軍公教等「非我族類」，用人行事皆將政黨利益放在國家利益前面，把經濟民生丟在腦後。如今民心盡失，政府才呼籲「一致對外」，這要說給誰聽？

多明尼加在一九四一年即與中華民國建交，雙方持續七十七年的邦誼，說明它不是在兩岸間搖來擺去的牆頭草。多國總統辦公室的聲明說，「歷史和社會經濟現實，逼得我們不得不改變路線。」反觀台灣，蔡總統現在連「中華民國」四字都避提，閣揆更自稱「台獨工作者」；在他們眼裡，七十七年的邦誼有什麼珍貴嗎？

曾駐多國的大使說，「這個國家不重要」。試問，若依其標準，有什麼國家是重要的？一個國家的重量，當然不是根據邦交國的多寡來衡稱；但如果一個國家內部四分五裂，每天都在彼此仇視鬥爭，而且由主政者帶頭為之，它的前途何在？

光拔管就花了四個月，政府還有心力顧邦交嗎？

兩韓領導人在板門店舉行「文金會」，並發表「板門店宣言」，宣示南北韓將為未來半島的和平、繁榮與統一共同作出努力。在全球的注視下，金正恩與文在寅共同演出了一齣驚奇不斷的和解大戲。同一天，蔡英文也說，只要不預設政治前提，在對等原則下，她也希望跟對岸領導人見面。姑不論其可能性，蔡英文不妨自問：如果「蔡習會」成真，她願否簽下宣言，宣示為未來中國的「和平、繁榮與統一」作出努力？

在南北韓兩個領導人中，蔡英文會希望自己是哪一造？她想當台灣的文在寅，還是台灣的金正恩？很明顯的，蔡英文從不曾以此自況，她恐怕只想將台灣漂得離中國大陸遠一些，與索羅門、馬紹爾這些不知從何連結的「遠親」共同徜徉在太平洋的碧波中！

文金會上，兩人牽手往復跨越卅八度線，震撼全球；而蔡英文「願與對岸領導人見面」的提議，卻無人聞問，形成了尖銳的對照。兩韓和兩岸的核心問題其實是一樣的，作為二次大戰後全球僅存的兩個分裂國家，文金會試圖突破冷戰遺留的僵局，蔡英文卻欲將台灣裹進更深的繭中。

「文金會」與十一年前的「盧金會」或十八年前的「雙金會」，都靠同一力量推動，那就是掙脫前殖民帝國主義的蹂躪、返回朝鮮民族統一自主的光榮。兩韓分裂的時間和兩岸約略相當，這份期待歷七十載而未衰。文金會所以能在板門店登場，主要是文在寅心中的一粒種子起了作用，在北方出生的文在寅對兩韓骨肉分離之痛難以釋懷，戮力要讓半島和平的願望成真。同樣重要的是，金正恩利用核子試爆為槓桿大幅扭轉北韓的談判地位後，選擇以民生和經濟發展為先，願意放下核子武器。

文在寅在川普幾乎要對北韓發動攻勢的緊張邊緣，挽回了和平的可能，他遞出橄欖枝，讓金正恩可以從平昌冬奧的舞台施展一系列的逆轉秀，鋪平四月「習金會」及五月「川金會」的紅毯。朝鮮半島情勢在崩解邊緣能陡然峰迴路轉，主要是兩韓的民族情懷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吹散了密布的烏雲。

試想，若此刻青瓦台的主人不是文在寅，而是個唯川普馬首是瞻的扈從總統，只會隨華府魔棒起舞；那麼，現在半島的情勢將是另一番戰雲密布的景象，而沒有今日的和平曙光。

金正恩在板門店前拉著文在寅的手兩人往復跨越卅八度線，不純粹只是一場表演。他是向世人宣告：卅八度線其實是強權建構的分離邊界，只要有意願，這個低低的水泥界線隨時可以一跨而過！在這短短的十餘秒鐘，金正恩跟上了文在寅的政治論述，踩齊了步伐，兩人因此可以在藍橋上比肩而行、促膝而談。「牽手跨線」、「藍橋深談」這兩個真情流露的場景，比起「板門店宣言」，其實更令人動容。

對比兩韓漸入和解之佳境，台灣卻演繹著完全不同的敘事。在台灣，原本頻繁的觀光互訪受到了阻擋，原本往來互利的經貿遭到醜化，「同胞」變成了「賤畜」，「去中國化」的課綱更讓兩岸的歷史線索面目全非。蔡英文乘著反中狂潮當選總統，卻也成了民粹的奴隸。蔡英文或許知道一葉障目的台獨難有竟功之日，但她固守已維持不住的「現狀」，也成了自困之局。在「文金會」之日，她期盼與習近平見面的答覆軟弱無力，其教長拔除準台大校長卻成了最大的回聲！對一名校長都已如此睚眥必報，還能有什麼和解的胸襟？

正在改寫歷史的文金會，文在寅是推動者，金正恩是響應者。文在寅以民族的統一為抱負，矢志和解；金正恩則意識到潮流所趨，必須妥協！無論是文在寅或是金正恩，皆有蔡英文可以師習之處，蔡英文要選擇當誰？或者她將比原先的金正恩更不可測，把台灣帶向深淵？

歐元區經濟去年出現驚喜，整體經濟成長率達到2.5%，十年來最快，但今年來的表現卻是驚嚇。經濟數據從2月開始轉弱，範圍涵蓋全歐。德國2月工業生產比元月減少1.6%，出口經季節調整後減少3.2%，都是近兩年半來最大降幅。第二大經濟體法國，第1季國內生產毛額（GDP）僅季增0.3%，不到上季的一半，也是一年多來最低水準。依據現有的最新數據推算，德國今年經濟年增率只有1%，整個歐元區年增率也降到僅1.2%，遠遜於去年的2.5%。連歐元區以外的英國，第1季GDP也僅季增0.1%，是五年多來最低。

歐元區景氣轉弱，部分是基於暫時性、一次性因素，例如年初天氣異常寒冷，數十萬人受嚴重流感侵襲，德國年初時曾發生勞資爭議等。但也可能是因為金融海嘯後歐元區投資長期不足，已將潛在產出水準壓低，量化寬鬆政策的效果也逐漸疲乏。去年經濟成長轉強後，今年供給面出現停頓現象，開始抑制成長。例如德國化工業現在已經訂單滿手，產能不可能立即擴張，許多其他產業也難以找到技術勞工，產值當然難以加速成長。經濟學者普遍認為景氣復甦已經越過頂峰，去年的榮景不大可能重演。

大陸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周發表聲明指出，今年必須加強工作力度才能達成經濟成長目標，尤須促進國內需求。這是中國當局2015年來首次對經濟展望發表如此沉重的看法，顯示領導階層已經意識到由於中美貿易緊張升高，今年6.5%的成長目標正面臨挑戰，準備對潛在的經濟動盪採取措施。聲明中並未再提到減債工作，反而強調必須降低企業的資金成本，而且在聲明發表之前人民銀行已先行降低存款準備率。

只有美國經濟表現仍相對良好。第1季年增2.3%，優於預估的2%；雖不如去年第4季的2.9%，但第1季受到氣候寒冷影響，成長本來就偏弱；何況就業市場吃緊，減稅及政府擴張支出的刺激效應也將次第展現，經濟學者預測全年成長率將達3%的佳績。

面對今年來成長步調減緩，加上貿易保護主義熱度升高，目前除了美國聯準會（Fed）外，主要國家央行已經放慢貨幣政策正常化的步調。日本央行27日會議已不再預測2019年度通膨能達到2%目標，歐洲央行26日會議根本未討論將如何結束購債計畫，英國、加拿大及瑞典央行也不敢輕舉妄動，只能繼續維持寬鬆政策。

其實全球經濟去年能夠同步成長，靠的是多項有利因素碰巧同時出現，而不是由於各國普遍採取能夠支持成長的政策，且彼此互動所產生的結果。美國仍維持溫和成長，歐洲是因為結束撙節政策而讓經濟得以療癒宿疾，中國經濟「軟著陸」成功，巴西、印度及俄羅斯也擺脫之前的重大震撼而邁向復甦。但今年只有美國能藉由擴張性財政政策維持成長，歐洲長期投資不足已開始抑制復甦動能，中國因貿易衝突升高而出現成長減緩信號，一旦全球爆發貿易戰則新興市場勢必淪為池魚。全球經濟同步成長，貨幣政策同步正常化，金融市場同步繁榮的好景也將成過眼雲煙。面對國際經濟及金融市場的動態變化，企業界、投資人及央行在營運布局與政策規劃上均須知所因應。

從二○一六年初，很明顯的，中共當局一改過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作法，逐漸開始壓縮或封鎖我國官、民的國際空間。

多明尼加共和國昨日片面宣布與我國斷交，結束了七十七年的官方關係。是不是外交政策出了問題？答案是否定的。因為蔡英文政府所宣稱的「踏實外交」和馬英九政府時期的「活路外交」大致相同。曾有外交部官員說「踏實外交」比較低調，究其實，可說二者是換湯不換藥，而它們也是面對強大的中共時，台灣勉強可行的務實作法。

如果責怪外交部維護邦交不力，真是怪錯對象了。因為問題不在外交，而是在別的地方。

那麼，問題會出在哪呢？兩岸關係的惡化自然是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本來以「九二共識」為政治基礎的兩岸關係，雖不是如膠似漆，但也暫時為兩岸帶來前所未有的和平與穩定。現在民進黨政府否定「九二共識」，前述的和平與穩定「俱往矣」。所以中共當局對台採取外交攻勢時，不求戰的外交部也只好被動應戰。

另一個最主要因素是兩岸政經實力差距的擴大。這個事實必須予以正視。中國大陸已非吳下阿蒙，其政府與人民的信心也漲到近代的高點，連帶的讓許多國家都看重與其關係，台灣則相對被忽視甚至歧視。中國大陸對於我邦交國已具有頗高的吸引力，外交均勢的槓桿往北京傾斜已久。

長此以往，邦交國不可能都看道德和道義而與我國維繫邦誼，不去看與中共交好的實質政經利益。即使我國的外交部長是談判高手，駐外大使勤奮負責，這樣的大環境已然決定我國外交的格局。

還有一個因素則是中共當局的中央政府心態。雖然南北越、東西德、南北韓基本上都是「一個民族、兩個國家」的政治實踐，但兩岸就是沒辦法明確或至少隱晦的以這樣的安排，處理雙方政治外交事務。兩岸時勢移轉至今，中共仍漠視中華民國的存在，挾其強盛實力，處處防堵國際上「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可能性。

也有些人主張「一國兩府」或邦聯制的政治設計，或可緩解兩岸政治外交的爭端，但無論如何，中共始終以中央自居，又擔心民進黨執政會搞台獨，所以錯過兩岸在外交場域和平相處的契機，也註定中共對我國的外交打壓。

多明尼加斷交事件只是再次指出我國外交脫離不了兩岸關係（尤其是政治定位），也再次證實中共的政經實力足以壓倒我國施以小惠的道德式外交。

台灣有些人幻想著，當中華民國邦交數歸零時，就是「台灣」外交開展之時。如果兩岸關係持續惡化、兩岸政經實力差距逐漸擴大、中共的中央心態始終不變，這樣的幻想永遠不會成真！

自一九四一年起與中華民國建交的多明尼加，「基於歷史與經濟社會現實」，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此結果雖令人遺憾，卻不令人意外。

多明尼加原本是承認台灣的廿個邦交國中最大的經濟體，因此斷交絕非像部分外界所言，多國無足輕重，不足為惜。

去年六月巴拿馬與我斷交後，當時外長李大維曾於七月緊急訪問多明尼加，以強化雙方關係並提出新的合作方案。同時，李部長在該國召開我駐拉美使節會議，以建立新的策略，防止外交崩盤。

雖然台灣多年來捐助多國數百萬美元從事發展計畫，但多國在二○○五年左右已開啟與大陸的貿易與政治關係，雙方貿易每年高達廿億美元，台灣望塵莫及。此外，大陸是多國全球第二大供應國，多國則是中國在中美洲及加勒比海的第二大貿易夥伴；為加強向中國靠攏，多國總統梅迪納曾出席中資在多國自由貿易區設立的第一家企業開幕儀式。

多年來，台灣一直透過經濟合作援助協定，協助邦交國進行基礎建設、支助改善當地婦女生活及咖啡生產等計畫，加強與當地國的關係。最近五年，不包含其他貿易協定，中美洲邦交國每年平均接受台灣五千萬美元的合作援助計畫。透過這些計畫，台灣在當地仍具有很強影響力，筆者實地參訪觀察，這些計畫頗具成效，足以證明外交人員的辛勤經營成果，所以此次斷交實乃非戰之罪。

另外，大部分尼加拉瓜及薩爾瓦多的政府機構都是台灣建造或支助建造。除了經濟援助外，台灣也是中美洲議會的永久觀察員國。透過上述操作，台灣對這些邦交國產生一定的影響力。

我們也發覺，不讓我中美洲邦交國在台灣的援助及與大陸建立日益增加的經貿關係中做兩難選擇，是大陸能鯨吞蠶食我邦交國的務實政策。亦即，大陸外交政策更具彈性，提出經濟優先並超越意識形態。例如，在與巴拿馬建交前，先資助拓寬運河工程。另外像援助宏都拉斯及尼加拉瓜建立跨洋鐵路及新運河，都是鮮明例子。

別忘了，二○○九年因兩岸外交休兵，雖然當時巴拿馬與薩爾瓦多主動表達與大陸建交意願，但被大陸婉拒。目前我們關心的是，會有骨牌效應嗎？學者亞歷山大（Alexander）表示，因中國與薩爾瓦多執政黨ＦＭＬＮ的歷史淵源及意識形態相近，薩國與台灣關係情勢危險。而瓜地馬拉可能性最低，去年一月蔡總統才獲頒瓜國最高榮譽的克查爾勳章。

無論如何，以大陸日益增強的經濟實力及國際影響力，中美洲邦交國更難忽略與中國建交的利益。台灣目前及未來的外交關係相當大程度取決於兩岸關係發展。目前，北京決定持續孤立台灣，如果大陸持續搶奪我們的邦交國，台灣將問題重重。

充滿爭議性的教育部長吳茂昆，上任不到一周，就以「鐵腕」宣布「拔管」，整個事件快速延燒。目前爭議的焦點已經變成：教育部「拔管」的決定，到底有沒有政治力介入？

這個問題答案其實十分清楚：管中閔獲選為台大校長之初，綠營立即通過民進黨立院黨團召集人柯建銘，公開對外放話，希望「管爺」自動「婉拒」出任台大校長，否則「不死也得半條命」！這難道不是政治力的介入嗎？

在太陽花運動發生之前，綠營早就透過幾個親綠學者，在台大校園裡發展組織，布置樁腳。他們以學生運動為常業，利用網路訊息，打擊異己，製造綠色恐怖。在「卡管」事件中，他們要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教育部也不敢不從。四月廿四日，台大召開臨時校務會議，他們主動發難，幾個學生代表大聲喝斥，不斷提案，咄咄逼人；大多數沉默的校務會議代表，只能在投票時用「選票」作為最後的「防禦武器」。當綠營師生看到理性的大多數不為他們所動，立刻彼此串連，集體退場，讓會議中止。這難道不是在進行政治操作的「攻防戰」嗎？

潘文忠「卡管」一百多天，找不到任何可以「拔管」的法律基礎，只好辭職下台，並發表聲明，希望透過他的辭職，「就此停止所有政治操作」。他並沒有明白指出誰是「政治操作」的黑手。然而，究竟誰在搞「政治操作」，潘文忠應該心裡有數吧！

潘文忠下台前，吳茂昆是「跨部會諮詢小組」成員。在諮詢會議中，他對「卡管」事件的態度，應當已經充分表達出來。潘文忠下台後，管中閔在臉書上引用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中「九陽真經」上的一段話：「他強由他強，清風拂山岡。他橫由他橫，明月照大江」；行政院長賴清德回應媒體記者詢問時，則是談笑自若地引述「九陽真經」中的下半段：「他自狠來他自惡，我自一口真氣足」！

他指派吳茂昆繼任教育部長，難道只是為了顯示他的「一口真氣足」；而不是要找吳來貫徹他的政治意念？

吳茂昆鐵腕「拔管」之後，外界質疑「拔管」是「政治決定」。針對這一點，蔡英文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她「尊重教育部的決定」。請問：吳茂昆作出「拔管」決定時，有沒有考慮到「上級」的態度？當權者的事後表態不叫「政治介入」嗎？這不叫「政治介入」，什麼才叫「政治介入」？

「拔管」事件發展至今，吳茂昆、賴清德和蔡英文已經結合成為「三位一體」的「攻守同盟」。將來這件事會如何發展？是「緊密結合，進退有節」？是「棄車保帥，斷尾求生」？還是「自我了斷，捨身救主」？大家姑且等著看。

台大辛亥路大門，霖澤館與萬才館兩棟宏偉建築聳立在旁，那是二○○三年蔡家兄弟所捐贈；由於地點適中、設備良好，成為校內外開研討會的最愛，租金收入少不了。蔡家厚愛法律學院，師生皆受惠，是作為校友的回饋，還是圖利呢？

或許是因蔡家對台大的貢獻，這次校長遴選委員會有了一位蔡家成員代表企業校友，一直到元月五日晚投選結束，宣布管中閔最高票當選之際，正當性毫無疑義。那這一百多天在吵什麼呢？

大學教授在企業界任董事或獨董者人數不少，前行政院長林全不就是一個例子嗎？發布擔任院長時，媒體還為他叫屈，因為所得大幅縮水，犧牲很大！以蔡總統和他的交情，會不知道他擔任哪些職務嗎？若以今天教育部專業解讀，誰更需要利益迴避呢？就算是當獨董較久，錢更多，是為民服務咧！「顏色專業，真管用！」

當記者問吳部長對拔管感想時，拋出一句「學術沒有真正的民主」。如果吳部長指的是過去「尚可接受」，若指的是現在，可以更簡單說「學術沒有民主」，選校長不是台大說的算！若指的是未來，那麼做為院士的教育部長，是不打算推動學術自由，還是不知道學術自由的可貴？

確實「學術自由」是一個理想，可望而不可及，卻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方向。其中「言論自由」是一種基本人權，著重於講學內容與表達；此外，還包括在自由意識下從事研究，作為人類追求真、善、美的創造力來源。什麼樣的環境與制度可以讓學術自由充分發揮，不就是大學夢寐以求的嗎？而教育部長應是主要的推手。

「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概念雖不同，卻相輔相成。沒有學術自由，大學不可能自主；大學不能自主，學術自由是假象！

大學自主通常指大學行政體系的組成與運作應有其獨立性。解嚴之前，國立大學校長為官派，解嚴後，掀起大學自主與教授治校之風，一九九四年元月所公布修定的大學法已有鬆綁，但仍有「須經校內遴選程序遴選，報請教育部組織遴選委員會經第二階段遴定擇聘」的規定。在那時，經過遴選最受大學歡迎的準校長，未必會是部長的青睞；即使如此，大家也只好尊重這個有爭議的制度。

如今好不容易修正了大學法，第九條「…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更不用說，第八條關於正副校長之設置及職掌「校長之資格，依有關法律之規定，並得由外國人擔任之，不受國籍法、私立學校法及就業服務法有關國籍及就業規定之限制。」校長可以由外國人擔任，其目的難道不是為了大學自主並提升國際學術地位？這次台大選校長，管中閔是因此才獲得最高票的。沒想到，「顏色專業，整管用！」

大學法的修正一直朝向「大學自主」與「學術自由」邁進，雖然並不完美，研究資源至今仍有權力在支配，升遷也會有派系與裙帶之分，學術山頭背後更有政治黑手的陰影…，這些現象阻礙了學術的自由。如果吳部長對此有所領悟而認為「學術沒有真正民主」，那麼該怎麼改革呢？怎能抹上一層「顏色專業」，令爺悲嘆「清風輕拂他山崗，明月猛照我溝渠」！（作者為台灣大學教授）

之前一再指出，蔡英文政府的最大本領就是把每一件事都搞砸（即使是德政美意如修改勞基法）。這次教育部否決台大校長遴選，所持理由居然是最初的「獨董爭議」，也就是跟大家「裝孝維」裝了三個月，還要指導台大重新遴選、開校務會議，坐實了自己的確是「政治干預」，以上仍然是搞砸；可是台大校長不可以，另外一位國立大學校長相同情況卻可以，那個心態叫做「順我者生，逆我者死」，展現的則是「邪惡」。

「順我意則生，逆我心則死」典出《莊子．盜跖》，莊子講了一個杜撰的故事「孔子見盜跖」，用以非議儒家學說的虛偽。這裡不討論儒道爭議，而要借用其中子張的觀點：從前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可是後代卻以「你的行為如桀紂」當作對君王的最極致貶意，身為天子卻為小人所賤，所以，「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

由於後來儒家獨尊，所以史不絕書那些挺身抵抗「盜跖之暴」的知識分子，但知識分子相信的還是子張那番理論。今天台大面對教育部的粗暴與邪惡，教育部的態度正是盜跖所說「順我意則生，逆我心則死」，而台大雖然態度堅定，仍不免孔子見盜跖的神情：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若死灰。

然而，古今認定的暴君典型紂王，如果活在今天，仍然可能當選總統。史記對紂王的記載：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衿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他的急智與口才能抵擋所有建議與批評，他吹噓自己的能力，並能博得高度聲望。

重點在於，當商朝的百姓發出怨聲，紂王展現的就是「邪惡」：發明炮烙、醯（剁為肉醬）等酷刑，囚禁西伯（周文王）可是收了禮物就免其刑。其結果是，一干阿諛毀纏的貨色當權主政，而那才是商朝滅亡的主因。

重點更在於，紂王時的百姓何辜？要熬到箕子出走比干死，也就是熬到紂王惡貫滿盈才得解脫。台大也一樣，現在看來不曉得要熬多久沒有校長的日子。然而畢竟現在是民主時代，台大的遭遇看在其他大學眼中，心知「下一個就是我，就是所有的大學」，於是勇於挺身而出。對教育部而言，此時的情勢跟紂王一樣：諸侯皆叛之。

但邪惡勢力是不會有自省能力的，反而，每撲滅一次「反動」，邪惡會愈發熾旺。也就是說，大學對教育部的抗爭若被「消滅」，其他領域的政治力會受到鼓舞，更多的領域會出現「順我者生，逆我者死」。

教育部長吳茂昆上任後引發不少爭議，全教總會憤而發起「不接受、不忍受、不配合」運動，拒絕執行教育部所下達的指令與任務。平心而論，光憑這個教育不服從運動就想爭取到蔡政府更換教育部長，成功率幾近於零。

國人歷次發起的抵制活動都是虎頭蛇尾，未見成功案例。就拿黑心油事件來說，當時國人對頂新魏家深惡痛絕，亦曾抵制，但現在林鳳營牛奶等頂新商品照樣熱銷。倘若針對單一黑心廠商的抵制都難成功，要對抗國家這部龐大機器，又談何容易？

「拒絕執行教育部所下達的指令與任務」也過於籠統，如果教育部所下達的是與學生權益相關的事務，身為教育人員真能不予理會嗎？倘若不服從，犧牲的便是學生的權益；倘若遵照辦理，這個不服從運動也就不攻自破了。

蔡總統在教育部拔管後的第一時間，就曾說過「拔管是專業的決定」，而行政院發言人也表示過吳茂昆本身就是政府的一部分，換言之，現在整個政府都是挺吳茂昆的，要換教育部長，根本就是不可能任務。

「打狗也要看主人」，吳部長表示自己不是走狗，蔡政府這個主人後台又如此強硬，光憑教育不服從運動，就想扳倒吳大部長，難呀！

美國商務部上月宣布，禁止美國廠商向中國中興公司出售半導體等零組件、軟體及技術七年，理由是該公司未能遵守與美國政府簽訂的認罪和解協議。有輿論預測，中興供應鏈被切斷之後，將走投無路，宣告破產。果真如此，近年來積極提升中國高科技實力的官方及民間努力，將因此蒙上陰影。

中興個案凸顯中國高科技產業目前的三大挑戰：

一、中國企業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是否遵守國際遊戲規則。二○一六年，美國向中興提出起訴，因為該公司逕自向北韓、伊朗等禁運國出售含有美國零組件的商品。

二○一七年，中興承認違反制裁規定，在和解協議裡同意支付美國政府巨額罰款。但中興並未依協議處罰違反禁令的卅五人，反而謊報相關處罰，讓美國政府抓到把柄。

中興或許對美國的相關制裁禁令與出口管制規定不屑一顧，公司內部機密文件更條列出迴避美國出口管制規則的方法；此文件後來落入美國政府手中，成為控訴證據。

中國企業在走向國際化的過程須深思，在中國無力改變國際關於制裁禁令與出口控制的規範前提下，遵守遊戲規則，是拓展商機、維繫商譽的必要條件。

二、中國電子製造業極度依賴外國元件的困境。中興遭制裁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中國須加速突破資訊領域核心技術。眼下的事實是，中國電子製造產業必須自國外購買大部分的半導體，做為基本元件。二○一七年，中國就進口超過二千五百億美元的半導體，是單一工業種類裡額度最大的產品。

中國近年動用國家資源，在開發中央處理器上進展神速；二○一六年登上全世界最快超級電腦榜首的中國神威太湖之光超級電腦，半導體都是中國自主研發製造。IC Insights統計顯示，中國半導體二○一七年的自給率約為十三％，而中國政府的雄心壯志是在二○二五年提高到七十％。

但目前全球前十大半導體設計公司仍由美國主導，台灣的半導體設計實力則排名全球第二。中國前十大的半導體設計公司要能迎頭趕上，恐難一蹴可幾。此案凸顯出中國電子製造產業依賴外國元件的窘境，中國要在短期之內逆轉此態勢，並非易事。

三、在現今國際局勢中，中美在高科技領域的緊張關係。國際關係學者針對「中國崛起」的議題，發展出不同的理論和實證研究；但在高科技領域的實證研究共識是，美國仍領先中國。然在超級電腦領域上，中國已在全球超級電腦排名勝過美國；在人工智能及量子科技上，也顯露其野心和發展實力。

任何國家如在上述三個領域取得先機，便能利用其軍民兩用技術的特質，推動民技軍用，提升該國軍事實力。中興被美國切斷重要供應鏈，其５Ｇ技術發展的雄心大志不但灰飛煙滅，更間接頓挫中國在高科技領域超越美國的夢想。

形勢比人強，中國用民族主義語言，數落美國政府的不是，反倒忘記東窗事發於該公司的違法行為。從長遠來看，中國企業如果能從中興慘痛經驗，學到寶貴一課，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為確保糧食安全，一九九六年中國國務院發布「中國的糧食問題」白皮書，明確指出將努力促進國內糧食增產，「糧食自給率不低於九十五％」 。惟加入世貿組織後，中國經濟快速發展，國內農業生產成本攀升，導致大宗農產品價格普遍高於國際市場，糧食貿易逆差快速擴大，糧食自給率降低，中國亦成為全球大豆、高粱等農作物的最大進口國。

在近年中國企圖降低糧食大幅進口困境之際，川普發動貿易戰，中國宣布對美國高粱展開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隨情勢升高，中國又公布將對美國大豆等農產及汽車、化工品等十四類商品加徵廿五％關稅。並於四月十八日起要求美國進口高粱，必須支付貨物價值一百七十八．六％的保證金。

在這次中美貿易戰中，中國先採取以美國農產品為主要反制對象，筆者認主要原因為：

由於美國政府補貼農民種植農作物種類高達廿種，農產品外銷占美國農民平均收入的廿％，而特定農作物如棉花和堅果最高占比達七十％；小麥、大米和大豆約為五十％；肉類和奶製品接近廿％。中國近幾年快速成為美國最大農產品出口市場，中國加重進口關稅當然損害美國農民收益。

其次農民是美國政治核心，農民團體及糧食產業鏈相關企業，勢力龐大，在地方、國會，甚至總統選舉中，對兩黨均有挹注經費。在種植大豆及高粱各州中，有許多原本支持川普。中國反制，勢必衝擊美國期中選舉，造成政治壓力。

再者進口糧食集中單一來源，增加糧食安全風險，中國近年一直藉由非常規手段杯葛美國大豆，包括對基改大豆進港的審批程序，提高美國大豆雜質含量檢疫標準等。更由於巴西大豆品質優良，蛋白質含量高於美國大豆，一七年中國自巴西進口大豆，已超過美國。

最後利用貿易爭端，反制美國大豆等糧食傾銷，雖然會對國內飼料供應及價格造成振盪，但有助於中國加速改革原來保證價格收購，庫存過多缺失，預計將能提升財政效益。

中美貿易結構失衡，雙方初步交鋒，美國懲罰中興通訊，嚴重衝擊中國高科技產業；中國對美進口農產品加徵關稅、保證金等抵制手段，對美國整體經濟影響有限，但對政治將產生衝擊，能否奏效，還得視美國農民對川普的壓力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