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連續在內部策動「打侯」，要將侯友宜打成除垢對象；其談話錄音遭內部「吹哨者」曝光後，張天欽迅速請辭。負責促進轉型正義的人，卻在那裡滿口「操作」、「除垢」，自甘充當政黨打手，這樣的促轉會如何可能公正運作？

張天欽原任陸委會副主委，蔡總統為借重其法律專才，請他轉調促轉會。如今，果然印證了總統的「知人之明」。張天欽一上任就對主委大表不滿，對黃煌雄宣稱促轉會是為了「和解」而非「清算」感到「不爽」，並宣稱自己絕對會翻案。試想，如此高姿態又易於情緒失控的人，常背著主委私下召集會議，討論奇怪的政治行動，這像是能持平釐清真相、主持正義的人嗎？

據促轉會人士爆料，張天欽擁有自宅，卻仍強占官舍；僅利用十一天的匆匆環球考察，就宣布要制定《除垢法》。他看到民進黨新北市選情艱困，就說侯友宜的案例「不操作很可惜」；內部研究員還隨之起舞，自創出「投侯友宜就是投汙垢一票」的口號。促轉會內這樣的氛圍，令人難以想像，黃煌雄卻始終被蒙在鼓裡。

黨產會被稱為「東廠」，促轉會被稱為「西廠」，兩個殺手級部門都是蔡英文一手創建。如果黨產會內也有吹哨者，爆起料來，恐怕也不輸促轉會吧！

的確，台灣仍有很多歷史的遺緒需要清理並還原正義；但是，這絕非張天欽等一干人所能承擔。他們只會讓仇上加仇。

《天下雜誌》近日發布全台縣市長施政滿意度調查，民意出現了藍綠大翻轉現象。在民眾最滿意的前六名，有五名是泛藍縣市長；在吊車尾的最末五名，則有四個是綠營執政縣市。值得注意的是，民進黨過去號稱是「五星治理」的高雄、台南、宜蘭，這次都掉到最後五名；三位縣市長都未做完任期就「落跑」到中央任官，而代理人又顯然欠缺市政治理能力，於是都留下了「爛尾樓」。

這種地方滿意度大逆轉的現象，可從兩方面解讀：其一，從大的政治格局看，是民進黨中央執政成績欠佳，使得地方執政的支持度受到牽累；其二，民進黨吹噓的「五星治理」只是假象，是靠著宣傳創造出來的神話；當神話人物被抽離，制度和治理根本難以維持。這兩個層面的因素交互影響，中央和地方都擺脫不了責任。

由於九合一選舉將近，更值得人們注意的其實是「落跑市長」的問題。民選縣市長一任四年，但民進黨基於權力擴張的需要，往往在連任首長任期滿兩年之際，即將他們調到中央任官。此舉，主要是利用「任期過半即毋須補選」的巧門，一則讓地方首長高升中央，二則安排後繼者適時填補職缺，達到「卡位」的最大效用。然而，這種作法積久成習，甚至到了狼吞虎嚥的地步，便構成了對民主政治的侵蝕。

一名縣市首長能夠成功連任，是因為選民肯定其治理成績，希望由他繼續領導未來四年的建設。但當首長任期過半即琵琶別抱的情事層出不窮，不僅是他們毀棄對選民的承諾，也是中央主政者在踐踏民主政治的基石，並藐視地方的治理。投票是選民神聖的託付，但如果首長一心只想登高升官，執政黨只考慮自己的便利和擴張；這種「落跑市長」現象最終只暴露了台灣民主的「空心化」，政治人物心中不再有人民，而只有權力。

地方首長表現出色，獲拔擢到中央任官以服務更廣大的民眾，誠是美事一樁；但是，這應以不毀棄任期承諾、不犧牲地方治理為前提。此一作法，在陳水扁時代開了先例，到蔡英文更變本加厲，遂演成不可收拾。試想，以蔡總統目前的用人慣例，一些綠營縣市長如果順利連任，再過兩年，如桃園的鄭文燦、台中的林佳龍、屏東的潘孟安等人皆可能相繼棄職赴中央任官。如果選民預知他們不會做完任期，還要不要把這一票投給他們，恐怕就得另作思量了，不是嗎？

令人擔心的是，在這種畸形政治文化沾染下，許多選民對這類安排似乎也習以為常，不以為忤。甚至有些選民會站在政治人物立場，對其「高升」給予祝福；這些，都是缺乏「自主意識」與「民主意識」的扭曲態度。正因如此，台北市長柯文哲目前還在爭取市長連任，許多柯粉的心思已經飛到二○二○總統大選，希望他出征總統；這樣的飛躍想望，豈不錯亂？如果民眾對選舉的關注，只剩下輸贏，而不是如何透過制度推進國家；那麼，台灣的民主如何能不受到政客愚弄？

台灣民主起步甚早，但經過長年的政黨對峙與社會撕裂，政治角力逐漸走向技術取向的爭權奪利，不斷漂離民主的核心信仰。以高雄及台南為例，陳菊和賴清德先前的治理成績堪稱光鮮，但兩人進入府院工作後，後續的地方治理缺乏妥善的安排，甚至遇上一點天災人禍，兩人原來的神話便應聲掉落。可見，兩市施政滿意度跌到吊車尾，與先前的浮誇有關。更嚴重的是，兩人的南二都治理如此不堪，蔡總統卻邀兩人主持中央治國大計，甚至源源不絕引進兩人之幕僚成為政務官員；他們的眼界真能用於治國嗎？他們有限的地方經驗又適於推廣全台嗎？

大選在即，這些「落跑城市」吊榜尾的現象值得警惕，選民不要再當落跑政客的墊腳石。

二年前，桃園市華航空服員罷工事件，起因於空服員抗議公司片面變更勞動條件，從5月中旬的罷工前協商、6月中旬華航請求桃園市政府依職權交付仲裁被拒，到21日空服員投票通過罷工，並在二天後政治性選擇隔天、也就是甫上任蔡總統首次出國訪問之日，無預警啟動罷工。

華航是政府掌握控制權的上市公司，執政者、董事、經營者幾乎沒有持股，而政黨輪替對原先管理團隊的職位有著嚴重的影響，也因為輕忽未能處理好此次罷工爭議。而蔡總統在出國當日表達「若非忍無可忍，哪有空服員會走向罷工」，以及桃園機場因罷工產生紛亂情況，當晚新任董事長就全盤接受罷工者七點要求；但是一年過後，被空服員工會批評有五項沒有依承諾執行，也質疑蔡總統是否還願意站在她們這一邊。

當時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華航不應以追求利潤為目的，飛安、服務品質和員工的照顧才是重點。然而，鄭市長的說法引發華航小股東不滿，小股東認為上述的言論似有背離華航是一家上市公司的立場。

當時華航空服員罷工才二天，不僅讓華航經營成本增加甚多，而且影響超過3萬名旅客的行程安排，也讓華航股價下跌，損及約11萬名投資人的權益。那次事件，參與或涉及之人普遍以政治事件視之，而以政治考量來處理，因而造成「多輸局面」。

反觀今年8月上旬桃園機師職業工會投票通過罷工，但這次政府與華航、長榮公司並沒有任其啟動罷工。桃園市政府、交通部、勞動部、華航、長榮兩家公司董事長與工會代表善意溝通。經過四次的勞資協商，雙方達成共識並簽訂協議，允諾後續待調解事項於一年內進行協商，若有調解事項以外爭議事項，將採合意仲裁方式解決，並朝向團體協約簽訂方式進行，若一年內皆達共識，則三年內不會罷工。

再者，兩家公司董事長也允諾將定期與工會座談，使溝通管道暢通。勞資雙方的協商不能僅考量單邊利益，還要考量對其他、更廣大利害關係人的影響，避免現在維護了自身權益，但傷害公司長期發展，終究會使現在得到的權益逐漸化為烏有。

政府在處理航空公司罷工爭議，應以公司治理的角度出發，而公司治理則是處理所有利害關係人的精細工程。雖然罷工目的是勞工對雇主展現勞工團結及中斷營業的實力，以逼迫雇主進行談判或接受其主張，但航空公司罷工對廣大利害關係人權益有著重大的影響，首先是旅客，無預警罷工，嚴重影響旅客出國、回國權益。對於獨占事業與影響民生、金融穩定的罷工，必須要求須維持公司必要之營運，而航空事業雖非獨占，但無預警罷工，客戶很難轉搭其他航空公司，更無法改搭其他交通工具，因此我們呼籲航空事業的罷工應改成預警式，讓旅客有因應的時間。其次，罷工事件會引起航空公司股價下跌，影響眾多外部股東的權益。

此外，一旦罷工影響眾多旅客、投資人權益，不可能會得到社會的支持。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可考量在一定的狀況下，行使依職權交付仲裁，降低罷工的影響範圍。

更積極而言，旅客與投資人如何確保自身權益？旅客可以拒絕搭乘無預警罷工之航空公司的班機，投資人也拒絕購買罷工之航空公司股票，除保障自身權益之外，亦驅使政府、航空公司勞資雙方以所有利害關係人權益為考量，協商勞動條件，解決罷工爭議。

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自詡為「東廠」的一番言行，民進黨政府從蔡英文、賴清德開始，一路切割，深怕會傷到民進黨在各縣市的選情。不過，即便張天欽辭職下台，民進黨政府官員的仇恨治國、羅織罪名、打壓異己的心態，卻暴露無遺。

張天欽這個人，就是民進黨政府政務官員的典型。張天欽的思維，就是民進黨政府全面執政後的施政綱領。他們心中充滿仇恨、容不得不同意見、眼裡沒有法治、腦中只有封建霸權，所以，他們一朝得勢掌權，只想著要用權勢，迫害整肅他們看不順眼的人或團體。

民進黨陳金德在宜蘭搞的，或許有人認為是單一。陳師孟當上監委唯陳水扁是瞻，其他人都不對的爛樣子，總算引來不少人對民進黨的警覺。如今，張天欽這個促轉會副主委，擺出這種無法無天的嘴臉，台灣人應該可以確認，這就是民進黨政府的樣子。

行政院這個新成立的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成立之前，就飽受各方質疑。從八月廿四日張天欽召開的這一場內部會議，張天欽與幾個研究員的談話內容，我們可以確信，這個打著正義名號的部會，就是民進黨用來整肅異己的工具。

依照張天欽和某些研究員在這場會議上的發言，我們可以很明白的了解到，民進黨政府任命的這些所謂官員，居然毫不掩飾的自詡他們就是專門羅織罪名的「東廠」，要用各種方式，打殺異己，一心護主，無法無天的把促轉會當成是選情操作中心，要用各種違法的抹黑、栽贓手法，打擊國民黨提名的新北市長候選人侯友宜。

要不是有人把促轉會這場會議的內容曝光，我們懷疑，張天欽這惡劣的傢伙，還可能和其他一些所謂的研究員，謀畫抹黑攻訐台灣其他縣市非民進黨籍候選人，給自己同志的掌政之路，搬開石頭。

很明顯的，張天欽的辭職，已不足以消弭國人對促轉會的疑懼。因為張天欽和會內一些研究員臭氣相通的言論，已經把促轉會型塑為一個整肅異己的機關，它追求的不是正義，而是在宣洩仇恨，滿足報復感。

這些人想方設法的，不是要透過政治清查，還給過去受不公平對待者的公道，而是要透過所謂的「除垢法」，要清算他們所謂的「加害人」。這也就是說，他們這一群無法無天、滿懷仇恨的傢伙，已經把清算的箭頭，指向所有曾經接觸過民進黨同路人案件的公務人員。

促轉會這批人可以自詡為「東廠」，但他們不要電影看太多，還自以為擁有血滴子，可以見異己就殺。台灣還是一個法治的社會，人民的選票比他們的血滴子還厲害。

當前，張天欽和促轉會某些成員介入選舉的行為，已經有違反選罷法等法律之嫌，我們籲請檢察機關主動分案偵辦，還社會一個公道。

促轉會副主委張天欽在內部會議中，點名侯友宜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並□「這個如果沒有操作，很可惜！」著實令人驚訝！痛心！

本事件有三點殊值探究：

首先，蔡政府成立的「促轉會」目的與宗旨究竟何在？真如政府冠冕堂皇所言都是為了轉型、伸張正義嗎？抑或為了謀一黨之私目的？還是為了解構國民黨在台灣對國家貢獻的歷史？畢竟促轉會成員皆為政治任命，自然必須肩負政治使命，稱為「鬥爭機關」亦不為過，經此事件，公信力盡失，還有存在意義嗎？

其次，張前副主委如此針對性（國民黨新北市候選人）大膽行徑，其背後究竟有無高人指點或授意，以及是否還有之前或未來準備設定「政治清算陰謀」事件等，都應該詳實查明後，給人民一個清楚的交代。

最後，促轉會副研究員吳佩蓉挺身而出揭露副主委的不當言行，對於她所表現出的道德勇氣，相信國人和社會都願意給予高度肯定與感佩，因為她所揭發的才是「轉型正義最惡劣的例子」，不是嗎？

蔡政府上台以來，無論在內政、外交和兩岸事務的推動，口號都喊得正義凜然，實際上有達到國家進步、社會和諧和人民安康的目標嗎？期盼政府莫忘初衷，無私地為國為民打拚。

據報載，今年底的公投及九合一公職人員選舉，中選會已確定採二階段領票投票方式，筆者認為此決定將成為左右公投案是否過關的關鍵程序問題，中選會如此之領票設計，一定會因部分民眾未領取公投票而影響公投案的投票率。

依據前幾次公投綁大選結果顯示，公職選舉總投票數遠高於當次公投案總投票數三百多萬票，或許其中有部分投票人是拒領公投票，但是合理推論在公投議題、公投運作均未成為台灣人民投票習慣前，一定有大多數人是不知道要領公投票，或是根本不知公投議案就不領公投票。畢竟當投票人可以選擇要不要領公投票，一定會有人選擇不拿；這與選務人員主動一次交付含公投票的所有選票，投票人卻選擇不投，仍有不同，因為一般而言拿到公投票要下一個不去投票的決定，會比選擇不領公投票的決定來得困難。

今年十一月廿四日公投綁大選，將是公投法修正後，第一次舉行的公民投票，中選會的立場，理應將鼓勵人民參與公投此一目的，優先於選務方便的手段考量，亦即只要在可能推動的合理選務工作前提下，盡可能的鼓勵或是便於人民參與公投程序；若是以達成此目的為前提，實在不宜以各種選務不便為理由，選擇降低投票率的兩階段領票方式。而應該以如何盡可能讓人民參與公投程序為考量，採取一階段領票方式，鼓勵人民對公投議案表示意見，才不會因選務考量的程序問題，實質影響了公投案是否成立。

中選會職掌公投的執行程序，應以如何落實修正後公民投票法的立法精神，培養人民以公投表達政治意見的民主素養，為其執行目標及最高指導原則，而並非只有考慮選務方便，卻坐視可能影響百萬計的投票率而不顧。

若中選會仍一意孤行，堅持採取二階段領投票，我只能說，中選會一直以鳥籠公投的心態打假球，其實並不希望任何公投案跨過四九○萬同意票的門檻，這樣的中選會，如何值得人民信任及尊敬？

公投法修正後的公投案，可望在年底九合一選舉合併舉行投票；這個鳥籠雖然打開了，但中選會依然有能力左右公投結果。

因為中選會有權決定，哪些公投案最後能正式成案，以及公投時間、要不要合併大選舉行，或是投、開票程序，每一個環結，都對公投案造成極大影響。

過去綠營政治人物經常批評公投法，主要是公投案能否成案的關鍵，必須先經過「公投審議委員會」這一關；如今，中選會卻是取代這個角色，對公投命題與內容展開實質審議。

例如，禁掛五星旗、超徵稅收還財於民、廢除促轉條例與年金改革相關法案的公投提案，最後因未限期補正而被駁回，無法成案。至於為何要補正，或是補正後仍未通過的理由，連領銜提案人也不知道答案。

即便勉強進入第二階段公投連署，甚至達到門檻，能否成案同樣是未知數。中選會日前特別指示各戶政事務所成立「大量抄寫判定小組」，隨後這幾天就傳出國民黨提的公投案有六成連署書屬於大量抄寫的情況；縱使核對連署書是中選會、戶政事務所的職責所在，但如何認定卻是流於自由心證。

此外，受制於中選會和戶政機關人力有限，公投連署書只能一案一審核對清查，無法同時受理，但部分公投案是同時送達，如何安排順序也是重點，因為審查快慢，關係到會不會超過公告期限。

根據公投法規定，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是九合一選舉投票日，只要在選舉前一個月完成公告手續、連署查對，公投就可合併舉行。換言之，若審查作業不及，導致無法和年底選舉合併投票，勢必單獨舉行公投，屆時投票率將大幅降低，過關希望渺茫。

另方面，中選會邀集各地選委會討論後，決定投票時，選民先領九合一選票、投票後，再領公投票、投票，也就是二階段投票；然而，如此投票流程的設計，也會影響到公投案的領票率。

況且按照中選會目前收件，最多將有十項公投案，等於會有十張選票，領票順序如何決定都會左右最後開票結果。

由於許多公投案的發動，首要目的是要帶動相關選情，其次才是公投本身的命題，導致朝野攻防、各自算計。特別是這次由國民黨發起的公投案就有三案，為避免對年底選情造成衝擊、阻礙民進黨施政目標，這些公投案的處理過程，已成為各方相互角力的場域。

因此，就算是少了公投審議委員會，在缺乏明確遊戲規則下，公投鳥籠只是變隱形而已。

二○一九年首屆東亞青年運動會原訂在台中舉行，卻因東奧正名公投的影響，被迫取消主辦權。為此台中市長林佳龍宣布，將舉辦首屆亞太青年運動會。無獨有偶，高雄市長參選人陳其邁也表示，若當選將爭取二○三○年亞運主辦權。

台灣這幾年經濟不振，從中央到地方都在喊窮，但首長們對於舉辦國際體育賽事，非常積極。如二○○九年高雄世運、二○一七年台北世大運等，都是錢坑，但基於讓台灣被世界看見的冠冕堂皇理由，都列入首長們的政績，大肆宣傳。以世大運而言，國際媒體並無大量宣傳，二個星期的大拜拜，除一百多個國家的大學選手們看到台北市之外，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看到台灣？這些耗費的資源只為政治人物累積了宣傳及政績，做為日後仕途及選戰的資糧。

世大運裡，台灣的體育英雄帶回了廿六金卅四銀卅銅共九十面獎牌，成績優異，大家也非常欣喜，但不要沖昏了頭，因為有些得獎項目是主辦國的選項，並非奧運正式項目，而且其他國家許多強勁的對手並未參賽。當然也有不少獎項含金量很高，例如田徑、標槍、舉重等，都破了全國、大會，甚至亞運紀錄。然而對比主辦世大運所耗費的金錢，倒不如將經費用在基層體能教育的推廣以及支持選手教練的專業培訓，讓他們為台灣爭光，還比較實際。

舉辦體育賽事拖垮財政在國際上時有耳聞，二○○四年的希臘雅典就是一個例子。加拿大蒙特婁為了一九七六年奧運，欠下廿七億美元債務（超支一二五○％），花了卅年才還清。舉辦一九九二年奧運會的西班牙巴塞隆納，留下了六十一億債務。

英國南安普頓大學研究顯示，在一九七六到二○一二年，舉辦奧運會的城市平均超支二百％。舉辦體育賽事已不是榮耀而是負擔，因此很多城市受限於財政及民意，紛紛打退堂鼓；如一九八二年哥倫比亞因國內情勢，決定要將資金用在社會發展上，放棄一九八六年世界盃的主辦權。一九八九年，印度由於技術和資金方面的困難，放棄一九九○年第二屆亞洲冬季運動會。二○一四年越南因為預算過高，加上八成以上民眾並不支持，放棄了二○一九年亞運主辦權。二○一六年美國波士頓也宣布放棄申辦二○二四年夏季奧運會。

越來越多城市認為，與其花巨資主辦體育賽事，把錢花在刀口上更符合民眾期待。然而我們的主政者卻還在為這些好大喜功、勞民傷財「政績」而沾沾自喜。特別是如台中市所謂的亞太青年運動會，在國際完全沒有地位，不會有其他國家好手參加，到時金牌全是自己人拿，除自己高興以外，有何意義？

一個城市的偉大，在於其歷史內涵、文化深度、創新創意、市民涵養，必需有長遠規畫及系統化發展。要增加台灣能見度，也不是靠眩目活動，而是要先擁有實力，國富民強後才能真正在國際上發光。與其舉辦這種美其名「增加台灣能見度」的體育大拜拜，還不如好好規畫，選定國人適合項目，將預算投入選手培育及照顧，讓他們在各種國際賽事中爭取佳績，這樣更能凝聚國民向心力，並將台灣帶上世界舞台。

作者按：民國九十六年七月，沈君山先生第三次中風，情況危殆，當時的聯合報總主筆黃年先生，著筆者預寫一篇社論，以備「萬一之需」。沈氏生命力強旺，在沉睡中前後支撐了十一年之久。如今大去，對他個人來說或許是一種解脫，但今日刊布此文，標題、內文竟可一字不易，這對兩岸關係的發展，以及台灣民主政治的進程，有何種意義和啟示？能不令人沉思感嘆！

沈君山先生走了。他出身世家，除了晚年的病痛，一輩子過著「公子」的生活，從建中、台大而留美，獲名校博士；在學界做過國立清華大學校長，在政界做過行政院政務委員；又浸淫於橋棋，出入於文藝；事業超乎常人，聲名顯於社會。這樣的一生，還會有什麼遺憾？

了解他的朋友，以及讀過他的文章、他的書的人，皆知他是有遺憾的。這遺憾是：但悲不見兩岸同。至少應是：但悲不見兩岸通。

中國文化給知識分子下的定義、課的責任，是先天下之憂而憂，是聲聲入耳、事事關心。祖籍浙江的沈君山，少年來台，成年後的生活和事業都在台灣。他憂心台灣的安危，關切大陸的變遷。他願見大陸的改革及發展有益於台灣，更盼望台灣的民主自由能砥礪並影響大陸。他懷著這樣的「使命感」，為了兩岸間事，苦思焦慮，盡心奔走，直到中風。

一九七○年日本侵占釣魚台，引發留美學生的保釣愛國運動，也改變了沈君山的人生觀和人生歷程。他在四十初度之年，值台灣退出聯合國之際，毅然辭去普渡大學的終身教職，返台效力，決定以「兩岸關係和族群融合」為努力方向，並提出「革新保台，志願統一」的主張。台灣不革新，就難以自保；兩岸若統一，須出於自願。在三十多年前的台灣，說這樣的話，不僅要智慧，也要勇氣。

台灣如何革新？首在民主化。當時「黨外」勢力漸起，與當政者針鋒相對。稍有不慎，易生意外。沈君山的學養、性格和立場，被各方屬意為溝通協調的橋樑人選。他處理了「海外黑名單」問題，並全力協助「美麗島家屬」；台灣三大政治血案—林宅案、陳文成案和江南案，沈君山參與了前兩個的善後，而且受到信賴。台灣後來的解嚴與開放黨禁，沈君山的努力應記上一筆。

至於兩岸關係，沈君山一向主張，既要顧及大陸的立場，尤應維護台灣的利益。本著這樣的原則，他奇蹟性的創造了「中華—台北」的奧會模式。以後台灣參加各種國際活動，也都循此方式進行。後人沿用它或覺無甚出奇，但一讀沈君山的回憶錄，就知他在折衝過程中花費了多少心力，克服了多少困難。

沈君山不以在外圍與大陸游擊式接觸為滿足，他要尋找兩岸制度的和解之道。除了早期的「革新保台，志願統一」，以及後來參與制訂《國家統一綱領》，他還陸續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治」（鄧小平後來提出「一國兩制」）、「一屋兩室，各持門匙」、「一個國家，兩個政府」等各種嘗試方案。

沈君山最重要的「兩岸事業」，是一九九○年後的兩年內，以個人身分，到大陸三晤江澤民，每次都談數小時。他反覆說明台灣目前不能接受統一的原因，及台灣必須要有自主空間的理由。他還為雙方提出各種設計構想，如「一而後統」、「統一『中』」——先求一個中國，其他問題留待以後解決。沈君山並直告江澤民：「台灣希望現在統一的人不多。」這可能是對岸最不願聽到但必須聽到的一句話。

江澤民指責台灣的國統綱領要以三民主義統一中國，沈君山駁正他，是「以自由、民主、均富統一中國」。顯而易見，沈君山希望台灣人民生活在這樣的標準下，也希望大陸人民生活在同樣的標準下。沈君山甚愛台灣，但並非不愛大陸。他正因愛台灣，所以要愛大陸。

今之政客，每要檢驗別人是否「血統純正」，是否「愛台灣」；看看今天那些唯己利、黨利是尚的人，那些視民眾福祉和國家前途為草芥的人，他們會比「外省人」沈君山更愛台灣？甚至在中風後，沈君山出版自傳《浮生後記》，還加上一個看來風馬牛的副題「一而不統」。他這一輩子都忘不了台灣和兩岸，垂老重病，仍念茲在茲。

沈君山期望台灣民主化，等到的卻是民粹化；他也祝望大陸自由化，等到的卻是更嚴密的控制化。至於兩岸關係，尤見漸行漸遠；一方是「獨立公投」，一方是「反分裂國家法」。病中的沈君山，心情惆悵可知，意興蕭索可知。他走了，不也算是解脫？

沈君山走了。革新保台，這一句彷彿來自幽遠的叮嚀，仍然散發著與時推移的新意，並未隨著沈君山的退場而消逝！