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還在總統任上時，綠營即放話來日一定要「關馬」，報他「關扁」之仇；兩年前邢泰釗接掌北檢時，政界便傳言「時候到了」。果然，北檢在「三中案」起訴馬英九，並佐以洋洋灑灑的圖表及激情用詞求處重刑。

最令人驚訝的是北檢的用法邏輯。檢方認為，馬英九等人應將此鉅額財產依法還給國家，這句「還給國家」正暴露其心跡。當年國民黨出售「三中」，是因應廣電法要求「黨政軍退出媒體」的「民間對民間」的交易；北檢舊案重辦，卻拿《黨產條例》去質疑這樁十幾年前的交易。這就像「拿清朝的劍斬明朝的官」，不是「穿越劇」是什麼？

比起當年扁政府推動「黨政軍退出媒體」，蔡政府今天「強奪黨產」又入人於罪，恐怕要鴨霸百倍。檢方難道不知，蔡政府意圖將國語日報視為政府所有的主張，已被法院打臉？再說，馬當時若不讓步，又豈能解決台灣黨政軍操控媒體的問題？

更有甚者，連被告委請法律專業人員等處置，都變成北檢起訴的罪證。難道請律師辯護不是被告的權利？或者不找律師的被告就更清白？這樣的誅心論出現在法治社會，讓人駭異！

三中案由前高檢署查黑中心與特偵組偵辦八年，確認並無不法而偵結。民進黨執政後重啟調查，卻不斷出現違反偵查不公開、疲勞偵訊等問題，連被告行使緘默權都不行。檢方如此賣力演出，套句網路諷言：不升黨產會主委，真是太可惜了！

強颱瑪莉亞來勢洶洶，所幸最後路徑北偏，僅輕輕掃過台灣，未釀成災情，反為人們帶來豐沛雨水，堪稱「好心颱風」。瑪莉亞雖未造成災害，但北北基卻為了放颱風假鬧到分道揚鑣，各自為政。尤其前一天同時宣布下午四點提前停班停課，卻導致公路及捷運交通塞爆，被譏為「四點之亂」。颱風未釀災，放颱風假卻出問題，恰恰反映了政府「好施小惠」民眾卻不領情的窘境。

台灣常為了放颱風假與否爭執不休，小事鬧大，大事則無限上綱。這種現象，和台灣的政治文化息息相關：其一，是各級首長好為「父母官」，凡事都要表現自己的權力，以為一聲令下便能代百姓決定一切；其二，這也養成台灣民眾喜歡抱怨的習慣，常常把個別遭遇和公眾事務混為一談，動輒抗議。兩種文化交互作用下，颱風假便摻雜許多政治考量，結果不是放錯假，便是倉促宣布弄得民眾難以適從。

以昨天的情況而言，民眾清晨起來就知道風雨已過；但在北台灣，唯獨新北市宣布放假，台北市和基隆市則宣布照常上班上課，這就成了「一國兩制」。很高興平白賺到一天颱風假的當然大有人在；但新北市分明放錯了假，就顯然承擔不起「瀟灑」或「明快」的讚譽。若再考慮企業主要承擔的停工損失及競爭力減損，新北市府輕率拍板，便顯得不夠負責。

北北基這次終於各自為政，不再「三位一體」地牢牢綁在一起，未嘗不是一件好事。說穿了，先前台北、新北、基隆三市要在颱風天一致行動，表面理由是「共同生活圈」；實際上，難以言說的考量是方便市長「集體卸責」，至少不必一人獨擔指責。然而，三市的地理環境和複雜度其實大相逕庭，非要統一步調，其實只是增加彼此的互相牽制，實無助益。

進一步看，台北市是首都，許多全國及中央機構都位在北市，一旦它宣布停班停課，立刻連帶影響許多中央部會的運作；如此一來，等於會使全國性機關半強迫地同休。也因此，北市府的決定必須格外謹慎，要避免受制於新北或基隆的行動，才是正確的做法。舉例而言，昨天所幸台北市未宣布停班停課，所以全台股市和匯市皆照常運作；而新北市的券商不營業則影響新北投資人的交易，必須由其他開業的分公司代為操作交割。如此複雜的連帶影響，恐怕就不是在國外宣布放颱風假的朱立倫所能體會。

由於正逢選舉，各縣市的放假考量也充滿政治氣味，一方面又要討好選民，一方面又要展現決策英明。正因如此，才有「下午四點停班」的決定引發民怨，後又有「北北基拆夥」的發展。下午四點提前下班，當然是為方便民眾避過強風豪雨；但以當時的天象，其實風未至、雨也不大。然而，百萬上班族同時湧向返家之路，卻造成始料未及的交通阻塞。這點，好心卻惹民怨，恐怕也夠柯文哲捶心肝。

不可諱言，近年來颱風卻放錯假的機率越來越高，顯示我們的「父母官」越來越怕事，也越來越民粹。事實上，如果回到「以民為本」的思考，縣市首長要避免放錯颱風假，最好的辦法是把「放假權」下放到民眾個人或個別機構，讓民眾自行決定其所處情境適不適合出門上班上課，不要再把颱風假當成「父母官」施惠老百姓的恩典。

事實上，依這次颱風假訂出的原則，凡民眾居住地、工作地、或行經地有任何一地宣布放假，即可適用放假規定。然規定已寬鬆至此，何不把放假的權利回歸民眾，不再由地方政府代勞。亦即，在颱風天，只要個別民眾能提出風雨或交通的理由或影像為證，其所屬機構或企業皆應從寬准假。如此，地方政府即不必再對全境區鎮村里作出統一規定，官員也可把更多心思放在救災防災工作上。

事情的紛擾， 緣起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周二突然在上午率先宣布下午4點起停班停課，不但打臉他自己前一天「往後都晚上10點宣布」的說法，也因為氣象預測下午4點並未達放假標準而引發其他地方首長的猜忌，實際上也真的造成「4點之亂」，交通幾乎癱瘓，讓突然被放假的民眾不但不感謝，反而抱怨不已。接著新北市考量到氣象預測淡水等沿海岸地區已達放假標準，乾脆提早宣布全市停止上班，立即有桃竹苗等縣市跟進，再次打破默契，北基則在10點根據氣象預測宣布照常上班上課，形成強烈對比。事後雖然證實不放假是對的決策，卻因為臺鐵早就宣布中午以前停駛，又使得跨縣市或城際通勤的民眾等不到車而弄得一團亂，凸顯地方和中央之間的溝通也出現問題。

颱風襲台，應否停班停課，本就是見仁見智，中央的氣候預測準確與否更是關鍵。有時候地方政府根據氣象預測的嚴重程度而宣布放假，結果可能是無風無雨而白放了假，民眾大多會覺得賺到了一天假期而不會給予苛評；但若宣布不放假，結果卻是風強雨急，就會遭致「草菅人命」等等罵名。此次更因接近年底選舉，北北基分屬不同黨派執政，更添加政治因素干擾的機會，凸顯颱風假實在不宜交由地方政府來決定的道理。

此外，颱風假由地方政府決定，還有很多現實的問題。例如，台北市照常上班，因證券交易所在台北市，股市必須正常交易，但證券主管機關金管會在新北市的板橋區，照理不必上班；金管會轄下的證期局在台北市，卻需要上班，都造成公務機關和公務員的困擾。證券業也面臨一樣的問題。

民間企業的雇主和勞工也有類似的困擾。雖然只要勞工居住地、工作地或上下班經過縣市停班，勞工可行使退避權而不出勤，雇主可不支薪，雇主也不得因此扣發全勤獎金或解僱。若雇主要求勞工出勤，必須勞方同意，資方不得強迫；而雇主只需給付當天工資，法令未規定計為加班，但勞政機關也只能建議資方加給工資或津貼，提供適當安全防護措施。實際上，雇主很難掌握員工的居住地和出勤狀況，服務業或製造業更可能因為人手不足，即使鼓勵員工出勤也未必能夠正常營業。而勞動部雖然訂有《天然災害發生事業單位勞工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要點》，但只是沒有強制力的行政命令，雇主即使扣發未上班勞工薪資，或者要勞工冒大風雨上班，基本上政府仍是束手無策；勞工行使退避權也難免提心吊膽，自己雖然有合法放假的權利，但就怕給雇主留下不夠忠誠等負面印象，也許只好乖乖上班。

因此，解決目前地方政府各自為政的問題，關鍵在於將外部問題「內部化」的經濟概念的務實運用。台灣幅員狹小，通訊發達，交通便捷，基本上就是一日生活圈的概念，也幾乎無一事務不是涉及跨鄉鎮或跨縣市。既然由中央的氣象局負責預測，上班上學的跨縣市或城際的交通，無論是高鐵、臺鐵、航空或城際的捷運系統，也是中央的交通部會規劃和調度，每次颱風來襲，中央也必成立防災應變中心，何不就由行政院，根據中央氣象局的天氣預測，單獨客觀地決定哪些縣市、地區應否放假，當前種種政治紛擾應可迎刃而解。

又來了。

每次颱風放不放假，變成一堆沒有地球科學訓練的地方首長，拚神瞎猜，上演政治聲望的爛戲。這一次，先是投機取巧、顧此失彼地放一、兩小時集中逃難塞車假，然後玩你上班我乘涼、跟隔壁鄰居賭運氣，明天門口下不下大雨的銅板兒戲。

雖說北北基三方根據的都是中央氣象局科技專業的天氣預報，凡地球科學領域的工作者都知道，半個世紀前率先提出無法長期預測的蝴蝶效應者，就是氣象學家勞倫玆。

他說，根據各國觀測的資料，用電腦計算全球大氣億萬個３Ｄ網格點上氣象因子隨時間的演變，經嚴格檢查各階段的結果，哪怕是古代又慢又笨的電腦，也絕對精準不會錯。果然隔天的天氣預報在第二天實證後堪稱都對，但奇怪，為什麼延長推算幾天以後的預測卻常胡說八道。

他聰明絕頂，只玩一個小遊戲，把舉世天天彙集的龐大初始資料，偷偷改一個數字，例如把某地當日的氣溫觀測廿八點五度改成廿八點六度，重新計算，隔天的結果完全相同，放大千萬倍來比較，才看見差異何在，那有什麼關係。但持續計算下去，第三天也看不出有何影響，第四天、五天…，差異終於擴大，甚至可能爆發極端結果。

於是他說了著名的比喻：一隻北京的蝴蝶，振翅起飛往東，卻突然改變心意往西，扇動的反向氣流，越洋傳遞，三天以後把紐約本該晴朗的天氣，變成了一場風暴。

於焉，混沌學展開，其內涵可簡約成三句互相矛盾的詞來形容何謂混沌現象：沒有秩序、非隨機、卻不可預測。傳統知識說，無秩序者，必隨機發生，就是亂訊，不必理會；而非隨機者，必可以道理之，也就可預測才對。

今日颱風，昨日演變而來，必再「非隨機地」因果迭代成明日之颱，卻可因一隻小蝴蝶而致推算後天，成了招致吹捧指點的神話或罵料。

至今科技，追求精準，的確飛躍進步。但看得越精，算得越準，卻更發現萬事萬物皆有數不盡的花樣蝴蝶，隨時出人意外，卻叫科學家「事後」又懂一次是怎麼回事，至少在統計學上加入一次個案，只好靠統計機率說些百分比了。

但事關千萬人生命財產，誰說才好？誰下令才適當？人生病去看醫生，事情大者還要「會診」，由主治醫師宣告醫療決策，去看總統有什麼用。颱風放假與否，跨越多大縣市範圍，怎麼放才恰當，絕對是一種「全國性」跨領域的專業，為什麼不由行政院設立一個自然災害決策機動小組，召集各類專家，由他們來研判宣告因應方式，全國遵行。事後，對或不對，不必神話，不要苛責，天下無人不知蝴蝶長什麼樣吧。面對醫生仁心仁術，成功失敗，正常人不都鞠躬謝謝嗎？

雙北颱風假不同調，看了一些網友昨天早上「盛讚」柯Ｐ，不禁感慨。我認為柯Ｐ犯了幾點錯誤：

一、新北放假、台北不放？應考量縣市間民眾通勤問題。退避權是民眾的選擇，而不是政府的權力。當政策制定不完善，不應用其他因素掩蓋自己的可能失誤。

二、決策過慢、人心不安。當各縣市政府陸續發布時，北北基原訂晚上八點公告，卻因決策者舉棋不定，延至晚間十點。兩小時雖不長，但卻使民眾產生焦慮感。不管是否要上班上課，都應盡速決定，讓民眾心定。

三、眾人皆醉，僅我獨醒？鄰近縣市陸續放假，台鐵上半日北部也停駛，當各單位甚至各縣市都選擇採取較安全的防避措施時，台北的判斷，是真勇者，還是假清高？

四、家庭結構，不盡相同。政府決策應考量民眾家庭屬性不同、上班縣市不同，甚至孩童上下學跟家長不同之多項問題，不應單就「數據」決策，多份「感情」不是更好？

五、不只避難，更該恢復！颱風假，不僅讓人避風遮雨，行政首長該想到民眾是否受災？災後是否需復原？市容是否該整理？路樹有沒有倒塌造成民眾危險或不便？只看數字，少了危機管理觀念，眼光短淺，讓民眾暴露在可能的危機中，不縝密。

地方政府是父母官，醫者也有父母心，柯Ｐ兩者都做過，卻如此獨斷，公共行政不及格。

政治上的素人和民粹看起來蔓延全球，不過事實上僅限於定期改選制度已經定著化的民主國家。也就是說，雖然歷史的源流未必如此，但是選舉型民主政治發展至今，確實生出了素人政治和民粹政治這對雙生子。

拉丁美洲的「古典」民粹政治體制，提供了比較政治學在民粹研究上的重要事例。依拉美事例研究，民粹概念基本特徵不出以下數點：一、標榜社會主義的政治領導者，一方面透過農業、勞工、社會等公共政策確保跨越階級的大眾型支持，並以此作為正當性取得政治權力。二、以上述權力作為後盾，推動並形成國家主導型經濟開發體制。亦即，古典民粹主義指涉的是「具有特殊群眾魅力的領導者，以大眾迎合式的經濟開發主義為手段，實現政治目的的一種群眾運動」。

只是，要將此一拉丁美洲特有的現象或概念，適用在其他地區時，實證上極為困難。一方面，當拉丁美洲國家在軍事政權結束後，接連出現的「新民粹」體制，也競相採用新古典派自由經濟政策時，這種現象使得傳統的研究途徑很難捕捉此一新的特徵。

同時，近來當我們看到連西歐已遠離「開發主義」的「後現代」國家群，也出現極右的「族＝國主義」民粹政黨時，既令研究者震驚，卻也從中捕捉到了民粹主義的多樣性與普遍性。今天，民粹主義已無法由特定的社會經濟構造或特定的政治支持基礎找出特徵，同時也已不是國家現代化過程中的轉型或過渡現象。

如果我們把對民粹的普遍發現，聚焦在「傳統政治勢力的全面退潮」與「國民政治自主性要求的提升」，來注視此現象的話，一切都將相對地清楚了起來。

也就是說，民粹在本質上是一種意圖透過對國民的直接訴求，來進行對既存的權力結構與主流價值的抗議。這裡，「權力結構」指涉的是由舊統治菁英所建構的政策體系及據此而形成利益結構；「主流價值」則不只是指由政經菁英，還包括社會團體、學者、媒體等共同維持的主流價值觀。而上述的權力結構與主流價值，當然不只在台灣，在全世界先進國家，都早已分崩離析。

民粹與素人政治與民主主義存在著不可分的緊密關係。因為，在現代立憲主義的規範下，講究權力抑制的專門化審議過程與橫亙在多元領域間的利害關係者協調，確實，使得日常形態的政治複雜化並失去了透明性。在這種要求政治日常化的氣氛當中，孕育了民粹主義的條件，同時也使趨於形式化的民主政治，開啟了重新得到活力的契機。

所以，筆者認為，民粹與素人政治不過就是民主主義的內在性歸結，同時也是民主主義再生的契機。毋需焦慮也毋需失望。

基隆市長林右昌在臉書貼文，指他與北市長柯文哲「都猜大概是因為朱立倫市長人在國外，怕被罵，所以乾脆做出新北市放假的決定吧！」個人覺得市長發言竟然是靠「猜」，真的很可笑很悲哀！也未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嫌。

去年尼莎颱風來襲期間，林右昌代表出席在蒙古舉行的亞太童軍露營大會，飽受批評。他辯說不是為個人，且市府原就有完整職務代理機制，不是災害來時才準備的；難道林市長忘了嗎？

按氣象局預測，新北市確已達放假標準，放假有何不對呢？市長出國又怎樣？朱立倫是颱風來了才出國的嗎？職務沒有人代理嗎？民進黨執政的新竹市、桃園市及宜蘭縣不也放假嗎？為何不說呢？

事實上，新北市放這個颱風假，我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人民性命安全第一！今天是運氣好，颱風偏北；試想，如果新北市沒放假，颱風又沒減弱而造成上下班民眾傷亡，誰要負責？

颱風假放與不放都可能被罵，但既然政府訂有標準，照標準走是最好的選擇。像林市長這樣事後暗批別人，其實是充滿政治算計也不足取。颱風假寧可錯放，也絕不能陷百姓於危險之中。

一九九○年代，台灣廢聯考、增大學，表面上實施多元入學，讓人人有機會上大學…。外行推動的教改製造了大量學位，滿足民粹於一時，可是卻沒有人分析過，如此政策能否造福包括大學生在內的普羅大眾。

教改後的台灣，經濟成長緩慢，人均所得在亞洲四小龍中墊底，其領先大陸的幅度則由當年的三十比一縮小到今天的三比一。那麼大學生呢？

在好奇心的驅使下，逐年分析兩岸三地、南韓、新加坡、日本及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薪資占在地人均所得的比重。如此比較，有助了解大學生在社會人士眼中的分量，免除因為各地消費物價指數存有差異而引起的爭議。

不比不知道，一比嚇一跳。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起薪不但是四小龍中的最低，即使相對於人均所得的比例，也是四小龍及日、美、大陸中的最低。台灣在一九九六到二○一七年間，此一比例逐年下降，至今只有南韓的一半！

應中國醫藥大學六十年校慶之邀分析國際化的要件，台灣的大學畢業生起薪離國際標尺有差距，教職員工也得不到先進的待遇。既然要求校園國際化，就要遵行國際準則，不得半路削減教職員的退休金。當年呼之則來，今天揮之即去，從教育的角度來看，實在難以想像如此違反法定正義，究竟給年輕人傳達了什麼樣的訊息？中醫大力爭上游，李文華校長了解問題，有守有為，是理想的教長人選，在前兩天中研院院士會議的空檔面對詢問時，卻是聲嘶力竭一再否認。

民主可增進民生褔祉，台灣並沒有做到。年輕人本來是社會的希望，大學生卻被搞得不一定有希望。大學氾濫已成災，政治染指教研，幾度糟蹋遴選，台大校長懸而未決，轉頭再次達到政教不分的高潮。今年台灣高中畢業生申請就讀香港、大陸大學的人數激增，點滴在心頭，算是一種寧靜革命。民無信不立，校園氣壓低迷，前因後果有脈絡可循。

每年接近馬糞海膽開放採捕時，澎湖便會掀起保育人士及漁民對立浪潮，儘管今年延後半個月開放，但馬糞海膽旋遭捕抓橫掃一空。

漁民的生計對比海洋生態多樣性的重要，雙方爭吵不休，始終無法直接放在天秤上衡量，筆者希望雙方放下情緒言語，回到理性的市場供需思考──當馬糞海膽供給量變少、採取成本提高情況下，漁民勢必得高價販售，價格飆升正是目前市場的自然反應。

筆者童年時，馬糞海膽可說是隨處能採，甚至兩年前還有飯店推出馬糞海膽吃到飽活動，因此現在漁民的相對剝奪感不是不能理解。

但若馬糞海膽資源枯竭，生態失衡將造成環境損失及經濟損失，更不用提屆時漁民為了維持生計可能做出更為傷害海洋的捕撈行為。

當海洋資源喪失，漁民勢得花更高的成本購買更好的設備，更大的船出更遠的海，這樣真的值得嗎？圖短利而失去永續發展，所能承擔的後果不是人類可以估量的。

猶記得兩年前蔡英文與楊曜聯合競選總統與立委時，在澎湖立起「海洋立國」的醒目看板，競選期間也經常援引日本、澳洲等國海洋政策，但兩年過去了，從中央到地方全面執政的民進黨，在澎湖的海洋政策作為依然屈指可數，連社會高度共識的馬糞海膽禁採一事都不願推行，「海洋立國」四字如今看來著實諷刺。

為推動年改，蔡英文總統曾說，「對的事情就要堅持，政治人物要有承擔責難的勇氣」，遺憾的是，從具體作為看來，民進黨政府面對海洋保育課題時，承擔責難的勇氣似乎不見了。

事實上，環境主張並不必然跟生計、經濟發展相衝突，而馬糞海膽的問題正能印證我們的抉擇正確與否；只要我們能與自然生態互利共生，名為地球的母親必然給予豐腴的海洋、肥沃的土地，其恩惠必然充足，懇切希望全面執政的民進黨，能給澎湖馬糞海膽一條生路。

連考數日國考後，本想偷閒片刻歇息，但想起明日還要工作，不覺煩惱憂愁。

為準備國考，鬢邊多了幾撮白髮，犧牲多少陪伴家人的時光。怎料軍公教待遇丕變，加上新聞報導退休人員的徬徨驚恐、網民的流言蜚語，感嘆之外，多了幾分對政府的憤怒。

當天我進入考場，發覺出席人數僅過半，不禁愕然年金改革的寒風，不僅摧毀無數遲暮軍公教對國家的信任，也滅卻新進人員的熱誠。

想起總統對退休軍公教的道歉，想起國發會研究建議放寬兼職，想起網路上仍有人譏笑退休人員的生活；我驚覺社會病了：有些人為國家付出寶貴青春歲月，換得一連串的戲謔與一紙謊言。

看到教室裡三三兩兩的考生，眼淚不自覺流了下來。「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想起多少前人在這考場埋頭苦幹，但又有多少人被我們銘記，在我們哀嘆中匆匆而逝？

二○一八世界盃足球賽已近尾聲，十五日就要決定誰能捧回「大力神盃」。我國雖未踢入會內賽，但許多人各有支持的國家隊，也跟著熬夜看直播，照樣享受了一個月的世足熱。

在國事迷茫和年改喧囂之中，世界盃成了暫拋俗務的後樂園。不管是品頭（看帥哥）論足（看門道），或買一張運彩希望無窮，不少人都看得津津有味。

儘管旁觀也不失樂趣，但看著冰島逼和阿根廷、南韓撂倒德國、日本挺進十六強，以及比利時、克羅埃西亞晉級四強，同樣是小國、寡民，或身處亞洲近鄰，他們攫獲多少世人目光，我們只有欽羨的份，難免讓人顧影自憐。

早在二○○二年日韓共同舉辦世界盃，當時總統陳水扁就喊出「足球元年」。二○○六年世界盃在德國舉行，陳水扁又發下豪願，提議政府出資兩百萬美金送廿位小朋友到巴西足球學校訓練十年，並訂下二○一八年踢進全球卅二強目標；但當年紅衫軍就發動倒扁，他自身難保，哪還顧得了揚威世界盃的台灣足球夢？

台灣也不是沒有打「世界盃」的經驗。各種球類或運動賽事，也常傳來佳績。甚至談到金融業、物聯網，蔡英文總統都不忘「組國際隊、打世界盃」。只是，對於運動人口排名全世界第一的足球，我們不但缺乏「臨門一腳」，甚至看不見「球傳過來」！

小國、寡民，也可以成為足球大國。冰島才卅五萬人。本屆會內賽卅二國，多數國家人口都比台灣少。但日本足球協會、日職聯早就制定「百年構想」，喊出以足球作為核心運動，又能終身學習；我們的世足路走了Ｎ年，卻還停在「足球元年」，想來能不汗顏？

其實，台灣也不是沒有足球的火苗。國民政府遷台後，我國曾連奪亞運足球冠軍，還被譽為「亞洲足球王國」；又如民國六十年代台南市勝利國小足球隊，不但遠征日本，還進軍芬蘭、瑞典、奧地利，名揚國際分齡足球賽。奈何足球王國卻成足球沙漠，少年足球銜接不了成人足球，甚至沒有一座像樣的足球場！即使近年我國足球排名躍進不少，但要重燃足球火苗，不能只靠口號，或只是吆喝到總統府前凱道看世足賽。

「那年的世界盃，我們還看著電視，為了足球明星共同歡呼…」跟大馬歌手巫啟賢這首老歌一樣，許多人也用世界盃標記青春的歡笑與淚水。美好的一屆又將踢完。四年之後的世界盃，可能已沒了梅西，沒了Ｃ羅，會不會只剩我們還在「足球元年」輪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